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学谦是京剧老旦行当的开创者龚云甫的孙子,虽然我从小爱听京戏,但对老旦最无兴趣。听学谦讲他爷爷的故事,才对这位为老旦行当开宗立派者,有了好感。
田慧德家里有钱,养了一只大绵羊,当他的宠物。对田慧德的亲近之情,是因为能和他的白绵羊近距离接触。我喜欢它,是因为我是回民,对羊有一种近于宗教情感的泛化。羊,却极不喜欢我,有几次,它低头冲我跑来,要不是我爬上了树,或闪躲及时,那对犄角,会撞我个仰面朝天。细想,我爱羊,是对羊肉的痴迷,怪不得它对我毫无友善。
我们1941年考入东八角小学一年级。第一天上课,班主任站在教室门口,叫着人名,告诉我在几行第几个座位。然后,走进教室,按规矩面对黑板上边那个穿着戏台行头的老头画像鞠躬之后,才能归位。老师说,这位老人是圣人。我心目中的圣人是穆罕默德,怎么这个中国老头也是圣人?后来才得知他是孔圣人。小小年纪最听话,既然是圣人,我每次鞠躬九十度,虔敬之情,颇为惹眼,为此我当上了班长,一当六年。
我们虽是五年级的小屁孩,彼此,以老字冠于姓氏之前。好像成了惯例。每当周日下午,我和老龚、老田大多约定在校门口见面,同去天安门前钓鱼。一般老龚托着一个洗脸盆,我拎着长绳系着的一个罐头盒,老田要准备钓鱼竿和诱饵。
那时候北平的天空,除了阴雨天,总是蓝蓝的。脚下多是土路。所谓无风三尺土,下雨满街泥。那绝对是糟改,或夸张过度。
从东八角胡同穿过草厂九条就是鲜鱼口大街,它和最有名的大栅栏大街隔着前门大街相对。鲜鱼口街两边店铺林立,路南有个商店门口惹人注目。它以一个憨态可掬的石头黑猴,在石桩上盘坐以招揽顾客。我们每次走过必定驻足。我和老龚爱摸它的脸,揪揪它的耳朵。而老田偏爱挑逗地用手触摸猴的禁区。有一次,一位大妈,对老田的不轨看个正着,一脸怒气地骂我们:小孩崽子手欠,不学好。骂得我们三人扭身便跑。事后,我还挺得意:幸亏这位大妈不知道我是班长,不然得多栽面啊。
出了鲜鱼口就是前门大街,北行穿过了有名的前门五牌楼,一眼望见高耸的前门楼子上挂着的蒋委员长的戎装巨照。日本才投降不久,还没预见到,他就是后来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蒋该死。因而,路人大多立定之后,深鞠一躬。我们仨,拜见孔圣人已成习惯,见到委员长,很自然地学着大人们深施一礼。我们边往前行,还回望着高高在上的“领袖”,倒不是用情过专,而是觉得委员长一直在目送着我们远去。觉得挺逗的。
穿过广场到达了目的地——天安门前。天安门右边是中山公园。左边是太庙,解放后改称劳动人民文化宫。它与中山公园相比,冷清,空旷。听说这儿是皇上家停灵的地方,黄昏后,少有人烟,还有点阴森的鬼气。
游客稀少的缘故,却也为另类人等大开了方便之门。进进出出的多是成双配对的各色男女。街坊二拴子是开茶馆的,曾当着我妈面嘱咐我,佩伦,你不能去太庙,那地方……嘿!他说着头一歪,嘴一撇。眼神里有那么一种怪怪的目光。
其实,对太庙我早有耳闻。那是我们胡同几个坏小子最爱去的地方。他们说看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金牙的拉洋片,最值得看的是八大片中最后一片。在太庙的树林子里看到的景致,比大金牙的最后一大片,是更开眼的稀罕儿。门票便宜,花钱不多,又都是真人……这几位大哥哥他们挤眉弄眼儿的……
我们选择在太庙这边钓鱼,所稀罕的正是这儿进进出出的游人少,对垂钓少些干扰。他俩赶忙准备垂钓事宜。我的任务,用罐头盒汲水把洗脸盆装满,准备存放因贪吃上钩的傻呆们。
老田收拾鱼竿,我和老龚到太庙红墙根的杂草底下挖蚯蚓。有七八条足够我们玩一下午的。老田接过一条蚯蚓掐下一小段,装在鱼钩上,全然不顾蚯蚓身形寸断的痛苦。大家只是全神贯注地望着钓线垂落的水面。
我们毫无杀伤无辜蚯蚓的罪恶感,只是在莫名的冲动中,屏住呼吸,超前体验着几十年后,每次“运动”中的“愿者上钩”“追杀穷寇”。
有行人走过,对我们多是视而不见。只是巡逻的警察走来,有时轻声地问一声:仨傻闷得儿,钓上几条了?我用手敲盆予以示意压言。警察说,你这小子,敲盆比我说话声大多了。我梗着脖子不服气。警察轻轻拧了一下我发僵的脖子,甩下一句,转身而去:这傻爷们,岁数不大,脾气不小。
这一天比较幸运,钓上两条。都不足三寸,却也满足了垂钓的享受。把鱼食都扔进水里,才发现有不少半尺长的大鱼,看着它们的拼命夺食,也是一乐。又觉得老鱼们还是挺精的。有钩的鱼食它远远睄着,没钩的它一马当先。姜是老的辣,这俏皮话在这儿也居然用得上。
初中二年级时,我以此为例解读“饕餮”一词,很让语文老师夸我有才。其实,我有个小字典,恰是老师把这个词写上黑板时,我翻个正着。
回家路上,我们仨人轮流抱着有半盆水的洗脸盆穿过大街走小巷,嘴里唱着:楞里个儿楞里个儿楞里个儿楞……比电影《马路天使》里的赵丹唱得还过瘾。
分手时,老龚老田非让我独享美味。班长,官不大,却也有着多吃多占的优势。小毛孩子,虽初尝甜头,却也是官瘾的满足。万幸,迈出小学大门至今,只除了当过管十几个人的工会小组长之类,再没当过官,更没攀扯上“走资派”“狗贪官”让人骂娘,可算家门有幸。
及至成人,我读了清人高其佩的一首题画诗《浮萍虾蟹》,其中两句:几个瘦鱼荚萍里,直如宦海作人家。又一次与这儿时的垂钓挂上钩。为此,我为我的官运做到“班长”而庆幸。更以一生官未成瘾,毒气未能归心,颇为自得。
回到家去,把两条鱼放进水缸里放生。几个月后,有一天晚上,命案终于发生。大弟弟灌满水壶烧开水,误让两位鱼兄弟葬身开水壶中,为此我骂弟弟是杀人犯。直到晚年,我对这件命案仍是耿耿于怀,不是因为鱼死,而是对不起早逝的大弟弟。
我们常去天安门,嬉戏中的欢乐,沉静中的垂钓,不想看而又好奇地偷窥那些男女的挑逗的镜头,以及我们留在天安门里里外外的童心的放纵,至今难忘。在白石桥上追打;在天安门门洞里高歌流行歌曲《满场飞》;趴在石狮子的背上当马骑;在午门前,玩着皇帝降下圣旨,把奸臣推出午门斩首的游戏,似梦似幻,十分清晰。
有一次周日刚到太庙,一辆披红戴绿的马车自王府井那边驶来。老田灵机一动,他说,今儿个,咱们甭钓鱼了,到中南海怀仁堂去看集体结婚去。
结婚是两个人的事,这集体结婚,透着新鲜,我和老龚自然同意。把钓具放在桥栏杆底下,便追上马车,边看新媳妇,边向西行。仨人六条腿,赶不上马的四条腿,气喘吁吁地进了中南海到了怀仁堂,才让我们喘了一口气。
新式集体婚礼,又称文明结婚。我曾向街坊王大爷问过为什么叫文明结婚。他说,傻老爷们,文明就是自由恋爱,不让父母包办,先友后婚。好好念书,这档子事,你且着呢。
我记住了,文明结婚,就是先友后婚。可是我在怀仁堂却看到了另一番风景,颠覆了我心中先友后婚非包办的革命性。
怀仁堂里,拥挤嘈杂。我们挤到离舞台最近的地方。等了好半天,才见司仪走上舞台。他一脸喜气,一口京腔,宣布婚礼开始。
台下,排排座位,个个笑脸,比能耐似的,使劲鼓掌。老田老龚也跟着起哄,巴掌拍得山响。听戏的时候,角儿在后台一叫板,台下必然鼓掌,这叫碰头好。那得是个角儿。对这帮子娶媳妇的也给个碰头好,我可不能凑这个热闹。
台下西洋音乐奏得山响,台上新人对对走出。个个浓粉重彩,几分羞涩,几分自得,携手并立于舞台之上。我问身边的大人,结婚怎么穿一身白色衣服,这不是孝服吗?大人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甩出一句:这儿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少调没教的!
挨了呲,我很不服。老龚一把把我拉到他身边。
我还为无故遭人抢白而气愤着。忽然一位大妈冲向舞台,把一对拉着手的新娘拽了出来,高声喊着,二铁头,这是你媳妇,她怎么跟那小子拉着手呀?
台下有人也喊那个张着巴掌不知所措的新郎,你媳妇呢?快把你媳妇找回来呀!
这时台上的两行队列,变得七零八落。有的新人坚定自信地拉紧手。也有新人互相攥着手,却审慎地对视起来。包括二铁头一共三对新人,经过一番辨析,终于在怀仁堂的婚礼台上,完璧归赵,各得其所。台上安静了,该乐的都乐了。可是台下仍是嘁嘁喳喳地没有消停。
这让我们三个人不仅捡了个乐,还捡了几块花纸包着的水果糖。虽然没在天安门前享受垂钓的悠然之乐,却在这场纷纷扰扰的文明结婚的婚礼上,捡了不少近乎听相声的乐和。重要的收获是懵懵懂懂的我,领略了一次对文明的解读。
我们回到天安门前,有几个小不点,正在用我们的家伙钓鱼玩,老田大喝一声,他们一哄而散。洗脸盆里干干的,自然没有一条鱼。
回家以后,我把亲见的怀仁堂里出现换妻风波,在王大爷台前学舌,王大爷乐得前仰后合。他说,有些原本是家长包办,非要赶时髦,凑热闹。男女双方本来没什么接触。再这么一通描眉打鬓胡打扮,看不出了本模样,能不乱吗。幸亏那几个老娘儿们,发现及时,不然到了明天,那可就猴吃芥末翻了白眼了。
干吗翻白眼?我似懂似不懂。不敢再问下去。
1948年底,解放军大军把北京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连东单花园都成了临时机场。街坊们经常站在家门口仰头看见,自北而南的国民党的飞机呼啸而过。
老北平人,可能是近千年的帝都子民,最爱议论国家大事,成了习性。直到今天,出身老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依然固守传统。有人说,欲知国家事,北京坐出租。诚如是也。
解放前夕。华北剿总为了守住北平,对治安加强管制。北京人好侃大山,扯闲篇儿,嘴上缺少个把门的。我家门口就有个警察阁子,记得爱唱戏的高巡长,常嘱咐大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各位有话回家说去,过路的,什么人都有,他们脑门子上可没刻上“便衣儿”两个字。
二拴子他爹,走路一拐一拐的,平时少言寡语,有一天忽然直来直去地发了言:老年间多少辈子也赶不上个“改朝换代”。我打从记事起,这老北京打着民国旗号轮流坐庄,不知换了多少茬。瞧这架势这回该坐住江山了。有茶客指着墙上的帖子“莫谈国事”,二拴子爹理也不理,好像是个预言家颇为自信。
解放军的大炮声声震耳,我们南城的老百姓,最关心前门楼子和天安门。幸喜,没有一发炮弹落入城中。二拴子他爹说,打炮,这是拍桌子吓唬猫。八路军,也舍不得把北平弄成破瓦寒窑不是。
1949年初,我已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和同班同学一起到久违的天安门,迎接亲人解放军。我们高举彩色小纸旗,欢迎这支只有耳闻的八路军。我们和天安门一起见证了这支多是农民气质的威武之师。
没过多久,在依旧白雪铺陈着黄琉璃瓦上的天安门前,我们踏着残雪,又送走了好像二十几天前才迎来的似是熟悉的面孔南下。和同学一起伴着庄严不语的士兵直到广安门外。那时心里有一种依依不舍的莫名的伤感,且又久久地挥之不去。两年后,有了《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才一扫我天安门前唯有的一次小资的感伤。
大约十几年后,有首歌非常流行: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我儿时的天安门,给我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是,非是为鱼而来的自由垂钓。
更难忘怀的是在天安门前寻索到的无邪的童趣。俯在白石栏杆上,望着静静的清波,明知水深有限,却用深不可测自欺着。不过是几米宽的河床,却有着后来读毛主席诗词“东临碣石”的苍茫的奇思。小小年纪,人生体味有如一碗放了点白糖的清茶,淡淡甘苦,却其味无穷。
真实与虚幻之间,在互动中更迭,沉积在心灵的味觉上,此生难忘。
老北京人的后代,曾经自由地嬉戏在皇家象征的天安门前。我行我素,唯我天性为上。我无限珍惜着那流动的时间,少变的空间,它曾是我幼小生命的一个摇篮。
晚年每忆童年“三老”嬉戏于天安门的种种情景,感慨良多。常以金人史肃的两句诗予以点评:物化能忘我,天游不用心。
1919年,天安门前的“五四”狂飙,是良知的唤醒。那极端的“打倒孔家店”,是狂热“文革”自我文化颠覆的铺垫。天安门未必总是一个安字了得。但是天安,而后安人,安天下,这一历史的辩证法却在这里得到了充分论证。
1949年10月1日震撼世界的开国大典,2015年9月3日天下惊魂的大阅兵,这一文一武的演绎,揭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新篇章。
天安门,在上个世纪的1949年10月1日,成为全人类永恒的记忆。毛泽东举臂高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天安门第一次在五千年的历史峰巅上,为中国人民向全人类发出了最自信的呐喊。从三皇五帝到历代王朝,一直匍匐在权力威吓下,却又有生生不息的百姓从此站立起来,自信地站到了全世界人民面前,惊醒一切亡魂,震慑一切魔鬼。
我很幸运。1949年10月1日。我们回民学院师生在广场东侧,只隔着长安街,直面天安门城楼,迎来了五千年华夏历史上最光辉的时刻。我一个15岁的初三学生娃,亲眼见到了毛主席走上主席台,在最近的距离听到了那震撼世界的最强音: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人的一生有无数的月、日留下的组合,让人没齿难忘。多少欢乐的生,多少燃烧的梦,多少撞入怀中的情,铭刻在我们倔强的生命里。然而,无情岁月或许稀释了它的鲜亮色彩。人事代谢或许荡平了它的硬朗棱角,命运乖奇或许按下了它的高昂头颅。变,是永恒的,不变的是永恒中的超然。而我们,芸芸众生中的我们,在变与不变中,分解出了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分辨清了理性裁决后的不同的“类”。
1949年10月1日。有谁能让它淡出记忆之外呢?这是一个中国人良知的底线!一旦越过这个底线,对那一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失忆与背叛,都将在历史的浊流中葬身。
越过六十年来一甲子,直到地老天荒,我们不能忘却那一最灿烂时刻。而我幸运地就在天安门前,直面了永垂历史的一切一切。
当时北京有八大院校,回民学院名列其中,由于是个少数民族特殊身份,我们才排在了观礼的最前列。毛主席不断挥手,也不断发出呐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他的振臂高呼,整个天安门都回应着。这是人类历史长河,最壮丽的洪波涌起。万岁,万岁!在向历史的纵深,奏响着一个古老民族新的命运的交响曲。
此间,在我们队伍里有些窃窃私语,转而形成了不可调和的争论。毛主席用依旧浓重的乡音,面对广场大众喊出了“人民万岁”!有的同学误听为“回民万岁”!这一争论蔓延开来,各执一辞,不肯妥协。我倾向于人民万岁,但又希望是回民万岁。
带队的老师,眼见争论趋于白热化。正颜厉色地说:争什么!就是人民万岁。这位老师有威信,又是回民,一言九鼎,压住了一时的诗意的误读。
人生难得这千百年一遇,我由于有此大幸,心绪久久难平。几天后,面对老师的命题作文,两节课90分钟,我率然操笔,一气呵成。写罢且低吟,我才长舒了一口气,体验到了古人写作后的那种愜意与轻松。
语文老师张沛纶先生,朱笔评语尽是肯定。这个作文本,我至今珍藏。这篇作文,是67年前我的一首心曲:《我爱北京天安门》。
这篇作文的成功,奠定了我学文从文的理想。初中毕业,沛纶师赠我绝句一首:芸窗琴剑十年功,南浦榴花又火红。名字相当叨友谊,待君破壁走长空。
儿时天安门桥畔垂钓的清纯天性,建国庆典广场上的激昂情怀,并未远去。那是钢浇铁铸的记忆,执拗地伴我一生,不会消失在无何有之乡。
年龄渐长,阅历繁杂,情思沉积,往事纷纭。我每每走过天安门,都会有着并非清一色的异样感受。或许这就是历史,她笑着,哭着,沉思着,亢奋着面对你。而且她又执著地坚守着自己。她,绝不会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去年9月3日天安门前大阅兵,仿佛再一次听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世界最强音的响起。这不是穿越,不是重复,是久久被压抑着心灵的呐喊,是号角声中新人的集合,是荡尽尘埃的伟岸身躯的挺立,是步武齐整的新的历史转折点上的奋然前行。
我守在电视机旁,看着那令人难忘的阅兵式。检阅车缓行在长安街上。习主席的举手礼,撑持着碧海般的蓝天。挥动的手,在那无限的天际,写满了壮怀激烈的诗句,表述着十三亿人璀璨的梦。
我听见飞机声响从天而过。也是这样的声响,把我带回共和国诞生的那一天:在返校的路上,飞机从天空掠过,飘洒下了彩色传单。我幸福地抓到一张,只是一行字,却是亿万颗心的向往:人民万岁。
责任编辑 石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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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首都一游者,想必不能不到天安门;多年未到京者,再来恐怕也想重访一番天安门,好像不这样做,便没有到过这座城市一般。天安门,当然早不仅是首都北京的昂然地标,也是中国的一个象征。但或许正因它太著名,太被人们所熟知,走笔行文,反倒很难。本文作者李佩伦先生,是一位高校教授、文化学者,也是一位年届八旬的散文家和剧作家。但对于此文的写作来说,我想他更重要的身份,应当是一个土生土长、且有着浓重本土情结的“老北京”。无论童年垂钓的悠然、新式婚礼的闹剧,迎送解放军的澎湃,及至那独一无二、难能可贵的开国大典观礼……这许多的曾经,许多的亲历,莫不是独属于一个老北京的经典记忆。在这些挥洒自如、庄谐并举的文字中,能读到历史的喟叹、际遇的哲思,更有那深切而略带忧伤的怀旧,有华发老者对昔日老城的极爱与今朝家国的瞩望。且不看文字,单是情怀,便足够凝重深远;何况那颇带着几分浑然天成的“京味”笔调,写大事便大开大合、气贯云霄,写小情也便嬉笑调侃、优哉游哉,好似夏日胡同里摇着那蒲扇,品茗夜谈,曾不知东方之既白。这挣脱负重后的大自在,是美文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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