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建

　　在2014年十月初的那几天里，我站在冬宫、圣保罗教堂和青铜骑士雕像等名胜面前，时常弄不清自己身处何处，列宁格勒？圣彼得堡？还是……彼得格勒？时空叠置，岁月穿行，历史已在悄然的替换中发生着天翻地覆的演变。古往今来，各有领悟。对大部分民众而言，真实的命运看来只能是在岁月同与不同的交错间知晓人生、卷入历史了。

　　从莫斯科乘晚班列车到彼得堡，在舒适的卧铺车上睡一宿就到了，入夜之前还能观赏俄罗斯大地的流动风景：山丘、树林、农舍、溪流，大片不同的秋日色彩组合成诗一般的画面，比以前读的巴乌斯托夫斯基散文更真切动人。次日醒来，用完软卧车上配给的三明治+咖啡早餐，就步入了远隔千里的圣彼得堡。

　　彼得堡在俄罗斯西北部，滨临波罗的海芬兰湾，位于北纬60度，比莫斯科还高了10度。接近这个维度的著名城市还有挪威、瑞典、芬兰和爱沙尼亚的首都奥斯陆、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及塔林。与它们相比，即便以都城之名来做评价，彼得堡也毫不逊色，因为自18世纪起，这里就已是彼得大帝的首都。虽然后来此地位又被莫斯科取代，彼得堡也仍因地缘位势的凸显而被视为俄罗斯的“北方首都”。

　　从彼得堡的纬度再往北一点就进入了北极圈。地理位置造成的特点是冬季漫长，天气寒冷。也许正是以此为标志，使俄国人获得了“北极熊”的别号。记得在小时候，尤其是国内报刊上狠批“苏修”时，就不断听闻人们把苏联叫做“北极熊”。其中的含义既正视了苏联实力的强大，也暗示着对其作为超级大国粗鲁蛮横的形容。不过那时的苏联好像并不以此懊恼而是引以为豪。比如在他们名为《苏维埃进行曲》的歌里就曾唱到：

　　伟大的苏联像东方的巨熊，脚踏着世界的大地！

　　迷途的羔羊漫无目的，苏联巨熊正在出击！

　　我上大学后，在筑城郊外的花溪河畔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夜》，经由小人物Mar和纳斯金卡在彼得堡的爱情夜晚，又使我对北极边缘的俄罗斯产生出梦幻般遐想。

　　多年之后达到彼得堡，发现地理差异果然显著，十月的时节就有了严冬之感。街上的行人穿着冬装，室内到处开了暖气。夜晚在户外行走，只要刮风都得把衣领紧裹起来，不然会让从温带来的我浑身不适。

　　彼得堡早先只是沙皇下令建造的一个边界要塞，功能是扼守涅瓦河口，在北方战争时期主要防范原占有者——波罗的海对岸强国瑞典的袭击，阻止其对这片曾被瑞典语称为“英格尔曼兰”区域的争夺。要塞的奠基时间是1703年，与乾隆皇帝在北京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仿建两座狮子林的时间相当，始创的年代谈不上久远。但建成之后的彼得堡迅速扩展，非但规模不断扩大而且地位一路攀升，时隔不久即由小镇升格为都城，成为了沙俄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在此过程中，宗教扩张也起了重要作用。就在彼得一世下令修建要塞的同时，教会在此兴建东正教堂，并将圣徒彼得定为本地守护者。这样，源于地缘政治、军事防卫和宗教传播多方面的原因，促成了圣彼得堡的诞生与得名。彼得是基督教信仰中的核心代表，相传为耶稣十二门徒之首、基督教会的主要创立者之一，彼得堡的地名因其相称，足见与基督教信仰的深厚渊源。而地名之前再冠以“圣”号标志（St.Peterburg），更体现出对天国的景仰和依托。这样的命名方式令我想起2009年在不列颠访学时了解到的“圣乔治”（St. George）之于英格兰及“圣安德鲁”（St. Andrew）之于苏格兰。后二者都不仅把冠以“圣”称的基督圣徒作为本土的守护神，而且将其作为民族象征，以不同的十字架标志绘制到了各自的国旗里。

　　然而，随着岁月和人世变迁，圣彼得堡的地名也经历了自身难料的一连串更替。先是于19世纪30年代被普希金以诗的方式换成了更俄国化的名字——“彼得格勒”，并在一战期间由沙俄政府正式使用；在20世纪20年代又被夺取政权的苏维埃政府以伟大领袖之名替换为“列宁格勒”，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再后来，当我到达的时候，距这里经市民投票恢复其“圣彼得堡”故称的日子又过去了20多个年头。真可谓同样的地方，甚大的变异！

　　这样，在2014年十月初的那几天里，我站在冬宫、圣保罗教堂和青铜骑士雕像等名胜面前，时常弄不清自己身处何处，列宁格勒？圣彼得堡？还是……彼得格勒？时空叠置，岁月穿行，历史已在悄然的替换中发生着天翻地覆的演变。古往今来，那么多睿智的话语是怎么说来着？希腊名言说“人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汉语则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后来在中国的“文革”流行语录里还盛传过“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领袖豪言。其意何解？各有领悟。对大部分民众而言，真实的命运看来只能是在岁月同与不同的交错间知晓人生、卷入历史了。

　　深究起来，在圣彼得堡经市民投票放弃“列宁格勒”之名而恢复原有故称的后面，其实关联着俄罗斯当今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其中，令我感受最深的是国徽的象征更换以及政府对尼古拉家族的名誉恢复。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亲自参与下，苏维埃政权设计出象征工农团结及多民族联盟的国徽标志。其图案以镰刀榔头为中心、红色的世界地图为背景，周围是麦穗簇拥的五角星，并以多民族文字的口号绶带相环绕，上面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半个多世纪以来，除了绶带的数量与民族文字因加盟国的增减而发生过变化外，此国徽一直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标志使用着，直到1991年俄罗斯与乌克兰等一起宣布退出联盟为止。独立后的俄罗斯很快启用了旧俄时代的双头鹰国徽。徽上的象征已由苏联时代的镰刀榔头改成了双头鹰和屠龙骑士。其中，鹰头上的王冠被认为象征“俄罗斯的统一和主权”，鹰爪紧握的王球和权杖则是“传统的最高权力和权威符号”。整个徽章给人的印象就是两个字：复归。用时尚一点的话讲，则可谓“去苏联化”。

　　俄罗斯新国徽上的骑士形象如果说与英格兰守护神“圣乔治”有所关联的话，彼此的共同点便是源于基督教传说的“乔治屠龙”。不过据说为了表明政府导向的世俗化，今天的俄罗斯官方没有对此予以强调。相反，与“十二月党人广场”上的“青铜骑士”遥相呼应，骑士的形象看来已被当做国家权力象征导向了俄罗斯的世俗统治者。

　　1833年，在题为《青铜骑士》的叙事长诗里，普希金表达了对彼得大帝和彼得堡的颂赞。他描绘说——

　　那里 在寥廓的海波之旁

　　他站着 充满了伟大的思想……

　　一百年过去了 年轻的城

　　成了北国的明珠和奇迹

　　可是在接下来的历史中，彼得堡却爆发了矛头指向沙皇的一连串暴力抗争。先是1825年冬季出现由“十二月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接着在1917年春季发生被称为“二月革命”的大规模暴动，直至沙皇宣布退位，权力移交社会革命党领导的临时政府。再后来，被赶下台的尼古拉二世一家——罗曼诺夫夫妇和他们的孩子离奇失踪。那时正流行革命的“红色恐怖”，内容包括专政机构“契卡”声称的“逮捕和消灭阶级敌人，消灭他们的阶级联盟，消灭他们在革命前所的扮演的角色。”

　　等时光又过去90年，事情再度逆转：2008年，俄罗斯最高法院正式为末代沙皇平反，宣布他的家族是苏联镇压下的受害者，推翻了有关罗曼诺夫皇族罪有应得的观念。于是，当我在2014年10月前往彼得堡时，不仅目睹了矗立在十二月党人广场上的“青铜骑士”，而且看见了陈列在彼得保罗要塞大教堂中为尼古拉二世家族恢复名誉的大型展览。

　　展览陈列了末代沙皇的家庭照片，并向公众揭露说，他们全家于1918年7月16/17日遭布尔什维克秘密处决。1998年7月17日，在俄罗斯联邦政府安排下，他们的遗骸被隆重迁葬于此。叶利钦总统等政府首脑出席了迁葬仪式。叶利钦说：“在建设新俄罗斯的时候，必须依靠它的历史传统。”两年后，莫斯科宗主教区将尼古拉一家追认为“殉道者”……

　　面对眼前的展览，令人感慨良多。一时间里记忆中的20世纪几乎全被颠倒了过来。看来暴力不仅砸碎了阶级压迫的锁链，催生出改朝换代的史剧，也摧毁了社会的人伦底线；位居高位的沙皇能因失权沦为受害者，革命竟然因残暴走上自己的反面。

　　不过再往前想，在对俄罗斯历史的记忆之中，就如一大批俄罗斯作家描写过的那样，那些失败后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及其前后的反抗者不也都遭受过各种各样的凌辱和摧残？就连重新迁葬了尼古拉一家的彼得保罗要塞在当年也另有“俄罗斯巴士底狱”的恶名，在其阴森黑暗的炮台和牢房里长期囚禁迫害过无数著名政治犯。依照如今在要塞小卖铺售价150卢布一册的汉语《简介》列举，昔日被关押犯人的行列中就有民意党人乌里扬诺夫（列宁之兄）、无政府主义者巴库金（巴枯宁）、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高尔基，甚至包括企图谋反的皇太子及其党羽。其他资料说列宁之兄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就读彼得堡大学时因参与刺杀沙皇的计划而遭拘押，后被绞刑处死，年仅21岁。另一位被要塞监狱关押过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在经历“假处决”恐吓及后来的流放后写下《死屋手记》。到了2009年俄罗斯导演帕维·龙根的影片中，首位沙皇“伊凡雷帝”被还原为残忍无比的暴君，暗示“俄罗斯在伊凡的恐怖统治下，即便称霸天下，也丝毫不值得骄傲”。有论者据此认为政府为沙皇恢复名誉的举措，与叶利钦总统在尼古拉二世迁葬仪式上所表达的一样，不过是想要重温昔日荣光，以“凝聚民心、再度崛起”罢了。但考虑到以往“暴政对人性、人权的践踏”以及无数“血腥的回忆”，在当局梳理历史时，不得不又“多了一分理性的审慎”。（《新民周刊》2010年1月13日）这就是说，在上世纪90年代退出苏联后的俄罗斯也同当今世界的许多大国一样，通过“与历史和解”及传统复兴，回到了政治与文化上的“新保守主义”。

　　世事无常。若以单线时间为坐标，历史或有三种走向：前进，后退，或循环。在此过程中，革命为何发生？发生后又会怎样？我不禁想起十多年前在贵阳花溪，一位从黔省调往北京任职的前辈在贵大演讲。演讲分析了20世纪人类社会涌现的四大潮流——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然后总结说，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些潮流根源不同，影响各异，有两个失败了，有两个仍在经受检验；若要赢得人类的长久未来，还需认真反思对比。讲者原籍贵州，做京官时被誉为“三宽部长”，我们则叫他朱老伯。大家聚在一起时不仅被他的思考及言谈魅力吸引，更常以本土能出这种大胸襟人物而得意。然而前辈们把一生献给了自己的信仰，却至出局也未能寻到答案。

　　2014年的十月，我在彼得堡的景点总是想起已安葬回乡的朱老伯。走出彼得保罗要塞，面对涅瓦河对岸的冬宫，再眺望出海口外波罗的海时起时伏的浪涛，觉得这里离花溪很近，也很远。

　　（作者系四川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