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庭

　　那天晚饭后，我陪梅老师去散步，走到桥东社区的第5条弄堂口的垃圾房附近时，梅老师停住了。

　　我以为梅老师又走不动了，挽住她的胳膊，想找个让她坐坐的地方。

　　梅老师神情专注地看着垃圾房边上的那个女人。

　　“每个人都盼望自己幸福。什么是幸福呢？”梅老师说，“捡垃圾的这个女人很幸福。”

　　循着梅老师的目光，我认真地打量着那个女人—她显然是一名清洁工，五十多岁的年纪，近一半的头发已经花白，额面上留着许多条被岁月腐蚀的沧桑褶皱，然而从她那钟铜而红润的面色上，却透露出一股有着使不完的力气的健康气色。显然，她刚刚清理完这个垃圾房，里面那些能回收的废纸、玻璃瓶、塑料杂物等等，都已被她装进三只编织袋里，估计这些东西能卖五六元钱;那些不能回收的垃圾已经全部被她装进脚踩的三轮铁皮垃圾车上，稍后就会被她运走。此时此刻，她并不急于离开，而是一屁股坐在装满废纸的那只编织袋上，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双喜”牌香烟，抽出一支，含在嘴里，用火柴把烟点着，沉默，平静，十分悠闲地吸了起来。

　　太阳的余晖，从弄堂的西口穿过来，虽然照不到吸烟的那个女人，却照亮了从女人口中吐出的那些烟雾。烟雾是忙乱的，有的像奔腾的野马群，有的像咆哮的黄河水，有的还像神秘莫测的飞碟。可是……制造这些忙乱烟雾的那个女人，却格外宁静、满足、洒脱，而坦然！ 这个女人，此时，一定没有心事，不必为明天的工作担忧;一定没有焦虑，不必为文凭職称劳心;一定没有牵挂，不必为儿女的晚饭操心;一定没有疼痛……

　　面对这个捡垃圾的独身女人，纷繁的世界，好像一下子被冰封了。

　　梅老师看着看着，不禁自言自语：“这个女人，真幸福啊！”

　　“一个捡垃圾的，有什么好羡慕的？”我说。

　　“她，很让我羡慕啊！”

　　“老师您，羡慕她什么啊？”

　　“我不是羡慕她的工作，而是羡慕她的身体！”

　　说到身体，我立刻明白了梅老师的苦衷。梅老师也像林黛玉—不会吃饭时，就学会了吃药。梅老师是我小学时的老师，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对于梅老师，我只有三个记忆：一是梅老师喜欢家访，来到家里总说我很聪明很勤奋很懂事，将来一定有出息;二是梅老师检查卫生时很特别，要用手去抹黑板，看看我们是否已经把粉笔灰擦干净，要去搬动桌子和凳子，看看我们是否把桌脚、凳脚边上的垃圾都扫掉了;三是梅老师身体一直不好，好像每天都吃药，这也是我对她最大最深刻的记忆！

　　“能吃，能喝，能做，是多么幸福啊！像我，不能抽烟，抽烟，不但肺受不了，就连喉咙也受不了！想喝酒，血压也不同意！要吃点补点，肠胃也常常闹情绪！要做点体力活，总是上气不接下气，总是出汗不出力……”

　　梅老师不到五十岁，就病退回家了。

　　考大学时，我第一、二、三、四志愿全是医科大学，第五志愿（最后一个志愿）是师范。我的同桌贾擎玉，高考分数比我少18分，只填写了一个医科大学的志愿。结果是，我被师范大学录取，其原因是当年师范生源严重不足，只要有志愿填写过师范的，不管是第几志愿，一律被师范录取;贾擎玉因为只有一个医科大学志愿，顺利进入医学领域。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梅老师教了二十七年书的学校教书，贾擎玉进入红楼神堡医院当医生。

　　梅老师还是那么多病，每次回到学校看我们，身上总是带着许多药。每次见到我，总是叮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好好呵护！”

　　八年前，梅老师被贾擎玉接到红楼神堡医院，做了一回手术。回来后，梅老师的身体就慢慢康复了。如今，梅老师已经年过八旬，“完全断药已经五年，现在身上没有一处疼痛没有一处不舒服，比我们做子女的身体还要好！能教到贾擎玉这样的好学生，真是我妈的福气”，梅老师的大儿子曾经这么对我说。

　　教了近三十年的书后，如今我也变成“药罐子”了。那天，我专程赶到红楼神堡医院，要求当上副院长的贾擎玉同学“救救我”。

　　可是，当我完全了解梅老师“手术秘密”后，我却承受不了贾擎玉的“机体康复手术方案”，偷偷跑回来了。

　　原来，梅老师的大脑被贾擎玉切除了67.78%后，机体就慢慢康复起来了。

　　“人的机体，像人类的社会，闲散的人数多了，失业的人数多了，社会一定动荡！对于人，大脑里没有正事做的脑细胞多了，一定是添乱添麻烦，一定是捣乱和破坏！不狠下心来，不把无所事事的脑细胞清除了，机体怎能和谐安泰？”贾擎玉发给我的电子邮件这么说。

　　近些天，我一直犹豫不决，始终狠不下心来给大脑动大手术。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