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礼东

　　过了很多年了，吕宇一想到父亲，就想到了树。每年的早春，烟雨蒙蒙，空气捏得出水来。父亲就会从镇里买些树苗回来，种在老家的老屋面前。一年又一年，荔枝有了，龙眼有了，阳桃有了，三华李有了，黄皮果有了。

　　吕宇的母亲却恨不得拔了这些树：“种，种，种，就知道种。多少年了？也不帮我去上访，去申诉，你就想我老死在这山沟角落里啊？”

　　吕宇的父亲装聋作哑了，屁都不敢放。吕宇的母亲是在六十年代初，挨批斗整风，被厂矿开除了，下放回农村的。多年来，憋了一肚子的怨气，遇点火星就爆炸。

　　到了拨乱反正后，吕宇的母亲终于得平反了，恢复了“非农”户口，一家人离开了山村老家，搬到镇里住了。吕宇的父母，还在新开发区的街上买了宅基地，建了三层楼房。吕宇的父亲，仍是老习惯，又找了一棵嫁接的龙眼树，当作街道绿化，种在了新屋门口。这棵龙眼树，种时一尺多高，两三年后，就长得平一楼高了，枝繁叶茂，像撑开的一把大绿伞。

　　吕宇家的邻居，右边是一个搞修理的，叫陈叔。门口堆满了维修工具，废铜烂铁。每天敲敲打打，叮叮当当。电焊火花飞溅，油污浊水横流。吕宇的母亲很有牢骚，但碍于邻居，不好说，然在出门进门，都没个好脸色。陈叔看在眼里，忐忑不安。陈叔见到吕宇的父亲下班回来了，就经常是一脸的歉意。吕宇的父亲却说：“没关系，没关系，都是居家过日子嘛。敲敲打打，还热闹哩。”

　　左边的邻居是个乡村医生。姓朱。在家开诊所，卖中药兼西药。吕宇家的人，有个头痛脑热，也懒得去医院了，就找朱医生开点药。来找朱医生看病的人也很多，最多的是老人和小孩。被打针的小孩，又哭又喊。那些擦鼻涕抹屁股的废纸，注射后的药盒子，都被患者家属随手丢到那棵龙眼树下了。吕宇的父亲很不高兴，要朱医生管一管。朱医生说：“我怎么管？”不以为意。

　　吕宇的父亲退休了，容忍不了這种现象了，就天天拿个小凳子，坐在屋门口，监视那些来看病的患者和家属，不准乱丢垃圾，不准把药水瓶子挂到龙眼树的枝丫上去。因为凡是来看病的患者，朱医生开的处方都是输药水。所以，每个患者，就都是用一根棍子，撑了一个输液瓶子，晃晃悠悠地在吕宇家的门口走来走去。有时稍不注意，有的患者就把这药水瓶子挂到那龙眼树的枝丫上了。吕宇的父亲很生气，多次和朱医生说了。朱医生说：“这关我什么事？又不是我叫他们挂上去的。”吕宇的父亲说：“你就不能提醒一下他们吗？”朱医生说：“我说了啊，但他们不听，我有什么办法？”其实是，朱医生根本就没说，只顾开单卖药，打针赚钱。为这些事，吕宇的父亲就经常和朱医生吵。吵得多了，吕宇家和朱医生家，就生分了。吕宇家的人生病，也不再找朱医生看了。

　　后来，吕宇的父亲去世了，吕宇的母亲哭着喊着说，这都是被朱医生气死的啊。吕宇说，妈，你别这样想，别气坏了身体。没多久，吕宇的母亲也去世了。这乡镇街上的房屋，也就没人住了。这屋门前的龙眼树，也苍老得叶稀枝枯了。在市里工作的吕宇，也很少回去了。

　　一个春雨淅沥的晚上，吕宇失眠，顺手在床头上抽了一本书来看，看到了秋雨先生的“我本是树，生也一棵树，死也一棵树”。就想起了父亲，想起了父亲年年买树苗回老家种的往事，想起了乡镇街上房屋门口的那棵龙眼树。吕宇心血来潮，披衣起床，嘀嘀嗒嗒地敲着电脑的键盘，写了一篇《父亲是棵树》的稿子，投给了报社。

　　大约是冬季，吕宇回了一趟乡镇老家，走到老屋门口，看到了一个病恹恹的老人，正在颤颤地抚摸着屋门口的龙眼树，喃喃自语，泪流满面。吕宇注目一看，这不是邻居朱医生吗？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了？

　　这时，朱医生的儿子从屋里出来了，主动地和吕宇打了招呼。吕宇问朱医生的儿子：“你爸这是咋的啦？”朱医生的儿子说：“还不是因为你！”“我？”吕宇愣得一头雾水。朱医生的儿子说：“有一天，我爸摊开了一张报纸，准备用来包中药，突然瞄到了你写的那篇《父亲是棵树》，我爸就拿起来看了，脑溢血了。好的是送到医院及时，人是救过来了，但也痴呆了，每天就持着拐棍，挪到这屋门口，摸着这棵龙眼树，喃喃自语，谁也听不清楚他在唠什么。”

　　吕宇愕然了，龙眼树，龙眼。莫非朱医生看到的是父亲的眼神？或是这俩老人天上地下阴阳相隔的对望？吕宇心头震撼了，情不自禁地向着这棵龙眼树，向着朱医生，鞠躬，再鞠躬，三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