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是村里红白喜事的司仪，只要有他在，这丧事或者喜事便可以进行得体面而且顺利。但他的脑袋总是歪着，形象有些不好，于是不成文的规定，便是丧事都会找他，喜事则拐弯抹角地，将他给忽略掉了。所以郑大便更珍惜这丧事的主角地位，常常主人家还没有请他过去，他自己就巴巴地上了门，以不容置疑又略带商量的口气，对着还没有从悲伤中缓过劲儿来的主人，探讨怎样将丧事办得排场一些，风光一些，让村里人瞧得起一些。
我一点都不羡慕郑大，但我羡慕郑大的儿女们，他们会在整个丧事的过程中，有吃有喝，就好像地主家的孩子，忽然间在那几日里，都长得肥头大耳起来。小孩子是不懂得大人们的悲伤的。当然，也可能，大人们根本就不悲伤，人死了，如果是无疾而终，那就是一件喜事，会像结婚一样，任由郑大和他的下手们，大操大办，让那已经去了阴间的人，明白阳间是多么卖力地为他（她）的轻松离去，做足了文章，挣得了颜面。
小孩子有独属于自己的快乐，在丧事开始的那一天，我会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爬到墙头上去，或者某一棵能看到院子里全景的大榆树上，再或直接钻到人来人往的院子里，静候丧事的开始。不知是我们人小，不足以引起大人们的注意，还是大人们愿意我们这些小屁孩儿们围观，给丧事增加一点人气，不管我们站在哪里，人家吊唁的堂屋里，还是堂屋外面搭起的棚子里，或者做丧宴的厨房里，大人们都不会赶我们走。有时还会派我们去干一点活计，比如买个针头线脑的小玩意，或者趁机塞我们嘴里一大块肉。肉当然是肥的，流着油，但那时的小孩子没有觉得肥肉太腻的，相反，在宴席开始的时候，那端上来的一大碗肥肉，大多都是小孩子们给分吃了。每一个小孩都吃得脑满肠肥的样子，好像这辈子就吃这么一次肥肉，或者吃完这顿肥肉，就要壮烈牺牲了一样。反正父母都给了份子钱，抢一片肥肉吃，也是理所应当。否则，这样全村人出动参加的节日里，不吃不喝，假装矜持，不被人笑话才怪。即便人不笑话，那个死去的人，也会不悦，好像我们嫌弃了他家的饭菜一样。
当然，我们并不是冲着这一顿饭才来守候一天的。丧事上有的是好吃好喝好玩好看好听的玩意，足够我们玩乐一天，到天黑丧事结束后才肯回家。光那“守棚人”的各式哭相，就够我们乐一阵子的。没有人前来吊唁的时候，守棚的主人们就会披麻戴孝地聊天，或者假装面容严肃地跪在席子上，回忆逝去家人的音容笑貌，再或彼此商量着，这一场丧事的细枝末节，有没有不周到的琐碎地方，是否无意中得罪了某个吊唁的亲戚。他们头抵着头，嘁嘁喳喳地说着，更让我们觉得兴奋与好奇，很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怎样好玩的故事。这样的八卦，村里的女人们更是喜欢。因为这基本上是下一场丧事来临之前，村子里最值得咀嚼回味的谈资。如果错过了哪一节，那跟错过了评书里的某段重要的情节一样，让人遗憾。当然，这种遗憾，很快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被别的女人们给补充完整。
相比起这样的八卦，守棚人的哭声，颇有插科打诨的感觉。只要那主事的人在门口大声地一喊，报告某个重要人物的来临，那棚子底下，立马传来整齐划一的哭声。我想如果这是喜事，那哭声一定会换成兴奋的叫好声。左右两排守棚的人里，男男女女都有，大人小孩也都齐全，所以那哭声便听上去很像一首大合唱，凄凄哀哀的，一下子便感染得来客也捂着半张脸，一路哭将上来。那守棚的人里，哭爹的也有，喊娘的也有，甚至还有哭姐姐的，可是，他们明明是死了父亲的。所以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为何爹死了，一定要哭娘？也或许，是太伤心了吧，已经分不清死去的是谁了，只知道在来吊唁的人面前，表现出十二分的热情来哭，以便让来人意识到丧事的重要，和他们内心无法抚平的痛苦。
堂屋里那两个围着纸钱箱子，主打送纸钱给逝者的女人，不会哭得这么夸张。她们的哭，呜呜咽咽的，很是内敛，又带着些真诚与感伤，所以更容易触动来人的内心，进去看见那镜框里的黑白遗像，又被两个女人的哭声一感染，便将大门口就开始的哭声，转换成了让人动容的眼泪。而这相对比较封闭的堂屋里，也成为来者与逝者最好的交流的地方。我喜欢悄无声息地溜进门去，看墙上去世的那个人，以特别庄严的面容，注视着热闹的庭院里，儿女们穿梭来往。村里人都说，人的遗像，都是在去世以后拍摄而成的。我便一直好奇，去世的人眼睛，怎么会睁开着呢？村里人便回答我说，因为眼皮是被细细的高粱秸给撑开着的。这样的回答，让我觉得更为诡异，再看那墙上放大的遗像，便生出了恐惧，似乎那微笑的眼睛，在暗含深意地看着我，或者，会像老人们说的，能将我的魂魄一起带走。于是我便不敢再继续看了，一低头，退出堂屋，混入快乐的人群里去。
中午的时候，院子里快要站不住脚了。人群都跑到墙头上、麦秸垛上、院墙外的高树上去了。我人小灵活，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总能逢着好时机，一下子挤到丧事的焦点——吹唢呐的班子旁边去，以最近的距离，观看唢呐班的精彩演出。唢呐班当然是主人家花钱从乡镇上请来的。一个班底大约有四五个人，其中，总有一个漂亮的女人，类似于时下乐队的主唱角色，那主唱是整场婚事让人瞩目的焦点。男人们喜欢多看几眼这能歌善舞的女人，她的一笑一颦，好像电视里好看的演员，含着娇羞，带着妩媚。男人们站在墙头上，一起叫好，一曲完了，再要一曲，而且无休无止地点播节目，将那些暧昧的情歌，一首一首地全唱完了，他们还是不肯罢休。不过唢呐班里，总有一个男主唱，会站起来怜香惜玉，保护这女主唱的嗓子，让她休息一会儿，自己接班，来点荤的调剂观众的口味。这唢呐班唱得好不好，跟主人家给的钱多钱少，也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如果钱多，他们当然会卖命地弹啊唱啊吹啊，女主唱也会宽容男人们的荤言荤语，或者调戏的眼神。如果钱少，他们就总是找了理由，歇上一会儿，这样的间歇，会让丧事的整个节奏，也跟着萧条冷清起来，以至于主人家的脸色有些挂不住了，匆忙赶来，中间给点小费，这才让快要熄下去的火焰，又继续旺旺地燃烧起来。
这些活计，当然都是郑大和他的跟班们操劳布置的。他总能从拥挤的人群里，发现那些不和谐的音符，并及时地汇报给主人家，而后再给出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所以郑大比任何人都要牛逼哄哄，嗓门也比平日大了许多。而他的儿子郑小印，在我们小孩子中的威望，也跟着提高了一倍。外人不能随便出入的厨房，郑小印完全可以凭借郑大的知名度，嗖一下钻进去，捏一块猪肝出来。于是我们便在门口，流着口水看郑小印趾高气扬的样子，看上片刻，知道那猪肝也到不了自己的嘴里，也便罢了，咽下一口唾液，继续看唢呐班的女人，在接了小费后，喝一口好茶，吃几口点心，又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endprint
等着那戏在院子里唱得差不多了，宴席上也只剩了杯盘狼藉，我与其他小孩子们渴盼的事情，便是抢花圈的乐趣了。这一活动大约在下午的三点半以后，有了点滴的苗头。那时跟主人家关系好的小孩子，早就通过大人疏通好了关系，定下了谁扛白马，谁举纸钱箱子，谁拿最大的花圈，谁又第一个“占领”田野里的坟头。之所以如此积极热情，当然是有小费可以拿的，主人家会给每一个扛花圈的孩子，发五毛钱作为感谢。五毛钱在那五分钱一个冰棍的年代，几乎可以算得上我们小孩子手里的巨资了。只是因袭下来的传统是，扛花圈的只能是男孩，所以我这样的女孩，就只有眼睁睁看着他们一拥而上争抢的份儿了。不过赶在他们出门的时候，瞅准时机，摘一朵自己喜欢的纸花，也是一件好玩的事。那纸花做得漂亮极了，如果幸运，我常常可以抢到四五个纸花，红的，黄的，蓝的，紫的，拿回家去插在酒瓶子里，可以欢欢喜喜地看上好一阵子。
下午四点，唢呐一阵悲天悯人的响声之后，院子里的人们，便开始一窝蜂朝外面走。于是整个村子里就沸腾起来，通往村口的大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队伍像一条无限蜿蜒的长龙，首尾皆看不到头。郑大当然是领头羊一样，风光地走在最前面的。他对每一个程序都了如指掌，整个的队伍，就是他手下的千军万马，他想让他们在什么时候停，就在什么时候停；想让主人家的儿女亲戚们啥时候哭，他们就得啥时候号啕大哭。所以郑大的声音几乎有穿透整个村子的魄力和气势，不管那哭丧的队伍有多么悲痛，都能够清晰地捕捉到郑大的指令，在该摔陶罐的地方，绝对不会多行一步，一定是话音刚落，那长子便举起罐来，一次摔个粉碎。摔完了整个队伍立刻站起来，将凄惨的哭声，缭绕整个的村庄。
儿女的哭声，也是有讲究的。我总觉得他们事前都排演过如何哭丧，否则，如何会表演得那么动人心扉？那鼻涕流得越长，眼泪溢得越多，将双手拍打得膝盖越响，越发证明自己的孝心比别人更多。女人们更厉害，常常哭得喘不过气来，两三个人架着胳膊，都抬不起她们来，好像她们要长在地上一样，或者马上要哭晕过去了。大人们都啧啧有声，称赞那些哭得动情的子女，我却站在高高的土堆上，一边好奇地观看女人们的夸张表演，一边乐得肚子疼，好像那些女人们的鼻涕眼泪，是专门为取悦我而流的。
唢呐在这时候，是最热情昂扬的。不过我怀疑那是因为他们很快可以拿到薪水，回家去见老婆孩子了，所以才那么卖力地唱啊吹啊，吹得腮帮子鼓鼓的，好像塞着两颗甜蜜的大红枣，那枣含在嘴里，还不舍得咽下去，一定要瞪着眼珠兴奋地炫耀着，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场丧事马上就要抵达高潮，并到达尾声了。这时候女主唱的歌声，都是朝悲壮里唱的，要让那哭丧的儿女们，意识到马上就要离开逝去的老人了，所以如果可以，还是将那哭声，再掀起一阵高潮吧。看丧事的队伍，摩肩接踵的，有女人们会跟着一起哭，好像自己死了亲人一样。小孩子们也下意识地握紧了妈妈的手，怕被什么人给一起带走了似的。我看着队伍走出了村子，朝村外主人家的田地里行去，忽然觉得有一丝的惆怅，涌上心头。
有些人看得累了，会陆陆续续地回了自己的家，关起门来，指点一番这场丧事的好与坏。我却一定要跟着去看最后的结局，好像不看那包着红布的骨灰盒，入到坟墓里去，而后埋上泥土，筑起新坟，就觉得丧事没有结束一样。
最先抵达坟墓的是那一帮举着花圈的男孩们，他们早就将花圈铺满了坟墓周围的麦田。那个事先被挖出的坟墓，并不太深，一个大人跳下去，还能看得到脑袋在地面上诡异地移动。等到骨灰盒被几个人一起徐徐地放下去的时候，唢呐声和哭声忽然间大作，黄昏已经来临，夕阳血一样，染红了天空上的大片云彩。稀少的看丧事的人群，让坟墓看上去更加的孤寂和凄凉。常常在骨灰盒下放的过程中，那些儿女们会触景生情，扑上去拦住，好像那骨灰盒拦下来了，人也能跟着起死复生一样。一切在郑大们的安排下，当然是有条不紊，不管女人们怎么歇斯底里地哭喊，黄土还是一锨一锨地被铲进了坟墓里，并堆出一个漂亮的坟头来。而那些散落的花圈，也被插在坟头上，被大风一吹，发出稀里哗啦寂寞的响声。
那新坟立在广袤的原野之中，在黄昏里看上去有些孤独。尽管它的周围，有许多这样大大小小的坟墓，陪伴着它。那些坟墓下的死者，也大抵是跟这新逝去的老人，有过这样那样的交往，或许，曾经是亲戚也不可知。而今，他们又在地下重逢，像以前在人世一样，唠唠叨叨，说长道短，或者，谈论自己这一场丧事，被儿女们办得是否还算是体面周全。
唢呐声停止之后，人群散去的速度，比田野里的风还要迅速，包括哭丧的儿女们。他们大约要回去处理很多的琐事，包括分摊这一场丧事的费用，或者将买下的成批的做孝衣的白布，分给每一家，回去做成棉被的里子，或者纳鞋底的布料。当然，也会将欠下扛花圈的小孩子的五毛钱，给一一都还清了。
我总是飞快地跑回村子里去，好像后面有鬼火在亦步亦趋地跟着我一样。晚上睡觉，母亲帮我扇着蒲扇，我总是会问她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那个死去的人真的能喝到瓦罐里的汤水吗？比如坟墓里的鬼魂会跑回家去看一眼哭肿了眼睛的儿女吗？母亲总是用蒲扇拍打一下我的屁股，不耐烦地呵斥道：睡觉！
夜晚的村子，静谧得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白日丧事的喧嚣，被虫子的叫声给清洗过后，愈发地淡了。我忍着被母亲拍打的疼痛，乖乖地闭上眼睛，很快就睡过去了。
（安宁，本名王苹，80后女作家。生于泰山，读于北京，居于青城。外语学士，文学硕士，电影学博士。已出版长篇小说与作品集20部。代表作品有《蓝颜，红颜》《试婚》《聊斋五十狐》等。在《十月》《天涯》《北京文学》《草原》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剧本及评论等500余万字。曾获2009年度冰心儿童图书奖、2009年度北京市政府优秀青年原创作品奖、第二届全球华人短片剧本大赛最佳剧本奖等多种奖项。现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系老师、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杨 瑛〕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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