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强

　　耳 朵

　　□谢志强

　　会开多了，就发现了规律。有的会议，只带耳朵就行了；有的会议，只带嘴巴。因为，你得发言，至于听不听别人发言，无所谓，有会议材料呀；有的会议，耳朵、嘴巴都不用带，带眼睛就行，说的话，会议材料人手一册。

　　需要用嘴巴的会议，我不得不参加。那些用耳朵、眼睛的会议，属于可参加可不参加。于是，就有了替开会议的人。有的单位，甚至设了专职开会的人，开完会，资料交给被替开会的人，算交差了。

　　我分身无术，何况，单位里一个萝卜一个坑，找谁替我开会呢？现在上级要看下级的脸色呢，你找一个替你开会的人，他会说：我的级别不够。那意思是你得提拔他。头儿碰壁一次，心里就发虚。活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开会开多了，我就发现若干张熟悉的面孔。点名要他发言，他就说：我难表态，头儿有别的会议，我来替会呢。

　　老刘就是一个替会的人。看样子，是单位返聘，却从未听过他发言。他是个忠实的听众，他像小学生那么端正，看着讲话的领导，恨不得把每一个字都装进耳朵，老刘是个仅带耳朵参加会议的人。

　　我不知道老刘来自哪个单位，代替哪个头儿开会，总之，脸已混熟，至多点头笑笑，但从来交流过。我认定：这是一个称职的代会者。因为，无论会议开多久，他都坚持到底，而且，保持着端正的坐姿，像一尊塑像—良好的会风，反映了所在单位的风气，简直是无声的会议形象代言人。

　　终于，听见了老刘的声音，是一次类似的圆桌会，桌子拼成正方形。一个来头不小的领导来艾城调研—听取艾城各方面的情况。

　　轮到老刘发言，他跳过自己，把话筒转给下一位，并把手放在嘴上，接着又摆一摆手，意为不发言或没什么要讲的了。

　　座谈会很宽松。击鼓传花一样，依次发言。老刘侥幸跳过—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我坐在会标下的主席台—无非是正方形的一个边。我得记些什么，因为没会议资料，都是即兴发言(其实都有所准备，而且成文了)。我是会议纪要的三个执笔之一。

　　最后，是来调研的带队领导讲话。他的水平不错，竟把一圈发言分门别类，提炼归纳出三大特色。

　　会场不大，但很静，甚至能听见记录笔的声音。这种时候，表现出的是艾城的形象了。

　　领导讲到第二个特色的第三小点，对面响起了说话声，比领导的声音还响。

　　是老刘。他正跟邻座交谈，样子是说悄悄话的交头接耳，说出的声音却无所顾忌胆大放肆，好像弥补他没发言，却如同在渡口喊船。

　　显然，老刘遇上知交，可能好久没有相见—那是一张陌生面孔。

　　正方形的四个边的脸，以各种姿态聚焦老刘。老刘沉浸在述说之中，根本没察觉自己被关注。

　　领导停顿片刻，拿起茶杯，呷了一口茶，等候老刘把话讲完。一种让别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的从容。

　　我望着对边儿(四方形的中间摆着三个盆景)的老刘，替他着急，恨不得捂住他的嘴。他在说过去的一件事儿—关于同一个朋友的友谊，而那个朋友已去世。老刘才知道朋友已“不在”，很激动。何必说得那么响亮呢？

　　另一个邻座，用肘子捣了一下老刘。老刘这才发现整个会议的目光集中在自己身上，他立刻闭了嘴。

　　我想起了上山下乡蹲点那个村里的广播室，播音员和男友(知青)在恋爱，竟然忘了面对话筒——全村都在听恋爱。那是知青点发生的最大的政治错误。

　　召集会议的人很客气，安排了会议餐。我和老刘坐在一桌，还有他的知交。我敬过他酒。

　　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我悄悄问：老刘，你多大了？

　　他的耳凑近我的背。他像队列里报数：五十六岁。

　　我指指耳朵，说：听力怎么样？

　　他侧侧耳，看看我。

　　我重复刚才的动作和话语。

　　他高声说：助听器忘带了。

　　怪不得喊得那么响(担心对方听不到，说如同喊)。我说：你讲话的声音，像对着话筒，让我想起插队落户时的事儿。

　　（原载《百花园》2013年第12期 天津王晓萍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