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刚

　　《老舍与满族文化》是关纪新先生继其《老舍评传》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作者站在满族文化的角度，以“知人论世”的笔法，对老舍及其作品的民族文化根系做出了清晰的梳理。

　　我们知道，支撑一部新著需要有创新的观念，这在当前老舍研究如此深入的时候，观念的突破更为重要。对此，关纪新有清醒的认识：“若不能比较系统地了解满族的历史与文化，而又想切实地走近老舍、认识老舍，几乎是不可能的。”正是这样的一种认识，作者把老舍放在了满族历史与文化中去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把文学观念上升到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高度。

　　这部著作的结构体现出了作者的新观念。前三章从“京师旗族家庭”、“满族社会变迁”、“满族伦理观念”来论说，落脚点是老舍的家世与人生。中间四章从“京旗及北京情结”、“满族文化艺术沃壤”、“满人的语言天分与老舍的语言”、“老舍作品中的满族文化调式”来论说，探讨了老舍作品的选材、艺术渊源、语言、艺术特征。最后一章“老舍的忧思与自省”与跋，是对全书的提炼与总结。前七章着眼于微观分析，最后一章与跋属于宏观论述。

　　综观全书，作者把老舍放在了整个满族历史文化中去探讨，这是本书选题的宗旨，是最出彩、也是难度最大的问题。写得好，则把老舍的生活轨迹与文化源头梳理得清晰；写得不好，重点不但不会突出，反而会形成章节松垮、一盘散沙的局面。可谓成败全系一处!可喜的是，著作展现了在这一新观念之下的新认识，开拓了老舍研究。具体看，作者认为：

　　——老舍的父亲永寿作为满族将士为国捐躯一事，对老舍爱国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作者利用有限的资料，回答了老舍为什么在其人生与作品中饱含爱国情怀。对于老舍的母亲给老舍的影响，作者有见地的阐发是，老舍的死是由于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而这“界限”是母亲的“生命教育”。这些阐发，进入了老舍的精神实质。可以说，旗族家庭对老舍的影响，是探究老舍思想不能绕开的问题，重视这个切口，才能进入老舍的精神实质。

　　——老舍隐去“民族内容”，并非“自愿放弃”、“甘于绕开”，而是时代使然，是不得已而为之。老舍的民族心理，只能在其作品字里行间委婉表达。我们要寻找答案，也只能据此而细心破译。作者说，在其作品中，满族血统的生活原型多有反映，只要细心研究，就会发现老舍始终关注着北京城乃至国内各地满族同胞们的命运，这些人物“无不呈现出依稀可辨的满人质感”。可以说，作者清楚地回答了老舍作品隐去“民族内容”的根本原因，揭示出了老舍作品的深层“民族内容”。

　　——老舍的伦理观念离不开他的生长环境，老舍长在皇城根下，他与他的家族乃至他所属的满族及清王朝的命运密切相关。而老舍的满族伦理观念体现在他的生活中，他的作品里，比如：满族的侠义与《断魂枪》中的侠义思想、《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具有的满人伦理观念、话剧剧本《面子问题》中的满人“面子”情结、短篇小说《黑白李》中满人与时俱进的伦理观念。作者认为，老舍在作品中所歌赞的精神品质，也正是他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所坚持的。作者把老舍的伦理观念与作品中的人物品质，从满族文化角度做了勾连，挖掘出了老舍及其作品的新境界。

　　——老舍“早年间的记忆与体验”，对作家产生了某种精神制约。这“早年间的记忆与体验”，就是满族历史文化对老舍的耳濡目染，以及所带来的或潜移默化、或震颤般的影响。作者通过对《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月牙儿》中“洋车夫”、“臭脚巡”、“青楼妓女”的民族身份分析，挖掘出了老舍“早年间的记忆与体验”。这就抓住了老舍的创作之源，家乡、故园(或者说京城、旗人)在其作品中的作用力。事实上，“早年间的记忆与体验”对一位作家的意义非同寻常，鲁迅、沈从文等莫不如此。

　　——老舍跟满族文学的各种基本特征，存在着彼此的“酷似”。作者把这“酷似”，延伸到满族民间文学、作家文学，乃至民间文化。作者说，“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毫无疑问地自成系统。出生和成长在其间的本民族成员尤其是文化人，自会清晰地感受到它的文化‘全息的滋养。”作者还指出，儒丐、王度庐和老舍彼此并不相识，但读他们的作品，他们在艺术笔法笔调上，有许多相似。这相似，都能在满族文化和文学的传统里头明明白白地找到出处。看来，这是满族文化对作家们的潜移默化，也意味着少数民族文化对文学有着独特价值。

　　——北京满族通力模塑的北京话及其表达，是老舍生下来便得以享有的一笔财富。作为北京人，尤其作为旗人，老舍的语言自然要受到满语的影响。出身于京旗文化的语境让他比常人对京腔京白具有更为深入的体会，到了白话文运动，老舍熟练的京味儿语言派上了用场。作者概括了老舍运用白话文的理念及做法，分析了老舍熟练的北京话，从其作品里的“京腔京韵”，找到了老舍语言天赋的源头。

　　——满人的幽默，以及满族文学传统中的幽默，在老舍这儿得以集大成。作者对《老张的哲学》、《二马》、《离婚》、《茶馆》等作品作了“满人式的幽默”分析。作者认为，雅俗共赏是清代满人鉴别艺术的常用尺子。作者从《红楼梦》、子弟书、京戏等文学艺术里，找到了满人“雅俗共赏”的传统；通过对《茶馆》的分析，找到了“雅俗共赏”的本质，即“学问大的人看了不觉浅，学问小的人看了也不觉深”。作者对老舍作品的艺术特质，从满族文化角度，分析出了深层文化内涵。

　　——老舍通过《老张的哲学》、《二马》、《牛天赐传》、《正红旗下》，对本民族的精神传统进行了严肃检读，这是老舍的反思力量。作者还认为老舍的伟大，在于他不单单是对满族自身及其文化的忧患，而是在于对整个中国国民性的审视批判，这是现代启蒙主义指引下的自觉作为。作者通过对《四世同堂》的分析，把“启蒙”和“救亡”的主题提炼出来。作者还认为老舍建国后写的《茶馆》，与昔日的启蒙主义书写一脉相承，同样表达了对中华文化以及满族文化的深切忧虑与严格自省。关于老舍的民族“忧思与自省”观念，作者的贡献在于通过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理出了这一思想的发展脉络。

　　以上阐发，可以说破译了老舍“黑匣子”的密码。这密码就在老舍的历史文化背景上、在满族的历史与文化中。作者把老舍放在了满族三个半世纪的历史与文化中来探究，如果没有对满族历史文化、乃至近代历史文化的深入了解，没有高度概括能力，是无法准确阐释老舍与满族历史文化关系的。书中满族历史文化部分看似有些枝蔓，若只阅读与老舍直接关联的部分，又感觉突兀；然全书读毕，老舍及其作品出现了新面目，这才感觉到满族历史文化背景对了解老舍及其作品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离开了满族历史文化，是找不到老舍及其作品的根系，抹去了老舍赖以生存的历史文化源头，就无法透彻理解老舍及其作品，这恰是本书研究老舍的成功之处。这部著作达到这个高度，并没有完结，作者把

　　认识老舍提升到“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高度，认为，老舍是20世纪满汉文化、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最为典范的个案。作者把现代少数民族作家与本民族传统文化关系，划为三种类型，一是“本源派生一文化自恋”型；二是“植根本源一文化交融”型；三是“游离本源一文化他附”型。作者认定老舍是“植根本源一文化交融”型的代表。他说，“只有第二类作家，在新时代的文学发展中构筑了显著的创作优势，他们的作品，既含有本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又建有与外民族读者欣赏需求彼此沟通的渠道，从而展现了在人类文化进入多元并存、交流互动时代的强有力的外向冲击性。老舍，就是这第二类少数民族作家的天才代表。”作者的具体观点是，老舍不仅仅受到满族文化的浸染，也受到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如作者所说，老舍的伦理观念除了受满人的道德影响外，还受到佛教、基督教的影响；在老舍的早期人格塑型时期，除了受其母亲影响外，还受做了和尚的“宗月大师”刘寿绵和基督教宗教职业者宝广林的影响，尤其是基督教，老舍接受了洗礼，成了基督教徒；后来老舍又赴英，接受了异国文化的影响。总之，老舍的思想观念是在各种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作者还通过老舍作品《国家至上》和《大地龙蛇》，揭示出老舍在包括中华国度之内不同民族多元依存、繁荣与共的民族观念。总结起来，老舍有着开阔的民族观念和民族心理，他的作品就是在包括异国民族文化在内的多民族文化影响下孕育出的。当然，主要还是受到以满族文化为主的中华多民族文化的影响。因此，作者提出，若想理解老舍及其作品，需要站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高度去深入探究。不上升到这个高度来认识老舍，就无法揭示其作品的深刻内涵。坚持“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作者从事老舍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理念。关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设问题，是关纪新针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关系而率先提出的。在《老舍与满族文化》中，他是以老舍的个案研究，实践“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并为中华多民族文学研究演示了一条道路。从这个意义上看，《老舍与满族文化》的学术含量就丰富了。王元骧先生说：“一部理论著作就是一种文学观念的具体展示”。我们从《老舍与满族文化》中，已经看到了这种文学观念的力量，这种文学观念的力量，已经超越了著作本身，对后来的中华多民族文学研究者给以启迪。这恰是一部优秀著作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学观念的力量!

　　责任编辑杨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