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柱

　　我从边纵调到廖运周任师长的四十二师，四十二师驻防丽江地区。当时，我的家乡鹤庆，还有维西、德钦、中甸都属于丽江地区，我亲历了中甸的解放。

　　县城所在地俗称大中甸，而最高统治首领汪学鼎的老家是在更靠近金沙江与大中甸相距约五十里的小中甸。新中国成立前，中甸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土司头人、宗教僧侣势力和农奴主统治着全县境内五万余人口，生产水平极其低下，还是刀耕火种，农奴没有一点人身自由。当时境内有三股较大的势力。

　　一是小中甸藏族头人汪学鼎为首的势力。该势力拥有五百多人的武装。汪学鼎是个还俗的小和尚，是由世袭的土把总起家的，是左右中甸的实权人物，在当地有权有势。

　　二是以归化寺为核心的喇嘛宗教僧侣势力。归化寺位于中甸城北约五公里的瑞兆山上。影响着滇、藏、川、康地区。寺院里，有一千多人的武装，它直接听命于拉萨反动势力代表葛厦的指使。

　　三是以中甸东旺镇藏族头人桑察阿坚为首的势力。该势力有相当深厚的社会地位，有五十多人的武装。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推行的“以夷制夷”的反动政策，各民族各头人之间经常发生械斗和武装掠夺。当地的民族兄弟，处在动乱贫穷的苦难深渊，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凄惨生活。

　　国民党为维护反动统治，笼络地方势力，一方面任命小中甸藏族头人汪学鼎为中甸县副县长，另一方面指定国民党西昌警备司令直接控制汪学鼎。胡宗南残匪也派出特务潜入中甸，以便更好地掌控当地各种势力发展情况。

　　1949年8月至11月间，滇西北高原上紧靠中甸的剑川、鹤庆、丽江、维西等县相继解放。滇西工委领导的人民自卫军经中央军委批准，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七支队。蒋介石反动集团不甘心失败，也加快了以云南滇西作为在大陆上最后挣扎反攻基地的活动。9月6日，卢汉应蒋介石之召“舍身赴渝”，蒋以扩大军权、增加经费笼络卢汉，作出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往昆明，云南省政府迁往大理，控制滇缅公路，保住西窜外逃通道的计划。卢汉一回到昆明，就进行“九九整肃”，查封学校、报馆，大规模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镇压民主运动，成立滇西“剿共”指挥部。此外，他从南调集新编七十四军、九十三军两个军的十二个团，从北调集中甸反动土司汪学鼎拼凑的各路土司武装上万人，对我边纵七支队进行南北夹击“围剿”。卢汉采取多路同时进攻，以团为单位，集群推进。

　　我军在掌握了敌人的企图后，主动把部队撤离敌欲攻占而我又无力固守的城镇，把部队隐蔽到敌已攻占城镇附近和敌下一步进攻路线附近的农村和山区，以保存力量，在不断对敌进行袭扰的同时，寻机集中兵力与敌战斗。此间，我军成功地组织藏、彝、傈僳、怒等民族武装，分别在贡山和通甸击败从西北南下的两股反动土司武装；又集中一定兵力在石鼓击败从正北南下的另一股反动土司武装，粉碎了敌南北夹击、四面围攻中的北西两面。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地消灭了云龙常备队，解放了云龙县城，截断了敌西南侧的主要通道；成功地在白汉箐口对北进后向西推进到马登的敌军四团打了一次阻击战，敌遭到重创后撤出马登。我军集中三十一团、三十五团两个团和三十三团一个营对北进到沙溪仕登的敌十四团一个营进行围攻阻击，敌受挫后撤出沙溪。我军又集中部队围城打援，以三十一团、三十五团两个团和三十三团一个营包围了占据剑川县城的敌九团；三十二团在汝南哨、清水江坡、狮子山伏击驰援敌七、八两个团，迫使敌撤出剑川。至此，敌对我边纵七支队的“围剿”遭到彻底失败。我军共毙、伤、俘敌五百多名，缴获一大批武器弹药，把“剿共”总指挥余建勋的吉普车打坏，把敌三团副团长李子夔的双腿打断。我军和支援的人民群众也有数十人伤亡，其中一名营长、一名副营长、六名藏族骑兵队员英勇献身。

　　我军反“围剿”的胜利，震惊了中甸土司。解放区的扩大和迅速发展，让汪学鼎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在此情形下，一直脚踏两只船的汪学鼎，派熟人到鹤庆、丽江向我们表达愿意交谈和平解放中甸的问题，并说，本该亲自到丽江或鹤庆，但因体弱有病，不能前往。其实不管他来不来，我们终究是必须要去的。因为，中甸这块战略要地已列入滇西工委和七支队必须尽快解放的计划之中。早在五月，滇西工委就派何其昌、刘汉勋同志回中甸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建立地下党组织。滇西工委认为，藏族地区因情况特殊，必须慎之又慎地执行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首先要争取民族、宗教上层，逐步扎实地开展工作，认为解决好中甸问题将对滇、藏、康、川地区有重大影响，稳定中甸，争取汪学鼎不靠拢反动派，可以消除从北面对我根据地的威胁。现在已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是中甸有地下党组织。丽江地区的领导人李烈三等与大中甸过去的同学、好友、商务等经常来往，对大中甸情况比较熟悉，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他们通过与汪学鼎的接触，感到汪学鼎会与我商谈和平解放中甸的问题。为此，滇西工委决定以和平统战、争取上层、由上到下的方针，解决中甸的问题。

　　滇西工委在丽江组织了一个和谈代表团。以滇西工委委员王以中为团长，丽江地区领导人李烈三为副团长，成员有赵鼎、鲁根和承宗，以及十八名藏族骑兵队员。赵鼎长期在石鼓、巨甸藏区工作，经验丰富，能力很强，身体健壮，选他为代表团成员的目的是，只要和谈成功，就把他留在中甸工作。代表团带着大批礼物，其中最贵重的是太平天国年号的瓷器，因为李烈三深知，汪学鼎等中甸上层人物一直梦想得到这极为珍奇的礼物。礼物中还有十几支最新式最精致的手枪，这也是中甸的大头目最渴望最欣赏的礼物。此外，更多的礼物是鹤庆火腿、老白干酒、布匹、食盐、三七、白药、人参等。组织这么一些重要的人物，带着这么一批重要的礼物到敌占区去，这是滇西工委、边纵组建以来的第一次，也可以说是最后一次。

　　高大魁梧的二十三个代表团成员，穿着氆氇，骑着快马，直奔大中甸。鹤庆的骑兵队领导孙志和是我表叔，我随他身穿氆氇，头戴狐皮帽，脚蹬长筒黑牛皮软靴，在代表团之前已到达大中甸，住在我表叔同学家里。代表团竟十分意外地受到“盛大欢迎”，还被邀请到大喇嘛寺参观。大中甸地下党员刘汉勋、何其昌也混杂在欢迎的人群中。对于参观的仪式如何进行，王以中等在刘汉勋、何其昌的指引下有考虑有准备地前往。迎接他們的是一个奇怪的欢迎阵容：一千多全副武装的喇嘛在门前的广场上列队欢迎，不见一丝“我佛慈光”，却露出一脸“杀气腾腾”的凶相。他们背后飘扬着各式各样、各种色彩的旗帜，不像普通正常的佛幡，倒像军舰上那些杂色旗。而在背后的围墙和建筑物上布列着无数的步枪和机关枪的枪炮眼，那迷眼的金碧辉煌的寺庙是一派灰蒙蒙，它是一座能攻能守的坚固碉堡。

　　活佛都出来欢迎，虔诚地献送神圣的哈达，并将其戴到每个代表团成员的脖子上。王以中等恭敬地向活佛回献了哈达，还作为弟子投上若干酥油。这次盛大的欢迎，在若干年后仍然是个谜。按照商定的计划，汪学鼎作为当时的伪副县长，也是主要和谈对象，他是要到大中甸来商谈的，可是他却没有来，派了他的最大的头目鲁汝旺堆来说明因病来不了，真诚地恳请客人到小中甸去，并说他一定会盛情欢迎，热情款待，友好商谈。鲁汝旺堆说他要急着回去筹备欢迎贵宾，所以在当天就告辞走了。

　　王以忠、李烈三等同志在归化寺会见了宗教界人士，向他们讲解了共产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在大中甸召开了民族上层人士和士绅等众多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宣传当时国内、省内的革命形势，宣讲共产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对地下党组织的工作进行了安排，要求地下党员认清中甸的特殊局面，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党员，把党支部建设成坚强的战斗堡垒。

　　9月3日，代表团离开大中甸朝小中甸开进。

　　位于中甸县城与小中甸之间的箐口是一条约三公里长的峡谷。眼前是一片平原，荒草连天，真是一块纵马放牧的好地方啊！大小中甸的中间是一片连绵的丘陵，突然间，王以中发现丘陵地带的树林里有人在窥探，接着是听不懂的嚎叫，这无疑是一种恐怖行动的联络信号。随即枪声四起，手榴弹的爆炸声也随着烟雾响起，肯定是遭受伏击了，代表团勇猛的骑兵战士立即向敌人还击。王以中跳下马鞍，用手枪还击了几下，他听到远处传来一片枪声和吆喝的喊叫声，他意识到靠这支手枪的威力是保全不了自己，就跑向一片草丛中躲藏起来。搜索的敌人好几次快要踩到他的头上，他忍着没有动，终于躲过去了。到了后半夜，匪兵撤走了，王以中四处查看，同伴们一个也不见，是冲出去了还是牺牲了？都到哪里去了？他肯定地认为这是汪学鼎布下的迷阵。所以，乘着黑夜摸回大中甸，在张祖年同志的掩护下，由地下党组织护送，于9月8日晚回到剑川。

　　李烈三率领着二十多名勇猛的骑兵与敌人战斗，他们天真幼稚地认定，这是国民党胡宗南残匪干的，也许这和汪学鼎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他们决心杀出重围仍朝小中甸奔去。经过勇猛顽强的拼命厮杀，李烈三掩护战友突出了重围，但他却被众匪徒围困。李烈三在打死很多匪徒后，已身负重伤，从战马上摔了下来。这位英勇刚烈、胆魄超群的小伙子，在抗战后期为了从印度运回世界各地送来的援华物资，在最后一条中缅、中印公路被日寇炸毁后，只带了少量的药品等物，就从印度东北铁路终点萨地亚出发，徒步攀爬缅甸野人山，朝东走奔向我国贡山，历经二十多天回到丽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探出一条新的中印国际通道。这对当时抗战的前后方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啊！重庆国民政府得知此事后，专门颁发嘉奖令，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自书写“忠信笃敬”四个大字，署上下款，盖上国府大印送给李烈三。

　　抗战胜利了，全国解放了，新中国建立了。可这位丽江地区的中共领导人，忠诚勇敢的年轻同志，为了中甸藏族同胞的和平解放，把宝贵的生命永远地留在这片高原上。

　　赵鼎和警卫人员始终在一起，经过商议他们仍天真幼稚地认为，这次袭击和汪学鼎无关，而一定是胡宗南残匪干的。他们当中有的同志对道路很熟悉，所以，就连夜奔向小中甸的汪学鼎家中。汪学鼎见了他们，万分惊奇，以为他们全都死了，怎么又活着回来了？为了不露出马脚，他装出一副关切的样子，十分疑惑地说：“是胡匪还是从哪里来的土匪，竟敢袭击你们，真是胆大包天，真是太扫兴了。”尽管他掩藏很深，不肯暴露真面目，但是他怎能放过那十几支好手枪呢？强盗终归是强盗，强盗嘴脸终于赤裸裸地露出来了。他说：“我在这地方，还是有点小势力，但是，你们带着枪，我就不敢保证你们能安全离去。”赵鼎等终于看清了汪学鼎的阴险毒辣的手段，为了尽快安全脱身，赵鼎下令，解除武装，走出这恶魔的“魔穴”，回到剑川。

　　汪学鼎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尔反尔，撕毁了与我党商定的和平解放中甸的许诺，与国民党胡宗南残匪勾结，在中甸县箐口坝子伏击了我应邀前往谈判的代表，打死我边纵派去的李烈三同志和骑兵卫士共四人，打伤三人，制造了“箐口事件”。随即又在胡匪的指使下纠集了几股反动武装，对我金江特区的革命武装力量进行大规模的袭击，杀害张嘉喜等一批党员、民青成员、自卫队员，迫使我撤出金江北岸，中甸局势趋于恶化。

　　9月22日，蒋介石飞临昆明，约见滇省重要将领，督令加快反共计划，加快滇西“剿共”，把边纵七支队压迫于金沙江两岸而歼灭之。为此，滇西“剿共”总指挥余建勋在22日当天就赶到大理，首先发布命令：升任中甸汪学鼎为县长兼中甸、德钦、维西“剿共”指挥官。随即组织唱戏庆祝。汪学鼎在小中甸破例召开了“春云会议”，组织中甸、维西、金江的反动土司、头人拼凑的反动武装三千余人，分东、西、中三路四股向滇西革命根据地剑川、鹤庆、丽江进攻，并与保安团一起四路进攻，八面围剿“边纵”。叫嚣“奉蒋委员长和卢主席之命令，剿灭滇西土共”；规定“凡死一卒，抚洋三百元，打得财物归自己”，还说“他们不是闹穷人要翻身吗？我们也搞个‘穷人翻身，都去发财，谁敢不去，就抄家绝户。”

　　10月上旬，他们开始发动进攻。以德钦土司吉福率领的六百余武装人员为西路，南下贡山、福贡。汪学鼎的承袭人、小中甸境土千总汪曲批（汪学匹、汪吹匹）率领鲁勇汪堆、七耀祖、松耀坤、和光宝等五股一千余名武装人员为中路，其中由七耀祖、和光宝率三百余名武装出维西、下通兰，从南面包抄，其余八百余名武装过塔城，由其宗、巨甸渡过金沙江，直指金沙特区的中心石鼓。芍学及彝族奴隶主陆爪平率六百余武装为东路，由棋盘地渡江，窜扰丽江奉科、宝山一带，金江土司杨汉卿、陆爪爪等部的三百余名武装作为策应。汪曲批率领的中路一股武装，渡江之后，人数扩充到一千六百多名。

　　按照边纵七支队的命令，丽江县委、縣人民政府组织县直属连队、各区人民自卫队、金沙特区各人民自卫队，在拉咱古、石门关节节阻击北面入侵之敌。三十三团副营长朱存义奉命带一个连到维西，与在县委领导下组成的三百余人的民兵大队一起抗击入侵之敌，掩护党政机关撤退。他们英勇战斗，全力阻遏汪学鼎的反动武装南下，使边纵七支队主力能够集中打击南线之敌七十四军、九十三军。

　　由吉福率领的西路，于10月19日攻占贡山县，杀害贡山办事处主任和文龙等一批干部。东路也突破宝山，窜犯长松坪。中路侵入金江特区江西一侧大部地区，直逼石鼓。敌人烧毁民房一千五百余所，所到之地洗劫一空，近万民众无家可归，情况万分危急。丽江县委立即抽调党政干部组成突击营坚守石鼓。11月20日，维西县城也被敌人占领。

　　当南线敌人败退后，七支队就当即调三十一团一营、机炮连、藏族骑兵队和三十三团三营星夜驰援石鼓。三十一团团长杨锡夔、政委赵敦民、政治处主任王大宏，三十三团团长李敏、专署边务委员会主任和万宝组成指挥部。指挥部针对汪学鼎武装是由多股土司、头人武装纠合而成，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士兵多为被指派当兵的农奴——迪马（门户兵）等特点，决定集中我优势兵力先打击进攻石鼓的中路敌人。同时，由兰坪中心县委组织维西、兰坪人民武装在通兰地区阻击从维西南下之敌，组织碧江、福贡联合民兵武装准备收复贡山。王北光同志率领朱存义、李子厚所带领的留守维西的武装，李阿土带领的藏族骑兵和兔峨区中队、通兰彝族民兵，于11月29日至12月2日在富隆场、箭杆场等地截击由维西南下企图包抄石鼓的敌三股武装，击毙匪首撒纳尼比、直肯宝等十余名，夺回被抢劫的牛马二百多头，残敌逃往维西、塔城、其宗等地。

　　12月6日，我三十一团、三十三团和丽江人民武装在石鼓桥头、岔河与敌人激战一昼夜，打退敌人三次疯狂进攻，毙伤敌八十余人，缴获二十多支枪，夺回骡马七十余匹。敌遭到沉重打击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纷纷溃散。12月7日，汪曲批写信求和，我部队回信重申我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要求汪学鼎等以民族团结为重，回心转意，靠拢人民，立功自赎。11日，七耀祖等人率三百余匪据守桥头沟长脚寨，还列阵鸣枪誓与我军决战。在我军火炮轰击、手榴弹、机关枪一齐勇猛攻击下，敌人四散奔逃。此战，毙敌三十三人，缴枪二十四支，夺回骡马百余匹，其余各股残匪争相夺路而逃。我部队据守石门关，控制住中甸门户，不再穷追猛打了。在这次战斗中，机炮连连长李慰烈等五同志牺牲，连长李文才等十一位同志负伤。

　　支队决定组建三十四团，任命和立信为团长，由他带领的一个连在民兵、自卫队配合下，经过从杨柳坪到长松坪的七次战斗，击溃了汪学鼎武装东路芍学、陆爪平部。

　　石鼓战斗后，重新建起的金江特委和人民政府立即投入到发动群众抗灾，开展生产自救的斗争中。

　　击溃北线汪学鼎等反动武装后，反“围剿”斗争取得全面胜利。汪学鼎等反动土司已无力再侵犯解放区。七支队遵照上级的指示，认真地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对汪学鼎等上层人士仍以争取团结的方针，继续开展工作。

　　1950年10月1日，云南军区成立，十四军奉命兼滇西卫戍区，李成芳兼任司令员。李成芳经常强调：“要认真贯彻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他经常给大家讲贺龙司令员的话：“十四军在进军两广、解放大西南中战功卓著，希望在建设云南与剿匪工作中再立新功。另外，我个人有个请托：有一个老部下叫刘达武，住在大理城。此人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跟我参加北伐。部队在澧州整顿时，周逸群抓政治，刘达武抓练兵。练兵后我们一个师打败兵多将广的吴佩孚，攻下宜昌。后来，刘达武跟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在攻打石门时，刘达武当团长，贺锦斋当旅长。那一仗，贺锦斋牺牲，刘达武被打断腿。早几天，刘达武的儿子刘冠群来成都找到我，我把他安排到革命大学学习，尔后安排他参加革命工作。据他儿子说，刘达武双腿残废回乡，靠双手磨大理石养活一家人，生活艰难，但从来不找革命政府。他确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你带上一张我的近照送给他，带去我的问候。”又说：“我还有个请托：中甸的归化寺对部队在长征中作出了特别的贡献，代我向该寺的活佛和喇嘛表示感谢和问候，并代我问候一位叫夏那古瓦的藏胞。长征的日子，我记忆犹新。1936年4月25日至28日，我带领一万八千多名红军，在石鼓至巨甸一带乘木筏强渡金沙江，到达中甸。带的食物快吃完了，当地少数民族因种种顾虑不敢接近红军，幸得一个叫夏那古瓦的藏胞出头与我们联系，给藏胞与归化寺的活佛做联络工作。归化寺的活佛获悉红军的政策后，特别是主事松谋活佛对红军秋毫无犯的纪律有了了解之后十分感动，主动打开仓库卖给红军三万多斤青稞麦和大量食盐与红糖，解决了我们部队继续长征的急需。我们的部队在长征中减员较少，确实得益于这一批粮食、红糖和盐，并顺利地举行了有名的‘中甸会议。你事情繁忙，可托驻丽江地区的四十二师廖运周师长去中甸一趟，一是代我致意，二是检查落实当地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这就是我们的贺龙司令员，虽然身经百战、功勋卓著，却情深义重，永远把群众的恩情、战友的情谊记在心上，哪怕事情再小、时间再久，也不会忘记。

　　李成芳军长回大理即与大理县杨县长一起找到刘达武，把贺司令员的照片交给他，还给刘达武送去一批粮食及御寒衣被。刘达武感动得热泪盈眶，激动地说：“贺司令员没有忘记我，他照片上的面貌还是当年那样英武。我终于等到革命胜利这一天了，感谢李军长和杨县长来看我，感谢政府给我的粮食和衣被，我叫儿子跟随革命政府，努力工作，报答党和人民的关怀。”此后，李成芳军长和杨县长曾多次去看望过刘达武，刘达武每次都把贺司令员几次给他的信拿出来读，边读边激动地流泪。刘达武于1952年2月突患重病，家里人要通知在成都工作的儿子回来，他不同意，说不要影响儿子的工作。家里人说要告知李军长和杨县长，他说领导工作很忙，不能影响他们，你们若去打扰领导，我死不瞑目。刘达武去世后，家业萧条，平时受他帮助的穷人及邻居都来帮忙办理丧事，一位姓马的石匠刻了一个碑，上写：“刘达武之墓。”这位石匠忍不住去告知杨县长，杨县长即刻报告了李成芳军长，李成芳军长立即打电话给西南军区，请转告刘冠群乘飞机回来，并挥笔写了一个墓名：“革命老战士、老团长刘达武同志之墓”。那位马石匠选了一块最好的大理石，将李军长的手迹连夜刻好。刘冠群回到大理，李军长、杨县长与他一道到刘达武墓地。在苍山的应乐峰下，对辛亥革命、对北伐战争、对国内革命战争有着不平凡贡献的刘达武，默默地走完了七十二年的人生歷程。刘冠群头贴墓碑，号啕大哭。苍山的劲风呼啸为这位不凡的革命老战士倾诉革命的心声，附近的隐仙溪流水因伤心而呜咽。李军长摘下军帽，长久地站立着，眼眶里忍着未滴下的眼泪。杨县长掏出手帕揩泪，那位马石匠含着泪对李军长、杨县长说：“达武真是难得的好人，县政府给他的钱和物，他常常分给穷人和邻居，老天一定会帮助好人，让他的儿子发达当好官。”

　　1950年3月，十四军四十二师进驻丽江地区，兵逼中甸。汪学鼎见我军兵临城下，日夜不安，心惊胆战，派出代表到四十二师驻地鹤庆县打探情况，通过各种渠道想摸清我对汪学鼎的政策，并反复表示，愿和平解放中甸。

　　5月3日，廖运周师长率一个加强营的兵力，沿着当年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金沙江畔的石鼓、五竹、格鲁湾一线向中甸行进。当年红军在各民族兄弟中留下的深刻印象，加上近年来地方党组织、边纵的宣传教育，沿途的民族兄弟都搭起彩门，设茶站，送干粮，热情欢迎解放军。当地群众还在与中甸一山之隔的五竹召开迎军联欢晚会，廖师长在晚会开始前讲了话，感谢各民族同胞积极支援配合解放军解放中甸，会上军民共跳“热巴舞”，共唱《团结就是力量》歌，一派欢欣鼓舞的气象。

　　5月7七日一早，六连便踏上了翻越哈巴雪山的道路。海拔三千多米的哈巴雪山，白雪皑皑，空气稀薄。战士们多数在北方长大，对高原气候很难适应，加上身上还穿着单衣，刺骨的寒风一吹，就被冻得发抖。由于看不见路，只有在向导的指引下，跟在狗或牦牛后面行进，每走一步都要消耗极大的体力，走快一点就会几乎喘不过气来，走慢一点则冻得要命。战场宣传鼓动工作在雪山上展开了，指导员在具体组织，口号声、鼓劲声与快板声交织在一起，你帮我，我帮他，互相鼓励，相互帮助，没有一个掉队的。黄昏时，比原计划提前赶到了小中甸。

　　部队在离小中甸不远的象卡停下，整顿军容，准备齐装进甸和群众会面。没有想到的是，小中甸一片寂静，民族兄弟全躲进山里去了。汪学鼎既然要求和平解放中甸，为什么又给解放军唱空城计，裹挟群众跑进山里？部队当即召开干部会，研究分析情况，作出三条决定：一是加强警戒防止偷袭，所有人员都要百倍地提高警惕；二是坚决贯彻执行民族政策，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准进民房，在镇外吃宿；三是天亮后分别找群众，动员他们回家。第二天上午，部队发现周围山上有人在向甸内窥探，但没有下山。部队在甸内开展做好事活动，清扫街道卫生。中午有个藏族老人带着两个少年来到甸内，部队热情地接待他们，请翻译告诉他们解放军就是当年来过的红军，是毛主席派来帮助藏族同胞办事的，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送给他们毛主席像，领他们到部队里看一看。当他们看到一个个军容整齐、面带笑容的同志亲热地欢迎他们，房前屋后、街道小巷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一间房屋也未触动的情景时，感动万分，紧张恐惧的情绪消失了。他们领着部队先到家里，然后到山里去喊话，说明情况，动员群众下山回家。群众回来了，汪学鼎的空城计失败了。

　　5月9日，廖师长带着部队向中甸开进。部队爬上雪山到大崖房绝壁时，廖师长给大家讲了1936年红军经过这里时遭敌伏击，部队英勇战斗，突破敌军阵地的英雄事迹，号召同志们踏着红军走过的路，发扬红军勇往直前的光荣传统，完成党赋予的任务。部队很快就与先遣连在小中甸会合，一起朝大中甸县城开进，中甸县城的各方代表、广大群众早就列队在城外欢迎。几位藏族同胞迎上前来，手捧洁白的哈达躬身献给廖师长和走在前面的其他干部。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昂首阔步走过载歌载舞的人群，欢呼声此起彼落，红旗招展，鼓乐喧天，各族同胞盼望中甸和平解放的时刻在沸腾的欢迎中快到来了。为了安定民心，部队深入到群众中去，用做好事、为民族兄弟办实事的行动来宣传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

　　部队领导同志走访上层人士，做团结争取的工作，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协商建立人民政权的工作。1950年5月12日，经过艰苦、细致、充分的工作，中甸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孙志和同志被任命为中甸县县长，汪学鼎为副縣长，并通知了汪学鼎，颁发了安民告示。5月17日，在县城召开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群众大会，孙县长宣布中甸县人民政府成立并致词。廖师长在会上宣讲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与各界民族同胞一起共庆人民政府的成立。军民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部队进行各种武器射击表演，当枪弹纷纷击中目标时，会场上的欢呼声沸腾起来了，藏民亲眼看到解放军的“摧山炮”（指炸药爆炸）“找人弹”（指迫击炮），更是惊叹不已。中甸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后，随即召开了中甸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县政务委员会，下属各区政府也相继建立。从此，封建农奴制的枷锁被砸烂了，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民心也日趋安定。

　　然而，即使到了这时，汪学鼎仍心存疑虑，不肯下山到任。胡宗南残匪和深埋在他周围的特务、奸细加紧了对他的监视、施压，恐吓强迫他调集各种反动势力在暗中活动，骚扰交通，破坏社会治安，伏击大中甸的民兵，挑唆大小中甸之间的械斗，加深民族矛盾。争取团结汪学鼎，已成为当时重中之重的任务。通过地方党员何其昌与汪学鼎的大队长鲁汝旺堆的关系，多次与汪接洽，反复做他的工作，要求和汪举行正式会谈。汪学鼎最后答应，在大小中甸之间的箐口与政府代表会谈。

　　箐口是汪学鼎伏击过滇西工委和边纵派出的谈判代表的旧地，许多同志都因汪学鼎的狡猾、阴险、毒辣而担心廖师长的安全。为此，部队派了一个分队随廖师长等谈判代表前往。快到达会谈地点时，廖师长命令部队撤回到距离谈判地点两里路的谷都阁村待命，连贴身的警卫人员也不让跟随。为了廖师长和我方代表的安全，部队悄悄地在暗中将小分队隐蔽在靠近会谈地点的山包上，监视动静，以防不测。

　　代表们开始向会谈地点走去，当廖师长走到会谈地点时汪学鼎的十几名骑兵荷枪实弹冲出来，气氛当即紧张起来，我隐蔽的小分队也做好了应付突变的准备。廖师长镇定地率代表朝前走去，对方的骑兵调头离去，汪学鼎带着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也走到会谈地点。会谈开始了，廖师长首先讲了全国的大好形势，以及云南、中甸的大好形势，然后讲了北平傅作义率军起义当了水利部长，介绍了在解放战争中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决战阶段，他率领国民党的一一○师战场起义，对推动淮海战役的全胜所起的作用。廖师长语重心长地说：“新中国已经建立，各民族大团结共建和谐幸福美好的家园已开始。你如果还要死心塌地听从胡宗南残匪、特务的指使，那就是自取灭亡。你只要回心转意，回到人民的怀抱，我们欢迎你，你过去的所作所为，人民不会计较。”廖师长讲了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孙县长讲了来和谈的目的，并把专署签发的任命他为副县长的委任状郑重地交给他。

　　汪学鼎被廖师长真诚亲切温暖的态度和事实感动了，说：“廖师长在金沙区阻止百姓要随军北上来批斗我，我听说了；廖师长在响卡寨亲自写了‘凡我党政府人员一律不准在此宅借宿布告贴在我家门上，我也知道了；廖师长在县政府成立大会上宣布任命我为副县长，我也听说了。”他让手下摆出两床羊毛褥子，上面摆着几十两黄金、三百块银元，还牵来四头牦牛。他指着这些物品说：“我向贵军投降，这是我投降的礼物。”廖师长说：“你是共产党委任的副县长，我们是一家人，不能说是你‘投降，大家要在一起合作共事，礼物不能收。”第二天，汪学鼎派侄儿汪曲批到县政府报到。过了几天，汪学鼎下山到任。那天，政府同样组织了欢迎，表明我党既往不咎的宽宏态度。汪学鼎表示要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好好工作弥补以前的罪过。

　　东旺是中甸的一个镇，属桑察阿坚的势力范围。汪学鼎原先也想控制东旺，常与桑察阿坚发生械斗，始终未能达到目的。国民党军队打进中甸后，也想征服东旺，派了一个营进攻，结果不仅没有得逞，反而以失败告终。应当说，汪学鼎与桑察阿坚从三十年代起就有矛盾。西康乡城商人瓜定巴拉拢乡城土司到中甸做生意，让汪学鼎的手下没收了财物，瓜定巴拉拢乡城土司与东旺把总桑察阿坚联合起来，带领一千多人马的武装，连续几次攻进中甸县城，抢夺财物。汪学鼎跑到大理向“师管区”报告，请求大理“师管区”派兵来消灭桑察阿坚的武装。大理“师管区”派出独立营向东旺进攻，桑察阿坚的武装顽强地反抗。经过几次激战，独立营伤亡惨重，百余名官兵被打死，只好撤退返回大理。桑察阿坚的武装伤亡也很惨重，于是他就派人暗杀了汪学鼎的侄子满念瓦。愤怒的汪学鼎为了报复，就撤了桑察阿坚把总的职，由此，两人的冤仇愈来愈深。

　　廖师长为了争取这个能够左右东旺局势的关键头人，化解桑察阿坚与汪学鼎的矛盾，亲笔写信给桑察阿坚，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明确指出：“我们对过去做错事的人既往不咎，只要改过自新，同我们合作，替地方办事，绝对按宽大政策处理，不再追究。我们尊重好人，坏人定遭到人民痛恨，终归要被人民消灭，希望你当好人不要当坏人。”并说：“可以委任你当镇长，武装也由你管，东旺的事务由你负责，但你要保护百姓，维护交通，不准一个人当土匪，好好安分守己。”廖师长派我部陈参谋护送与桑察阿坚最友好最知心的喜罗俄热活佛、东巴总松巴盈组成工作组到东旺会见桑察阿坚，宣传党的政策。

　　桑察阿坚读了廖师长的信，很受感动，又经过喜罗俄热活佛等人的耐心说服帮助，便带领老民格燕娃杰及五个卫士到中甸拜见廖师长，感谢廖师长的教育和帮助，双手捧着手枪交给廖师长，说：“我找到了保护各族人民的父母官，再不用担心自己的性命了，这支手枪就请廖师长收下。”廖师长没有接受阿坚的手枪，反而发给他步枪五支，子弹五百发，并任命他为东旺办事处主任。桑察阿坚表示一定按廖师长的话办事，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桑察阿坚还服从廖师长的安排，与汪学鼎会面，会面后两人互敬了哈达，喝了团结酒，表示要共同联心建设新中甸。

　　很快，区一级政权也建立起来了，汪曲批被任命为小中甸区区长，七耀祖、松耀魁、七友盛也分别担任各区的区长，桑察阿坚被任命为东旺办事处主任。

　　桑察阿坚与何其昌的矛盾也很尖锐。何其昌的父亲何荣先历任大中甸把总、格咱千总，后任中甸县警察局长，和汪学鼎的关系十分亲密。当时的县长和清远感到本人的地位受到何荣先、汪学鼎的威胁，就指派桑察阿坚去杀何、汪二人。桑察阿坚派人将何荣先刺杀死后，汪学鼎吓得很快就逃走了。何荣先的儿子何其昌等四人离家避难。1949年，何其昌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以后就成为中甸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但他始终还念念不忘杀父之仇恨。廖師长了解了桑察阿坚与何其昌的矛盾后，就派何其昌的入党介绍人孙志和（中甸县县长）给何其昌做团结友好的工作，并亲自与何其昌交心面谈，帮助何其昌弄清家仇与阶级仇的界限，明白共产党员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何其昌对廖师长苦口婆心的教育帮助表示理解，愿意以大局为重，以党的利益为重，坚决听从党的指示，按廖师长的指示去做。

　　为了缓解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各派势力的矛盾，廖师长召集与桑察阿坚有杀父之仇的何其昌及死对头汪学鼎三人开会，要求三方在党的民族政策之下，抛弃世仇和个人恩怨而团结起来。在廖师长的调解、教育之下，他们都言归于好，喝了团结酒，照了团结相。《人民日报》还刊登了此照片。

　　廖师长率部队进军中甸后，按照李成芳军长的嘱托，找到夏那古瓦藏胞，代表贺司令员向他表示问候，夏那古瓦高兴得又唱又跳。廖师长代表贺龙司令员又专门向归化寺的活佛和喇嘛表示感激和敬意。活佛喇嘛知道贺龙司令员还健在并专门托人来看望感谢慰问他们，深感高兴和振奋，他们把贺龙司令员当年赠给的“番族兴旺”的锦旗拿出来悬挂。

　　归化寺是中甸县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心，控制着中甸政治、经济、文化大权。要稳定中甸局势，必须做好归化寺的工作。我军10日进驻中甸城，廖师长11日就带人去拜访归化寺。僧侣们深为感激，列队夹道欢迎，向廖师长敬献哈达。活佛陪同大家参观寺院，廖师长与八大僧举行座谈，宣讲党的政策：尊重信仰自由，寺庙的行政设施保持旧制不变，寺院原有供应政府照旧发给等。当活佛提出要与廖师长合影时，廖师长欣然允诺，当即穿上喇嘛服，盘腿坐在蒲团上，双手合十于胸前，同活佛们合影。廖师长还到活佛卧室拜访畅谈，气氛十分融洽。此次活动在宗教界影响很大，中甸流传着真的“活佛”来到中甸的佳话。

　　1950年6月，廖师长遵照上级的指示，亲自拜访汪学鼎，热情地邀请他作为中甸藏族同胞的代表参加西南民族代表团赴北京参加国庆盛典。汪学鼎在廖师长真诚的邀请面前，不敢撕破脸皮，只是反复强调由于身体有病不能前往，并提出选派自己的贴身亲信洛左旺堆为中甸的藏族代表，替自己参加代表团赴京（在云南的五十三名代表中，民族上层人士自己不敢当代表而由身边的亲信、自己的子女或亲属顶替当代表的就有十七人）。洛左旺堆作为中甸藏族土司汪学鼎的代表，参加代表团后，不管黑夜还是白天，也不管开会还是睡觉，盒子枪总是不离身。代表团规定，代表们不能携带武器进入北京，但他却顾虑重重地坚持说：“武器是我们藏族人的命根子，我要拿它应付对我不好的人，以防不测。”为了体现党和人民政府的诚意，以利于做好民族统战工作，代表团便特许洛左旺堆一直佩戴武器随团活动。

　　全国七个各民族代表团到京后，9月29日周总理专门在北京饭店设晚宴欢迎各民族代表团。朱德、刘少奇、李济深、陈云、郭沫若、黄炎培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北京市领导出席了宴会。周总理代表政务院对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并提出了中央的少数民族工作方针：“对于各民族内部的改革，按照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觉悟和志愿，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这样做，是完全符合我国各族人民利益的。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应该有步骤地和切实地实现民族的区域自治政策，应该帮助各族人民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干部，并为逐步改善和提高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生活水平而努力。”在周总理热情洋溢地致辞后，各代表团竞相发言。西南代表团副团长、云南首席代表马伯安说：“各民族代表的这次会面，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次真诚的团结。”周总理提议为庆祝中国各民族人民的空前团结而干杯。《人民日报》在对此事的报道中说：代表们穿着本民族的服装，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保持着本民族的风俗习惯，携带着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以尊贵的民族身份来到首都参加各民族自己的国庆节。像这样规模的各民族人民大团结，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是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良好开端。

　　9月30日晚，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盛大庆祝宴会，欢庆第一个国庆节。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宋庆龄、张澜，以及来自全国的各民族代表团、各民主党派、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八百余人出席。会间，一位首长把召存信拉到毛主席身旁，介绍说：“这是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代表召存信同志。”毛主席主动伸出手来与召存信握手，亲切地说：“你在解放西双版纳的斗争中所起到的作用我知道了，希望你跟着共产党，建设好社会主义新边疆。”召存信激动地说：“您给边疆各族人民带来的幸福，我们子孙万代都会铭记心中，我一定遵照您的话去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国庆这一天，代表们纷纷签名题词，表达对祖国的祝福和搞好民族大团结的愿望。10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三十位代表的题词和四十二位代表的签名，其中云南有十三名代表签名题词。各民族代表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心情，纷纷向毛主席奉上祝贺的献礼，方克光代表保山人民，木道藩代表丽江人民，马伯安以全体云南代表的名义向毛主席敬献锦旗。

　　10月3日晚7时半，各民族代表在怀仁堂向中央人民政府首长献旗、献礼、致敬。毛泽东主席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及各界人士五百余人参加。各民族代表相继走上主席台，将自己民族最珍贵的礼物捧着献给毛主席。龙介仁代表彝族同胞将绣着“毛主席，我们永远跟你走！”的锦旗献给毛主席，毛主席接过锦旗，同龙介仁亲切握手。

　　毛主席对赴京的各民族代表团十分关怀，他给每个代表赠送了呢料制服、衬衣、袜子、牙刷、口杯、皮鞋、被子等用品。次日，在毛主席得知云南佤族代表生病住院后，便亲自到医院看望。当毛主席出现在病房时，医护人员及病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毛主席亲切地握着还未回过神来的佤族代表的手，请翻译关切地询问病情时，佤族代表握着毛主席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毛主席还亲自安排各代表团到各地参观学习，以便于让各位代表对祖国有一个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在首都北京的一个多月里，各位代表参观了解放军战绩图片展、兵器展、北京图书馆、长辛店铁路机械厂及回民学院、蒙藏学校、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毛主席知道西南缺医少药，因此，当代表离京时，便给每个代表送了一个药包，药包里装有二十余种常用药，包括当时最珍稀的盘尼西林（即青霉素）。

　　洛左旺堆赴京归来时，他万分内疚地说：“這次参观活动中，我一直随身携带着盒子枪，以防备对我不平等的人。但通过参观，亲身体验到我们少数民族已获得平等自由，还要枪做什么？回家后把枪锁在箱子里，让它生锈算了。”他还气愤地说：“那些挑拨离间、造谣生事的特务，我回去后一定要打死他们。”回到中甸后，洛左旺堆详详细细地把自己参加代表团的所有活动、感受、所见所闻向藏族土司汪学鼎作了汇报。汪学鼎也深受触动，埋怨自己失去了这样一次特殊的机遇、特殊的盛事，眼里流出了悔恨的泪水。他真的感动了吗？还得观察。

　　1951年5月，民主改革在丽江地区部分地方展开了。廖师长和丽江地委的领导都讲过，在藏族彝族地区不搞减租减息，不搞反霸。但是，在汉族居多数的中甸县金江地区，群众自动起来斗地主，挖浮财，分田地，减租减息。这就严重地破坏了藏彝地区的民族上层与佃户之间的关系，损害了民族上层的利益。汪学鼎得知金江区在清算批斗地主，认为共产党的政策变了，就指使侄儿汪曲批到处宣传说：“共产党的政策变了，富人只有团结起来，反对搞减租反霸，才是唯一的出路。”还制造谣言说：“白地村（三坝乡政府所在地）的穷人要斗争杨振华。”杨振华是回族头人，汪学鼎扶持他当了千总，新中国成立后任三坝乡乡长。他在汪学鼎的恐吓和指使下，决心要叛乱。汪学鼎当即给了他一批武器弹药，支持他先拉起武装干起来再说。同时，汪学鼎又指使侄儿汪曲批在小中甸展开叛变，与杨振华一起联合起来制造叛乱。

　　大中甸县政府发现了杨振华的叛变行为，但为了争取团结，改变他们的错误打算，专门派秘书和正滇率工作组一行七人，于5月中旬去三坝。5月21日，和正滇率领的工作组来到安南时，遭到埋伏在那里的杨振华的武装伏击，工作组的七人全部被杀害。杨振华决心一不做二不休，又把安南村的干部杨国藩等人和过路那里运粮队的王宗良等人杀害。三坝乡乡公所的通讯员和彦组带民兵十人去安南接应和正滇工作组，也遭到伏击，九人牺牲，一人负伤。5月24日，杨振华到哈巴村召集哈巴村的彝族、纳西族和回族的头人开会，在会上他公开造谣煽动说：“汉人要杀藏人、彝族人、纳西人、回人，我们要团结起来，和汉人斗争到底。”从而制造民族矛盾，甚至造谣说：“解放军都开到朝鲜抗美援朝去了，丽江现在是空城一座，蒋委员长已派白崇禧的军队打到保山。”会议以后，杨振华等人掀起了仇杀运动，仅哈巴一地，就有两个村寨的男人几乎被杀完，被害者八十四人，四十个妇女丧失了丈夫。在整个哈巴地区，暴徒抢劫了十九个村寨、二百三十七户人家的财物，其中粮食八万六千六百斤，骡马九十七匹，牛二百一十三头，羊三百八十六只，猪一百九十头，仓库里存放的公粮八万多斤也被全部抢走了。

　　廖师长接到情况报告后，立即部署部队制止叛乱，委派丽江军分区基干团团长薛俊兼中共中甸县委第一书记指挥部队包围杨振华于三坝地区；派三坝乡副乡长杨国昌带领武工队进入三坝乡哈巴地区，上山去动员群众下山回家。

　　6月24日，孙志和县长按廖师长的指示，邀约汪学鼎到归化寺面谈。汪学鼎否认指使杨振华叛乱的指控，并要求把在小中甸工作的汉族干部调走。孙县长向他传达了丽江地委关于平叛的方针、政策，并指出他说他不支持杨振华判乱是对的，至于所反映的问题待查清后再作商议。

　　为了稳定局势，廖师长于7月上旬又来到中甸。行至金江区时，向当地干部传达了丽江地委在藏、彝地区不搞减租反霸的决定，纠正了前一段时期的过激行为，恢复藏、彝地区上层人士与佃户的租佃关系。到达中甸后，又召开各族各界会议，重申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重申党在民族地区不搞减租反霸的决定，并明确提出：杨振华听信谣言进行叛乱是错误的，只要立即停止叛乱活动，政府对他们仍然采取“不关、不斗、不杀”的方针政策。与会者深受感动，共同签订了《平叛公约》，有力地阻止了叛乱的发展。同时，指挥部队对还在坚持叛乱的杨振华发起围剿。进攻的部队除原担任平叛任务的基干团二营、师工兵连外，又增一二六团三营。在这一时期，杨国昌带领的武工队经过揭露敌人的谣言，也争取了大批群众下山回到家中。他们还给杨振华、阿九元等叛徒写信，劝其停止叛乱，回到人民中来。

　　8月7日，廖师长亲自指挥部队对杨振华发起包围合击，很快就占领了匪巢吹茸岭。乱匪逃进原始森林中，廖师长命令部队“穷追猛打，彻底歼灭”。经过七天七夜的围追堵截，叛匪无处藏身，杨振华率三十九人骑马逃往小中甸，我们的部队紧追不放，将匪围困于山林中，但暂时围而不歼。汪学鼎看到败局已定，8月21日约见廖师长，表示愿意投降，并献上哈达和马匹。廖师长批评他支持杨振华叛乱的错误行为，要求他敦促杨振华立即放下武器，并可以保证他的生命安全。9月10日，杨振华率领三十九人向以喜饶活热活佛为首的受降委员会投降。

　　1951年10月25日，汪曲批在小中甸“献马投降”，献了五匹马，还做了五项保证。廖师长知道汪曲批正在策划新的叛乱，“献马投降”是为了掩护叛乱。汪学鼎不断听到丽江、鹤庆、剑川斗争地主的消息，认为中甸迟早要斗地主，于是到处奔波，加紧展开组织叛乱的活动。11月6日，廖师长在归化寺约见汪学鼎，要他消除顾虑，吸取杨振华的教训，不要再制造事端。汪学鼎当面表示，一定会听共产党的话。

　　1952年3月3日，汪曲批在山神庙杀害了中甸县城商行的六名无辜人员，并进兵城郊，扬言要到县城抓人，请政府和军队不要多管闲事，行为非常残忍，气焰非常嚣张。

　　廖师长得知汪学鼎又有公开叛乱行为后提出：让归化寺出面调停，基干团部队不介入，不打第一枪，等待上级的指示。这时廖师长接到军区宋任穷政委、李成芳军长的明确指示，要求继续争取汪学鼎。然而，汪学鼎、汪曲批历来就狡猾多变，反复无常，于1952年3月再次发动叛乱。他们纠集了五百多个武装叛乱分子，以武力占据了小中甸政府，造成了中甸地区社会动荡，人心不安，并波及康、藏边境地区。

　　为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廖师长又亲自率领部队进入中甸地区。4月12日17时，我先头部队九连进至博浪古村时，突然遭到汪曲批匪军的伏击，我前进受阻，参谋长王炳海率七连立即投入战斗，从村后出击，扭转了战局。这一仗，我军俘敌十八名，缴获各种枪十九支。经过我军几次打击后，叛匪只得化整为零，钻进深山密林与我军周旋。我剿匪部队大力展开政治攻势，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逐步地争取众匪下山，缴枪二百九十余支。有的是民族兄弟的家人，上山去把亲人动员回到寨子里。这就使得汪学鼎、汪曲批更加孤立，被迫逃往东旺。

　　4月28日，廖师长率三营向东旺进击，包围了叛匪据守的山洞。当时，廖师长身患盲肠炎，李成芳军长发电报要他安排让其他同志指挥，他必须去住院治疗。但廖师长坚持要打好这一仗，每天注射青霉素，带病忍痛坐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病稍好一点，他就起来到连队去听取大家的意见。廖师长考虑到几千人的部队在荒山中驻扎，吃水困难，不宜久拖，决定从七个连中抽調身体壮、有攀山经验的战士组成突击队攀登上山。突击队的同志不畏艰险，攀山时棉衣都被岩石磨成碎片，皮肉也都磨破了，但大家不叫苦。在到达预定位置后，一阵猛烈射击，枪战和手榴弹一起上，炸药包爆破响声震天，加上山谷的回音，使敌人胆战心惊。此次战斗打得很出色。除了有力的军事打击，廖师长又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汪学鼎深感陷入绝境，继续对抗已毫无出路，终于在6月上旬率亲信三十多人下山投降。这场叛乱，总算得以平息，共歼敌五十六名，俘敌四十五名，缴获各种枪支三百二十六支，子弹七千余发。廖师长被藏族同胞称为真正的“活佛”。

　　汪学鼎向廖师长检查认识错误，决心改过自新。廖师长安排他到昆明、重庆去参观学习，受到了贺龙、宋任穷两位首长的接见。两位首长勉励他与共产党真心合作，为地方多做好事。这次汪学鼎确实悔改了，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没有再做背叛人民、逆历史潮流的事情。当1956年藏区发生叛乱时，为首者派人去动员汪学鼎参与，也被他拒绝了。1959年西藏上层在全藏区发动叛乱时，汪学鼎仍然拒绝参加。汪学鼎后来被选为迪庆藏族自治州副州长，于1961年病逝。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那雄伟的哈巴雪山下，在那柔情的奶子河流过的地方，就是中甸香格里拉——我心中的天堂——吉祥的香巴拉雪域圣地，勤劳勇敢的康巴人，淳朴的心灵，和谐的乐园，腾飞的日夜城，共同托起明天灿烂的朝阳。

　　责任编辑 陈 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