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这个偏心的后妈总让草原等待很长时间。日历上立夏已经过了好些日子，羊群迫不及待地从村庄搬到了水草丰美、人烟稀少的敖特尔。天气开始暖和了，也下过了几场冷雨。耐不住性子的阿妈让巴德玛捎来些菜籽儿。她像捧着新生的婴儿般小心翼翼地将菜籽儿捧在手心里，眼睛凑过去盯着包装看了许久后，缓缓地将包装打开，将它种在早已准备好的一小片向阳的菜池里。将菜籽儿种进地里的时候阿妈的小指头竟然是翘着的。没见过阿妈也会那么优雅地翘小指头，就是她在给最爱的母牛挤奶的时候也没见过。阿妈培好土，浇完水，一小片灰褐色的新翻的泥土在一片翠绿的草地上，像一块新鲜的牛粪般在阿妈面前喷发出了自己的清香。阿妈抬起头、直起腰、挺起胸，望着东边的道路笑了：“今年不必给巴德玛那么多买菜的冤枉钱了。”这是促使阿妈微笑的如意小算盘。菜籽儿没有辜负她的期望，生根了、发芽了，一株株鲜嫩的小菜苗胆怯又新奇地探出头，伸伸腰，长势喜人。阿妈像多心的小媳妇一样整天守护在菜池旁。鼻子灵敏、活泼好动的馋嘴羊儿动了歪脑筋，时不时三三两两地跑过来向稚嫩的小菜苗探头探脑。阿妈捡起手边的土坷垃或者是小石子儿向羊儿们毫不留情地扔过去。做贼的羊儿被阿妈一哄而散后并不死心，站在不远的地方，立起耳朵回头看，琢磨更适当的机会。
草原的夜是个喜欢恶作剧的淘气鬼，预测不到哪一夜，气温神不知鬼不觉地下降了。阿妈早上一起床就有点神经质地跑到菜池边，看到绿得有点过火的菜苗时，脸色会突然变得苍白，眉宇间细小的皱纹好像更深了。她挤奶的时候也总是心不在焉，牛犊子挣脱了绳子都浑然不觉。她在等着日出。太阳若无其事地高高升起，把光线毫无保留地拨给昨夜受过严重创伤的小菜苗身上，那些骄傲的娇嫩的小生命啊，受不了烈日的宠爱，蔫吧了萎缩了。阿妈揉揉眼睛，看一眼、再看一眼。她心疼地看着、抚弄着那满载希望的菜苗，往事突然就讽刺性地闯进她的脑海里，好像去年、前年她也曾这么怜惜地、心痛地站在蔫吧了的小菜苗跟前伤心过。唉！阿妈就是健忘，就是性子太急。
塔布嘎山上，阿爸的羊群像朵朵飘动的棉花，山顶上的阿爸像一座移动的山峰，一匹棕色的马儿向阿爸摇晃着美丽的头，高大的牧羊犬静静地跟在阿爸身后。因为远，听不到羊儿的叫唤、听不到草儿的呼吸、听不到阿爸和大地的对话、听不到马儿和牧羊犬的低语，整个草原似乎是静悄悄的。所以阿妈的伤心总是多了一份孤独和惆怅。
我记事那天起阿爸就在放羊。早上，阿爸迎着朝阳，骑着马儿，赶着羊群，领着牧羊犬，跨过塔布嘎山上山。他们的足迹没到的地方，草叶上的露珠在阳光下闪呀闪。黄昏，阿爸迎着夕阳，牵着马儿，领着羊群，跟着牧羊犬，跨过塔布嘎山牧归。他们的足迹所过之处，一阵细尘在夕阳下缓缓消散。阿爸总是行走在太阳下，脸被晒得像去了皮的桦树。他不爱说话，脸上通常也没有太多的表情，谈不上严肃，也说不上温柔。回到包里后，他盘腿坐在方桌后面开始吃肉饮酒。看到远远围坐的我们时，他嘴里抿着烈酒，也不下咽，就那样含在嘴里，眼睛看着我们，头点几下，手招呼一下，示意坐过来。这时候他的嘴角边会荡起一个跟他的肤色很不相称的小酒窝。我总是担心，他把一些原先知道的话语都忘掉了。我甚至怀疑阿爸还会不会讲话。他会不会一不小心就成了山上的桦树，只有迎着风才呼啸几声。
总是在阿妈看着幼菜苗伤心的时候，巴德玛那除了喇叭什么都响的破三轮车吧嗒吧嗒地喷着黑烟驶过东边的道路。那条道路离我们包有三四里地。因为平坦，道路上行驶的所有车辆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巴德玛尽管把不厌其烦地喊“卖菜了！卖菜了！”的喇叭关掉了，但是我们总能发现他们，我们的耳目多。阿妈立刻站起来，拽掉头上的蓝色纱巾，使劲挥舞，像在跳一场独人的安代舞。
巴德玛的车上总是载着满满的一车蔬菜水果和羊皮，还有一些草原人家捎带的米面油等日常必需物品。沿途生意好的时候她车子上的蔬菜水果会少一些，但还是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在车厢里拥挤喧闹，像一个乱糟糟的集市的缩影。巴德玛的三轮车几乎无孔不入，弯弯曲曲地绕过土坑啊、水塘啊、羊粪堆等，最终总能到达并停在她想去的每家每户的门前，确定主人没有买菜的样子时还会放几声喇叭，然后吧嗒吧嗒地离去。巴德玛夫妇跟我们这一带的人很熟。村里人家里没有米了就让巴德玛从霍林郭勒捎过来。阿妈也会让她捎米捎油。卸下米时阿妈满脸堆积着感激，对巴德玛连声道谢，把米拖进屋里后她脸上的表情突然就松弛了，原先爬满感激的地方被怀疑取代：“这米这么贵吗？指不定巴德玛加了多少钱呢。”但是很快阿妈脸上只剩下欣慰和喜悦。有米心里就踏实，菜嘛，虽然很重要，但是哪有米重要啊。在这人烟稀少的敖特尔，有米就有保障。
巴德玛的车每次停在我家门口时我阿妈尽量不让她空手而归，阿妈不知道巴德玛下次是十天之内，还是半个月之内再来，像我们这样偏远的敖特尔没有人愿意来的。所以即便家里还有一些耐放的蔬菜，阿妈还是会象征性地买一些。每次阿妈都不买那么多东西，车上有新鲜的土豆、黄瓜、豆角、茄子等蔬菜，还有水果，但是阿妈偏偏就愿意买又辣又臭的大葱，就因为大葱价钱便宜，而且能放挺长时间。阿爸只喜欢吃手扒肉，不喜欢吃羊肉炒大葱，所以阿妈买来大葱不给我们炒。她或者是把大葱切成丝儿腌在盐里当菜吃，或者是直接蘸在酱里吃，辣得我们直流眼泪。阿妈踮着脚往车厢里看很久，问一下价钱，“土豆多少钱？”“茄子多少钱？”“西红柿呢？黄瓜呢？哦！还有水果啊？苹果多少钱？葡萄呢？”她都挨个儿问一遍，有时候还会重复一两次已经问过的蔬菜。
巴德玛是个挺胖的女人，有着一张鹅蛋形的脸蛋，并不只是说她的下巴像鹅蛋那么尖，而是她的额头也跟下巴差不多尖。她的颧骨很高，额头很窄，稀疏淡黄的头发剪得短短的，总体看起来就像鹅蛋。这鹅蛋形的脸上有一双细长的眼睛和厚厚的嘴唇。巴德玛总是戴着一条从远处看来近似白色的纱巾，但是一到跟前就会发现她戴的那条哪里是白色啊，近乎黑色，脏兮兮、黑不溜秋的。一般不见她站起来，她愿意坐着，只有买家买的东西实在挺多，拿不动的时候，她才站起来帮着拎东西。她身材很高很胖很结实。卖菜的时候，巴德玛都坐在三轮车的箱子里，车篷里是她的男人。她男人话很多，好像有点懒，总是从车篷里探出那张枣红色的脸，跟人东拉西扯，就是不肯出来。他们一般五天来一次村里，遇上下雨天的话会延迟几天。
一天下午，草原骤然变了脸，天空中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了暴雨。那时候，巴德玛的车正好停在我们家门口。雨，是在我妈挨个儿问着蔬菜价钱，还没来得及问水果的价钱时下的。阿妈赶紧请巴德玛他们进屋。巴德玛用苫布盖好车厢，下车时，随手从蔬菜堆里挑了几个样子丑陋的土豆和干瘪的茄子。这场雨来得凶猛，下了一阵后，凶猛劲儿过了，但是并没有停，下了整个晚上。巴德玛的车也就在我们家门前停了一个晚上。附近几个敖特尔的人接二连三地披着雨衣，骑着马儿来我们家买菜。巴德玛索性把车上的蔬菜都搬了进来。草原漫长的雨季就要来临了，所以人们买菜买得很积极。一夜间，巴德玛的蔬菜卖得差不多了。第二天下午的时候雨停了，但是云还是迟迟不散。巴德玛夫妇看着一一空出来的蔬菜的袋子满脸欢喜。巴德玛把小半袋茄子（其实就几个快烂了的茄子），往车上拖了一会儿，转过头又放下了，送给了阿妈。趁着天歇息的空儿，他们开车走了。阿妈很高兴。以后每到云雨天气，她巴不得巴德玛的破三轮车停在我们家门前时就下暴雨。阿妈的希望始终没有再实现，后来巴德玛在我们村子买了一个破屋，阿妈的希望就彻底落空了。
巴德玛的车子是进霍林郭勒市里的。霍林郭勒是离我们最近的城市，听巴德玛说他们那三轮车走五个小时就到了。我们向往那个什么都有的城市，好像那是坐落在草原尽头的一个天堂。渴望归渴望，我们去不了那儿。我们要帮阿妈清扫羊圈、牛圈，还要帮阿妈做奶食品，我们有很多活儿，再说也没有可以开进城里的车。巴德玛的车子从霍林郭勒出来，一路叫卖，有村子就进，有时候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很多蔬菜都卖没了，就剩那些贵得吓人的水果。所以阿妈恨不得巴德玛沿途的生意不好。
哥哥打水饮羊的时候，或者是清扫羊圈的时候都会不经意地喊出一声：“卖菜了！卖菜了！”惹来阿妈一阵白眼和取笑。
巴德玛的车每次来门前时，我们都会赶集似的跟着阿妈跑出去。阿妈像一只领着鸡仔的老母鸡一样匆忙地走在最前面，最小的妹妹乌兰跟不上我们，会大声哭泣，阿妈连回头看都不肯。阿妈踮着脚往车厢看，挨个儿问价钱。我则踩在车轮上往车厢里看个够。我哥对这些不感兴趣，他把头伸进车篷里，跟枣红色脸庞的男人聊天。霍林郭勒多远？沿途有哪些村庄？菜是从哪里进的……我总是怀疑那个枣红色脸庞的男人不会跟我哥说实话。
就在我哥天天喊着“卖菜了！卖菜了！”的那年秋天，哈布尔带着口罩闯进了我哥的心里。
那天我们家的马车坏了。阿爸一个人出去打草，哥哥留在家修车。他坐在车子跟前，手不停地动，嘴里也不忘喊几声：“卖菜了，卖菜了！”哈布尔就在哥哥喊完第三声“卖菜了”的时候出现在他的面前。她戴着一个雪白的口罩，露出一双聪慧明亮的大眼睛。雪白的口罩跟她暗紫色的肤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她戴着口罩，但还是用手掩着嘴嘻嘻嘻地笑了，手上同样戴着一双白色的手套。手套是不怕麻烦的女人们打草时戴的，不足为怪，奇怪的是哈布尔的手套是洁白的，没有沾上一滴绿色的草汁，就像她的口罩一样洁白。哥哥的脸突然红到了脖子根。他放下手里的零件，突兀地站起来，把手藏在背后，在屁股上使劲蹭。哈布尔又嘻嘻嘻地笑了，还是用手捂着戴着口罩的嘴。我哥一时不知所措，也跟着呵呵呵地笑了几声。哈布尔却不笑了：“我的四轮车没气了，你有气罐吗？”告诉你，我们家没有。而我哥像噎着的公鸡一样怔了怔后说：“有！有！哦，对了，额尔顿家借走了，你等会儿，我去拿过来。”哥哥借来了额尔顿家的气罐，自己去给哈布尔的车子打气。谁知道那么大的一个四轮，他打了多长时间，反正他回来的时候都快筋疲力尽了。
哥哥突然不喊“卖菜了”这三个字了，因为打草很忙很累，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在约会。阿爸和哥哥打草回来时月儿一般都跳上了蒙古包的天窗。哥哥一进屋顾不上吃饭，先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开始洗漱，洗脸盆里的水四处乱溅，弄得地上湿漉漉的。接着他拿起墙上挂着的小镜子，借着微弱的烛光，左右前后照个遍，然后骑马跑出去，无论多晚他都出去一趟。
那年冬天的一个下雪的晚上，哥哥约会回来后叫醒了熟睡中的阿爸和阿妈：“我要结婚！”哥哥的声音被幸福淹没了，在漆黑的夜晚感觉飘忽不定，只有他那被激情涨红的脸在烛光下忽闪忽闪着。阿妈睡意朦胧的眼睛突然就睁大了，变成了蒙古包天窗里探进来的那一颗最明亮的星星。“不行！”阿妈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斩钉截铁。阿爸缓缓地抬起眼睛盯着哥哥看了许久，他没有说话，脸却拉长了，布满了一层雾气，顺手从枕头底下拿起了鼻烟壶。屋子里顿时就升腾起苦涩的烟雾。“我一定要跟哈布尔结婚！”哥哥的脸从通红变得铁青，声音从刚才没有根基的飘渺变得掷地有声。连续几天家里弥漫着一种一触即发的战争的硝烟味。哥哥不吃不喝，整天铁青着脸咬着腮帮子，他的决定果断且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阿妈背地里骂哈布尔是个小狐狸精，把她儿子的魂儿都勾走了。阿爸牧归后坐在炕桌后面抿着酒，默默地看着哥哥，自始至终没有表态。哥哥如愿以偿地和比自己大两岁的哈布尔结了婚。婚礼不算很隆重，但是草原婚礼的一切规矩和礼数一个都没有省略。
我们村庄里的房子是东西两间，中间是灶房。哥哥和哈布尔住在东间。结婚不久这两个小年轻夫妇开始闹别扭，不知是因为害羞还是什么，我们总是在第二天早上发现哥哥和哈布尔的褥子被子一个在炕的东边，一个在西边，中间腾出了那么大个空儿。我就暗暗嫉妒，凭什么呀？我们四五个人挤在西屋的一间炕上，都快挤成饺子了，他们倒好，只有两个人还东边一个西边一个，是不是向我们炫耀自己的空间呢？
骨子里，我哥就是个不太安分的主儿。阿爸嘴上不说，但是看哥哥的眼神里总是有种不太喜欢的样子，哥哥的性格实在没有随阿爸一点点。哥哥不敌诱惑结婚了，撇开所有人的反对举行了一场正宗的草原蒙古式婚礼；半年后哥哥撇开所有人的反对离婚了。在十八年前的草原上，离婚绝对是个无人踏进的冷门，但是哥哥就是离婚了，固执得没有半句解释。哥哥的离婚给家里人带来了不小变故。阿爸突然开始说些话了，逢人就骂自己的儿子，好像这样就能减轻对哈布尔家的愧疚。阿妈呢，好像突然间就老了，变得健忘了，眼泪变得随便了，一不小心就流出来。她对于巴德玛的菜车也没有了多大的兴趣。倒是喜欢盯紧和打听每个和哥哥年龄相仿的女孩。
巴德玛卖菜后的第六年夏天，把破烂三轮车换成了崭新的白色半截子。我哥也在下一个夏天到来之前卖掉三十多只羊，买了一辆二手三轮车，开始往霍林郭勒跑。每次哥不在家，阿妈就提心吊胆。她整天皱着眉头、心神不宁，完全没有等待巴德玛的菜车时的那股满不在乎的劲儿。她不说几句话就把话题扯到哥哥身上。我哥很多时候都能载回来大半车厢蔬菜水果，那是卖不出去剩下的。阿妈瞥一眼车厢里剩下的蔬菜，再偷看一眼哥哥阴沉的脸色，眉头间的皱纹深深地陷进那不再光滑的额头里。剩下的蔬菜太多了，我们自己吃不完，扔了实在太可惜了。阿妈从车上一一卸下来那些剩菜，盘腿坐在门前的空地上，仔细地挑选新鲜的、没有腐烂的蔬菜。对于左邻右舍买巴德玛的菜，不买我哥的菜，阿妈是愤愤不平的，但她还是会把那些挑好的菜送到左邻右舍。巴德玛的半截子不再停在我们门前了，但是一听到“卖菜了！卖菜了！”的喇叭声，阿妈就浑身不舒服，好像抢走我哥生意的人就是她。
有一次，哥哥去霍林郭勒回来时没有拉蔬菜水果，而是拉了一车大米。大米是赊来的。阿妈傻了眼，额头上的皱纹迅速地、整齐地聚集在了她的眉宇间。我们也跟着大呼小叫，大惊小怪。那可不少钱啊！五十多袋大米像一座小山一样堆在我们西屋的炕上，根本没人买。村里人习惯了让巴德玛捎过来，这是这些年养成的习惯，习惯是个固执的东西，不易改变。那些大米躺在我们家炕上后的第二十七天，巴德玛带来的米面价格突然暴涨了，让那些习惯了的人也接受不了。于是，我们家炕上的米，一下子被哄抢而空。我们不知道米价上涨的消息。阿妈脸上堆满笑容，眼里放射热情的火焰。她大声地招呼他们，为他们鞍前马后地跑，恨不得自己背着米送货上门。突然阿妈察觉出了不对劲，赶紧上前去护住四袋米，自己留下来了。西屋的炕一下子就开阔了、宽敞了。我只想上去肆无忌惮地打滚。黄昏时分，哥哥比平时提前赶回来了。阿妈迫不及待地跑出去报喜报功。那些米面不止压着炕头，还压在阿妈的心头上呢。她一直担心米卖不出去，担心哥哥亏本。哥哥听后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咬紧了牙关从齿缝里蹦出来几个字：我还是晚了一步。后来阿妈听说一袋米至少少卖了四十元钱时，她当着我们的面毫不客气地拍了几下自己的耳光。阿妈一连几天心情不好，她甚至想去找那些买家讨回那些少付的钱，被我们拉回来了。那些天阿妈看到那些趁她不知道的时候买米的街坊邻居时脸上总是很难看。不过从那以后村里人对我哥哥卖的蔬菜也感兴趣了。他们认为米便宜，蔬菜也可能比巴德玛的便宜。就在这时候我哥哥厌倦了这个整天呆在车上跟那些斤斤计较的妇女们打交道的生意。他觉得巴德玛夫妇太抠门了，卖菜换新车，简直不是一般抠门的人做不到。我哥对巴德玛夫妇有佩服，但更多的是鄙夷。佩服他们能坚持这么长时间，鄙夷他们在这么个小生意上付出这么惊人的耐心，为何不去做大生意呢。于是我哥又一次说服阿爸，卖掉一百多只羊、卖掉那辆二手三轮车，在霍林郭勒市里租房卖起了兽药。说实话我哥哥的办事能力还是挺强的。他找到了一个卖兽药的老商户，跟他们打听好途径，然后自己在霍林郭勒办妥了一切手续，接下来就是赚钱的事儿了。我哥哥在药店里待了几个月，见收入并不像他想的那么可观，而且一个大老爷们整天待在那个小房间里憋得慌，于是干脆趁着秋天打草的晃儿，关门回来打草了。
哥哥关掉兽药店，从霍林郭勒回来时带来的还有我的录取通知书。
在那个忙碌的金色的早晨，我离开了草原。阿爸站在塔布嘎山顶，披着朝阳向我张望；羊群静静地散布在他的周围；一匹棕色的马儿、一条高大的牧羊犬依偎在他的两旁。巴德玛崭新的半截子沿着东边的道路呼啸而过。阿妈站在蒙古包跟前，朝阳把她孤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风吹乱了她鬓角的白发。她眯起眼睛，一条条皱纹安静地爬上了她的额头；一串晶莹剔透的露珠在她的眼角闪呀闪……
责任编辑 孙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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