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海

　　重点关注蒙古族题材电影，我想至少有这样几个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蒙古族题材电影《内蒙古人民的胜利》，资历“最早”；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当代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大概有三百七十几部，而蒙古族题材的电影多达一百多部，占四分之一强，数量最多；①这一百多部蒙古族题材电影，当然也高低不等、良莠不齐，但确实出了一些非常有影响的作品，不仅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范畴内，就是在全国乃至全球电影界都是戳得住的。

　　我们还是从当代文学艺术史上的“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说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宣布正式成立，一部反映蒙古族生活的电影《内蒙春光》拍摄完成并开始放映。影片反映解放战争初期，内蒙古草原上蒙古族人民的斗争生活。《内蒙春光》上映后，引起很大反响，很多媒体都发表了评论文章，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也有人点赞。

　　当然，也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引起了高层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邀请120名专家看片子，连夜召开座谈会，作出指示，提出修改意见。修改之后的影片得到国家最高领导毛泽东的认可，亲自改片名为《内蒙古人民的胜利》。

　　新中国“第一部”蒙古族题材电影《内蒙古人民的胜利》正式发行放映，由此揭开了蒙古族题材电影发展史的序幕。

　　而且，这不仅是“内蒙古人民”的“胜利”，也是“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胜利”，从此，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有了先导，有了启示，也有了方向，有了信心。

　　这“第一部”不仅在思想上提供了很好地把握党和国家的文化政策的标杆，而且在艺术上也做了很好的努力。影片以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领导的蒙汉联军的两军对垒为大背景，以“误解”到解除误解来组织故事，始终围绕阶级情、民族情、手足情、家族情、恋人情等展开情节，将大是大非与儿女情长糅合在一起，不仅以理服人，而且以情动人。

　　而且，这部作品不仅其“气质与灵魂正是此时代的直接或间接写照”，也满足了很大一部分电影观众对“异域世界”的欲求——特定时代与特定文化的表现，加上那个时代人们根本无法了解、甚至无法想象的蒙古草原生活，这个时候逼真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让人心醉。

　　而且，从这“第一部”起，蒙古族电影的主创人员就有蒙古族与内蒙古籍的人进入，主要演员都是本地、本民族的。

　　之后，内蒙古编剧队伍发生了变化，反映蒙古族生活的电影风生水起，几乎所有的有一定实力的作家都在“编剧”这方面有所尝试，为草原电影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这里重点说的是电影的编剧，而不是导演或演员。我觉得导演和演员获得的光亮实在太多了，而本应光芒四射的编剧却经常被遮蔽！其实，剧本是“一剧之本”。），如云照光（电影《鄂尔多斯风暴》《阿丽瑪》《母亲湖》《蒙根花》编剧）、敖德斯尔（《战地黄花》《蒙根花》《骑士的荣誉》编剧）、特·达木林（《牧人之子》编剧）、冯苓植（《重归锡尼河》《驼峰上的爱》编剧）、张长弓（《蒙根花》编剧）、广布道尔基（《牧人之子》编剧）、贾漫（《蒙根花》编剧）、珠兰琪琪格（《草原晨曲》编剧）、超克图那仁（《成吉思汗》编剧）等。

　　尤其要提到玛拉沁夫。玛拉沁夫是“草原文学”的开拓者和先行者，21岁以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而一举成名，史诗性文学名著《茫茫的草原》使他突破地域，蜚声全国，走向世界。

　　这样的“知名作家”倾力走向电影，担任编剧的《草原上的人们》（根据《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改编而成）、《草原晨曲》《沙漠的春天》《祖国啊，母亲》等一系列电影创作，“这些作品都强烈地表现了作者一贯坚守的对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大团结的珍爱情怀，并以他已经形成的具有浓郁的‘草原味的清灵、秀丽的艺术风格，对草原的变革和新生活、新人物进行全情贯注的描绘，显示出了玛拉沁夫具有丰厚的民族情怀与民族文化的底蕴。”②

　　正是有玛拉沁夫等一大批蒙古族作家及扎根在内蒙古草原饱受蒙古族文化熏染的多民族作家、艺术家的共同努力，才把蒙古族题材电影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17年间，少数民族电影出现一些堪称“经典”的电影作品，蒙古族题材的电影占有重要的地位。

　　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后是“革”了“文化”的“命”，之后是痛定思痛，“文化”的反思一时成了诸多文艺领域争相尝试的课题。在这样的趋势之下，中国影坛出现了一些具有文化探索意味的作品，而蒙古族题材的《猎场扎撒》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猎场扎撒》重点在对内蒙古大草原上的大自然的关注，尤其是对大草原天、地、人之间关系的关注，表现人与宗教、命运等问题的思考，突出的是历史和文化的因素。

　　虽然这部少数民族文化探索片，“由于本身的‘艰涩和底蕴，往往使大众疏而远之”，电影“拷贝”卖出并不怎么理想，但却在业内引起很大反响，留下很多思索。

　　在谈这部影片的时候，大家首先记住了“田壮壮”，其实，我们还应该记住一个名字，就是从小就生活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编剧、满族作家江浩。

　　《猎场扎撒》是江浩倾力打造的本子，把他对草原、对蒙古族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灌注在他的剧本当中，有这样的成熟编剧来“编”这个“剧”，再由田壮壮来“导”这个“剧”，才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忽视了一辈子在内蒙古文学艺术领域里摸爬滚打几十年，“海陆空”立体写作的“本土”编剧的努力，光谈田壮壮这个“非本土”导演，其实是不全面的。

　　以蒙古族文化为主导的草原文化造就了一批电影艺术创造者。这些电影艺术创造者倾心打造具有草原文化意味的电影艺术。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一对蒙古族夫妻——塞夫与麦丽丝与他们执导的《骑士风云》（麦丽丝参与编剧，另一位编剧是赵玉衡）、《悲情布鲁克》（柳城编剧）、《东归英雄传》（塞夫参与编剧，另外几位编剧分别是赵玉衡、辛加坡、于承惠）、《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塞夫、麦丽丝编剧）、《天上草原》（陈平编剧）等横空出世，向电影艺术发起了第二个波次（如果把《内蒙古人民的胜利》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的蒙古族题材电影的连续推出并产生持续的影响叫第一个波次的话）的进攻，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

　　他们努力在“草原”上做足了文章，草原也着实给他们足够的力量——草原的自然风光得天独厚，草原的英雄辈出得天独厚，草原的风俗习惯得天独厚，他们把握住这一切的“得天独厚”，在“可歌可泣”上做文章，通过电影语言来努力地追求着一种悲壮的英雄主义美学风格。他们把蒙古族的历史和生活建立在宏大磅礴的气势和辽阔无涯的草原的基础上，历史英雄人物，犹如一尊尊醒目的雕像，屹立在历史舞台上。

　　与江浩、田壮壮不同的是，他们也重视“文化的符号化、仪式化展演和背景化处理的方式”，但更注重的是“立足于电影叙事本身将文化诉求生动地化为曲折而完整的故事”，电影确实是要讲故事的。他们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激情四射，部部都表现出了蒙古族特有的悲壮历史、博大情怀、高尚气节，以及蒙古族特有的坚韧、聪慧、彪悍、粗犷的性格气质。

　　他们在调动一切可以运用的电影符号来充分展示蒙古民族生活情态方面是很有自己心得的。塞夫说过：“由于历史和地域环境的关系，蒙古民族的生活离不开马、酒、歌。”“我们调动各种手段充分展示蒙古民族的马背风采、醉酒神态和歌曲的魅力，让观众感受到蒙古民族的马文化、酒文化和歌文化。”

　　这一切，他们做到了，甚至可以说做到了极致。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几乎完全是一个关于马背上的故事，从征战到厮杀，到抢亲夺位，乃至庆典丧礼统统都是马背上完成的；《悲情布鲁克》的策马狂奔，放声高唱，豪饮不止，时而向空中抛掷酒壶，时而在马背上腾挪辗转；《骑士风云》中的马车底部爬下爬上，直至人与马车共同坠入万丈深渊；《东归英雄传》8000匹马从高高的山坡上狂奔而下……

　　他们称得上是“大创意、大场面、大制作”，马上功夫确实是“无以伦比”的，名副其实的“马上动作片”，通过造型与运动的完美结合，将粗犷彪悍，雄浑气势整合在一起，具有强烈的民族奇观性。

　　同时，他们对草原女性，尤其草原“额吉”的表现，也是卓有成就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中的诃额伦，《天上草原》中的宝日玛等都是塑造得非常成功的艺术形象。

　　其实，“额吉”在蒙古族电影中经常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温柔善良宽厚隐忍的“额吉”形象，在蒙古族电影中常见。在这方面，《黑骏马》是具有代表性的。

　　《黑骏马》表现的一个主题就是伟大的草原“额吉”拯救白音宝力格的身心。编剧张承志有过这样的叙述：“对母亲及其含量的理解程度，是区别人的标志之一。一个人的往事是该珍惜还是该诅咒，他的青春是失落了还是值得的，都取决于他能否遇上一位母亲般的女性。因为她们身怀着启示，就像她们能奇异地怀胎生育。”

　　白音宝力格很小就被送到草原，草原额吉用她那温暖、宽广的胸怀接纳了他，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使他心灵有了皈依。用老额吉的话来说：“没有妈妈的小马驹、小羊羔、小白音宝力格，奶奶都能让他活。”孤独的生活，加深了他对老额吉的依恋，并与索米亚有了恋情。然而，一场意外叫他离开了草原，离开了额吉与索米亚。多少年后，白音宝力格又重新回到这片草原，寻找老额吉和他的恋人索米亚。再次见面时，索米亚已经从一个朝霞般的少女变成了一个“怜爱、慈祥”的女人——她是受害者，但确实已经“未婚先孕”。老额吉与索米亚既能原谅白音宝力格的不辞而别，也希望他能对索米亚的“未婚先孕”看得开。在老额吉看来，一切事情只要和生命放在一起都是微不足道的。老额吉是草原生命文化的代言人。

　　正如王倩所言：“奶奶索米亚是最集中地体现着民族精神复杂性的母亲形象，他们对生命的热爱与对神的信奉，面对生活风雨的勇气与对命运的顺从，正直善良与对邪恶的容忍宽恕，都集合成古朴的生活意识，融合在泰然承受一切生活际遇的坚韧性格中。”③

　　在“黑骏马”古歌的旋律在我们心头反复环绕的时候，现代化的脚步也来到了内蒙古草原。

　　现代化加速了城市化。城市化带来了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给人富足的文化生活，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同时也埋下了隐患。

　　蒙古草原首先面临生态问题。

　　草原人本来是非常有生态意识的，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特殊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与自然的特殊关系——一草一木总关情。

　　其实，人生不仅要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还要面对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而且，这几种关系是紧密相连的，不是孤立存在。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纠结。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又有自己民族独特文化的蒙古民族，必然有非常特殊的心里感受。

　　从上个世纪末到新世纪初，多少有责任感的蒙古族艺术家在这方面苦苦追寻，探求物质空间急剧变化之后，人们精神空间的反映，试图给民族性格、民族心理一个丰富深刻的解读。

　　2002年，著名导演冯小宁编剧、导演了根据“生态英雄”嘎达梅林的英雄故事，创作的电影《嘎达梅林》。《嘎达梅林》在用高超的艺术手段塑造历史英雄的同时，非常能够打动人的还在于让过去警醒现在，让历史告诉未来。

　　本土艺术家，如卓格赫编剧、导演的《索密娅的抉择》《蓝色骑士》，冉平编剧、哈斯朝鲁导演的《长调》等电影都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由宁才编剧、导演、主演的电影《季风中的马》。

　　《季风中的马》表现的是一个视草原如生命、视马如手足的普通牧民乌日根，面对自然生态变化，草场沙化，草原禁牧，不得不放弃传统的游牧生活，卖掉心爱的白马，一家人告别草原，走向城市的故事。祖祖辈辈生存繁衍的物质空间改变了，世世代代养成的生活习惯要改变了，精神空间势必要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电影在这些方面给予极大的关注。

　　同时，电影把握很好的火候，不是一味地焦虑、悬空、手足无措，电影的结尾，乌日根与儿子赶着牛车走向城市，他的心态仍然是积极向上的，对未来美好生活无限向往。

　　片中道尔基大叔的话耐人寻味：“马就是马，是我们蒙古人骑的马。马不是我们的最高理想，我们骑着它接近理想。你太在意马却忘了自己了。”

　　关于此，电影评论家刘洁一问一答：“我们不得不去思考，‘走出草原后，蒙古族‘异质的东西将从何体现，离开了他们无法割舍的地域空间——草原，也意味着他们将继续失去一系列属于本民族的象征符号，离开草原，无处奔驰的骏马也失去了跟随他们的意义。离开草原，紧接着就是放弃马匹，放弃毡包，放弃自祖辈沿袭下来的游牧生活。缺少了蒙古族特有的地理环境，失去了草原神灵的保护，他们的精神世界如何重建？蒙古族影像又将从何体现本民族的审美理想呢？这无疑是致力于拍摄蒙古族题材电影的创作者将要面对的问题。”④

　　“只要自己内心永远不会忘了自己，异质性的东西总会流露出来。毕竟我们说异质性除了外在的形式还有内在的文化，民族特色中相对于地理环境更重要的还是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乌日根穿着不合体的西服拉着牛车走向城市，虽然胯下少了白马，但心中永远揣着对草原文化的记忆，无论走到哪都是蒙古人。”⑤

　　刘洁的思考，与孟驰北的思考异曲同工。

　　“草原文化的载体就是人，他们走到哪儿，就把这种文化带到哪儿。因为人是载体，单个人的身上就不容易表现得那么完整、那么鲜明。只有群体才会把牧民的心理禀赋清晰地表露出来。也因为牧民的文化不是靠文字记录诉诸于人的理性，而是靠直观直觉激励人的情感。群体形成的文化氛围是至为重要的。在一个群体中，人们靠着感官可以从别人身上译读到这种文化，互相感染、互相影响、互相启发、互相观摩、互相监督。在这个群体中，还有酒、唱歌、舞蹈、英雄史诗说唱在不断呼唤人的活性精神元素，所以文化氛围的密度非常大，形成一个极好的精神染缸。”⑥

　　在北京，我们经常在这样的“群体”里活动。我与创作“草原帝王系列”的巴根就曾联合编了一个20集电视连续剧叫《我从草原来》（山西电视台出品）就是反映“漠夫”等从草原来到北京的蒙古人找感觉与找不到感觉的心路历程。我觉得，巴根就是“漠夫”，虽然他是北京户口，有了高位，有了大名，但他还是“漠夫”。

　　所以，我说宁才的思考是有深度的。

　　之后，蒙古族题材电影对现实“思考”得很多，但“思考”得很有深度的不多，进入到一个沉寂期。我说的“沉寂”不是数量的问题，而是影响力的问题。

　　在我看来，当前蒙古族题材电影确实面临一些难题。

　　第一，电影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产物，电影市场钟情于城市，中国的电影市场又非常钟情于青年，高小立对中国电影的一篇述评，题目就叫《青春题材当道中国电影》。草原题材与“青春”有距离，所以，在当下这个情态下，很难“当道”。

　　第二，电影界的浮躁之气也影响到蒙古族题材的电影创作。曾经有人说过：这年头“文化”时髦，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在大谈其文化。实际上，电影界何尝不是这个状态呢？从事这个行当，尤其是一些“主创人员”确实“资质”不够，“资质”够的却上不了手。要知道，创造“经典作品”要做到“三精”，即“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在一种浮躁之气中，电影很难做到“三精”。而且，“电影产业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的特殊性在于它对资本的高度依赖，一旦获得足够支持，导演可以更自由地从各个方面进行尝试。其恶性循环是显而易见的。”⑦在这种情态下，蒙古族题材电影也很难独善其身。

　　第三，全球化带来的文化的“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的流动过程当中，蒙古族题材电影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但是，这些难题必定会要破解的。

　　记得梁庭望先生在题为《民族文学三题刍议》的讲座中提出了关于“中国民族文学的微观探索”的观点：“好的民族文学作品应具有这样的三维结构：一、作品的民族文化底蕴（民族集体无意识）。二、历史与时代交融的美学闪光点。三、融合古今中外独特的艺术手法。三者犹如三足，三足粗壮均衡则构成稳固的平台，可以在上面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旷世作品。”我同意他的说法。而且，我觉得他提到的几个方面应该是蒙古族题材电影的优势所在。

　　首先，蒙古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灿烂文化，从哲学、宗教，到吃穿住行，都有自己独到的文化思维。地域辽阔，物态丰富的内蒙古大草原上，埋藏着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的智慧积淀和心灵密码。蒙古族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出现了一些震惊世界的人物，演绎了许多有声有色的传奇故事。以蒙古族文化为主导的游牧文化本身又具有开创性、开拓性、开放性。这一切，都是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从事蒙古族题材电影创作者，对自己的影片的民族特色、文化品位、审美情趣、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有一份坚守，这便为作品的成功打下了基础。因为，“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⑧当然，现在的电影观众已经不会仅把“民族特点”理解为地域、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一些表象上的特征，这也为创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更能注意挖掘那些体现民族性的根本的、内在的、深刻的特征。

　　梁先生谈到的“第二点”与“第三点”，其实考验的是“人”的素养。具体说到蒙古族题材电影，也就是要看从事这项事业的人对这项事业的理解力与执行力。恰恰在这一点，内蒙古又一个得天独厚！

　　我们知道，电影是一项综合艺术，而内蒙古恰恰是艺术人才的综合——编剧、导演、演员、美工、摄像、道具、化妆乃至于作词、作曲、演唱，真可谓多如牛毛，浩如烟海。有些蒙古族电影艺术家本身就是综合艺术家，“单项”可以，“全能”也行，如宁才、塞夫、麦丽丝等，编、导、演都干过，都干得很好。与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相比，蒙古族题材电影的人才不仅自己够用，而且可以不断输出，请看全国的电影创作队伍当中，走在排头的有多少内蒙古人！

　　前面我已经说过，内蒙古多少有实力、有感情、有责任、有胸怀的作家、艺术家热情地投身到电影事业中来，也都“是草原的歌者，是艺术地绘制草原的高手。他所选择的题材、提炼的主题、塑造的人物形象，都具有浓郁的草原色调、草原气质、草原风采。”⑨

　　而且，在内蒙古蒙古民族是主体民族，蒙古族文化有大的影响力，团结了一批各民族的作家、艺术家，正如玛拉沁夫所云：“草原文学这个名字不是民族性的，而是地域性的，是指写草原这一特定地域的文学。内蒙古作家中的汉族同志，有的生在草原，甚至去世后把尸骨都留在了草原，例如著名作家张长弓等，他们的作品当然属于草原文学。”⑩感谢玛拉沁夫先生用草原一样的心胸说出的一段话！他也确实描绘了一个事实，内蒙古的蒙汉等各族作家，都为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草原文艺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尤其电影编剧。不管“触电”成功与否，都值得尊敬，都为草原尽力了。

　　游牧文化的开创性，影响着一批艺术家执着地在这个领域内开疆拓土，比如塞夫，“献身不惜做尘泥”，一个描述英雄传奇的平民英雄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的夫人麦丽丝继续他们的事业，很悲壮、很执着。最近有朋友在朋友圈中发了这样一段话：“后继有人，塞夫、麦丽丝两位导演的姑娘德格娜自编自演的处女电影《告别》在33届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佳剧作奖！之前不仅在日本国际电影节上获过导演奖，还在其他电影节上获得过最佳影片等奖项。祝贺德格娜。祝贺男主演涂门。祝贺摄影师马赛。”这令我动容。这就叫生生不息！

　　游牧文化的开拓性，影响着一批“本土”艺术家流动——电影人才走向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这种流动对别的行当来说或许是一种损失，但对电影来说却是好事：聚散皆是缘，去留总关情——无法抹去的“缘”和“情”，又有了对外部世界的充分认知与体验，再来表现草原与民族，也许更有力量。而且，很多人是“流走”又“流回”的，比如电影编剧兼导演的江浩，从“扎鲁特荒原”走向文坛，经过“《科尔沁文学》编辑部”（通辽市）、“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编剧（呼和浩特）、北京（专业作家），现在又回到了“扎鲁特荒原”。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在别人想都不敢想“北京”的时候，他一个草原人孤零零地在北京买了房子，而现在人们对北京趋之若鹜的时候，他这个“花甲老人”却又孤零零地牵着大狗回到了扎鲁特荒原。这样一个传奇式的作家，有了这样传奇的经历，再搞起电影来应该有很多厚重的东西。

　　游牧文化的开放性，又有无限的吸纳能力，甚至许多知名的作家、艺术家都被牢牢地吸引过来了。如张承志，回族，出生在北京，但他在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下面的东乌珠穆沁下乡4年，放了4年马，这4年牵动他的一生。他的创作可分为三大类，蒙古草原系列是第一类，《黑骏马》是蒙古草原系列的重要作品。还有作家姜戎，也是因为与草原的特殊经历与特殊感情写出了《狼图腾》。席慕荣，上辈子就离开草原了，人在台湾，“虽然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但仍记挂着“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当然，电影是话语权的，是意识形态的，也是艺术的，也是文化的，也是技术的，也是娱乐的，也是商品的，也是产业的，在有限的时间把这一切都安排妥当，是需要许多条件的。

　　但是，我坚定地相信，因为有本土文化资源与本土创作资源这两个最重要的因素，蒙古族题材电影事业必然会持续发展，不断突破，再创新高。臧宁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越来越失去自身的个性，一些‘很中国的东西，在现代城市题材电影中难以寻觅，而在一些优秀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仍保留着民族的、中国的印记。少数民族的文化，代表自身，也代表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了世界。当然，新世纪十年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不能脱离开中国电影的总体状态而孤立存在，其很多特征是在新世纪的电影环境下与其他题材共有的，而又因其‘少数民族题材的特殊性，使它在拥有这种共性的前提下具有卓越的个性，绽放‘异彩。而这种绚丽的‘异彩，正是新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乃至整个中国电影的最有意义的价值所在。”我觉得，这用来展望蒙古族题材电影，更加恰如其分。

　　责任编辑 安殿荣

　　注释：

　　①关于此，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孙立峰（乌尔沁）有过统计。

　　②吉狄马加：玛拉沁夫的文学创作及其历史性影响——《玛拉沁夫文集》总序，文艺报，2015年7月8日，2版。

　　③王倩：《蒙古族题材电影的蒙古族文化传播研究》，第16页，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5月。

　　④⑤刘洁：《中国蒙古族电影论析》，第19页，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4月。

　　⑥孟驰北：《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第54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6月版。

　　⑦刘大先：《时光的木乃伊：影像笔记》，第16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12月版。

　　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2009年）。

　　⑨吉狄马加：玛拉沁夫的文学创作及其历史性影响——《玛拉沁夫文集》总序，文艺报，2015年7月8日，2版。

　　⑩转引自：吉狄马加：玛拉沁夫文学创作及其历史性影响——《玛拉沁夫文集》总序，文艺报，2015年7月8日，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