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予

　　维吾尔族作家穆罕默德·伊明是一名既从事文学翻译又从事文学创作的复合型双语作家，他的大部分中短篇小说创作于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创作的高峰期与新时期汉语文学的复兴、繁荣同步。这个时期新疆维吾尔文学创作也获得长足进步，涌现出一批才华横溢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中、短篇小说家。正处于人生金色年华的穆罕默德·伊明迅速走出“文革”的阴影，自觉完成文学创作的转型，以充沛的创作力和形式多样的优秀文学作品，加入到新时期新疆维吾尔文学阵容强大的合唱之中。

　　《没有脊梁骨的幽灵》是穆罕默德·伊明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入选的作品大多发表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汇集了其中短篇小说中的优秀之作。小说反映的社会生活场景以现实为主，亦有非现实场景的作品，但无论是乡村题材还是城市题材，包括非现实的灵幻类小说，关注的主题都是相同的，即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在现实生活中，真、善、美与假、恶、丑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既属于道德范畴，也深具哲学和美学意味。它们是三对“冤家”，也是三对“夫妻”。正是生活中这些对立统一的元素构成了矛盾生活的瑰丽风景，演绎出丰富多彩的人生故事。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的对立、张弛、分合，构成了文学故事的基本要素。故事由此而生，也由此而发展。这些对立因素的增、减、消、长决定了故事的舒缓、紧张、起伏跌宕及故事的精彩程度。

　　穆罕默德·伊明是一个关心社会，关心道德，关心人的心灵的作家，并倾心于故事。讲故事，用故事来展示生活，表达作家的思想感情，是维吾尔族小说家的一种共同爱好。他们笔下的故事或直接来自生活，或在生活故事的基础上添油加醋，变形、夸张。穆罕默德·伊明继承了这种源自民族生活方式，源自民族文化的艺术秉赋，成为故事的制造和演绎者。

　　短篇小说《阿依努丽》在有限的篇幅里，容纳了一波三折，如同连环画般以乡村生活为背景的故事：勤劳善良的阿依尼莎大婶年轻时嫁给了“冬天呆在馕坑边”“夏天躲在树阴下”，吃饱肚子就万事大吉、游手好闲的懒汉马木提，生了十三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阿依尼莎起早贪黑，只身承担一家五口养家糊口的重任。儿子吾麦尔不争气，十八岁时就跟一个克死过两个丈夫的中年女人不知私奔到哪里去了。可怜的阿依尼莎大婶含着热泪，咬紧牙关，继续把女儿抚养成人。两个女儿相继走进婚姻殿堂，可一年之后，厄运接踵而至，先是小女儿被一个爱上了自己丈夫的姑娘下毒害死。不久，大女婿在一次事故中不幸亡故，大女儿吐尼莎年纪轻轻地做了寡妇。降临到孩子头上的灾难，对阿依尼莎大婶是沉重的打击。仿佛是命运要考验阿依尼莎大婶的意志力，三年后成了寡妇的大女儿吐尼莎的肚子突然大了，对于生活在乡村的纯朴的阿依尼莎大婶来说，这一耻辱带来的打击和伤害不亚于前者。她在乡亲们中间抬不起头来，一度“把自己关在家里”。但是，“在那靠公社食堂的玉米糊糊维系生命的日子里，长期不出门就意味着自寻死路。”看着女儿的可怜相，阿依尼莎大婶再一次承担起养活即将成为母亲的女儿的重担。分娩时女儿吐尼莎难产，孩子降生了，“年轻的母亲连孩子的面都没有来得及看一眼，抱着心头的秘密永远离开了人世”。阿依尼莎大婶义无反顾地又承担起抚养外孙女阿依努丽的责任。生活的打击仍在继续：丈夫马木提感染风寒，卧床不起，无钱治病，最后辞世入土了。世上只剩下阿依努丽和她相依为命。身体和心灵都日渐成熟的阿依努丽因为谁是自己的父亲一次又一次缠问阿依尼莎大婶，搅乱她本已平静的内心。当阿依努丽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和一个叫吾甫尔的小伙子偷偷恋爱时，故事具有了悲剧色彩：阿依努丽爱的吾甫尔不是别人，而是因账目不清而自杀的库房保管员克尤木的儿子，而正是这个名叫克尤木的库房保管员在遍地饥馑的年代以几十斤小麦为诱饵，让年轻的吐尼莎委身于他生下了阿依努丽。阿依努丽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她同父异母的哥哥相爱了。一段孽缘孽生出一段新的孽缘：这个秘密阿依努丽一无所知。而阿依尼莎却心知肚明。阿依尼莎全力阻止悲剧进一步发展。她做了一切努力却未能奏效。不明真相的阿依努丽不顾外祖母的劝告和坚决反对，为了追求爱情，追求幸福，留下一封信和年轻的吾甫尔远走他乡，从此杳无音信。肉体的疲惫，精神上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让这个孤苦无依的老人再也无法承受，在一个寒冷的日子里身心交瘁的老人去戈壁滩砍柴时终于倒在了荒野上。小说中的阿依尼莎大婶像鲁迅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一样，是一个命运十分悲惨的人物。如果说小说前半部分中阿依尼莎大婶所经历的亲人的背叛和死亡还属于生活层面个人生活不幸的话，小说中阿依努丽的出现以及阿依努丽与吾甫尔之间发生的爱情使小说中人物一般意义上的苦难升化为悲剧。这一悲剧具有多重意义：既是孙女阿依努丽的，也是女儿吐尼莎的，包括阿依尼莎大婶在内，所有的人都是悲剧性人物。应该说小说中的这类故事在中外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罗密欧与朱丽叶》、《莎乐美》之类的文学作品把这类故事演绎得更精彩，也更深刻。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之所以选择这篇小说作为解读穆罕默德·伊明小说世界的钥匙，并且不厌其烦地叙述小说故事情节，是因为小说《阿依努丽》作为其小说中的一个个案，它在语言上，在叙事上，在故事结构上，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作家的基本美学追求和思想倾向，在其小说中具有普适性。形成其小说的精神之“核”。

　　《没有脊梁骨的幽灵》这部作品集中，小说的题材不同，背景不同，故事也不同，但是小说的“核”是相同的。和作为美的化身的阿依努丽一样，《云雀》中关在柳条编织的鸟笼中的云雀，《爱的考验》中单纯、漂亮而又无端被伤害的古丽阿依夏木，《薄荷》中布维再乃甫的迷失和回归，在这些主人公的身上寄托着作家理想和感情，成为其文学创作的内在精神需要。这些人物在呼唤他的笔，他的文字。而与之相对的那些人物，则如同衬托光明的黑暗，遮挡阳光的乌云。如同一副黑白木刻，触动人心的是光和影，是暗影中那份亮。对立是艺术创作中的一种基本手法，在文学、音乐、美术中都不鲜见。穆罕默德·伊明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的小说的另一用力之处是对假、恶、丑的暴露、展示、解剖、鞭挞。小说《没有脊梁骨的幽灵》中那个以“天才诗人”自居、寡廉鲜耻的赛吾达尤夫，《粉红色的梦》中自吹自擂、厚颜无耻、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维吾尔版“于连”——托库纳克穷，在这些人物的身上，有人性的弱点，也有人性中的丑恶。正是人性中这些丑恶的东西遮蔽、毁灭了生活之美，扭曲了人们的灵魂。《真与假》故事很简单但却耐人寻味：一个人因为“诚实”在生活中不受欢迎，处处碰壁，穷困潦倒，而当他放弃“诚实”做人的原则之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周围的人都开始对他另眼相待，开始喜欢他接受他。人际关系也变得融洽了，在生活和工作中一帆风顺。这是作家以文学的方式对生活的批判和拷问。具有强列的反讽意味。他把自己对生活的思考和爱憎不加掩饰地融入到作品中，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折射出来。小说《惰》中懒汉艾斯喀尔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当别人劝他要靠自己的劳动来改变生活时，他的回答是“若劳动真那么好，那为什么这些长年累月辛勤劳动的老家伙们没有一个富起来”。《危险的疾病》中的主人公贾马力丁心理阴暗、嫉妒成性。从这些负面人物身上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家的情感取向。无疑，穆罕默德·伊明是一个对社会、对生活十分倾心、充满热情的作家，对生活在底层贫困单纯的维吾尔百姓充满了同情。小说《悔恨的姑娘》中孜乃特与雪霍莱特的爱情纠葛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之下，农村维吾尔青年的思想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的变革甚至影响到青年的爱情取向。此外，《可怕的灾难》、《幸运大人传说》两篇小说在表现手法上别具一格：情节荒诞，集讽刺幽默于一体，显示出作家纯熟自如的写作技巧。从中也可以看出西方文学、俄罗斯文学对作家的深刻影响。

　　对大多数内地作家和读者来说，新疆维吾尔文学和作家基本上处于阅读视野和话语之外，这既有语言的障碍，也有民族生活和文化方面的隔阂。作为一名维吾尔族作家、翻译家，穆罕默德·伊明在维吾尔文学与汉语文学沟通、交流，在丰富和发展维吾尔小说创作，展示和传播维吾尔人民的理想和精神世界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责任编辑安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