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口老井
刘泷
水井总是和村庄联系在一起的。水井是村庄的眼睛,或者血脉。不敢设想,一个人丁兴旺的村庄,会没有一口水井。
记忆是一片深情的土地。在那里,有三口老井摇曳,如同莲花,在多情的湖面美丽。
仿佛恍惚之间,那三口老井,在那片土地上,渐去渐远。让我的记忆,渐次荒芜,植下痛惜。
奶奶说,早先,六十亩沟十七户人家。后来,人们陆续搬到了铜台沟。因为井水不够用了。
我见证了六十亩沟三口老井的老去。
我记事儿的时候,三口老井还在。但住户已风流云散。小村仅剩四户人家。高家、胥家、孔家,还有我们刘家。
二大爷最先搬出了六十亩沟。二大爷住在村子的最里边,山脚下的一孔窑洞里。窑洞就像横着的一眼井,对着前面参差、葱茏的果园,对着一口老井,另类得区别着外面的茅屋瓦舍。但是,贼偷方便,有一年大旱,果园老井干涸,二大爷傍晚去外面挑水,二大娘被强盗用红缨枪挑伤,外搭一口袋荞麦。二大爷伤心,他家便离开了这个村子。
二大爷走了,窑洞是带不走的,井是带不走的。果园是我们刘家的,老井还可以浇一下果树,井就有幸留了下来。井边有棵香白杏,每年或红或白,压颤枝头。这种杏子香甜,成熟的夏季,自行在风中坠落,如一地瘫痪的珊瑚或珍珠。井是静止的,井也有人的欲望与狡猾。它耐不住杏子芬芳的诱惑,用幽深的心思,诱惑杏子投靠的冲动。那个时刻,杏子就像蛾子,老井就是火焰。人们反对了,年年,都要用一顶由高粱秆做的锅盖捂在井口上,掐断它们双方默契的交媾。然而,覆盖的水井就是陷阱,往往迷惑孩子,让他们中招。四岁的妹妹到底掉了进去。好在,那顶盖帘,如同云彩,托住了她,她只是发出嘤嘤的哭声,有惊无险。那么深的老井,那么小的孩子,居然安然无恙,大人无论如何是不会责怪老井的。当然,有幸存活的老井毕竟抵挡不住岁月的侵蚀,在我当兵的那几年,老井终究被一场山洪吞噬了。如今,差不多四十年倏忽而过,老井葬身黄土,果树凋零谢幕,仅余一孔颓圮的窑洞,躲在落寞的罡风下,沉思。
我们全村一直依赖的那口老井边有一棵全村最大的杏树。杏树宛如胡杨,枝干纵横,犹如虬龙,树冠葳蕤,有如华盖。杏子是甜核,硕大,但水分足,奇酸。所以,人们不在乎它是否被老井诱惑,是否纵身扑入老井如鱼得水。每年,只有孩子,或者奶奶,在树下捡那些杏子,砸核。把那些杏子肥厚的果肉完全忽略不计,扔在一边,任其发酵、腐烂,归于尘埃。在现场,我们把杏仁一口一个吃掉,奶奶呢,却一个一个保留起来,让我们这些孩子的冬天有了美味的牙祭,或回味。
几个人抱不过来的杏树枝叶婆娑,老井也是灵动率性。老井和杏树,像一对孪生兄妹,像同病相怜的命运共同体,跋涉在时光的隧道。老井的辘轳和杏树的老皮弥漫着沧桑,辘轳的井绳和春天的杏花有着绵长与浓郁的情思,俨然不老的歌谣,矗立在我们这些逃离故乡游荡之人的意识之中。梦里醒来,总是那道耿耿萦怀的风景,挥之不去。
我在外面当了三年兵。回来的时候,高家、胥家相继搬离了六十亩沟。那棵杏树明显老了,一枝巨大的丫杈陨落在地面,仿佛雄鹰的翅膀,颓唐折断,无奈地蜷缩于水井边,呻吟。水井的水,浑浊了,有着浓烈的土腥味儿,往日的清冽与甘甜需要在过往的档案检索。我曾经去井下掏过几回。掏井,就像给那些烟瘾大的人用药剂清洗肺子里的烟渍,或者用橡皮擦拭白纸上的铅笔字,那当初的清爽、当初的洁白,是永远找不回来了!但我知道,清冽和甘甜一直在地层深处招手,需要我们人类的发掘。我还是艰难地掏了几回井。几回?大约四回。那真是很艰难的。先要摇着辘轳用皮斗子把井水一斗斗打出来,把一斗斗井水浇灌在井边的韭菜、黄瓜、茄子的畦子里,直到打干,直到皮斗子里都是稀粥样的淤泥。这样,我穿着水靴,脚踩石块砌垒的井壁,战战兢兢,小心翼翼,逡巡而下。石上有苔藓,有水,凉森森、滑腻腻的,考验着意志和胆量。我下到井底,挥锹,把一个硕大的皮斗子装满淤泥、装满泥沙,再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循着井壁攀援而上。砌垒井壁的石块紧致,缝隙很小,每每找到一个落脚的地点都会心惊胆战。我爬上来,要用辘轳将那饱满的皮斗子摇上来,倾倒在杏树边的荒草上。每次,我都是一个人,上下往返四次,方能完成掏井的仪式。
偶尔,在掏井的仪式上,也有意外的收获。那次,几寸长的小鱼被提上来,像老银匠锤打出来的银器,在暮色中亮闪着银光。
水井,是个有灵性的生命,需要打理与呵护,如此,才会延缓耄耋的苍老。
后来,叔叔家搬走了,我搬走了,孔家也搬走了。六十亩沟,仅剩下哥哥家,仅剩下哥哥家守护着两口老井。可是,十年后,2014年,再回故地,我吃惊地发现,杏树没了,杏树边的老井也没了。一片耕耘的土地。土地长着庄稼。玉米,孱弱的玉米,黄瘦的玉米。下面,一条条犁过的垄沟,好似一道道伤口,触目惊心。我不知道,是杏树先死的,还是老井先枯的,还是,哥哥不愿意与老朽的杏树、老井耗下去了,他要忙着收获粮食,忙着索要眼前利益,没待它们咽气,就在它们奄奄一息的当口,残忍地把它们埋葬了?
人类都是这样,总是扑灭不了那些杀鸡取卵乃至揠苗助长的欲望。
哥哥没有办法,哥哥只好赶着驴车,或者开着“三马子”,去村子外面的叔叔家拉水。我不知道,哥哥挥舞着鞭子,或者坐在驾驶室里,嘴巴叼着一支纸烟,会不会后悔自己埋井的错误,会不会觉得自己在自绝后路?
其实,村子里还有一口老井的。只是,那口井太深了。深不见底,黑咕隆咚。这口井在村子的村口,在一片茂密的庄稼地里。我当兵走之前,这井,是我们孩子的乐园。当然,整个夏天,我们是不敢靠近的。这井有蛇。蛇住在井壁的石缝里,动辄就会探出黑褐色的头颅来,烙铁头一般,自信地伫立,吓得我们一干淘气小子,惊叫着扬长而去。冬天,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了。在漆黑的清早,我们拿着手电,拿着线毯,把井口一捂,之后,耐心地等到天光大亮,把手伸进微微张开的孔隙中,抓那些信手拈来的麻雀。一抓,就是几十只。现在想想,我们肆意地戕害那些无辜的生命,真是罪过。
如今,追忆老井的似水年华,我觉得,老井已超过百年。那三口井,是爷爷那一辈人挖掘的。爷爷走了,奶奶走了,连爸爸也走了,那老井,能不走吗?试想,在农村,在中国的土地上,已经消逝了多少老井,还将有多少老井蹒跚在消逝的路上!
当然,老井是不说话的。老井来了也好,老井走了也好,一概默默无语。就像佛。据说佛从不渲染他自己。是啊。但是百年,百年又能怎样呢?百年有百年的荣耀,百年有百年的负担,百年不能当饭吃,百年可能当歌唱,该累的累,该老的还要老。这是老井的想法。那么,我们人类的想法呢?我们有没有想一想,我们的心思太重了,我们的手太长了,我们的贪婪,让老井透不过气来!
有人说,万物随时,过时的东西,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和意义吗?如果它是有意义的,那它一定是存在的。我不这样认为。因为老井老了,六十亩沟仅余一户人家,铜台沟村,户口也在锐减,而我们所住的锦山镇,也在因为地下水超采、地下水污染,在不断地、反复地延伸着、变更着人工饮用水的水源。具有忧患意识的哲学家包庆德为我们讲过一课。他说,生态效益体现在节约用水上,在这方面,我们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工业文明的进程中,以生产一个GDP单位计算,日本用6吨水,美国用9吨水,而我们,是103吨水!
于是,联想到那位被誉为悲观主义歌者的伦纳德·科恩,他的歌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悲苦。而他作为一个灵魂的歌者,一直觉得佛教是一种“悲伤的宗教”,始终在述说着人世的苦难。
但愿,六十亩沟那最后的一口老井还在,让那些蛇,甚至麻雀,留有一片妩媚的家园。
(责任编辑杨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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