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美皆

　　不到这片土地上走一走，对于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对于这片土地上走过的人，感受就没有那么深，有一些印象和记忆，可能永远不会被刷新。

　　赵一曼

　　在九一八纪念馆，我看着年轻的赵一曼美丽坚毅的面容，读着她写给孩子的遗言，想象着一个母亲的心情……一声“宁儿”唤出来，心里必定是溅泪了，母子今生再也不能相见了，她遗憾甚至愧疚没有对儿子尽到教养的责任，她连呼着可怜的亲爱的孩子……可是，她还是要去死。去年看的电视剧《东方战场》中，日本审讯官对赵一曼说，我们是来解救你们的，帮你们建立国家。赵一曼说，如果我到你们国家去，你们抵抗不？这是三岁孩子都明白的道理。这就是她为什么毅然赴死的答案，这就是她舍生取义的那个“义”！简单点说，就是不被日本人欺侮的决心和志气。在国耻面前，男儿有血性，女儿也有血性。支撑“东北流亡作家群”的，不就是这种血性吗？因之，羸弱的女作家萧红，在《生死场》里写出了抗日中强悍起来的王婆。

　　略感意外的是，赵一曼并非东北人。她原本是川妹子、富家小姐，曾留学苏联，毕业于黄埔军校。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受中共党组织派遣，抛下襁褓中的孩子，奔赴东北，组织抗战。她深知这一别可能就是永诀，行前特地与儿子留下了唯一的合影。

　　更加匪夷所思的还在后面：赵一曼是化名，所以，当抗日女杰赵一曼的故事1950年被拍成电影时，她的丈夫和21岁的宁儿看着电影却不知道，银幕上的赵一曼就是他们日夜思念着的妻子和母亲。1957年，赵一曼的身份才被核实，宁儿第一次知道电影中的赵一曼就是自己的母亲。他难受到后来连烈士证和抚恤金都没有去领，因为，“他觉得那是用自己母亲的鲜血换来的，他不敢去碰那个证”。

　　安重根

　　在旅顺日俄监狱，我们瞻仰了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的纪念展。安重根1909年10月26日在哈尔滨火车站刺杀日本首任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被捕后关押并牺牲在这里。

　　伊藤博文是挑起甲午战争以及侵略朝鲜元凶。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朝鲜被日本占领，安重根被迫流亡中国，他切断自己的左手无名指写下了“大韩独立”的誓言。我们在此看到的他的书法作品，手印都是无名指短一截的，有一点触目惊心。当他把伊藤博文击毙的时候，知道自己心愿已了，面向天空高呼“大韩万岁”！中国古代有“刺客列传”，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朝鲜也有安重根这样的义士。总有一些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死。

　　安重根被日本视为“国事犯”，所以，在这座监狱里也是特别关押，最后在这里被处以绞刑。安重根没有上诉，他说：“我是战俘，应按国际公法处理……我是为东洋和平杀死伊藤的，我不怕死，所以不上诉。假如我有罪，就罪在我是个善良而弱小的朝鲜国民！”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我刺杀伊藤博文并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为了维护韩国独立以及整个东亚和平。”他在给祖国的遗书中说：当大韩独立的呼声传到天国时，我会欢呼，高呼万岁！

　　看了他的遗书，我有一种感觉：除了民族独立的强烈诉求，促使他慷慨赴死拒绝上诉的另一精神动因，是宗教。安重根是一名天主教徒。他在给母亲、妻子、祖国的遗言中，都提到天国。他对妻子说：很多很多的事以后在天堂相逢时再说吧，相信会有那个时候的到来。对于母亲，他表示：天国再见时，再尽孝道。说到天國，他是怀着欣悦的。而对于人世，他说的是：雨霾一样虚妄的世上。所以，对于自己的死，他是相信主的安排。既然他相信天国是存在的，那么，今生和来世，在他看来不过就是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更好的世界，所以，他不惧怕死。宗教给了他足够的精神和情感力量，所以，他在遗书中还嘱咐妻子，让儿子去当神父。

　　从安重根遗属后来的情形看，最让他泉下不安的，可能也是儿子。安重根死后，他的妻子带着3个孩子在上海艰难生活，长子不幸因病夭折，次子安俊生则受到日本人的“特别关照”，被培养成日本的政治宣传工具。安重根去世时安俊生只有三岁，没有受到父亲的教诲，也没有得到父亲的精神真传。1939年10月7日，安俊生作为全韩代表团的一员前往日本进行亲日访问，竟然跑到伊藤博文的灵位前为父亲的刺杀行为表示道歉，并与伊藤博文的二儿子在朝鲜饭店会面并合影。尽管这是日本的特意安排，但安俊生毕竟是服从了，并未反抗。这个儿子的举动，真是打了父亲的脸！韩国独立运动者金九等人意欲除掉这个混账的“韩奸”，但因中国政府的干预，锄奸行动未能实行。

　　安重根作为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独立运动家，被当今朝鲜和韩国分别称为“爱国烈士”和“义士”，日本却称其为“恐怖分子”。2013年6月，韩国总统朴槿惠访问中国，称赞安重根是中韩两国人民共同敬仰的历史人物，希望中方能在哈尔滨树立安重根纪念碑。安重根纪念碑等在中国本来就有，但中方仍积极响应朴槿惠的倡议，在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哈尔滨火车站建立了更高规格的纪念馆，于2014年1月19日开馆。这在当时还引起了日本的抗议。

　　就算时间对记忆的漂洗不可避免，经过朴槿惠访华、安重根纪念馆再建这一新闻事件的激活，韩国的年轻一代应该也会记起安重根吧？何况安重根是进入韩国小学课本的历史人物。可吊诡的是，2016年，韩国女团AOA成员雪炫和智珉在电视上玩看图猜名人游戏时，竟然认不出安重根的画像，经过提示亦无效，甚至错认成了日本人，且语气轻浮。这与安俊生的访日之行一样，令人为安重根遗憾和痛心。尽管二艺人此后痛哭流涕地发表了道歉声明，仍然掩不住后人对待历史之创痛与悲壮的凉薄真相。

　　沈德龙

　　在旅顺日俄监狱，我为一张婚纱照所吸引驻足。在这样的人间地狱里，一张婚纱照绝对是另类图像，美好得跟周围完全不搭。那是烈士沈德龙与新婚妻子的合影。照片下写着：沈德龙（1911-1943）黑龙江饶河人。1929年入党。1940年受苏联红军参谋部派遣，来大连从事谍报工作。1943年10月被捕入狱，后被押往黑龙江“七三一”部队做人体试验，壮烈牺牲。

　　你没法想象，这个年轻新郎的身体与“七三一”的活体解剖相连！这个美丽的新娘更无法想象！但，这是真的。

　　据载，1995年，曾任日本关东军驻大连宪兵队曹长的三尾丰来到大连谢罪。三尾丰曾参与破获“沈德龙电台”，并特别押送“大连黑石礁事件”中的沈德龙等4个抗日人士到哈尔滨 “七三一”部队进行活体解剖。

　　原侵华日军士兵长沼节二回忆：我当时负责把“特别输送”的犯人送到哈尔滨火车站，我知道送走的犯人都会死掉，沈德龙一直认为我们俩是好朋友，分别时他希望在朝鲜再见。我一闭上眼就想起这一幕，因为自己是在利用友谊诱骗。

　　三尾丰和长沼节二曾来到这里，并凝视过这张照片吗？

　　沈德龙的牺牲是为大义，可当后人瞻仰时，最击中我们柔软神经的，却是这些小处，这些感性的、蕴含着巨大反差和无穷情感的小处，这些令我们内心抖颤的小处。

　　我想了解烈士沈德龙更多，包括他的新娘，但百度不到。

　　战 犯

　　说了这么多好人之后，该说说坏人了。看看坏人如何对待好人，才知道坏人有多坏。再看看好人如何对待坏人，才知道好人有多好。

　　辽宁之行，我们参观了九一八纪念馆，也参观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和旅顺日俄監狱，太多的善与恶、正与邪，在这里交汇上演。

　　在九一八纪念馆，陈列着日本人惩罚中国人的滚地笼，圆柱形的铁笼子，里面长满“铁牙”，把人装进去封闭起来，滚动……在旅顺日俄监狱，看到“火”字型的虎凳和绞刑架以及桶葬……人类在折磨同类的问题上，真是充满智慧！我曾经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后来终于想通：实在是肉身太脆弱了，与大脑的发达远远不匹配，所以，只要小小不然的智力，就足以使加诸肉身的恶达到极致。然而，人类的肉身是一样的，感受是相通的，目睹加诸他人肉身的恶虐，自己肉身的尊严感不会受到侵犯吗？不会感觉到自身也在受虐吗？每个人都可以从同类身上看见自己，所以，一切对于人类身体的亵渎，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亵渎；待他人如“非人”时，自己亦是“非人”了。

　　当我们看到这些刑具时，最本能的反应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不是最基本的人间正义吗？然而，在九一八纪念馆和抚顺监狱，我们看到，日本战犯受到了很好的对待。

　　武部六藏，1940年7月就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溥仪出庭作证时说：“在伪满，我是没有实权的，统治和支配伪满的实权者，就是伪满总务长官武部六藏。”1945年9月，武部六藏遭西伯利亚抑留。1950年7月，作为战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收容入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7月1日起，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审判武部六藏等28名日本战犯。在九一八纪念馆，我们从图片资料上看到，武部六藏因脑软化症造成半身不遂，卧病在床，一直由专门的护士精心护理。他无法出庭受审，特别军事法庭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专门到医院为他办理起诉。讯问前，医生专门为他做了身体检查，以确保他可以经受三四十分钟的讯问；管教人员再次向他交代了政策，告诉他表现好有可能提前释放，以减少他的紧张和焦虑。对比战犯们对中国人实施的酷刑，大家不能不发问：这些坏人可以这么娇气吗？我们有必要对他们这么好吗？

　　当武部六藏的辩护人向他念了辩护词后，他自己都感动得哭起来了，说，像我这样的人不值得辩护。他对中国人的穷凶极恶哪里去了？此时怎么变得如此脆弱了？是正常的人性回归了吗？人性实在匪夷所思，可以那么强悍酷虐，也可以这么脆弱易感！

　　武部六藏说：“我做了5年的伪满洲国总务长官，犯下了很多罪行，而且我的罪行是非常严重的。我本来以为对我要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但刚才听说判决是20年徒刑，判刑非常轻。这是中国政府宽大政策的表现，不胜感谢。”他对中国政府的宽大感激涕零，反复表示有生之年要为世界和平而尽力。审判结束，7月22日对他宣布假释时，他感激得几次放声大哭，不敢相信中国将要送他回日本的事实。所有特赦回国的日本战犯，都是如武部六藏这样的态度和表现。

　　战犯们自己都觉得：让我们死了算了。中国政府却表示：不，你们要好好活下去。这是为什么？参观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才对于中国政府优待战犯的用心有所领悟。

　　抚顺战犯管理所前身为1936年日本侵略者为关押中国抗日志士和爱国同胞而修建的一座监狱，当时称“抚顺监狱”。日本战败后，被国民党占据，曾改作“辽宁第四监狱”。1950年6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抚顺战犯管理所，成为关押日本战犯、伪满洲国战犯和蒋介石集团战犯的监狱。这真是戏剧性，他们进入了自己制造的监狱，等于他们为自己提前修好了监狱。从“河东”到“河西”，都不需要“三十年”，不过十几年，甚至几年。

　　按照二战后国际上惩治战犯的量刑标准，抚顺战犯管理所有上百名日本战犯应判极刑，但中国政府实行宽大政策，最终只对45名战犯予以判刑，而且把他们分批释放回日本。绝大多数被释放的日本战犯在写忏悔书、接受记者采访和回国后都表示，抚顺战犯管理所是他们的“再生学校、再生恩师、再生父母”。

　　参与杀害赵一曼烈士的伪满警务指挥官大野泰治，谋杀赵尚志将军的伪满警察署长田井久二郎，作为旅团长参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佐佐木到一，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还亲自指挥看守在绞刑室里秘密绞杀了一些抗日志士的日俄监狱最后一任典狱长田子仁郎……都关押在这里。刽子手们的罪恶，对应的正是无辜中国人的仇恨，这是不言而喻的。对他们千刀万剐都不解恨，让他们尝尝自己所发明的酷刑的心肯定都有。我们终于有了伸张的机会，亲者快，仇者痛，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可是，遵照周恩来总理“要做到一个不跑，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的指示，国家在经济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仍拿出366万元，为战犯们建造俱乐部、体育场、图书馆和露天舞台。管理所实行人道主义的“三个保障”：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不打不骂；保障生活条件，物资供给相当于中等市民生活水平；保障身体健康，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周总理亲定战犯每日三餐吃细粮，区别将官、校官（佐）、尉官以下三个部分，分小、中、大三个灶别。而管教人员按照当时的粮食供给标准，吃的是黑窝头。监狱失火，管理人员都是先保证犯人的安全。

　　对比旅顺日俄监狱，我们更感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对于战犯的善待是多么不可思议。旅顺日俄监狱1902年由沙皇俄国始建，经过日俄战争，日军1905年占领旅顺后，接管并扩建了监狱。青砖部分为俄国始建，红砖部分为日军扩建。这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三国建造和使用的一座监狱，关押的主要是中国人，还有反战的日本进步人士和美国飞行员等。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设立监狱关押中国人，中国犯人受到的迫害却是最严酷的，日本犯人可以吃白米飯，韩国犯人可以吃小米，而中国犯人只能吃发霉的高粱米饭，如果吃了白米饭，就要受到“经济犯”的处罚。这是什么道理！真正是没天理！

　　但是，抚顺战犯管理所善待战犯的结果，是终于把他们感化和改造过来了。他们不仅离开中国时心怀感恩、自责与悔恨，而且归国后还与那些“健忘历史”的人们作着斗争。他们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以“反对侵略战争，贡献于和平与中日友好”为宗旨，冲破日本右翼势力的阻碍，以亲身经历举办座谈会、展览会、街头宣传，对日本侵华战争进行揭露和批判。如果处死他们，不过是几条命，可是，留下并感化和教育他们，他们就成了活教材，可以起到星火燎原的宣传作用，这就是中国政府对战犯实行怀柔政策的高明之处。

　　他们还带着子孙回到中国，去抚顺战犯管理所表达感激之情，去九一八纪念馆谢罪，甚至长跪不起。

　　重返中国的除了战犯，还有曾经被中国父母收养的日军遗孤。他们在九一八纪念馆树立了感谢养父母碑，并来拜谒，缅怀当年中国养父母的养育之恩。这些人性中的光亮与温暖，让人感觉到那段历史不只有黑暗和残酷，因而对于人性不那么绝望。

　　玛格丽

　　在旅顺东鸡冠山北堡垒的日俄战争的遗迹中，残垣与光影造就了一个酷似欧洲美女的光影头像。她是百年前沙俄修建的堡垒内部被炮火轰击留下的残垣断壁互相叠加，再与光影结合而自然形成的，没有丝毫人为的加工。她被一名摄影师偶然发现，迅速传开，并广泛征集名字，最后命名为“玛格丽”，中文名为“守望者”。

　　东鸡冠山北堡垒本来是不对外开放的，因为人们对于“玛格丽”的向往，开放景点的呼声越来越高，旅游部门才对其进行保护性施工，于2015年5月21日开放。

　　在残酷粗暴的战争的遗迹中，却生出如此娴雅、温情的一个美丽女子的头像，这是历史的神谕吗？她叫“玛格丽”，是美的化身；她也叫“守望者”，是美好愿望的化身。在走过九一八纪念馆、抚顺战犯管理所、旅顺日俄监狱之后，我们是多么欣悦，此行将终止于一个美和美好愿望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