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国国防尖端事业突飞猛进之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在一次关于两弹结合（注：原子弹装到导弹上）试验的会议上，聂荣臻要求，试验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停下来，要防止有些人思想不集中而影响产品质量，导致试验失败。试验前要进行一系列质量检查，不光“两弹”本身，还有外单位的协作件，主要是各种仪表，都要仔细检查。
导弹试验基地司令员李福泽提出，基地有人要求，也要像地方那样，放手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他问怎么办。
聂荣臻说：“我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军委常委会上提出，试验基地不搞‘四大，只搞正面教育。中央军委马上就要发出国防科委所属基地进行正面教育的通知，你们回去，要力争使基地的形势保持稳定。另外，核试验基地在进行完两弹结合试验后，可能很快就要搞氢弹试验，张蕴钰你们的任务一个接一个，更要保持部队的稳定，不能出乱子。”
张蕴钰是核试验基地的司令员。二机部副部长李觉汇报说，二机部已经乱了套，有些核科学家受到冲击。钱学森汇报说，七机部情况也很不妙。
聂荣臻叹口气说：“二、七机部和中国科学院的情况，我专门向总理报告一次，请总理想想办法。”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需要周恩来出面白g地方很多，他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乱局，尽力将损失降到最小。
这个时候，他仍然十分关心两弹结合试验，因为他深深知道，这将是中国看家的东西。如果此时不搞，不知将来会怎样。
核弹头即将从青海金银滩启运，二机部担心现在红卫兵大串联，造反派横行，有人要上车检查运输核弹头的专列。电话里请示周恩来，怎么办？周恩来口气严厉地说：“绝对不行！要专门发一个布告：这趟专列不许任何人登车，不准随便靠近和检查。另外，要武装保卫，如有人胆敢强行登车，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制止！”
有关部门按照周恩来指示，果真发了一个十分严厉的布告。核弹头专列运输过程中，所幸没出什么乱子。
1966年10月8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了又一次中央专委会，听取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关于两弹结合试验准备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两弹结合“热”试验（注：用真正的核弹头，而不是假弹）的工作和安全问题。
张震寰汇报完后，周恩来说：“我想起一个地方。有图纸吗？”
工作人员过来，把一张图纸摊在周恩来面前的地毯上，众人都围拢过来，周恩来指着一处地方说，弹道下面，甘肃红柳园的这一万多居民，他一直放心不下。他问试验技术协调组组长谢光选：“落到那个地方的可能性有多大？”
谢光选一下子也说不清楚，回答道，这需要计算一下。周恩来说：“那就抓紧计算，数据要可靠。”
会议即将结束时，周恩来神情严肃地总结道：“我多次说过，这次两弹结合试验，安全问题是一个关键，美国是在海上搞，苏联是在西伯利亚搞，法国还没有搞，我们是在自己的大陆上搞，不能出乱子。试验弹要严格检查，一切工作都要百分之百没有问题才行，各种因素都要考虑到，弹着区要保证安全，人员尽量撤远一些。这次试验，我提议，仍然由张爱萍同志前去指挥。”
与会众人都怔怔地望着周恩来。有人小声提醒：“总理，张爱萍因为包庇罗瑞卿，同情刘少奇、邓小平，靠边站了。”
周恩来愣了好一阵，能看出他内心的痛苦和无奈。人们都望着他。周恩来叹口气，重新作了调整：“这次试验，由国防科委张震寰负责，李觉、钱学森参加。”
在两弹结合“热”试验前的20天内，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先后进行了三次“冷”试验，并且有一次试验故意炸毁了一枚导弹。
1966年10月7日17时31分，在导弹试验基地新建的野战发射场，一枚“东风二号甲”载着模拟核弹头拔地而起，朝预定方向飞去。
这次发射的目的，就是为了检验安全自毁系统是否可靠。和以往不同，过去发射时，人们老是提心吊胆，害怕失败，而这次是故意要它失败，并且就怕它不失败。
导弹起飞后，一切正常。飞行大约一分钟后，地面发出炸毁指令，只见导弹随即凌空爆炸，炸毁的弹体残骸碎片“噼噼啪啪”掉在几公里范围内。
随后，又连续进行了两次“冷”试验，也就是发射了两枚不装核材料的普通弹头。两发模拟核弹头飞行正常，引爆控制系统工作可靠，并在弹着区内预定的高度按程序起爆了炸药部件，从而进一步检验了导弹以及爆炸控制系统的可靠性。
1966年10月20日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了两弹结合试验前的最后一次中央专委会。没有被打倒的中央专委委员都到会了。与会者等了很长时间，到晚上九时半，周恩来和叶剑英才匆匆进来。这是叶剑英头一回参加中央专委会。见周恩来进入，众人都站起身来迎接。周恩来抬手示意大家坐下，说：“今天的会议，我把叶参座请来了，请他以后多管管专委的事。”
这时，一位女服务员端来一小碗面汤、两个包子，放在周恩来面前。叶剑英对大家说：“总理还没吃饭呢。”又转向周恩来道：“总理，吃完再开会吧？”
周恩来说：“你们先说，我边吃边听。”
接下来，就由张震寰汇报“冷”试验的结果，然后由钱学森汇报“热”试验的准备情况。他们汇报完之后，谢光选报告说，弹头落到红柳园那个地方的可能性，经过计算，得出的数据是十万分之六。
周恩来思考片刻，道：“十万分之六……毕竟那是一颗原子弹，毕竟下面是一万多居民，为了安全起见，发射那天，还是都撤出去。”
众人都在各自的笔记本上记录。这时候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相比，保密方面相对松了一些。
会议期间，周恩来加重语气道：“总之，这次试验是空前的大会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只能进行一次，一定要百分之百地完成。从领导到每个人，都要更加细心，保证地面上没问题，操作中不出问题，坚决消灭掉人为的差错。凡想到的问题都要检查到，一切缺陷都要弥补好，要做到所有检查结果都没有问题，尽最大努力使试验获得成功。在该做的都做好之后，也要敢于冒一定风险，无限风光在险峰啊，要沉着地打好这一仗。另外，发射前，要让部队好好休息，搞好伙食。叶参座，请你给大家讲讲。”
叶剑英点点头：“同志们，这次试验搞成功，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大震动。过五关斩六将，‘热试验是最后一关，一定要检查得更仔细，连一个螺丝钉都要检查到，提出一百条、若干条方案，坚决杜绝疏忽大意。”
叶剑英讲罢，周恩来又提出，请聂荣臻说说。聂荣臻道：“我深信我们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基地的同志，都具有高度的负责精神。听了各方面的汇报，我认为我们的设计工作做得是扎实的。我们‘东风二号甲导弹已经多次试射，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发射成功率是经得起考验的。再说，为了使我们国家的导弹能够真正成为具有强大作战威力的武器，也必须趁早进行两弹结合试验。为了使同志们增强信心，使各项工作力争做到万无一失，我决心——决心到现场去主持这次试验。请中央批准！”
聂荣臻的话引起一阵轻微地骚动。也许没有人会想到，聂荣臻主动要求到第一线去指挥。
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有聂老总去亲自主持，我们更感到放心了。”
人们鼓起掌来。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了。
“真试”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
在整个准备过程中，参试各单位都做到精益求精，有一个小故事，至今仍被人传颂——
发射二中队操作手王长山对弹体进行内、外检查时，发现弹体内部24号插头部位有一根约5毫米长的小白毛。他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夹，用细铁丝挑，都没能取出，最后找来一根猪鬃，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挑出了那根小小的白毛。钱学森听说后，特意赶来，对王长山进行了热情的表扬，他还掏出一块手绢，郑重其事地把那根小白毛包好，说：“我要带回北京去，这是作风细致最典型的事例，让每一个科技人员都应该受到教育。”
1966年10月24日晚上，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三人，来到钓鱼台国宾馆毛泽东临时住处，向毛泽东汇报即将进行的两弹结合试验。聂荣臻说，两弹结合试验箭在弦上，发射场、靶场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毛泽东笑道：“谁说我们中国搞不成导弹核武器呢，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吗？”
众人都跟着笑起来。周恩来说：“根据试验准备情况和天气情况，试验部队提出，就在这几天择机发射。现在就请主席最后下决心。”
毛泽东立刻道：“我同意！时机成熟就不要犹豫。”
众人点点头。因为周恩来、叶剑英还有别的事情向毛泽东汇报，聂荣臻说：“主席，我明天就坐飞机，去现场主持发射。那我先走一步了。”
毛泽东说：“好。”
毛泽东起身送客，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把聂荣臻送到门口。
聂荣臻说：“主席，请留步吧。”
毛泽东神情郑重地说：
“荣臻同志，你过去是常打胜仗的。不过，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搞科学试验和打仗一样嘛，哪有不冒险的。”
聂荣臻感动地说：“主席，请您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聂荣臻步下台阶，钻进车里。夜色中，车子开动了。
2006年，我们在采访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将军时，她说道：“其实呢，毛主席越是这样安慰，父亲越是感到肩上的担子重大。”
我们问：“那段时间，您发现聂帅有什么异常吗？”
聂力说：“事后回忆，我那几天看到的，仍然是一个和平常一样的父亲，泰然自若，波澜不惊的样子。我们那时和普通百姓一样，对即将发生的这一重大事件一无所知。”
我们说，我们查阅过一些资料，发现那几天聂帅身体不好。
聂力说：“是的。出发前，父亲感冒一直没好利索，有些发烧，发低烧。总理打来电话问，还能不能去？他回答说：身体好好的，怎么不能！放下电话，父亲不高兴了，就问：谁的嘴巴那么快？把我生病的事给透露出去了？”
1966年10月25日上午，聂荣臻从西郊机场登上专机，飞往导弹试验基地。他走的时候，还发着低烧。
聂力和爱人丁衡高带着3岁的女儿菲菲，到机场为父亲送行。他们不知道父亲此行去哪里，去做什么，只是一遍遍地嘱咐已经67岁的老人，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聂荣臻到了导弹基地。下了飞机，走马观花看了看，他有两点欣慰，一是基地的条件比6年前他第一次来时，大为改善，能看到很多的树，二是基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严格按照军委坚持正面教育的指示进行，局势平稳，秩序井然，看不到北京街头发生的那种混乱现象。
聂荣臻一到，就召集七机部、二机部，还有导弹基地等单位的领导和科学家研究试验问题。根据气象部门预报，25日夜场区将遭受强冷空气袭击，和每秒20米的大风，直接影响两弹转运程序的进行。26日风速将继续增大，最大风速可达每秒25米以上，到27日零点，风速开始减弱，可下降到每秒5米以下，天气可以好转。因此，专家和基地领导建议，正式的发射时间可以定在27日。发射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到位，发射场、弹着区和场外的各项工作可以按这个时间展开。
聂荣臻同意一切按程序进行。他传达了来之前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提出前三次“冷”试验虽然顺利，“热”试验更不能掉以轻心，一定更谨慎，组织要更严密，工作要更周到，动作绝对准确，一定不能出现差错。
这个决定由张震寰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很快，周恩来打来电话：“张震寰同志，请你转告聂老总，中央批准27日9时为发射时间。”
但是26日那天的天气超出了预料，戈壁滩上，狂风怒吼，黄沙翻滚，遮天蔽日，能见度只有十几米。导弹、核弹头从厂房转往发射场时，遇到了很大困难。数辆转运车打开大灯，顺着电线杆缓缓行进，途中一度迷了路，50多公里的路程，竟然走了三个小时。
到了傍晚，风小了一些。按预定计划，要在发射阵地上进行吊装，然后进行两弹对接。此时，气温已下降到零下十几度。发射阵地周围是一片空旷的戈壁，无遮无拦。风渐渐弱下来，天气寒冷。导弹已竖立在发射架上，核弹头也已经吊上去了。钱学森、李觉、张震寰、李福泽、栗在山、王淦昌、陈能宽、郭永怀、屠守锷等人身穿军棉大衣，头戴皮帽，在现场观战。
这时，一辆小轿车开过来，停下。聂荣臻下车。李福泽等急忙迎过来：“聂帅，您来干什么？”
聂荣臻说：“你们能来，我为啥不能来。”
钱学森说：“聂总，要进行两弹对接和通电，这是最紧张最危险的时刻，您不能在这儿。”
李福泽喊来警卫战士，吩咐：“快送首长到隐蔽部！”
聂荣臻十分不满地挥挥手，说：“你们不怕危险，我有什么可怕的！什么时候对接、通电完，我就什么时候离开！”他拉了把椅子，干脆在发射架下坐了下来。
没办法，李福泽只能顺着他了。
一名操作手爬上塔架。导弹四周进行配合的人员，都专注地进行工作。扬声器里不断传出各种信号。寒风呼啸，操作手仍然在一丝不苟地操作……
这位操作手叫田现坤，是名老战士。导弹和核弹头的夹缝，仅有50厘米高，十分狭窄，为了操作方便，他不顾寒冷，脱去棉衣，脱去手套，只穿着单衣，按照平时练了成千上万遍的动作要领，熟练地做着每一个动作。
因为事情太重大了，所以尽管天气十分寒冷，但在场许多人的手心都捏着一把汗。
1966年10月26日晚8时，“两弹”完成了历史性的“结合”。
操作手田现坤走下塔架，聂荣臻从李福泽手中接过一件大衣，亲手披到他身上：“辛苦了！快到暖和的地方休息一下，别冻坏了。”
田现坤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两弹对接完成后，聂荣臻特意和现场的各有关单位领导和科学家们照了一张合影。
在招待所餐厅吃晚饭时，大家都表情严峻，闷头吃饭，没人说话。碗、筷、勺碰撞发出的声音清晰可闻。聂荣臻注意到了众人紧张的情绪。再过十几个小时，就要发射了。虽然采取了许多安全措施和防护手段，但是，谁也不敢保证绝对不出危险。如果几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出现意外，那么，发射场将首当其冲，整个发射基地也许会毁于一旦，而且会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国际影响。
聂荣臻对李福泽说：“晚上能不能安排点文化活动，让大家松弛一下，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
吃罢晚饭，就在招待所大会议室放映了电影《奠边府战役》。聂荣臻以及各单位领导、主要专家、工程技术人员一同观看了电影。电影散场时，聂荣臻叮嘱道：“大家回去都睡个好觉，为明天的发射养精蓄锐。”
这一夜，聂荣臻基本没有睡觉。
27日凌晨两点，聂荣臻在基地政委栗在山陪同下，来到发射二中队食堂。发射任务主要由这个中队完成。食堂内热气腾腾，几个炊事员把蒸好的馒头从灶上抬下来。一口大锅里，熬着胡辣汤。
栗在山说：“聂副主席来看看大家。”
聂荣臻说：“你们干你们的，不要管我们，都去忙吧。”
栗在山一挥手，炊事员们散开了。
聂荣臻看了看餐桌上的鸡蛋、咸菜，又指着一个笼屉：“这里面是馒头吧？”
炊事班长回答：“首长，是馒头。”
聂荣臻问：“掺粗粮了吗？”
炊事班长回答：“首长，全是细粮。”
炊事班长掀开笼屉，聂荣臻伸出食指按了按馒头，满意地说：“要保证发射期间让战士们全吃上细粮。”
众人点头，答应着。聂荣臻指着大锅：“这是什么？”
炊事班长回答：“首长，是胡辣汤，已经熬好了。”
聂荣臻拿起一个饭勺，又拿过一个碗，盛了点胡辣汤尝了尝：“好，好，有味道。一会儿让大家多喝点，可以驱寒。”
隐隐传来一阵起床的哨子声，聂荣臻说：“我们走吧，不要影响大伙就餐。”
他们随即离开了。
回到设在指挥部的首长临时休息室，张震寰、李福泽、钱学森、李觉等人都在。李福泽说，首区天气情况已经完全好转，建议按计划加注推进剂，准备实施发射。聂荣臻表示同意。
但此时，在末区——也就是罗布泊弹着区，却突然大风呼啸，飞沙走石，天地一片混沌。见此情况，张蕴钰马上把电话要到首区指挥部，找到张震寰报告说：“几分钟前，罗布泊弹着区突然刮起6至7级大风，这一气象变化可能会对弹着区的安全形成很大威胁。请立即报告聂帅！”
指挥部的气氛立即变得紧张了。聂荣臻想了想，决定报告周恩来，电话很快接通，他把突发的情况说了说，并说可能会对发射造成影响，是否推迟发射，请总理指示。
周恩来果断地说：“荣臻同志，你在现场指挥，一切由你决定。”
聂荣臻放下电话，拿起另一部电话：“请接张蕴钰。”
片刻，传来张蕴钰的声音：“聂帅，我是张蕴钰。”
聂荣臻急切地问：“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张蕴钰的声音清晰传来：“报告聂帅，我刚刚组织气象专家作了实时观测和严格计算，初步判定，这阵大风将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移出弹着区，27日8时左右，天气可以好转。同时，考虑到最坏情况的出现，我们已着手组织弹着区部分人员，做紧急转移的准备。报告完毕。”
聂荣臻心里有底了，放下电话他说：“我决定，发射程序不变，按时加注推进剂。”
一切安排妥当，聂荣臻又在栗在山陪同下，来到离发射台只有100多米、深6米的地下控制室。
发射控制室是最危险的地方，这里离发射台太近，如果发射失败，最先遭到灭顶之灾的就是这里。有七个人积极要求留下来，并且都写好了遗书。基地的人，称他们为七勇士。聂荣臻听说后，坚持过来看看这七位勇士。
这七位勇士分别是基地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第一试验部参谋长王世成、中队长颜振清、控制系统技术助理员张其彬、加注技师刘启泉、控制台操纵员佟连捷、战士操纵员徐虹。
控制室很狭小，设备占去大部分空间，聂荣臻进来后，七个人排好队，一齐向聂荣臻敬礼。聂荣臻庄重地还礼，然后说：“当年长征时，你们的老司令孙继先，率十七勇士冒死强渡大渡河。今天发射核导弹，你们组成了七勇士。你们一定要争取胜利，历史会记住你们的！”
七勇士响亮地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会争取胜利！”
年仅20岁的战士徐虹对聂荣臻说：“首长，我不是党员，感谢党对我的信任，如果我牺牲了，请组织上追认我为党员。”
聂荣臻禁不住眼窝湿润了，安慰道：“同志们，一定要沉着、勇敢，坚决完成光荣的任务，试验会成功的！”
2009年，我们到导弹基地采访时，基地司令员崔吉俊又说起这件事，他特意说到七勇士之一的徐虹。两弹结合任务完成不久，他就复员回到郑州，在一家工厂当工人，许多年里，没有人知道他这个非凡的经历。前几年基地费了好大劲，才和他联系上，他已经从工厂退休。基地请他回来看了看。看到基地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感慨地说：“做梦都想不到会是这样。”
凌晨5时，方平率部下做好了加注前的一切准备。聂荣臻、张震寰、钱学森、李福泽、李觉等领导和专家也来到发射现场。张震寰提出，是不是给总理报告一下。聂荣臻说：“可以。”
张震寰拿起直通周恩来办公室的专线电话，报告说：“总理，一切正常，准备加注。”
周恩来的声音清楚地传来：“可以加注。要安全发射，按时发射。毛主席现在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我从现在起就守在电话旁。祝你们成功！”
张震寰说：“一定完成任务！”
张震寰放下电话，对李福泽说：“老李，可以加注了。”
李福泽向方平下达加注推进剂的命令。方平提出，首长们离开才能加注。李福泽望着聂荣臻。聂荣臻走到加注和负责发射的队列面前，大声地说：“同志们，你们这支队伍，有着艰苦作战的传统，有着严肃认真的作风，有着无私无畏的精神，你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件功彪史册的光荣事业！希望大家发扬成绩，在最后关键时刻，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祝你们发射成功！”
众人高呼：“坚决完成任务！”
聂荣臻等人上了车，车子快速离开了。在他们身后，方平指挥众人进行燃料加注。
差不多这个时候，在甘肃红柳园地区，警报声、军号和紧急撤离的哨声响成一片。红柳园一万多名群众，在部队组织下，一个不少地全部撤离。
早晨8点，敖包山下的首区指挥所里，扬声器里传出：“进入一小时准备。”聂荣臻、张震寰、李觉、钱学森等人，穿上了防护服，在指挥所坐定。
发射阵地，最后一批警卫人员乘车撤离。现场只剩下了七勇士。高震亚命令大家再最后检查一下气源、电源和高速摄影设备。检查完毕，全部正常，高震亚命令，全体撤离。
七人跑步离开发射场，跑向100米外，迅速钻进地下控制室，关好了密封的厚铁门。
整个发射场，地面上空无一人了。
七个人下到地底，却发现有个人坐在角落里，是李福泽。高震亚急了：“司令员，怎么是你！”
李福泽站起来：“是我。”
高震亚说：“我们一人一个岗位，一人一把椅子，你看这里太挤了，没有司令员的位置，请您马上离开！”
李福泽把椅子一推：“你们干你们的，我就站在这个角落看，不干涉你们。”
高震亚说：“司令员，您的本意我们清楚，这里危险，您要留下来给我们助威壮胆。但是不行，您必须马上离开！”
李福泽说：“你们要听我的命令，让我在这陪伴你们。”
王世成说：“司令员，您不离开控制室，我们就要推迟发射！”
这时，头顶的扬声器响了：“聂副主席命令，李福泽司令员立即回指挥所！立即回指挥所！”
高震亚往外推李福泽。李福泽摇摇头，遗憾而无奈地：“同志们，那我只好走了，祝你们成功！一会儿，咱们地面上见！”
李福泽掉头沿着阶梯往上爬。密封铁门，从他身后关上了。七勇士穿上防护服，进行最后的准备。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王世成看一下表，对着话筒下达命令：“15分钟准备。”
首区指挥所内，张震寰拿起专线电话，用密语请示周恩来：“卫要武、戴红，身体检查合格，可以出发。”
这句密语的意思是：导弹、核弹头技术条件全部合格，可以发射。
周恩来的声音传过来：“可以出发！”
张震寰说：“是！”
地下控制室里，倒计时表不停地闪烁，离发射还剩下10分钟时间。高震亚命令，最后测试一遍参数，检查一遍设备，等待发射。
这个时刻，核导弹静静地矗立在发射架上……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表情凝重地期待着……首区指挥所里，没有一个人说话，异常安静，聂荣臻等人都戴上了墨镜，墙上的电子倒计时表在闪烁……罗布泊末区指挥所里，也是异常的安静……甘肃红柳园，群众已全部撤离家园，街巷里空空荡荡……兰新铁路线上，行驶的火车减速，渐渐停了下来。一列列火车停靠在路基上……兰州等地的机场，也全部停飞……西北地区的高压线断电……
都是为了这一刻！
地下控制室内，读秒开始……上午9时10秒，王世成下达口令：“点火！”佟连捷果断地按下发射按钮。
发射阵地，载着原子弹的导弹迅即猛烈轰鸣，喷射出橙黄色的火焰，大地震颤，导弹腾空而起……
敖包山后的首区指挥所里，聂荣臻和在场所有的人一起，目睹着核导弹消失在视野之外。没有人欢呼，人们期待着最后的结果……
扬声器里传来各观测站的报告——
“程序转弯！”
“跟踪良好！”
“飞行正常！”
罗布泊。末区指挥所。上述声音，都通过扬声器清晰地传来。张蕴钰等人站在山包上，神色肃穆地面朝东方期待着。
首区指挥所。空中，导弹已经消失，什么都看不到了，但聂荣臻、钱学森、李觉、李福泽等领导、专家，仍然都在久久地朝西方仰望着。按照预定的计划，核导弹要在空中飞行9分多钟，才能飞临远在新疆罗布泊的目标。不论是对于北京的周恩来，还是对于坐镇现场的聂荣臻，以及广大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来说，这9分钟都是漫长的，可以想象，他们的心似乎在嗓子眼里跳动，他们一定会听到自己心脏的跳动声……
时任聂荣臻办公室主任的刘长明回忆说：“导弹升空后，首区指挥所里，没有人说话。我注意到，聂帅不时地抬腕看一下手表，表情严峻。在自己的国土上打核导弹，是空前的，现在看来，也是绝后的。能够亲临现场，感受那极不平常的9分多钟，对于任何人来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终于，那个令世界震撼的时刻来到了！
罗布泊。末区指挥所。扬声器里，突然传出一个亢奋激昂的声音：“发现目标！”
紧接着，一道白烟在张蕴钰等人眼中掠过……他们赶紧戴上防护眼镜。
1966年10月27日9时9分14秒，核弹头在569米高度，实现核爆炸。宇宙之间，是刺眼的闪光，随即是咆哮的怒吼声，然后是蘑菇云……
时隔20多年后，张蕴钰上世纪八十年代接受采访时，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说：“爆炸的效果是我在前几次核试验中所未能见到的，因为是在几百米的高空爆炸，火球明晰得一尘不染，其辉煌与美丽我前所未见，人间少有，无与伦比，火球与位于东方上空的太阳遥相辉映，整个空中闪烁着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的彩带，一会儿又变成像仙女的形态，像明霞，像白雾。罗布泊呈现了难得一见的景观。太美妙了！”
首区指挥所。扬声器里传出：“核弹头准确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聂荣臻与钱学森、李觉握手拥抱。火箭专家们与核科学家们紧紧拥抱。张震寰拿起红色电话机，要通了北京的周恩来，他的声音淹没在人们的欢呼声中。
此时在地下控制室，七勇士眼含热泪，紧紧拥抱在一起。
数不清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发射阵地前。人们拥抱、跳跃、欢呼。七勇士也来了。很多人眼里含着泪水。聂荣臻等领导和专家，走向欢呼的人群。李福泽拿过一个扩音器，请聂荣臻给大家讲话。聂荣臻接过扩音器，想了想，大声说：“同志们！国防科学技术，在党的领导下，整整进行10年了，这次试验成功，是对党对人民的献礼，也是对国防科学技术10年工作的最好纪念！这次试验是震惊中外的伟大胜利，是在过去导弹和核弹头分别试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综合性更高级的试验，是带有战斗实用性质的试验。试验结果，证明我们设计是成功的，水平是不低的，质量也是好的……”
人们的欢呼，达到了高潮……
聂荣臻在随后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自己国土上用导弹进行核试验，并且一次就百分之百地成功，这在国际上是一个重大创举。从第一次核爆炸到发射核弹头，美国用了13年（1945-1958），苏联用了6年（1949-1955），我们只用了2年。”
两弹结合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可以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就在这一年，中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责任编辑 郭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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