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不是在内蒙古，时光也已进入了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文学的影响日趋衰落，自己早就远离诗歌，而一个年轻的记者，居然还是知道这段历史。
将近三十年前，我文研班毕业，到《草原》编诗歌，先后也就待了不足七年时间，在自己至今为止的岁月中，只占了九分之一弱。所编刊物，也仅仅只有六百期的八分之一，并无足够分量。但因为恰逢时代之盛，竟成为一段激动人心的日子。
那时新诗潮涌动已有几年时间了，最初在地下，随后有个别官方刊物蠢蠢欲动，被新鲜的意象与前所未见的手法与观念触发，觉得它应当属于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乃视为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冒了一点风险，使之见诸版面。
风险当然也是有一点的，不期而至的“反对自由化”等，往往不由分说把一种文学上的尝试当作路线斗争乃至阶级斗争的一部分。
但也止于此，因为这种运动本身无疾而终，毕竟不是“文革”年代了。
《草原》并非最早投入新诗潮的（记得更早有《安徽文学》，乃至《诗刊》，尽管所涉篇幅要小得多），却后来居上，主要是很快形成了规模，刊发作品质量比较高，也有代表性。一年四期《北中国诗卷》，在当时国内诗坛上是很大的容量。尽管我们没有偏废传统，还是因为比较集中地推出新潮作品，而引起各地诗人关注，很快稿子雪片一样飞来。当时的主编陈广斌，本身就是诗人，创作上并不追随新潮，却能够容纳这样办刊，很不容易。他也知道我与尚贵荣没有私念。
小尚那时刚刚从辽宁大学毕业，分到诗歌组。直到我离开，彼此合作非常愉快，各有自己的组稿范围与联系对象，相得益彰。除了编稿外，他还负责版式，引入原来只存在于民刊的粗犷作风，使形式与内容相统一。几年间，互相间完全没有龃龉，这在容易相轻的文人中，十分难得。
事实上《北中国诗卷》能够形成这样的局面，与整个内蒙古诗歌界老中青几代人的支持与包容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有影响的中老年诗人，像卓有声望的贾漫与安米，都胸怀开阔，积极支持，即使具体问题上有意见，也不来为难我们。那么一种艺术上各有追求，精神上团结一致的局面，为国内少见乃至仅见。
形成宽容的局面，还与自治区宣传系统的领导有很大关系，时任分管副部长的扎拉嘎胡，尽管从来没有表扬过我们，却始终也没有正面批评过我们，在当时变化多端的复杂形势下，这位早年因为小说《红路》受过整肃的蒙古族作家，以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默默的支持，至少是包容。
没有这些因素，哪里会有《北中国诗卷》？
刊物引起相当大的反响，乃至最初不明白我们在干什么的小说家丁茂先生，几乎每次出外开会，都听到赞扬，他升任主编后，也就继续放手让我们按自己的想法来做。
说到办刊条件，身处塞上的《草原》肯定不是最好的，甚至说不上好。元朝之后，边地文化始终没有真正影响过中原。当时内蒙古有全国辐射力的诗人也不多，需要借力外地。但因为我们胆子比别人大一点，而具有了某种优势，使最优秀的作品都能够汇集到《草原》来。若干年过去，回头来看，不少当代诗歌代表性作品是在《草原》首先刊发的，譬如海子的一些著名篇章。
客观回顾与总结上世纪新诗潮的发生与发展，《草原》的确起了某种推动作用。当然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因为十分注意包容各种诗歌流派与培植自治区本土诗人，特别是蒙古族青年诗人，这就在各方面之间达成一种平衡与谅解。当时还没有和谐社会的说法，而上世纪八十年代《草原》的诗歌，各路英豪做到了和谐相处。
进入九十年代后，社会风气发生很大变化，整体上趋于物质化与世俗化，诗歌渐渐成为小圈子的活动，我也不无遗憾地离开了《草原》，回到江南，开始另一种笔墨人生。
其实人一辈子所能做的事不多，对我而言，最有成就感的编辑工作也就是《草原》的七年，尽管至今我仍在从事编辑工作，做过从中学生读本、文学刊物、政治性报纸乃至专门给领导人看的丛书，就影响力的广泛与深远而言，恐怕再也没有超过《草原》，为此我感谢这份让生命与青春发出光彩的杂志，也觉得没有愧对了自己的“第二故乡”（这是当年颇为流行的说法）。
值此纪念六百期之际，我向所有坚持阅读这份杂志，热爱文学与诗歌的朋友请安，也祝《草原》越办越好！
（赵健雄，男，汉族，1949年生于浙江湖州。1984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文学研究班。1969年赴内蒙古插队。历任《草原》杂志编辑、诗歌组组长、编辑部主任。《草原·北中国诗卷》的发起者。1991年调回杭州工作。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明天的雪》《最后的雨》，随笔集《糊涂人生》《天下零食》《拾酒楼醉语》等。）
〔责任编辑 阿 霞〕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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