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童年的馈赠
——《额博散文集》序
李悦
额博生于呼和浩特市新城,那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那是个承上启下的年代,旧时代的身影还没有完全消失,新时代才刚刚拉开帷幕。额博刚刚懂事时,新城还保留着旧有的格局,26条大街和26条小巷都保存完好,街巷当中巍然挺立的鼓楼还没有拆除。鼓楼西南角有家京味酱菜园,名叫“永盛全”,额博经常被母亲打发到那儿买八宝菜,当年的新城人一日三餐离不开这种小咸菜。鼓楼的西北处坐落着当年清朝绥远将军衙署,古色古香的五进大院,虽不比鼓楼的巍峨雄壮,但山门前的大照壁上“屏藩朔漠”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彰显着皇朝衙门的威严霸气。鼓楼东南有家烧麦馆子,名曰“清和园”,这“清和”二字有着对末代王朝政通人和的缅怀,命名及题匾者必定是清朝遗老无疑。然而额博当年还不识字,还没有考究文字的兴趣,他只记得清和园的烧麦用的是后草地的旱地羊肉,配上毕克齐的大葱和武川的山药粉精制而成,香而不腻,一咬一口油。有多少次额博走出清和园,跟随着那些刚吃完烧麦、喝过砖茶的老者登上鼓楼,寻一个好去处(冬天要能晒阳婆,夏季要能乘凉),聆听着檐铃与青红鸟的合鸣。对了,还不时有北方特有的鸽哨声响起,那悠远的旋律在蓝天上回旋着,久久地回旋着……哦,童年的乐声就那么消失了吗?
额博童年居住在西落凤街37号,新城人称那院子为“活佛府”。这条街上的6号曾是当年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的公馆。额博家对门是满族武术家关德山先生的“绥远武馆”,这位关老先生曾是清末绥远马巡队的成员。额博拜关老先生为师,成为武馆入室弟子。他记得关老先生从不夸耀自己的武功,关老先生最自豪的是他居住的落凤街曾经住过慈禧太后,他告诉额博,太后老宅府门前的老榆树被雷劈那年,正是辛亥革命党宣布停止了满族人的俸银和官粮的那一年。天意不可违呀!
额博刚入小学时在新城北边“驼村麻花板”的蒙古小学读书,后转入离家较近的关帝庙街的满族小学。这个学校多半是满族八旗官兵的后裔。这些八旗子弟都操着京腔,在校习文,回家练武,闲暇好养鸟架鹰。额博当然也受到影响,他每天下学在德山先生武馆“蹲马步、练弹腿”,然后,跟上养鸟大玩家“三嘎拉”在街巷里牵狗、擎鹰、捕鸟、斗蛐蛐。
在额博童年的回忆中,美食占有很大篇幅。他忘不了新城的名吃酱马肉,还有满族人从京城带来的甜窝窝,甜酥可口,5分钱就能买到两个。还有杏干汤,还有满族老人肩挑手推卖的芥末凉粉,盛夏时节调上一碗,上面放上黄瓜丝、香菜、小萝卜丝,来一勺芥末陈醋,吃上一口透心凉,辣得直流泪,那才叫的个清爽。
最让额博难忘的是那些美食能够牵扯出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例如有一次额博到二福才小铺买羊油酥麻花,看见二福才对一位老汉毕恭毕敬,给老汉打好包之后,又含笑说:“德王达拉嘎,您老吃完了再来!”那老汉似乎并不领情,神态漠然,气度却不凡。望着老汉的背影,二福才用自豪而高傲的口气对额博说:“那老汉可不是普通的老汉,那是德王啊,当年的伪蒙疆主席呀!当年日本入侵,在东北扶起个伪满政府,在内蒙扶起的就是这老汉。”二福才的神态口气就如同在说他的亲爷爷一般。额博还有几次到东风园吃饭,碰到了伪蒙时的蒙古军司令李守信,那老汉虽佝偻着身子,但气派不倒,是东风园的常客。每次这位司令都坐在最里面的桌子上吃饭,他轮番点“葱爆羊肉”“滑溜里脊”“过油肉”三样菜。老爷子吃香的喝辣的一辈子,口细着呢,每次上的“过油肉”是新鲜猪肉炒的,还是冻猪肉炒的他都能吃出来。大厨范师傅炒老爷子的菜,不仅不敢应付,还得免费送老爷子一碗点了小磨香油的葱花高汤。
额博十来岁的时候,已经不满足在新城吃美食了,他经常骑上自行车下旧城。旧城解放前叫归化城,当年是阿拉坦汗所建,后来山西商人把归化城当成商品集散地,一下子把旧城变成了商城,同时召庙也兴盛起来。额博的父母信奉喇嘛教,额博也就喜欢逛旧城的召庙。他经常从大召里出来,到前面的茶馆,用刚烧滚的“玉泉井”水沏上一壶酽砖茶,要上一两烧麦,买上个白焙子用刀切开,夹两个“烧麦”,名曰“蛤蟆含蛋”。吃着带有麦香味的白焙子夹着热热的烧麦,那才叫个美呢!有时他进高档烧麦馆子“德兴源”吃新烤出炉的“油旋”,要二两刀切肉丁馅“烧麦”,沏上京茶庄用茉莉花熏制的小叶茶,与老茶客闲聊,消磨着一上午的时光。额博至今还对我忆起麦香村的“乌素图杏木烤方子”,说此菜肥而不腻,有淡淡的杏木香味,是“麦香村”的一绝。还有老百姓经常光顾的实惠可口的“水浸包子”、大召东仓的“山西过油肉回勺面”、大北街万盛永的酱牛肉、东夹道山西祁县剔鱼子等等,额博都如数家珍。
旧城玩的套数和新城略有不同,大召前弹玻璃珠珠、九龙湾斗蛐蛐是必玩的项目,额博都参与过。他当年不辞辛苦地到大青山深处的哈拉沁捉蛐蛐,再跑到九龙湾与别人的蛐蛐一决高下。
当年旧城的夜生活比新城的夜生活要红火热闹得多。额博在小学假期的晚上经常领着小伙伴儿们到旧城大观园听晋剧,他喜欢听康翠玲那圆润婉转的唱腔。他还爱到旧城的一些小戏院听二人台,有时听到深夜,他和小伙伴儿唱着“走西口”在夜色中赶路回新城。
“文革”开始后,开始革文化的命,额博结束了童年,走向命运多舛的少年时代。随之而来的是他的父母受到批斗,家被抄。他亲眼看到童年时代耳濡目染的文化遭受毁灭性的破坏。他个人的命运与文化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为此他更加怀念童年,怀念他深爱的文化。
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一书中写道:“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是作家。归根结底,他们之间的差别是细微的。”
额博就是这样,他忘记不了童年赠送给他的礼物,忘记不了那些打动他心灵的隐性的或者显性的文化。他是用心记忆的,而不是用头脑和智力记忆。艺术活动是一种精神状态,并不是在艺术院校学习理论或技能时产生的,有时产生在少年时代,有时产生在童年时代。并不是因为在童年或少年时期有些人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从事艺术的任务,而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艺术是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没有艺术,心灵就会枯萎。额博在浩劫中成长起来,身世与佛教禅宗六祖慧能很相似,都是早年丧父,都是跟随母亲过着清贫艰苦的生活,都是刚刚进入青年时代,就生出对人存在真相的追问。慧能悟后剃度出家,额博在20岁就端起了摄影机,开始用镜头追忆他美好的童年,用光与影勘测人的存在状况。我就是在这个时候与额博相识的,经常相约到呼和浩特市唯一的露天游泳池游泳,有时他还领上他弟弟。
当时与额博年龄相仿的小伙伴只是耍水玩,而额博在玩水之外已经喜欢上了摄影。当年搞摄影的人并不多,也没什么名利可言。而额博却迷恋于摄影。在他刚刚工作的时候,我领他结识了著名摄影家范居泉先生。额博还主动拜访了一些书画名家,从姐妹艺术中汲取营养。博采众家之长,额博的摄影艺术进步很快。上世纪80年代初期,额博已经有了名气,我当时还与他合作过连环画,由我写脚本,他拍摄画面,找了一群熟人当演员,很是热闹了一阵子。
我一直关注额博的艺术之路,他的艺术之路其实是修持之路,摄影是他选择的修持方式。他出生于佛教名门之家,自幼受佛法熏陶,因此自性清净,冥思遐想的功力也就高于常人。这顺势下流就成为禅的放,以至放到离开常态。这是额博与众不同之处,他最初从艺的起点高,随后境界也就不同。
他的所得之境也是由浅入深,他由一名摄影爱好者成为内蒙古自治区摄影家协会主席,由最初的观法而进入禅境。这与禅的修持是一样的,是一个渐修过程,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摄影爱好者和读者只知道额博拍摄的《北方的蒙古马》,荣获了国际摄影大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额博多次独自驾车横贯大漠,六载春秋长居草原深处,十几个春节他远离至亲在牧人的蒙古包中度过。他还曾清晨雪原遇饿狼,黄昏旷野逢凶鹰,深夜寒冬车灭火。为了摄影他付出青春的年华、家庭的温暖、亲朋的团聚、发财的机会,甚至有几次他险些失去最宝贵的生命。他在内蒙古画报社当记者时,刊稿最多,稿件也最精。摄影也和写文章一样,是可以量变为质变的。佛家的修持也是如此,境由心造和心由境造常常是相辅而成。艺术和修持都是需要辛苦的,在内蒙古摄影界比额博更辛苦的人,我还没见过也没听过。星星点点的因,也会生星星点点的果。
近几年,我发现额博在摄影之余,写了一些随笔类的文章。我有一次笑着对他说:“和平,你这是和我抢饭碗了,看来我得去搞摄影了!”额博也笑着说:“我看过你拍的片子,已经达到入我们摄影家协会的水平了!”我说:“还是给我省下入会费吧!”
话是这么说,我其实很认真地看过他的一些文章。他去年曾送我一本《蒙古人写真集》,书中收入他多年拍摄的蒙古历史与民俗风情照片,还配上了多篇随笔。这次他准备出版的《额博散文集》又是这样,有数百张照片配着二十多篇散文。散文都是写他的童年往事,只要看到目录就能唤起阅读的欲望。这让我联想到近些年有一些画家转入了作家一行,写一些散文或小说。陈丹青、黄永玉属于转型成功者,黄永玉写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是2013年中国文学的上乘之作。我估计黄永玉心中有一些难以用线条和色调表现的东西,只好改用文字了。文学和美术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额博也是这样的,他童年中最美好的事物已经消失了,永远不能进入他的镜头。他收集到的青城老照片,不但难以全面再现童年岁月,反而唤起了更为深切的对于往事的怀念。这些怀念在时间的洪流中沉淀下来,年复一年地凝铸成珍贵的化石。额博只想把心中这一道最美好的风景展现给别人,让同代人重温过去的时光,让后辈人知道这个城市曾经有过那样一些人和事,让同代和后辈的读者都能从中思考人活着的真理。
当年司马迁写《史记》和曹雪芹写《红楼梦》时的创作状态,也是这样。艺术是有规律的,古今中外的艺术都摆脱不了规律。额博自然地遵循了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他是成功的。
额博的散文和他的摄影有着共同的艺术风格,那就是朴实自然。他镜头留下的光影与他散文中的文字,都如同呼和浩特市新城的城砖一样朴实自然。这种风格体现的是一种艺术的高境界,是佛家才有的禅境。我们读到这样的散文,怎么能不被打动呢?正如禅宗六祖慧能所言:“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我祝额博从禅境逐步走向受用之境。
额博要求我为他的这本书写一篇两千字左右的序,我以为两千字委屈了他,就写了这篇近五千字的序。
今天是我和妻子杨翠的结婚纪念日,当年我们婚礼的主持者正是额博。这不是巧合,这是缘。
(责任编辑杨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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