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光以来，京戏在华夏备受推崇，誉为国剧，于今仍有沉迷于斯者，虽年长，且众。

　　观戏读史，京戏号称二百年，其发迹乃始自晚清皇室之宠爱，尤以慈禧太后老佛爷之偏爱为甚。然京戏之发达，与近代中国之国运，几成逆势生长之态。没什么可骄傲的了，有国剧可拿来炫耀，抚慰众生，麻醉自己。自清末、北洋、民国，至共和国，政权几度更迭，人间几度沧桑，京戏却能屹立不倒，时不时还大展雄风，真可谓吾国之宝贝。

　　国剧，非贩夫走卒所能名，单凭文人雅士就能叫得响。国剧之得名，之风行于天下，非上有所好不可。皇上喜好的，难道不是国之所爱？

　　慈禧当年与咸丰帝逃到热河，不到一年的时间，就陪着咸丰帝看了三百多出戏，直到咸丰帝病入膏肓。据史料记载，这期间光到避暑山庄出演的内府伶人和外学艺人就多达两百多人（参见丁汝芹《清代内廷演戏史话》所引升平署档案）。

　　说起来，老佛爷之所以能上位，是把陪着咸丰帝听戏当成争宠的重要手段才上了路的。耳濡目染之中，她也渐渐喜好上了咸丰帝最爱的西皮二黄唱腔，以其聪明才智，三两下就成了懂戏的内行。据《菊部丛谭》载：“慈禧太后工书画，知音律，偿命老伶工及知音律者编《四面观音》等曲，太后于词句有所增损。”

　　从热河行宫回到北京，昔日的懿贵妃成了慈禧太后。一朝大权在手，她先把自己的住处挪到有戏台子的长春宫，便于起居之中抬眼就能看戏，就像现代人打开电视一样方便。

　　老佛爷爱戏，紫禁城里的太监们便学戏成风。李莲英在南府老太监的调教下学了几年的戏，文武昆乱皆能独挡，出演小生戏更是号称宫里第一人。由于戏唱得好，人又圆滑，慈禧太后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惯会见风使舵的小太监。

　　老佛爷捧角，常常赏赐伶人一点东西。

　　有一次，她看完杨小楼的戏后，指着满桌子的糕点说：“这些赐给你，带回去吧！”杨小楼叩头谢恩。他不想要糕点，瞅着老佛爷心情好，便大着胆子说：“叩谢老佛爷，这些贵重之物，奴才不敢领取，请另外赐点……”，“要什么？”慈禧发话。杨小楼又叩头说：“老佛爷洪福齐天，不知可否赐个‘字给奴才？”慈禧听了，一时高兴，让太监捧来笔墨纸砚，大笔一挥，写了一个“福”字。杨小楼接过来一看，这字写错了，“福”字是‘示旁，不是‘衣旁啊。这字若拿回去，必遭人议论，岂非欺君之罪？不拿回去也不好，老佛爷一怒就会要了自己的小命。他要也不是，不要也不是，急得直冒冷汗，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慈禧也觉得挺不好意思，既不想让杨小楼拿走错字，又不好意思再要过来。旁边的李莲英脑子一动，笑呵呵地说：“老佛爷的福气，比世上任何人都要多出一‘点呀。”杨小楼一听，脑筋转过弯来，连忙叩首道：“老佛爷福多，这万人之上的福，奴才怎敢领取呢！”慈禧听这么一说，急忙顺水推舟，笑着说：“好吧，隔天再赐你吧。”

　　就这样，李莲英为二人解脱了窘境。而在宫里人看来，李莲英之所以得宠，不可一世，一切皆是因为戏唱得好带来的福分。

　　老佛爷爱京戏，迷京戏，从现在故宫里还留有戏台五处可见一斑。这些戏台的名称听起来就吉祥悦耳，畅音阁戏台、漱芳斋重华宫戏台、漱芳斋风雅存戏台、倦勤斋戏台，以及长春宫戏台。此外，颐和园听鹂馆的二戏台本来已经十分奢华，可那年为了老佛爷的六十大寿，德和宫里又建起了一座和紫禁城宁寿宫形制相同的三层大戏楼。

　　老佛爷一生看过多少戏，赏赐过多少名伶，还没人能统计完全。晚清七十年，伶人地位虽低，红角却能出入宫廷，成为内廷供奉，一般人等可望而不可及。

　　老佛爷就是老佛爷，宠起伶人来，那是十分的任性。

　　晚清禁吸鸦片，宫中自然更是禁烟重地，徐慕云在《梨园秘史》中提到，谭鑫培因禁烟无法进宫承差，慈禧听到后哈哈一笑，说：“这件事只好吓吓小百姓，遮遮洋人的耳目，怎么金福他也这样认真了呢？”她居然命令太监速速传谕，让谭吸足鸦片后进宫唱戏，搞得谭受宠不惊，以后便放胆公开抽起鸦片来。慈禧对吸食鸦片的名伶网开一面，在梨园种下了她死后几十年都难以根除的恶果。民国时期，有相当数量的伶人染上抽大烟的习惯，一些名角儿还养成了非吸足鸦片不能登台的“范儿”。

　　懂戏唱戏的朝臣犯事，老佛爷陡然一怒之后，也会法外开恩，收敛杀气。

　　《许传姬七十年见闻录》中有一段故事，讲翰林院出身的内阁学士徐致靖，曾向光绪皇帝推荐启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且在百日维新期间被封为礼部尚书。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与六君子一起被抓，本来名列校场口问斩第一人，但因为他昆曲唱得极好，荣绿一求情，老佛爷便将他改判为“斩监候”。徐逃过一劫，“戊戌七君子”，变成了“六君子”。出狱后，他给自己取了个别字叫“仅叟”，意为六君子血溅校场口，刀下仅存一老翁。

　　说起来，慈禧入宫时还是一个不满十六岁的少女，所受的教育，不过是闺阁垫师教的《女儿经》、《家训篇》，还有一点点唐诗宋词，完全是为了将来为人妻母所备，与军国大事没有一毛关系。也许，《连环套》、《空城计》、《五虎平西》之类的历史剧目，就成了她日后治国理政最早的教辅教材。更也许，京戏在这个有心计，有野心的年轻女子心里，早已不只是娱乐消遣，而是获取更多知识与谋略的一条体面途径。从陪听到主听，从欣赏到受教，兰贵人从一个单纯伴君娱乐的宠妾，一跃而成乾纲独断，大权独揽的西太后，同时也成长为工书画知音律的京戏行家。

　　京戏界人称通天教主的王瑶卿谈到老佛爷，那真是一个佩服：“西太后听戏很精，有时挑眼都挑得很服人。”曾经给慈禧画过像的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在《跟慈禧在一起》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慈禧整天在她的包厢里关注着演出的每一个细节，时时打发太监到台上传诣，对演员的唱念身段提出要求。”

　　老佛爷在艺术上的苛刻与奖赏上的大手笔，为一出喜欢的剧目，三天出手给两位伶人五百多两赏银，极大地促进了当红伶人对表演艺术的精益求精，这是京戏在晚清二十年间迅速升华的一个重要原因。

　　讨老佛爷的欢心，王爷、贝勒、达官贵人们对京戏更是趋之若鹜，捧角玩票者不计其数，就连贵为一国之尊的光绪皇帝也精于皮黄。据朱家潽在《清代乱弹戏在宫中发展的史料》中称，“名鼓师鲍桂山先生说：光绪不只听戏，并且相当内行，喜欢乐器，爱打鼓，尺寸、点子都非常讲究。够得上在场上做活的份。在中南海传差的时候，常把我们这些文武场叫去吹打，专爱打入锣鼓的牌牌曲曲，常打《金山寺》、《铁笼山》、《草上坡》、《回营打围》。”

　　名声显赫的铁帽子王善耆，更是铁杆戏迷一个。《菊部丛谭》中说，“前清宗室中人，常能粉墨登场，一显身手。肃亲王善耆父子，均精音律，且喜在家中时时扮演。”

　　善耆在东交民巷自家府邸成立肃亲王票房，来此活动的大多为皇亲国戚或与大清皇室有些瓜葛的达官贵人。他出资经常请伶界名角过府授艺，自己则专工老生。有一次，善耆粉墨登台，与名伶杨小朵合演《翠屏山》，因其乐于受骂而成为坊间笑谈。

　　据周段简在《梨园往事》所记，戏中“善耆扮石秀，杨扮潘巧云。……当潘巧云峻词斥逐石秀，石秀抗辩不屈，巧云厉声呵道：‘你今天就是王爷，也得给我滚出去！四座观剧者皆相顾失色，杨小朵却仍谈笑自若，扮石秀的肃亲王则乐不可支。”

　　善耆一生嗜好京戏，留下的逸闻趣事多多。

　　宣统二年，各省代表聚集北京想与清廷重臣面晤商议，但此时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朝廷权贵均避之不见，唯有担任民政尚书的善耆将代表们迎进了民政部大厅。会谈一度气氛紧张。忽然间，善耆摘下王帽掷于桌案，接着口喉大开，跳出《天水关》中诸葛亮的一段二黄慢板：“先帝爷在白帝龙归海境，传口诏教老臣常挂在心……”此曲一出，厅内悚然惊诧。善耆唱罢却乐呵呵地说：“诸君莫忧，我们都是好朋友，你们也不说是代表，我也不是王爷，横竖咱们乐一晌就是了。”

　　晚清立宪以失败告终，肃亲王用京戏缓和当时剑拔弩张气氛的一段逸闻，却留传了下来。

　　京戏史上留名的皇室宗亲，名气最大者，当属红豆馆主爱新觉罗·溥侗。红豆馆主是溥侗的号。清末民初，只有那些出身宗室、家庭富有、技艺超群的大家方敢采用“馆主”为号。

　　溥侗票戏，京昆并习，且并非只工一行，而是生、旦、净、末、丑样样皆能，还可以精妙地吹笛子、拉二胡、拨弦子、弹琵琶，上阵司鼓也不输专业。是皇室富豪，又重金礼聘，晚清名角纷至沓来，无不受聘于红豆馆主，他本人又下得苦功，日日操练，故习得梨园十八般武艺。

　　溥侗自幼即在上书房读书，谙熟经史，精于诗文，通晓音律，弱冠之后，在治印与鉴赏文物方面成就不俗。这种人玩起票来，自然非同一般，加之整日切磋于大家之间，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终成剧坛奇葩，享誉菊票两界，百年来，无人能及。

　　红豆馆主前清时已成名，因清规和皇室身份的限制，极少公开登台，除宫廷贵胄梨园名伶们，一般人很难睹其红氍毹上的风采。见过的戏迷说起他来，有如春风吹过，“名贵之气出自天然，尤非寻常所能比拟。”

　　进入民国后，红豆馆主走出王府深宅，悄然现身。他知识渊博，技艺精湛，为人又十分平易谦和，立即成为公认的票界领袖，梨票两界欲请教学艺者络绎不绝。1913年，言菊朋拜红豆馆主为师，成为他在票界收下的第一个徒弟，后来，又收已经小有名气的梨园武生李万春为徒。

　　从民国初年到抗战爆发，他一直在自己组织的阳春社和成乐社说戏授艺，余叔岩、奚啸伯、叶仰曦等百余位名伶票友对其以师礼事之。三十年代初，红豆馆主还在清华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平艺术学校和北京美术学校教授昆曲，其芬芳桃李，数以千计。

　　抗战爆发后，红豆馆主回到北京，世道大变，入不敷出，所幸他擅画兰竹，又精于真草隶篆，遂在荣宝斋挂单字画。后来，迁居上海，一度成为汪伪政权的虚名高官，从此渐渐淡出氍毹。

　　大概就是因为这段晦暗的经历，红豆馆主在后人编撰的中国京剧史中未能占有一席之地，这位在京剧鼎盛时期极有影响力的风云人物，在官史资料中被剔除，或一笔带过。

　　晚年的红豆馆主以研究戏曲音律自乐，不曾再回到故都北京。

　　1952年，卒于上海，葬于苏州灵岩山。

　　老佛爷迷戏，皇室宗亲里就会出戏痴。八国联军攻到了大沽口，紫禁城里还在传达着：“以后遇有旗牌、将军、中军之角应穿厚底靴的穿厚底靴，应穿薄底靴的穿薄底靴”之类无聊的圣旨。

　　所以，有人调侃说，大清不是倒在武昌起义枪声下，而是皮黄的声腔中。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