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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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在西南蜀地，伴着岷江与峨眉雪浪汇入长江的雷霆咆哮，眉山有一座养花种竹的中等院落的小康人家，一个婴儿脚踢着襁褓的包布呱呱坠地。他就是北宋的大文豪苏轼。

　　多年后，北宋最有见识的皇帝仁宗读到苏轼及苏辙的制策时，惊叹：“朕今日为子孙得两位宰相矣！”

　　后来，苏轼既未做到宰相，亦未久立中朝。他的一生可谓祸患频发，南奔北走，周游四方，足迹到过天涯海角，而其诗文也流芳百世。

　　读了苏轼才气横溢，挥洒自如的文字，我看到了一位以歌唱游走人间的诗词先圣。他的每一个脚印都留有诗词歌赋，凡路经之地，无不踏出文学的足迹。仁宗嘉祐四年（1059），苏轼举家乘舟迁往京师。然而初入中朝的苏轼，却遇到了熙宁变法。他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很快被外调杭州。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背运，也是他仕途的第一次低谷，却也是他攀登文学高峰的第一个机遇，命运催促他在宋朝文坛尽早些出头露面。

　　他到杭州，正逢冬日，但仅仅是一眨眼的工夫便春光水暖，“西子”又变成深青浅碧的一湖秀水了。这种大自然的有序幻化无不渗透到苏轼的诗文之韵。他的写景咏物诗词，大都格调高昂，激发人们对生命的敬畏，满足读者的审美情操。他情意满满地写道：“城市不识江湖幽，如与蟪蛄语春秋。”这些人生快悦一直伴他离杭州赴密州的那个晚上。是夜，苏轼与三五方家置酒垂虹亭上。座中有以词美名天下的张子野，几个情趣相投的文人饮酒赋诗，不亦快哉。

　　饱览了如画江山，苏轼不禁感慨人生无常，写下“君不见钱塘游宦客，朝推囚，暮决狱，不因人唤何时休”的名句。不曾料到，这样的命运不久竟落到了他自己的头上。那一年是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走到他仕途的第二次低谷，身陷乌台诗案，获罪下狱。

　　因苏轼对新法一直持质疑态度，被贬湖州知州。他在给宋神宗的谢恩奏章中明为自嘲实为抱怨：“……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皇上放我到外地去做地方官，可谓恰逢其时，我本来就不情愿与朝中那些新贵们为伍……其实这大不了也就是文人的一句牢骚话，并无诽谤之意。但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一伙新进们捡鸡毛凑掸子，又搜集了苏轼其他一些诗文添油加醋，指责他对变法不满，诽谤朝廷，激怒了皇上。神宗感觉不大舒服，亦有怒意，便下令拘捕苏轼，立案待审。这便是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待审已四月余，一些为苏轼讲情的朝廷大员都先后遭贬外放。正当皇上对如何处置苏轼尚一时拿不定主意，却有传言：苏轼难赦，不日将判斩。这让已辞掉相位、身处金陵郊野的王安石坐卧不安。虽然三年前他仍在相位时，其弟王安国被人诬陷流放江宁，他不闻不问。两年前其子王雱遭人诽谤获罪，王安石忍气未语。可是这次为了曾经反对过变法的文友苏轼，却终于给皇上写了辞相后的第一份奏表，为苏轼辩护求情。王安石不曾为亲人求助皇上，却为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主持公道，人格力量打动了神宗，加之皇上一向景仰王安石的公道，他的话自然更让圣上看重，还有其他一些别的原因，神宗认为苏轼没有不赦之罪，只是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结了此案。

　　经历了这番诬陷之后，名满天下的苏轼文章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灾患之物，载有他诗文的书被焚烧，刻有他诗文的碑石被销毁或搬走。但是，他怎么也不曾想到，神宗皇帝常常在用膳的时候，仍读着他的文字，因文字的精彩而常停箸忘食，大呼奇才！他也不会想到，那几年里，神宗几次欲起用他再入朝廷，终因当道者所阻而每每作罢。

　　不过，这未尝不是苏轼的福气，身在黄州的苏轼，在又一次人生的低谷中，其文学造诣却攀登上了巅峰。团练副使，实际上是个虚职，相当于软禁。他的好友马梦得不怕受牵连，帮苏轼申请了一块荒芜的营地，苏轼和当地百姓把它称为“东坡”。

　　苏轼开始在“东坡”拾瓦砾、刈草、开荒、种田、写诗、作文。劳作之余，他渐有醒悟：我何必要在官场中受那些“荣辱得失”的摆布，为何不过自己从容豁达的生活？于是苏轼很满足地自诩“东坡居士”。他写过一首有名的诗：“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对逆境泰然处之，也充分显示出他的恬淡自适。苏轼除躬耕于东坡，会友于“雪堂”之外，早在家乡就有交往的宝月大师也差弟子前来探望。苏轼依旧喜欢谈禅论道，因有了另类的人生经历与磨难，他对那些禅机道理似乎有了更为深刻的领悟。苏东坡不仅以居士自称，还写出了东坡集中最具灵性、最为通达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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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外放的种种经历，阅读的宗宗心得，视野放飞辽远，胸襟博大宽广，人生丰盈，学养超群，他更了然一个学者的修身与治学态度。苏轼讲过一句治学箴言，那就是“厚积薄发”，激励了无数后辈。令人遗憾的是，“厚积薄发”这条成语，在诸多工具书中竟然被忽略不计，包括《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一类权威典籍。这不能不说是编纂工作的一个不小的失误。

　　我查阅这条成语，是因为有过一次讨论。我在鲁迅文学院做过几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的班主任，一位资深教授对学员们说：“你们要勤奋读书，细心观察社会。苏东坡说过，厚积才能薄发。没有足够的阅读和积累，没有才高八斗和学富五车的本领，是写不出传世之作的。”这位先生的话，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我也完全能够理解，其义亦无可厚非。一些人与教授先生分歧的焦点就在：是厚积“才能”薄发吗？

　　“厚积薄发”出自苏轼的《稼说·送张琥》。张琥是苏轼的好友，在他赴京城告别时，苏轼写下了这篇杂谈式的送别文字，以种庄稼作比喻谈做学问的道理。文章最后一句是：“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这十个字概括了苏轼人文生涯的经验，前两点关系到学人心态，后两点关系到治学修养。“博观”是指视野开阔，博览广采，求知似渴，读书似命；“约取”是指眼光独到，守住底线，沉潜低咏，去粗取精。“厚积”是指培植根茎，重视积累，完善结构，追求真理；“薄发”是指自我约束，落笔审慎，甘于寂寞，宁缺毋滥。苏轼提出的这四点，构成了他的完整的学术精神，只有在这些方面加强修炼，才有望成为大学问家。如果上述言论不谬，不难看出，“厚积才能薄发”是不合乎逻辑的。引用者把“厚积”和“薄发”误解成因果关系。这显然不是苏轼的本意。如果要說条件，“厚积薄发”是整体条件：只有“厚积薄发”，才能言人之所未言；写出人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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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描绘或吟咏松、竹、梅的诗书画，历代不乏。孔子在《论语·子罕》中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恶劣的环境之中，才能看出一个人真正的节操；就如松柏在寒冬中依然屹立不动，故苍松被列为岁寒三友之首。唐朝白居易的《池上竹下作》曰∶“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节（后人误传为“解”）心虚即我师。”诗中隐喻竹茎中的空表示人要谦虚，竹节分明表示人要有节操。坚贞挺拔的竹子，被文人们喻为君子品格。在冰天雪地的严寒中，梅花则顶风披雪，寒中绽放。松竹梅三者都有风雪不凋的刚毅和坚韧，被世人称为“岁寒三友”，比喻人格的高尚。

　　“岁寒三友”最早的“组装”者是苏轼。前面已经说过，北宋神宗年间，苏轼仕途背运，被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他靠好友帮忙自己开垦了一片旧营地，被当地人称为“东坡”，所以苏轼便自称别号为“东坡居士”，除栽种稻、麦、桑等农作物，又在田边筑起一栋小屋，取名“雪堂”。他在雪堂的四面墙上画满雪花，还在院子里遍植松、柏、竹、梅等花木。

　　有一天，黄州知州徐君猷特地到雪堂来探望苏轼。他见雪堂周围荒凉寂寥，雪堂内满眼都是“白雪”，就打趣地问他日常起居：“您不感到太冷清、太寂寞了吗？”苏东坡指着院内枝叶扶疏的花木，顺口吟出两句诗来：“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意思是说，风声沥沥，泉水淙淙，是两部最优雅的乐章，而四季常青的松树、枝干挺拔的绿竹、凌霜傲雪的寒梅就是雪中相伴的三位好友。徐君猷见苏轼虽身处逆境，犹能以“松、竹、梅”自勉，保持着正直坦荡的品德，便对他格外敬重与关照。自此以后，人们便依苏轼诗中之意，把松、竹、梅合称为“岁寒三友”，取其坚贞高洁的品格与节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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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文学史上，词在苏轼的笔下一洗花间绮艳的词风，把宋词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尤其是他的词表现了气势磅礴的思想，和高超的人生悟境。苏轼把宋词从描写闺秀相思的局限中开扩了领域，可以议道论禅，可以描绘悲欢离合，可以畅谈人生哲理和生老死病等自然法则。他四十岁出知密州时，写《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有意以小词写壮志，使其从儿女私情、香艳柔媚中解脱出来。他的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激烈人心，和另一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不胫而走，足以让苏轼大名流芳百世。

　　那时欧阳修早已名满天下，被尊为文坛泰斗。他对任何人的文章，或一字之褒，或一字之贬，即足以关乎某学人之荣辱成败。当年一位学者说：文人可不知刑法之畏，不知晋升之喜，生不足欢，死不足惧，但怕欧阳修之贬损。欧阳修见到年轻的苏轼，回家就告诉儿子：“三十年之后没有人会再记得老夫了。”此后他一直力荐苏轼，终生为苏家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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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抄了两页佛经，忽然想起了苏轼。昨日黄昏，驿站胥吏递给他一道札子：“相爷，明日东坡先生要路过金陵。”苏轼被贬黄州五年了。半个月前，朝廷就已经下旨，平调苏轼为汝州团练副使，想他这是前往赴任的。

　　本来，从黄州赴汝州向西行为近路，苏轼却沿长江东行，再拐入运河，转往淮河、汴水，绕了好长的冤枉路，就是想路过金陵，专程看看王安石。已闲居八年的王安石正病卧在半山草堂中。听说苏轼绕路前来探望，他那颗长期孤寂苦闷之心骤然活跃起来，满怀着期盼。

　　几次贬苏轼，王安石的内心是很复杂的。仔细想想，竟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王安石是个不太讲究生活小节的人，平日穿衣裳，邋里邋遢。他生活上虽不讲究，可在有些事情上却又很爱计较。

　　王安石著过一本书，叫《字说》，对每一个字都作一番解释。因此，王安石平日喜欢与人探讨字的渊源。有一天，王安石又与苏轼闲聊，偶尔谈到了“波”字，王安石说：“‘波从水从皮，所以说，‘波乃水之皮也。”

　　苏轼笑笑，说：“按相国的说法，‘滑应该是水的骨头了。”

　　王安石很认真地说：“古人造字，都是有来头的，如四马为驷，天虫为蚕等。”

　　苏轼朝王安石拱手道：“鸠字九鸟，相国可知它的出处？”

　　“愿闻其详。”王安石真心请教。

　　苏轼说：“《诗经》云：‘鸣鸠在桑，其子七兮。那么，加上它们的爹娘，不正是九个吗？”

　　王安石回到相府，脸色仍很难看。恰逢好搬弄是非的吕惠卿来访，问他：“恩相有啥不顺心的事？”

　　王安石愤愤地说：“苏轼戏耍老夫！”

　　吕惠卿问了缘由，又给王安石添油加醋：“如此轻薄之徒，赶出京城算了。”结果，苏轼被贬到湖州做了刺史。

　　湖州刺史三年任满，苏轼回东京交差另补。这期间，他已经感觉到被贬湖州是因为对王安石有不敬之故，所以，一回到京城，他先去拜见王安石，含致歉之意。

　　不凑巧，王安石骑小毛驴闲游去了。

　　王安石的管家就引苏轼到书房用茶。

　　在书房，苏轼见到了王安石刚作的两句诗：“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黃花满地金……”读过，苏轼笑了。“菊花最傲寒，岂有被秋风吹落之理。”苏轼一时手痒，捻起桌上的狼毫，依其韵和道——“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和罢诗，苏轼猛然醒悟：今天是来道歉的，怎么又与宰相“对”上了。他怕同王安石见面尴尬，便匆匆告辞，想找机会再与王安石解释。可是不久，苏轼却又被贬到黄州去了。想到这些，王安石心头涌过一种别样的滋味。他决定今天去秦淮河边与苏轼见上一面。他动了一个念头，倘若苏轼轻浮的毛病改了，仍推荐他到翰林院去做学问。

　　那天，王安石从床上爬起来，披了一件粗布便服，在秦淮河畔会见了苏轼。苏轼苍老了许多，两鬓似乎已有银丝飘拂。王安石两眼有些酸涩，内心隐隐徘徊着歉意。

　　苏轼也卸去了官袍，一身素装，他朝王安石揖手一拜，说：“轼今日以野服见大丞相，失礼了。”

　　王安石一笑：“礼哪里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置的！”

　　苏轼眼里含着泪：“轼无德，自知相国门下用不着轼。”

　　王安石默然。随携了苏轼的手，说：“我们去将山碧云寺吃茶。”endprint

　　进得碧云寺，即见一棵合围古松下，已摆好茶几。茶是好茶，谷雨前朱家坞的碧螺春，饮了一刻钟的时分，众人就有些醉意了。

　　王安石便放了茶盏，讪讪地说：“趁大好天色，我们不如一览江山胜景。”

　　苏轼与了尘禅师走在众人前面，似乎陶醉在这山色之中了。这是一次诀别之晤，两年后王安石便一病再未起来。

　　6

　　宋代大文学家“三苏”中的苏轼、苏辙兄弟，感情甚亲，互为灵犀相通的知音。苏轼性情豪爽，天然率真出语惊人，也难免出语伤人。苏辙沉稳拘谨，内敛淡定，他是上天特意派来守护哥哥的使者。苏辙其实和苏轼一样聪明。他们是同科进士，监考老师给二人的评语：“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性格决定苏轼一生坎坷，苏辙的人生则简单平静许多，苏轼一次次外任、贬谪，苏辙留守家中替他膝下尽孝。

　　苏轼在不适意的官场生涯中经常与弟弟分隔他地，彼此常透过鱼雁往返，书写内心深处的感怀。苏轼25岁去凤翔府就任“签判”时，弟弟子由则留在京师任职，以陪伴鳏居的父亲。兄弟生平第一次离别，此后他们每个月按时互寄一首诗，常用同一韵脚“和”诗。子由有感于彼此各奔西东，想起过去与兄长进京考试，途经渑池住在一所寺院中，两人曾题诗于壁上；光阴似箭，如今人事全非，感叹未来道路像一路积雪融化，泥泞不堪，难以行走！于是写下《怀渑池寄子瞻兄》：“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遥想独游佳味少，无方骓马但鸣嘶。”苏轼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却唱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知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苏轼写“人生到处知何似”，认为人生如同飞鸟在雪地上停歇，偶尔留下的指爪与足印，转瞬间了无踪迹，又怎能辨别其方向？此次重经渑池，当年寺中那位僧人已经去世，立了新塔，壁上诗也荡然无存。不知子由还记得以前赴考时的辛苦情形？“路长人困蹇驴嘶”，当时马死在路上，换了一只跛脚驴赴京考试；人疲困，路远长，身边只有跛脚驴，可喜的是，人生路上一直有子由相伴啊！

　　中秋到了，皓月银辉，清淡天和，苏轼醉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亲爱的弟弟，一别七年，坎坷沉浮，羁旅漂泊，支撑我的是你的亲情。悲欢离合，阴晴圆缺，见或不见，你一定要健康、平安。你在，就是我的奇迹，我的生命中不能没有你。“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是苏轼送给苏辙的中秋礼物。无论岁月如何刷新，这首词总被思念者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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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哲宗八年十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贬谪到惠州，当地美景让他颇有些亲切感，写了一首见面诗：“仿佛曾遊豈梦中，欣然鹤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今有幽人客寓公。”时值深秋，苏轼看见驿站边的树木依然翠绿欲滴，便问迎接他的小吏是何树，小吏回答是荔枝树，苏轼大喜道：“有荔枝吃便可安居岭南。”

　　有人说苏轼是四川人，应该嗜好辣食才对。他们忘记了，辣椒是在明朝郑和下西洋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作为北宋文人的苏轼自然连辣椒为何物都无从知晓。

　　苏轼被贬谪到惠州，惠州地处岭南，气候温暖，一年到头甜瓜香果不断，其中以出产荔枝、龙眼、柑橘、杨梅等超甜果类出名。在别人眼中的岭南烟瘴之地在苏轼眼中却是洞天福地，他到此如游鱼得水，大饱口福的同时心满意足地赋诗一首：“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做岭南人。”

　　有人说苏轼这首诗是故意写给打击他的权贵们看的，意思是你们把我贬到这瘴气弥漫之地是希望我死，你们瞧瞧老夫日子过得滋润着呢，至少天天有新鲜荔枝吃，你们想吃也吃不着！我以为苏轼的这首诗是真情流露，苏学士太爱吃甜食了，《清明上河图》里繁华的汴京六街三坊中有卖新鲜荔枝的么？好像没有。能吃到新鲜荔枝就是神仙，可以想象苏轼将“瓤肉莹白如晶雪”的荔枝送到口里时该是乐不思蜀了。

　　因为有荔枝相伴，苏轼在惠州度过了甜蜜的三年，惠州给他的记忆是美好的，正如他在《定风波》里所写的那样：“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8

　　元丰八年，苏轼到常州。同年宋神宗去世，哲宗继位，苏轼再度被起用。至元祐元年，苏轼已升迁中书舍人。不久，再升任翰林学士。元祐二年，兼任侍读。苏轼曾经留宿宫中被召见，宣仁太皇太后问：“你前年是什么官？”苏轼回答：“臣是常州团练副使。”再问：“现在是什么官？”回答：“臣现在是翰林学士。”再问：“为何突然升迁至此？”答：“遇到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太皇太后说：“不是。”苏轼问：“难道是大臣推荐的吗？”太皇太后说：“也不是。”苏轼惊讶地说：“臣虽然罪大不可言状，但不敢从其他途径进升。”宣仁太皇太后说：“这是先帝（神宗）的意思啊！先帝每次诵读你的文章，必定赞叹说：‘奇才，奇才！只是还来不及进用你而已。”

　　蘇轼听后，不禁泣不成声，宣仁后与哲宗也哭了，左右在场的人都感动流泪。

　　苏轼奇才在很多书中都有生动的描述，如《甲申杂记》记载，天下的公论，虽是仇敌也不能改变啊！御史中丞李定审问苏轼狱案，同僚都不敢过问。一天，李定在崇政殿门口忽然对大家说：“苏轼真是奇才呀！”众人不敢回答。李定又说：“虽已是二三十年前所作的文字、诗句，苏轼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错，真是天下之奇才呀！”李定说完叹息不已。

　　1082年的某一天，苏东坡途中遇雨，没带雨具。常人只有狼狈二字，雨点打在竹林里发出清响，谁人能不心寒？好一个苏轼，就这样写下宋词中我的最爱：“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不用“不听”，而用“莫听”。

　　不听，那种坚决，就要运用意志力，跟雨声抗衡。莫听，是你可选择听，但声音也只是外物，你的心可以决定听得到，听不到。着一“莫”字，境界就从容自主起来。“何妨吟啸”，那何妨不也是一种优游，反正落汤鸡的现实无法改变，倒不如吟起当时的流行曲。无法改变的事情，就让它自然存在吧。endprint

　　苏轼当时只拿着竹拐杖，穿《倩女幽魂》内那种草鞋，从头到脚尽湿，没有骑马。但他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从负面自嘲发掘出乐趣，雨中持杖穿轻便草鞋，比骑马还轻便。

　　雨停了，金句来了：“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境界较低的是，好了，雨停了，身干了，雨后自有晴天。苏轼却更通透无碍，雨可以不是雨，逆境中凭心境自乐，于是，晴也不是晴天，万法无常之变已与他心境无关。

　　苏东坡43岁发生“乌台诗案”后，历尽九死一生的磨难。几位友人和弟弟都为他挺身而出，子由甚至上书皇帝希望代替哥哥坐牢，无奈苏东坡仍被羁押在开封监狱。他和儿子约定，平时只送菜和肉，万一有坏消息即送鱼，以让他有心理准备，而这番约定他人不得而知。一次儿子外出，子由烹煮鲜美鱼肉送至狱中，苏东坡不知这是弟弟的心意，误为“坏消息”的暗示，一时万念俱灰，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因此写下万般绝望的诀别诗《狱中示子由》：“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乌台诗案十余年之后，兄弟二人同游河南郏县，发现此处与家乡四川峨眉山相似（又称小峨眉山），于是约定以此作为终老归宿。苏东坡65岁卒于江苏常州，儿子遵照遗愿运父灵至郏城县安葬，子由也在哥哥逝后两年老去，儿子将他们兄弟葬于一处，合称“二苏坟”。夜夜明月，这对兄弟把酒论诗，永不分离。手足情深，令人动容。

　　9

　　苏轼在宋朝官场上摸爬滚打了一辈子，几起几落。这一生让他后悔的事情不少，唯独在亲民这个大节上，他无怨无悔。苏轼性情豪爽，洒脱不羁，天然率真出语惊人，也难免出语伤人。但亲民爱民，可能亦是他不受朝廷待见和屡遭挫折的重要原因。

　　因为他多年在地方上任职，跟老百姓较为贴近，用今日之言即是“接地气”，能体会到朝廷的每项政令，都会牵动老百姓的生活甚至死活。他一度反对新法，说新政不便民生，朝廷且操之过急。新政推行十年，受到些许挫折，司马光主掌政务后，随即废弃新法，苏轼又以新政已推行十年，百姓渐渐有些习惯了，如另砌炉灶，无疑是再一次折腾，苦的仍是百姓。就这样，苏轼的政治生涯中便里外不是人，因而一再遭遇贬谪。

　　苏轼是大诗人大词家。他的许多诗虽明白如话，反而表现出深邃的意境与浓郁的感情。他的诗多有“苏氏”的天赋，更是他亲民“接地气”的收获。据《竹坡诗话》记载，苏东坡出任黄州刺史时，有一位姓何的名士请他小酌。席上酒肴甚丰，其中有一盘油果，吃起来酥脆可口。苏轼很喜欢，边吃边笑着问：“这东西叫什么？”主人回答道“是家妇亲手所做，无非想出个新花样，没有什么叫法。”苏东坡说：它穾出在一个“酥”字，我看就叫“甚酥”好了。从此，黄州地方，一时以大做“甚酥”而出名。后来，苏轼又去一家姓潘的家里做客。主人慕其大名，殷勤地为他酿了些甜酒。苏轼连喝几杯这种糯米“错”着水的饮料，觉得醇香甜美，很是喜欢，说这种“错着水”味道很美！好客的主人见他喜欢，就装了一坛子，派人送到他府里去。一天，苏轼公事完毕，出门野游，在花前解下腰间的葫芦，独自饮酒遣兴。他忽然想起那位名士家的“甚酥”和潘家的“错着水”，于是便写成小诗一首，分别派人送去。诗是这样写的：

　　野饮花前百事无，腰间惟系一葫芦。

　　己倾潘子“错着水”，更觅君家为“甚酥”。

　　两家看了苏轼的诗，忙备上“甚酥”和“错着水”，让来人带去。故事中，苏轼爽朗、直率的性格，跃然可见。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名噪文坛的大诗人，与民如家人或手足，互不见外，大诗人并能以民间口语入诗，而且平易、风趣，更值得后人借鉴

　　宋朝洛阳的牡丹天下有名。牡丹花盛开时，地方太守多要举办盛大的万花会。宴会的场所，用牡丹花作屏帐。甚至在屋的梁柱及斗拱上安装竹筒贮水，用来插花，人们一抬头，满眼都是鲜花。而扬州则盛产芍药，蔡京任淮扬知州的时候，也仿效洛阳的做法，举办万花会，且年年依循旧习，老百姓相当困扰。元祐年间，苏轼到扬州任职，刚好也遇上花季，办事的官员向苏轼报告这多年的惯例，苏轼裁夺停办。消息传出后，所有人都为这个体贴民意的决策欢欣鼓舞。苏轼写信给王定国：“办一次花会要用成千上万的花朵，办事官员，借机从中谋取私利。我已将它停办了，虽有点杀风景，但也省去许多不良后果。”民众认为这是英明举措。

　　苏轼到钱塘时，有一庶民状告某人欠绫绢账款二万钱，久拖不还。东坡传来这人，问他何故。那人答道：“我家以制扇为生，不幸，家父刚刚过世，且今年雨水绵绵，天阴湿凉，没几人买扇子，连本钱也回不来，所以还不了债，我不是存心拖欠当老赖。”苏轼仔细看了看欠债人，觉得不像骗子，便想出一个帮助这人的招法：“你将扇子拿来，我帮你把它卖掉。”那人把扇子拿来，苏轼选了二十把白色夹绢的扇子，当即挥笔书画起来，不多时，扇面上尽是草书、行书，山水、竹石等书画作品。他告诉欠债人：“你快点拿去卖，卖了钱还你的债务。”那人抱着这些扇子，十分感动，致谢告辞。没想到刚出府门，就有一些消息灵通人士，争着要以一千钱一把的价钱买这些扇子。瞬间扇子卖光了。来晚的人，没买到，悔之不及。这个卖扇子的人就这样还清了拖欠的债务。整个钱塘人都觉得苏轼行了一件善事，许多人感动得流下热泪。

　　苏轼爱民，也表现在勤政上面，对杭州人贡献很大，西湖上的苏堤，就是他的功绩之一，那是利用疏浚西湖后所得的无用的湿泥土建成，既省去运输的费用，又方便了交通。西湖不但是杭州的景点，更是杭人生活的活泉。但到宋代，由于人为和自然变化等原因，西湖被水生植物淤塞，湖水将有枯竭的危险，苏轼前后两次任职杭州，相距十五年，而这种淤塞情况日渐严重。他担心，若再不治理，若干年后，西湖就可能消逝了。因此西湖应立即疏浚淤泥，刻不容缓。问题是這样一项工程，需要相当多的人力物力，不是地方所能负担得了的。而宋代的财权又都集中在中央，要得到这笔预算，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缓不济急，而且也不一定能争取到。要不就只好转嫁到百姓增收税项上，或是以劳役方式代替，两者的任何一种都要增加百姓的负担。苏轼除了进行一般例行的疏浚，并将淤泥用以修筑长隄之外，开放原来的水域供百姓租佃，以种菱角。种菱角要先清除原先的植物才可以下种，防止封塞，而在收成的时候，又可带走部分淤泥，租佃收入还可以用作下一年疏浚的经费。苏轼利用他的智慧，不向朝廷要钱，也不增加百姓的负担，却发展生产，改善了民生，也增加了地方的财源，可谓一举数得。杭州人感念苏轼的作为，历史给了这位读书人很高的评价。

　　责编手记：

　　苏轼的宦海人生，他与王安石等人的交往；他与苏辙的兄弟深情；他在一而再的贬谪的打击下，始终保持着乐观宽容的心态，每贬一处，都留下脍炙人口的诗词佳作；他勤政爱民、造福一方，比如，由于他对西湖的疏浚，不但保住了西湖的生态，而且还成就了著名的苏堤景观……此文的种种叙写，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丰富的、立体的苏轼。无论是作为中国历史上文化大家的苏轼，还是作为官员的苏轼，对今天都有诸多的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 陈 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