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君

　　溜房檐

　　38年前，因为营养不良，我记得我一睁开眼睛已经6岁了，才知道记事。那年是1980年，正是兴安盟复建那年，故乡他克吐村也随着突泉县从吉林省白城市归属回兴安盟，本是件大事，却看不出大人们有什么兴奋，只听我的姥爷说：“归谁管都一样，都是个挨饿的穷命！”我的姥姥接着叹气说：“是啊，看这孩子瘦小瘦小的，是只溜房檐儿的没食儿吃的麻雀，天天瞅瞅叫……”我家更穷，连间土房子都没有，过着“溜房檐”的生活。

　　“溜房檐”意思是自己没房子，租住在别人家，理不直，气不壮。租房子得看房东脸色的日子，不太好过。我清楚地记得：父親背着大行李包，推着一辆破毛驴车，车上坐着我，母亲背着刚出生不久的弟弟，抱着4岁的妹妹，一家5口，四处搬家求租，住完南街住北街，住完对面屋住西厢房。因为给不起足够的房租或者拖欠房租，很多时候靠人情关系或者托人说情，房东才网开一面，勉强答应。为了多延长租房时间，也要低声下气和房东处好关系，以免被扫地出门。

　　有个别房东挺可恶。有一次搬家赶上了正月，外面下起了漫天大雪，母亲背着弟弟刚要踏出大门，却被房东拦住了，说：不能从大门走，哺乳的女人“比较脏”，正月里搬家出大门会给东家带来不吉祥，除非给个2元钱的红包，才能免灾。这是哪门子迷信啊？明摆着是难为人索要人情。母亲不信这个邪，也没给房东红包，也没钱可给，给也不能给这样的小人，但也不好和房东发生矛盾。这个具有典型刚强的东北女人，居然爬上满是冰雪的一人多高的院墙跳了过去。租房的苦难生活，让逐渐明白事情的我，开始有了和父母一样的渴望：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房子啊？

　　土坯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在1978年就召开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已经开始普遍实行。大江南北，一片春风吹来真正的生机盎然。在1982年，也缓缓地吹到了这塞外苦寒之地，我家也开始了幸福的生活。我的学生时代开始了，开始学文化了。父亲捡起当年被“文革”停的课，自学成才，有了中专文凭，被公社安排为农业技术员，成了国家干部。母亲也有了自己的一块自留地，侍弄得庄稼满园。更大的变化是：我家终于有实力要盖房子了，父母决定要在村东头的荒地上盖两间土坯房！

　　“上看一片黄，下看是土墙，雨天泥水流，晴天尘土扬”，这就是土坯房的真实写照。土坯房，是用手工做的土砖，没经烧制，砌墙而成的房子。土坯房是经济条件落后时期的产物，是我国劳动人民一项了不起的无奈创造！

　　“俺家要盖房子喽！”我蹦蹦哒哒地跑到姥爷家，去替父母传话求工。姥姥笑道：“太阳终于从西面出来了！”姥爷勒紧裤腰，拿起铁锹，一声洪亮的召唤，十几个我舅舅辈的小伙子应声而起，都来帮工。我对盖房子的关注不亚于父母，每天放学都要去现场，给烧水沏茶，给碾碎旱烟撕烟纸，给传话跑腿，给准备饭菜的母亲打酱油买咸盐。

　　脱坯是土坯房的头道准备工序。姥爷和舅舅们抱来一捆捆干草，用铡刀铡成二寸左右长的埝草，像切韭菜一样。把土和埝草混在一起，倒入水，和成泥，像和面一样软硬适中，再把大泥团摁在长方形木头模子里，两手对角迅速摁两次，把四个角壮起来，再用两手交叉一“胡噜”，然后两手抠住两端的提手用力一提，一大块土砖扣在地上，一块坯就脱成了。

　　坯够数了，接着挖地基槽，用夯砸地基。夯，挺简单，把二百斤的方石头，绑上四根木杠就行了。选有力气的小伙子，扛起木杆，齐心协力直接往下墩方石头，得砸好几遍，直到颠起夯来，砸不下去为止。

　　砸完地基就是垒房，把一块块土砖像堆积木一样，垒高墙体，同时留出窗户和门垛口。主体墙够高了，就开始上檩。上檩是盖土坯房最隆重的事，有好多讲究，上檩之前得 “挂红”，把红布条系在中檩上，为了喜庆，挂得多也是一种荣耀。上椽子之前，红就撤下来了，接着用高粱杆厚厚地铺盖在椽子上，再压上黑土踩实，抹上三遍黄泥，压顶完毕。

　　“嗨！终于完事了！”父亲深深地松了口气，如释重负。母亲乐不可支，送走帮工的亲友，挨个告诉好几遍：“这回姐姐有个稳当住的家了，都来串门啊！”

　　两间土坯房，分里外屋。里屋稍大些，南窗下一铺大土炕住着一家5口人，北墙靠着简单的家具，西墙倚着写字台、缝纫机和折叠的饭桌，还有几个散落的小圆凳。外屋当厨房和仓库，摆满了油盐酱醋和零落把碎。虽然很拥挤，但比租的房却宽敞了许多。土坯房，伴随着我那简单而纯真的80年代，伴随着我从童年走向少年。虽然身穿粗布涤卡，吃着五谷杂粮，生活却总是充满渴望，精神却总是充满愉悦，总有一种思索的力量和沸腾的感动。

　　起脊房

　　生活越来越好，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洗衣机、电视机、自行车等等，相继塞进了土坯房。3个孩子也越来越大越占地方，睡觉爱打把式的我翻个身就砸着弟弟。两间土坯房已经不堪重负，无法满足生活需要。父亲的工资，母亲的劳作，养家糊口尚可，再盖新房却无能为力，怎么办才好呢？

　　“车到山前必有路，老天爷饿不死没眼的家雀。”周立波《暴风骤雨》中的一句话，是当时生活在底层温饱线上的劳动人民的奋斗格言。关键时刻，我的奶奶居然偷摸拿出了2000元钱，资助盖新房！

　　60多岁的奶奶，一个大字不识，是个没有文化却很有智商的女人，在“逃荒”前的山东老家，是全村最早参加革命的，入党年龄是16岁。后爷是个好人，是粮站书记，生活比我家强许多。依靠后爷生存的奶奶，精打细算，节俭着牙缝，再卖一些瓶瓶罐罐，还不顾老眼昏花刺绣一些鸟语花香来换钱，又凭着那张破旧的党员证和烈士遗属证明从民政部门要点补助，边边角角，日积月累，就攒下了这笔数目不小的钱。父母又张罗了2000元，加起来，可以盖四间石头水泥起脊房了！

　　与盖土坯房不同，这次我们可以雇瓦匠、雇小工、雇车了，免去了父母和众多亲友的劳苦。有了钱真方便，四间石头水泥起脊房，在一年后完完整整、高高大大地耸立在村子里，离老远就能看见。母亲感觉非常骄傲，还特意路过以前的房东家串串门，有扬眉吐气的味道。房子挺起来了，父母的腰却因劳累弯了起来，说：这辈子再也不盖房子了……

　　楼房

　　很快就步入了90年代，祖国大地一片商机无限。“想法赚点钱吧，这3个孩子都在读书，以后读高中上大学供不起啊！”父母亲一商量，决定倾其所有积蓄，利用父亲搞农业技术的优势，从外地购来大量种子化肥，囤积在四间大房子里。母亲放弃了务农，职业转型，卖起了货。这四间大房子立下了汗马功劳，当了好几年货仓，使我家的经济状况直线上升，成为村里上等有钱户，保证了我读完高中念大学，还保证了弟弟读完研究生又考了博士。

　　2000年，我从包头医学院毕业，回到家乡的县城医院工作，当了一名医生。父母马上就给我拿了6万元钱，买了楼房，舒服得很。父母也经常来住住，哄哄孙子，享受楼房的明亮与温暖。伤感的是，几年前母亲病逝了，这一幕欢快，就再也没有过……

　　母亲病逝后，我每一次回家都是一路心情沉重，总是一步步慢慢走向老屋，像一只漂泊的鸟，寻找着栖落的旧巢、旧枝头。一路静悄悄，我感觉不到乡村那繁华声音的存在，仿佛逆着时光行走在旧梦里，恍恍惚惚，好像听见母亲在喊我回家吃饭……

　　几次劝父亲搬到城里，他执着不来，坚守着老屋。老屋还是老样子，唯一的变化是后面墙体鼓起包来，被一跺新砖砌的墙有力地顶着，像父亲的脊梁。老屋的四周却不是老样子了，都是焕然一新的北京平，蓝色或者红色彩钢瓦扣在房顶，鲜艳得很。扶贫政策支持下，乡亲们早就推倒了土坯房、石头房。今年，老屋也要面临着推倒整改，父亲终于要搬到县城来。

　　真的？

　　真的！

　　县城里还有便宜的平房外卖吗？

　　住平房干啥，这回我给你买座新楼。

　　真好，早就想住楼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