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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三言二拍”作为明代著名的话本小说集，在中国通俗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有近1/5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展现了西周、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等朝代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及其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这为我们探究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了解民族文化融合过程等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也为我们进一步探索民族文化嫁接后的作品表象形态，更好地走进少数民族文化核心提供了可能。

　　时代的巨变往往在思想界率先露出端倪，并显现以文学形式。“三言二拍”大约成书于明朝天启崇祯年间，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旧王朝即将衰亡，新的社会因素不断产生。这时的士人或力挽狂澜，期望以思想救世；或潜心于学，希冀经世致用；或寄情于山水，放浪形骸。冯梦龙、凌濛初则及时把握了时代的机遇，自觉地肩负起传承传统文化与传递社会文明之责，用自己独特的艺术智慧和充满生命张力的笔墨，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文学经典——“三言二拍”，其内容之丰富，无论从文化、经济、民俗、宗教、社会、法律、民族等哪一角度去探讨，都颇具研究价值。然“三言二拍”所呈现的精彩少数民族文化，目前尚未受到学界的特别关注，为此，本文拟从民俗学角度切入，在解读“三言二拍”少数民族民俗学描写及其所展示的民俗事项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少数民族民俗特色与审美追求，发掘民俗事项的文化内涵及其深层次寄托。

一、喜闻乐见的生活智慧

历史纷繁芜杂，最能打动后人的，往往是真善美。少数民族的许多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脍炙人口，刘三姐、阿凡提、阿诗玛等人物形象，老百姓都耳熟能详，并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源头，不断被新潮的艺术形式所演绎。文学是真善美的使者，给予读者的是取之不尽的人生智慧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特殊的生活经历，让冯、凌二氏有机会大量接触底层百姓，亲身体验生活中的民间智慧和苦中作乐的生活情趣，大量的民间传说与故事成了他们创作的原始素材，其中不乏少数民族的内容。“三言二拍”的不少篇章就是取材自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作品人物十分传神，故事也是山路十八湾，湾湾有美景。

　　如《初刻拍案惊奇》卷3《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的入话故事，即出自汉代东方朔的神话志怪集《海内十洲记》。西胡月支遣使者向汉武帝敬献猛兽，该兽“形如五六十日新生的小狗”，很不起眼，“武帝见他生得猥琐”，颇为轻视，不料当“此兽舐唇摇首一会，猛发一声，便如平地上起一个霹雳，两目闪烁，放出两道电光来。武帝登时颠出亢金椅子，急掩两耳，颤一个不住”；“武帝不悦，即传旨意，教把此兽付上林苑中，待群虎食之”，然“群虎一见，皆缩做一堆，双膝跪倒”；闻奏，“武帝愈怒，要杀此兽。明日连使者与猛兽皆不见了”。

　　“弱为强所制，不在形巨细”。天地间一物必有一制，夸不得高，恃不得强。小兽身材虽小，却傲视群虎。用小兽暗喻西胡月支与明朝之间的关系，韵味深长。历史记载，明朝末期，许多少数民族已逐渐脱离明朝，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明朝的疆域也由前期的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缩小到后期的约六百万平方公里。

　　西胡月支虽已消失，其点滴的生活智慧，还是通过作家的妙笔汇入了中华文明的大河之中，源远流长。

　　番国即渤海国，是唐朝时期以靺鞨族为主体建立的东北地区地方民族政权，公元713年唐廷遣使册封，公元926年为辽国所灭。渤海国曾经富裕过，也孕育了辉煌的民族文化，因此在对外交往中，难免也会有展示自我文化之举。来源于民间故事的《警世通言》卷9《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中就有这样的描述：“番使赍国书到”，满唐朝官员无一人能解，泱泱大国面子即将无存。幸经李白“将唐音译出，选读如流”，并依样修回书一封，震慑了番国的挑衅。番国从此甘拜下风，对唐俯首称臣。于此，李白的超绝才情跃然纸上，后人传颂至今。番国“以书试强”虽以尴尬告终，然番使见机行事的做法，还是展现了大丈夫能伸能屈的处世谋略。碰撞擦出智慧火花，交流利于民族融合。

　　兵强马壮，还须装备精良，好武器是决胜沙场的重要条件之一。“神臂弓”，又称神臂弩，这是冷兵器时代单兵武器的一座高峰。《梦溪笔谈》《容斋随笔》《宋史》《阅微草堂笔记》等均有载。《宋史·兵志》载：(此)弓身长三尺三，弦长二尺五，射程远达二百四十余步(亦称三百四十余步)，入榆木半笴。《醒世恒言》卷31《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写到：宋代两川节度使郑信，发迹前下古井娶神女为妻，并得金人神臂弓制法，而后将神臂弓传诸华夏，最终建功立业。作品中的主人公郑信借助神臂弓累立战功，“十余年间，直做到两川节度使之职”。后“金兵入寇不已，各郡县俱仿神臂弓之制，多能杀贼。到徽、钦北狩，康王渡江，为金兵所追，忽见空中有金甲神人，率领神兵，以神臂弓射贼，贼兵始退”。足见，神臂弓威力之猛。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载：“宋代有神臂弓，实巨弩也”，“宋军拒金，多倚此为器。军法不得遗失一具，或败不能携，则宁碎之，防敌得其机轮仿制也”。血腥的战争对智慧的渴望甚于和平年代，宋军如此严守神臂弓的秘密，应是与它的特殊制作工艺有关。神臂弓乃党项羌人发明的，其制作工艺已失传，但借助史料记载及文学作品，诸如“神臂弓”“神机箭”等一些闪烁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芒仍然十分耀眼。

　　围棋是中华智慧的象征。在宋代，古代围棋第一次达到高峰。据祝穆《方舆胜览》记载，辽国人(以契丹族为主)自古喜爱围棋，曾风行一时，高手不少，还流传过辽宋男女棋手因棋结缘的佳话。《二刻拍案惊奇》卷2《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这样渲染辽国下棋蔚然成风：“辽国最好的是围棋。若有第一等高棋，称国手，便要遣进南朝，请人比试。”无论是王侯还是贫民百姓皆爱围棋，平等较技，享受下棋的乐趣；即便是围观，亦指指点点，笑态可掬。宋人周国能和辽女妙观喜结连理的故事，更是这段历史的形象生动记录。宋围棋无敌高手周国能，为了能够娶到志同道合的佳偶，遍游天下，终遇年少貌美的辽国围棋第一女国手妙观，由此演绎了一出爱情与围棋齐飞的人间美剧。

　　围棋风云乍起，变化无穷，人间智慧尽在其中。短短的一篇小说，既有以棋为媒的爱情故事，又让人感受到曾经的围棋盛况，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智慧。

　　荷马认为，智慧是审时度势之后再择机行事。南宋时期，民族矛盾尖锐，贵州安庄地僻近蜀，长期处于“无政府”管理状态，仅由几个长老把持场面，朝庭官员前往就任，常常“九死一生”。如果是聪明的官员，结局又是如何？《喻世明言》卷19《杨谦之客舫遇侠僧》写到：南宋初年浙江人杨谦之被授为贵州安庄县令。安庄县地域复杂，蛮僚(古时对西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交错，“人好蛊毒战斗”，“事鬼信神，俗尚妖法，产多金银、珠翠、珍宝”，当地百姓对待宋朝廷派来的县令，会以奇异的法术试探其能力。县令若输了，说明技不如人，则可能性命难保；若赢了，说明其智慧胜过当地智者，百姓则用当地传统习俗礼待之。这种以奇术试探外来官员的民间习俗，引人入胜，妙趣横生。聪明的杨谦之在这场朝野对峙的“智力竞赛”中终于冲关成功。当地百姓便俯首参拜，“备羊酒缎匹，每人一百两银子，共有二千余两，送入县里来”。

　　不同的生活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族群文化，而生活智慧作为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具有普世价值。作者于此浓妆淡抹，其文学视野如千里草原，宽阔辽远。

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

民俗文化包罗万象，内涵丰富。它是民族群体文化心理和文化特质的共同体现，不同的作家有着不同程度的民俗学意识和倾向。“三言二拍”以其独特的视角表现了少数民族的胆识与智慧，同时也为我们呈现了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

　　服饰是民俗风情中最常见、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它直观地折射出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文化特征。服饰文化历史悠久、绚丽多姿，它与文学艺术的关系犹如鱼和水，透过文学作品中的服饰描写，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进程以及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三言二拍”作为明代通俗小说的代表作，对人物的服饰情有独钟，且描绘栩栩如生，仿佛就在眼前。由此，塑造了丰富的人物形象，也揭示了不同时代的服饰文化和艺术特征，为人们研究明代和明代之前的服饰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其中，少数民族服饰历来以色彩丰富、款式繁多、装饰独特、质地淳朴而著称。“三言二拍”以汉族士人独特的视野，描绘少数民族异域服饰风貌，别有一番风味。

　　《喻世明言》卷24《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写到：燕山虽居北地，也闹元宵。街上“未闻鼓乐喧天，只听胡笳聒耳”，但见行人“小番鬓边挑大蒜，岐婆头上带生葱”。长期生活在东京的杨思温，看到少数民族这种就地取材的头饰装扮，甚觉怪异；而当他在昊天寺前遇到了一妇人，“轻盈体态，秋水精神。四珠环胜内家妆，一字冠成宫里样。未改宣和妆束，犹存帝里风流”，又有了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因为“这妇人打扮，好似东京人”。燕山的少数民族服饰既保留了当地的民俗风情，也渗透了汉文化元素。作品廖廖数语就道出了服饰文化的多样性和互动交融的发展趋势。

　　

　　亮丽的服饰总是与欢庆的节日相形相随。岁时节日记载了我们祖先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反映了民众张弛有度、应时而作的生活节律，折射出人们的精神期盼和生活愿景。美好的事物“传染性”总是特别强。历经时间的积淀，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也成了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喜爱的传统节日，虽然形式各异，但一样传达出人们追求美好事物的心理。

　　《初刻拍案惊奇》卷9《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中“自二月末至清明后方罢”的“秋千会”就是蒙汉文化碰撞的结晶；而《警世通言》卷23《乐小舍拼生觅偶》《初刻拍案惊奇》卷7《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喻世明言》之《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等作品所描绘的传统节日场面，或表现南宋时期汉金官民钱塘观潮、吟诗赏月，共度中秋佳节的祥和融洽的欢乐场面；或表现唐、宋时期少数民族欢度元宵节的盛况，热闹非凡。相关史料也显示，许多少数民族原本并没有元宵观灯之俗，汉代传入后，也成了具有各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汉代长期以来的传统岁时风俗，不仅被金代汉人沿袭下来，而且多为女真人所接受，实际上已经成为金代各族人们生活中共有的风俗”。少数民族的中秋、元宵节虽然不如东京的精致华美，却自然中见淳厚。

　　“生命在于内心的丰盛，而不在于外在的拥有”。少数民族不奢华却独具个性的节日习俗，同样洋溢着惬意的快乐和内心的愉悦。此外，“三言二拍”还以灵动的色彩绘就了一幅幅端午节、七夕节等传统节日的生活画卷，呈现了丰富的人文文化和风俗民情。可以说，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互鉴融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也给了冯、凌二氏这样杰出作家的文学创作以丰富的滋养。

　　中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各地区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因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婚丧礼俗，寄托着人生的美好愿望和期盼。冯凌二氏在实地采风中，不但被独特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所吸引，而且还察觉到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细节与变化。“三言二拍”有一半以上的篇目涉及婚丧习俗，其中不乏描写我国少数民族独特的婚丧礼俗场面。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讲述了一个元大德年间蒙古人和色目人的爱恨别离故事。枢密院同佥帖木儿不花的公子拜住偶遇并爱上宣徽院使孛罗的女儿速哥失里。为了考察、选择女婿，色目人孛罗两次出题试拜住，拜住才思敏捷，即席赋成。“宣徽看见词翰两工，心下已喜，及读到末句，晓得是见景生情，暗藏着求婚之意。不觉拍案大叫”，当即认婿。孛罗以才学为重择婿，与汉族颇为相似。

　　

　　

　　民间信仰是民俗文化大厦的重要构件，它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和心灵图景。无论是祭祀活动，还是巫术法术，皆根植于本民族的生活情境和生活方式。“三言二拍”关于民间信仰的内容较多，主要是宣扬积善行德、善恶因果等道德理想。

　　

　　《初刻拍案惊奇》卷30《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是“三言二拍”中为数不多的以少数民族为主人公的作品。该作品的原型人物是唐代中期军阀王士真，王士真是契丹怒皆部人，唐朝成德军节度使，后进位检校司空。作品中的王士真，生性残暴，前世在经商路上为李参军所害，转世后一见到李就没来由地欲杀之而后快。作品主要是借用王士真的身份(唯有节度使的身份才能想杀人就杀人)来实现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说教，意在劝人为善，但人为的杀戮、冤冤相报等场面的过度渲染却已背离了民间信仰的真正内涵，说明作家在民间信仰的认知上还存在局限性。

　　“三言二拍”描写神灵故事，认同民俗信仰的作品为数不少，这是否意味着作者有鼓舌迷信之嫌？从民俗学的角度上看，民俗信仰是人类社会特定阶段的产物，反映了民众的世界观，它往往与保护生存环境、祈求人生幸福等美好愿望互为一体，内含利于民众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等积极因素，即使在今天，这些积极因素仍可以加以研究或恰当运用。冯、凌二氏，一个为书籍编纂高手，一个是雕版印书家，自然深谙读者的心理，所以恰到好处地引用大众所乐意接受的民间信仰内容，既体现了作家的创作思想，也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可谓并蒂开花、一箭双雕。

三、独具一格的女性风采

对女性地位的肯定和尊重，各民族间存在差异。而伟大的文学家往往会跨越族群的界线，去找寻并发现属于人类共同追求的美好愿景。明代社会受资本主义萌芽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封建礼教的壁垒悄然风化，女性自主意识开始觉醒，出现了一些追求婚恋自由等蕴含现代意识的女性。社会进步和文明成长同样在少数民族地区留下印迹。这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婚姻自由的向往是“三言二拍”最鲜明的主题之一。冯梦龙在《情史·龙子犹序》中明确指出：“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三言二拍”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不论贵族、市井，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她们大胆、果决、热情、执着，有主见有个性，《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的速哥失里与拜住墙头马上一见钟情，当父母嫌贫爱富欲悔婚时，速哥失里竭力反抗无效后，不惜以死抗争；意外复活后，心甘情愿与拜住过着清贫从容、你敬我爱的快乐生活。速哥失里用自己的执着、真挚的情感，赢得了爱情，并最终实现了建立在真情基础上的幸福婚姻。速哥失里的形象塑造并非个案，凌濛初应该是借助速哥失里这个少数民族女性的经历抒写出所有女性的心声。

　　“三言二拍”充分地体现了冯、凌二氏的文学创作思想。作者巧妙借用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和民俗风情，大胆突破世俗的伦理观，倡导男女平等，为妇女鸣不平，为妇女唱赞歌。这是明末社会思想活跃进步和作者阅历丰富等多种力量共振的结果。

　　“三言二拍”能够代代相传，其思想、艺术价值非真金亦白银。于同一时代的作家而言，冯、凌二氏无疑是进步的。“三言二拍”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上、不同地域少数民族文化的整体认知。尽管以少数民族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作品不多，多数情况下只是碎片化的描写，仅作为一个场面、片段或故事的背景出现，甚至也出现一些以儒家民族观为主体的歧视性描述等，但这并未削弱它的重要性和丰富的内涵。纵观相关作品，从时间上看，上至西周，下至明代；从地域上看，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所有少数民族的生活区域；从群族上看，既涉及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如匈奴、女真等，也表现了历史上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已经边缘化或已与其他民族融合了的少数民族，如西胡月支等。这为我们研究古代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等留下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它有厚重灿烂的历史，也会有似锦的前程。冯、凌二氏以开放与包容的思想审视少数民族文化，客观地描绘了民族融合中的云卷云舒，既凸显少数民族的优秀民俗文化，也不避讳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差异和冲突；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又时常以民间故事、民俗风情来画龙点睛，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懂人性，接地气，体现了杰出作家的才情与睿智，折射出作者渴望国家统一和民族文化融合的情怀。正是冯、凌二氏这种民俗文化的自为或自觉，以及“三言二拍”跨族群、跨文化的文学特征，让我们领略到多姿多彩的传统民俗文化，会意了作家的思想情感，感受到民俗文化与文学作品交相辉映的魅力，了解了民俗文化传承的力量和源泉；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探索民族文化嫁接后的作品表象形态，更好地走进少数民族文化核心提供了可能。

　　注释：

　　② [明]冯梦龙《警世通言》，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③ [明]冯梦龙《醒世恒言》(上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590-592页。

　　④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页。

　　

　　

　　⑨ 宋德金、史金波《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