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有一个叔叔，我叫他二叔。我爸老大叫孙贵，二叔叫孙德，我叫孙庚治。
　　
　　我第一次看见二叔是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一个春天的傍晚，吃饭时，爸爸说：孙德来信了，说自己挺好的。别地没说啥。
　　
　　妈妈说：孩子他爷奶都不在了，孙德在老家孤苦伶仃的，二十多岁了，也该成家立业了，要不让他到城里来，找点活干。
　　
　　爸说：孙德挺憨厚，心地善良，挺有人缘的。就是他腿有点残疾，是小时候爬树摔下来受的伤，乡下没有医疗条件，没治好，落下的。加上家里生活条件差，身体软弱点。
　　
　　妈说：他念几年书？
　　
　　爸说：小学毕业，念书挺好，上中学时因为中学要到很远的地方读，他腿脚不方便，就没再读。
　　
　　妈说：小学毕业，身体也不太好，工作不太好找。找个不用动弹，又有点手艺，凭自己手艺吃饭的活才好。
　　
　　爸说：我也琢磨了，他干别的工作也不行，要不学学修鞋，也算一门手艺。能自己养活自己。做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知他自己愿不愿意。
　　
　　之后的一个星期六，我放学回家时，看见门口坐着一个人，老远看见我就站起来，笑着向我迈进两步，就站住了。我也站住了看他：他个头一米五，只少不多，比三年级的我还矮点。戴顶褪色的蓝中山帽，头大身细，面相黄弱，一条腿有点短，还有点罗圈，走路时有点失去平衡。五官还算周正，看着也年青，眼睛一笑就剩两条缝了，露出满口整齐的白牙：小治吗？我是二叔。声音有些细哑，瓮声瓮气的。
　　
　　啊？我二叔竟然是个小矮人，跟我爸天壤之别。我有点心慌意乱，往周围看看，还好，同学邻里都过去了，没人注意到我们。我打开家门，他跟进来，我低头说声坐吧，就掏出书本写作业，一直到爸妈下班，也没再跟他说话。
　　
　　二叔很高兴去学修鞋。刚开始几天，他仍住在我家。这几天我受尽了煎熬。为了不让同学看到二叔，我向老师要求辞去学习小组组长的职务，以免同学到我家学习时看到二叔，我最怕的是刘坤坤的那张嘴，我平时是又暗地喜欢她又经常跟她唇枪舌剑的打嘴皮子仗。我坚辞的结果是老师和同学都很不满意。刘坤坤见我哼一声，眼睛鼻子嘴差点扭到天上去。
　　
　　一天晚上，二叔说师傅看他腿脚不方便让他搬过去住，晚上也可以学点活。早上，爸妈都上班，让我上学路上顺便送送二叔。我手里抱着东西包，故意走得很快，让外人看不出我和二叔的关系。二叔走在后面不紧不慢，当我回头望他时，他每次都平和地笑笑，我看不出歉意也看不出感激，似乎他认为这都是情理之中，小事一段。好在修鞋铺离我家不远，我把二叔送去后如获重负，一溜烟的跑学校去了。
　　
　　自那以后，每天上学下学路过街边的修鞋铺都成了我的煎熬。当同学邀我一块去修鞋时，我千方百计推脱掉。后来，我索性绕过大马路，自己走一条小树林道，同学问时我推说这条小道近很多，实际自己走起来知道，小道七拐八拐的，所耗时间比走大道还要多。
　　
　　有时爸妈下班时会去顺路看看二叔，听师傅说二叔学得很认真，上手很快，已经可以替他接一些活了，爸妈很高兴。家里包饺子，爸妈让我去给二叔送点时，我坚决不干。宁可挨打挨骂，我也决不想再看见二叔。
　　
　　三个月过去，一天晚饭时，爸妈说二叔师傅给他在省医院附近找个修鞋点，住处也找好了，离修鞋摊不远一个铁皮房，原有老两口住，招二叔为住户，见二叔残疾，租金很便宜。明天要搬过去。妈给二叔收拾了几个包袱，第二天星期天送二叔去。
　　
　　省医院离我家很远，我家在市里的东面，省医院在市里的西面，要去公交车站坐公交车。早上，妈妈让我帮着拿东西，一起送二叔。我百般不愿意，举出写作业、看书、和同学约好去玩，等等。妈妈看出我就是不想见二叔，生气地说：你这孩子，就是白眼狼，自家亲戚都不认。我脖子一梗：我就是不想见他。爸顺手给了我一脖拐。我就手大闹起来，连哭带嚎，把妹妹们吓得目瞪口呆。爸妈只好自己去送二叔。
　　
　　二叔离开路边修鞋铺后，我如同解放一般，这以后，我再也不用钻小树林，不用躲修鞋铺，我和同学大摇大摆的进修鞋铺找老师傅修鞋，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我又做回我自己。
　　
　　后来，听父母说二叔干得挺好，修鞋手艺好，为人讲信誉，回头客很多，特别是省医院一些很有名望的医生也成了他的老主顾，他身体不好时，医生都很关心帮助他。见他腿脚不好，走路不方便，就把药开好带给他。再后来，父母说有个人给他介绍个对象，女方长得挺好，没工作，也稍有点残疾，但是过日子没问题。二叔已经同意了。爸妈说，等二叔结婚时，我们都去帮他忙忙。
　　
　　他结婚那天，我一早上就溜出去找同学玩了，一直到黑天。抱着挨揍的心情回到家，见爸妈和家人都没说什么。吃饭时听爸妈说，二叔不想操办，和女方商量，把铺盖卷搬到一起，买几包糖第二天给老主顾撒撒就结婚了，简简单单。所以爸妈去时，他们已经成婚好几天了。
　　
　　妈叹息道：实际是孙德不想麻烦哥嫂和大家。他其实没必要这么见外。又对我说：小治，你是男孩子，你有时间去看看你二叔二婶，帮他们做点活。我嘴里答应着，心里却无动于衷。
　　
　　过年时，爸妈商量接二叔二婶到家过年。但是空手而返。二叔说两个人腿脚不方便，哪也不愿走动。再说还有活要做，过年好挣钱。无论如何不肯来。妈又叹息说：其实孙德就是不想麻烦哥嫂，他太见外了。又对我说：小治，你是大孩子了，你有时间去看看你二叔二婶，帮他们干点活。我嘴里答应着。
　　
　　但是我从来没想去看二叔二婶。我在学校填各种表格时，亲属一栏从来不填二叔，填的都是几个舅舅，他们都是在大城市大机关做事。时间一长，我都忘了还有个二叔。
　　
　　十年动乱中，我们兄妹三人都进入快速成长期，家里的粮食根本不够吃。父亲在劳改队，工资停发。母亲为了让我们多吃点，自己吃的很少。母亲到农场干活，离得远，中午不回来，让我中午带着妹妹们在家做饭吃，我最爱做的是炒玉米面疙瘩，省事，用温水把玉米面搅成散散的小疙瘩，拌点葱花、花椒面、盐，往锅里倒点油，一炒，一人半碗，就吃完了。
　　
　　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见门口坐一个人，老远见我站起来，笑着向我迈进两步，站住了：小治，放学了。
　　
　　我站住，楞了一下：是二叔。
　　
　　走近二叔，我不即不离的说：您来了，有事吗？看二叔那张脸，一圈络腮胡剃得青青的，更衬出有些消瘦的面颊的苍白和眉的漆黑，一看就不是健康人。
　　
　　二叔仍带着笑着说：我和你婶商量，现在粮食供应挺紧，大哥家几个孩子正是长身体时候，粮食肯定不够吃。我和你婶吃不了多少，就把省下的粮票兑换一下，给你们送来。他说着从上衣兜里掏出个包裹得方方正正的小纸包，递给我。我想不要，但是手还是伸出去接了过来。
　　
　　进屋吧，我炒玉米面吃。我让二叔。
　　
　　二叔说：不了，我怕你们不在家，赶中午过来，你婶一个人看摊子，照顾不过来，我回了。
　　
　　那我送送您。
　　
　　二叔摆摆手：不用了，你下午还上学，赶紧做饭吃吧。
　　
　　我觉得二叔好像听出我的虚假。
　　
　　我打开小纸包，里面是二十五斤崭新的全国粮票。我只听说有全国粮票，但是还是第一次看到。我抬眼望着二叔不紧不慢走远的背影，心里突然一抖，我已经把二叔忘了几年了。晚上妈妈回来后，拿着全国粮票感慨地说：你二叔家有两个孩子，四口之家生活也挺艰辛的，还想着我们。小治，你长大了不要忘了二叔。
　　
　　我呢，没有做声。
　　
　　之后几年，我念完初中、高中，进街道小工厂做学徒工。
　　
　　大学第一年招考那年，我没考上。又复习一年，还是没考上。我准备最后冲刺一年，一定考上一个名牌大学。
　　
　　春节前，在我没黑没白在家里北面小冷屋复习时，腰腿疼得钻心，坐不住，站不稳，无奈之下只好一边复习一边看病。在附近市医院看了半个月，疼痛不见轻，说是坐骨神经痛，挺麻烦的病。爸妈说，去省医院看看吧，你二叔有认识人，让二叔帮着找个好大夫。我死活不去。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的复习已经搁浅，天天与疼痛打交道，自信心越来越差。我觉得老天是成心跟我过不去，在我前途攸关的关键时刻，给我个眼罩戴，如果不上大学，工厂的工作我已经辞掉了，我怎么办？想到渺茫前途，心里愈加焦急，愈焦急腿疼得愈厉害。
　　
　　春节放假时，已经上了大学的刘坤坤来看我，劝我先去看病，上不上大学是次要的，身体是主要的，没了本钱，将来才不好办。她很诚恳。她走后，我和爸妈说，我去省医院看病。只要看好我的腿，我什么都不管了。
　　
　　爸说：他已经去二叔那，和二叔说好了，二叔说，孩子这病不能耽搁，赶快过来吧，他去找大夫。我说：非得用二叔吗？看病自己挂号就行呗。爸爸瞪我一眼，说：你就是个孽障，不懂事。我生气地说：我知道你看不上我，看我没用，你放心，我残废了也不用你养活我。妈妈赶紧说：先去再说吧。
　　
　　我坚持不找二叔，到省医院挂号看病。大夫说：这病没有什么好办法，现在看也不需要手术治疗，可以每天到医院做理疗，按摩什么的，急性期过去后，坚持锻炼，增强身体机能。住院住不了，现在病人很多，没有床位，而且这种慢性病，也不需要住院。我着急了：不住院，怎么治疗？大夫说：这是你的问题。说完不再理我。医生问我妈妈：是否做理疗，第一疗程需要半个月。妈妈说：做吧。我不再作声，因为我已经没得选择。
　　
　　做完理疗，妈扶着我去找二叔。
　　
　　在省医院围墙一个背风向阳地，我看到二叔二婶的修鞋摊，他们正忙个不停。见我和妈妈过来，修着皮鞋的二叔坐着没动，摇修鞋机的二婶站起来。二叔抬脸带着我熟悉的笑容迎接着我们：大嫂来啦！我妈也笑着说：哎，领小治看看病。小治快叫二叔二婶。我说：二叔二婶好。二叔关心地问：小治看怎么样？我昨天还和外科的刘主任说小治的病，他说来了去找他。你们看了就先治着，需要再去找他，他上下班路过我这，跟他说一声就行。妈妈说：大夫说要做半个月的理疗，住院还没有床位。
　　
　　二叔说：我家条件差点，大嫂看要是行，就让小治住我家，去医院方便点。妈妈说：行，那就麻烦你和素琴了。我没作声。因为我同样没得选择了。
　　
　　二叔让二婶带我和妈妈去家里。二婶走起路来，我才发现，二婶一只脚也有点跛。她和妈妈一边说话，一边慢慢的走着。我忍着腿疼跟在她们身后。几十米远的路我感觉走了很长时间，
　　
　　在临街两幢高大的砖瓦门市建筑之间，胡同过道里，卧着一个修鞋小屋，进屋时我已经满头是汗。
　　
　　小屋仅有的光线来自三平米的门面，再进去，好一会眼睛才适应那种黑暗。借门脸房玻璃的光线，看清是个不大的筒子房，一铺炕占去三分之二的地。二婶一进里屋就忙着让我上炕休息，我爬上炕，如冬天里的阳光，暖暖的。二婶又给我拿来枕头让我躺下，给我盖上被子。妈妈安排好我，就上班去了。二婶又给我倒杯水，让我自己躺着，又去修鞋了。躺在黑暗并带些浑浊气味的小屋里，我的心情沮丧到极点。真是一事不如意，事事不如意。我落魄到像二叔一样的人。
　　
　　中午二婶回来给我做饭，我没有吃。她都给我留出来，整整齐齐的把碗筷放桌上。自己吃两口，装个饭盒，嘱咐我抓紧吃，别饿着，就又出去了。许是理疗加热炕的效果，下午我睡一觉醒来，觉着腿疼轻些时，我偷着溜出来，坐车跑回家。这下惹起波澜。
　　
　　太阳落山时，二叔二婶回到家，见我没有了，焦急万分，二叔马上坐车赶到我家，看我在家坐着，才擦擦脸上的汗，放心了。父母埋怨我不懂事，让二叔着急，大冷天的跑这么远来找我。二叔笑着说：没事，小治到家就好，我考虑大哥就这一个男孩，可不敢出什么事。你明天还去我那住吧，大冷天，你坐车挺不方便，我那看病方便。
　　
　　我低着头，无论如何不愿再去。二叔看看我家的环境，有点尴尬的说：我那就是条件差点。那行，小治没事就好，我回了。父母再三挽留他吃饭，二叔说全家都等他回去，不吃了。
　　
　　二叔走了。看着二叔拄着拐的身影消失在寒冷的夜色里，我想他白天在外面修一天鞋，又来到家找我，感觉有点对不起二叔。但是，我决定坚持不住他家，等腿疼稍好一点就继续复习。
　　
　　十天过去了，尽管每天去做理疗，但是我的腿疼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加重了。终于有一天，我做完理疗后，腰腿的剧烈疼痛让我每迈一步都感到疼痛难忍。我勉强从医院走出来，已经疼了一身汗。我连家都回不去了。心里感到巨大的压力。茫然中，我想起了二叔，他就在省医院附近修鞋。当我一挪一拐的来到二叔跟前时，刚叫一声：二叔。眼泪就不争气的从眼角流出来了。
　　
　　我又住到二叔家。二叔第二天又找带我去找刘主任看病。刘主任让我中西医结合进行治疗。治疗半个月了，效果还是不明显，我情绪低落每天茶饭不思，只是趴在炕头上烙着、烙着，好像要把身体和心灵烤化一样忍受着火烙的痛苦和来自筋骨的疼痛。
　　
　　二叔白天出去摆修鞋摊，晚上回来在门面房继续做活，好像有永远修不完的鞋。他从外面回来时常常连上炕的劲都没有，要靠着拐费劲爬上炕，坐我身边烙一会才感觉僵硬的腿关节放松些。然后扶着拐下地，顺着炕沿慢慢溜着腿。我纳闷二叔：
　　
　　二叔，你成年到辈子每天摆弄别人的臭鞋，烦不烦啊。就没想到干点别的？
　　
　　人得量体裁衣，自己能干啥就干啥，干就干好啥，我修鞋十多年了，周围都知道我修得好，我觉得修鞋也没啥不好的。只要人们还穿鞋，就总得有修鞋的。你说呢？
　　
　　那倒是。可是每天出去，太辛苦了。这么冷的天还在外面挨冻。
　　
　　现在是修鞋的淡季，活不多，出去顾客就方便点。找个背风有阳光的地方做活不冷。没太阳就不行了。早几年年轻，挨点冻还能挺着，现在年纪大了，腿脚感觉大不如从前了，筋骨硬了，有时腿回弯都困难。这个拐杖还是一个老主顾出去旅游买了带给我的。现在一些小活机器活你二婶做的多。技术性强的还得我做。我这身子骨弱，也活不了多少年，不像人家能长寿。但是活一天就得干一天，自己给自己叫力。现在孩子还小，还得多干几年。
　　
　　他总不服劲，还想自己开皮鞋店呢。二婶笑着说。
　　
　　看不出二叔挺有雄心。我有点惊讶。
　　
　　后来二叔通过一个老顾客，给我联系了一个按摩名医，经过几次治疗，感觉腰腿轻松许多，疼痛逐渐减轻，再做一个星期疗程就可以了。加上刘主任开的中药，每天二婶给我煎好，分次让我服用，也有效果。治疗见效，心情也渐渐好了很多。病痛减轻，考学的压力又增大了。
　　
　　一天晚上，我坐在板凳上看二叔干活，见他戴个老花镜，一针一线的在鞋上穿着，我问二叔：活干不过来，就收个徒弟呗，为啥就自己干。
　　
　　也收过，收过两个徒弟呢。结果呢，小伙子图挣钱快，没学咋地就自己出去干了。在我这附近干，还打着我的招牌，有些老顾客拿鞋回来找我，说修得不好，质量下降了。我一看就不是我的活，我自己修的鞋都做个记号，再坏了来修少要点钱。后来我找他们，你们自己干自己的，别拿我做招牌，给我丢脸。把他们撵走了。以后就不招徒弟了。自己干。你看我这身体病怏怏的，一看医生，说你这个病那个病的，总让你住院。我自己知道自个身体咋回事，十年八年的死不了。现在日子越来越好过了，得多活几年。
　　
　　你看我这个小房，原来就是一个铁皮房，老两口住着。我来后，老两口看我腿脚不好，把炕头让给我住，像自家人似地。我结婚后，老两口搭了个里外屋，让我们住里屋，他们住外屋，我两个儿子都是在这屋里出生的。老两口一点不嫌弃我们。这小房翻修过一次，现在是砖墙，房顶铺了油毡纸，占了草，夏天不漏雨了，冬天屋里比原来暖和多了。前两年老两口儿子开饭店，买了楼，把老两口接走了，我花两个钱，把这个小房买下来。外屋做修鞋店的门市房，里屋住人，又找人修个小阁楼，小哥两晚上睡小阁楼，你看多好。
　　
　　二叔的话里充满了自信与自豪。我才明白二叔为什么总是看去那么平和，他尽心尽力地服务给很多的人，也从很多人那里收获到自己人生的发展与快乐。
　　
　　二叔有两个结实而健壮的男孩子，一个老大带着二叔那样平和的笑容，略带腼腆，另一个老二眼里透着机灵气，带些洒脱。老大叫大贵，老二叫二贵。都在念初中。老大懂事，有时间就帮爸爸干活。老二淘气，得空就溜出去玩。二叔很希望两个孩子多念书，有时谈到将来，大贵垂头不作声。二贵只是笑。二叔叹口气：还是跟我学做鞋吧。
　　
　　二叔有个老主顾，批发给他一些好皮子。修鞋之余，二叔拿出多年的手艺，找些当下流行的鞋样，实实惠惠的做出几双既好看又舒适的皮鞋皮靴，很快卖光。相继又有人来定做。所以大贵打算初中毕业后就跟父亲做鞋。二贵的将来，二叔也说不上。
　　
　　二婶笑着说：现在就有一些女孩子找他玩，现在就招女孩子喜欢，将来怎么办。二贵说：也不是我找她们，是她们找我。不管怎样，反正我将来不会修鞋做鞋。二叔不高兴的说：你就是不学好，以后没事在家呆着，别出去到处跑，将来你还能当大老板？二贵笑着说：我就是要当老板。
　　
　　一到晚上八点多钟，二叔二婶就撵大贵二贵上阁楼睡觉，省得点灯熬油的，费电。
　　
　　几天过去，我腿疼的又轻一些了，二叔让我有时间多活动活动。
　　
　　一天，微风徐徐，春光明媚。我来到二叔的修鞋摊。不知为什么，就是想看看他修鞋，或者是陪他说说话。
　　
　　一个熟悉的女孩子来到我身边：孙庚治，你怎么在这？
　　
　　刘坤坤，你怎么来了？
　　
　　我在这实习。
　　
　　二叔抬头看看刘坤坤，笑笑，又低头忙。我看看二叔，决心把二叔介绍给刘坤坤：我在这治病，没事，来看我二叔修鞋。
　　
　　你二叔？李坤坤声音里充满了疑惑。
　　
　　是，我二叔。我坚决地说。
　　
　　孙师傅，原来我爸让我给您捎的药是给孙庚治的。我们是同学。
　　
　　小治，你吃的药刘主任让他闺女给我捎过来，原来你们是同学，真巧。
　　
　　是吗？看刘坤坤忍不住的笑声，我也傻笑起来，感觉天空格外的明朗起来，春天虽然有点寒凉，但是仍然让人感到暖暖的春的气息。
　　
　　我从二叔家离开的时候，二叔告诉我：我想有时间把后面延长一下，再隔出个小里屋来给哥俩住，就不用爬阁楼了，孩子也有个学习的地方。我还有个想法，把这个门脸修一修，到工商局注个册，挂个鞋店的牌子。还拜托我：有时间小治你替我想一想，起个什么鞋店名字好。
　　
　　刘坤坤也特意来送我，还给二叔织了一副厚厚的手套。二叔戴时，五个手指指尖一下露出来，二叔笑了：这闺女想得真周到。后来刘坤坤告诉我，文革她父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挨斗，扫大街时，二叔没少关心他，她父亲和我二叔是莫逆之交。那时父母怕她挨同学欺负，让她躲到姥姥家上学，所以遇到我这个小学同学。
　　
　　我给二叔的鞋店取名叫“春天里皮鞋店”。二叔很高兴，又让我用红油写到门面的玻璃上。
　　
　　这一年，我考上了外地一所心仪的大学。每年我回家时，看二叔的鞋店都有新的变化。最大变化是周围立起很多大商场，原来城市寂静一隅变得车水人龙，热闹非凡。二叔家周围的砖瓦房明显低矮破旧了，二叔的小皮鞋店更显得与周围格格不入。听大贵说，生意不如从前了。二叔话语没有从前多，守着从前的一些老顾客和喜欢新潮的小顾客，更加卖力的做活。
　　
　　我大学毕业到市里机关工作。我特意去看二叔。二叔告诉我，他家的小屋要拆迁了，鞋店也快要歇业了。拆迁办说，按照二叔家的包括阁楼的面积在内，一共可以分得一套两室一厅和一套一室一厅两套住房，工商局考虑到二叔是残疾，自己靠门市房养家，还提出另一方案：一套两室一厅，加一处20多平米的闹市门市房。全家商量后，要第二方案。
　　
　　关于门市房的用途上，二叔和小哥俩发生矛盾。二叔一定要开个大点的正规的鞋店，小哥俩说，做鞋的市场竞争性越来越强，国内鞋的市场被国外名牌鞋挤占相当多一部分，人们已经很少想到做鞋穿，所以还是开饭店好。最后二叔还是没有拧过儿子，他因肾病住院时，初中毕业的哥俩领了工商局的牌子，把饭店开起来。人气蛮旺的。饭店的牌子还用的我起的名，叫《春天里饼店》。
　　
　　也许大贵二贵从小就领略些人生的辛苦，所以精心经营春天里饼店，很快就有收益。两年后，大贵二贵乔迁之喜请我去做客，他们买了一处四室两厅130平米的新建住宅，准备大贵结婚后和父母住在一起，照顾二叔二婶。等攒下钱，再给二贵买一处房，结婚成家。
　　
　　我带着刘坤坤去时，见到坐在轮椅里的二叔，他瘦多了，依然平和地笑着，笑容是从未见过的灿然，嘴里还有些不满意：我的鞋店让他们整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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