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
生命由一缕轻烟化作几捧灰的二伯父，静静地躺在堂弟的兜子里，从异乡回来了。在火车站站台上，我一直不敢直视那个拎在堂弟手中的黑色兜子。我的心狂跳不已，手脚发凉，眼瞟着别处，恐惧又惊诧于人生命的如此脆弱。
这恐惧和惊诧皆来得突兀。事后，我总觉得自己对恐惧的承受能力绝不至于如此。但那日，我却难以自持，甚至不敢去接刚下火车的堂弟手中的其他物品。我越是不愿朝这方面想，那种想法就越详尽越酷烈地占据着我思维的空间。
二伯父是个农民，尽管他当过生产队长、牧业队长，但他在人生舞台的角色，始终是以一个农民的形象出现的。
我，我是干啥的？我是顺垄沟捡豆包的人。喝过酒的二伯父这样红着眼睛喊，似乎很不满于自己的命运，又似乎很不屑于其他什么。
二伯父的一生充满平凡，平凡得用任何一句溢美之词都显得过分。少时，我曾仔细观察过，平时，他大多是沉静而孤傲的，使人易想起一条干河渠、一头歇乏卧在那儿的、温顺的黄牛。但他也有暴躁的时候，那时的他像驯马的农人，随手从墙上摘下来的皮鞭子，十分辛辣，冷酷无情，要么更像一匹烈马，烦躁、狂暴。
营子里的时光像一株老树在风销雨蚀中改变着。在故土生活了六十多年，二伯父也老了。他的背略弓着，外八字的走姿也愈加明显。后来，二伯父终于拣了某个季节的一个日子，离开了故乡那座陈旧的宅院，留下先他而去的二伯母，到姐姐和堂弟工作的异乡去了。这一走……
据说，出事的那天晚上，从无饭后散步习惯的二伯父执意要出去走走。那时，天刚擦黑，他倒背着手，背略弓着，撇着外八字顺着柏油路走着。身后有摩托车驶来时，他并未留意，就这样，酒后驾着摩托车的小伙子，重重地把他撞向路旁……
清明前一天，我和堂弟赶到故乡去，把他和二伯母合葬在一起。坐在东去的列车上，我仍不敢和堂弟坐在一起，仍不敢用正眼去看他紧紧守护着的黑兜子，只静静地坐在别处，望车窗外的田野和阳光。
或许是与二伯父的血缘和情感，在我曾有过的记忆中从未有过对死者的这般恐惧，也可能是病入膏肓后撒手人寰给人一种解脱感，所以当二伯父那熟悉的音容和躯体突然变成另一种物质形态时，我便无法说清那种忧伤无比的心情，和由此生出的对生命的敬畏。
车窗外春天的阳光下，是劳作着的人们和场景，春的生命在每一片土地上涌动着。
生命的分量和姿态是厚重而安详的，因此生命的概念往往和土地相连。何况二伯父还是个终身与土地相伴的农民。
讨猪嫌
好像是十一岁左右那年的夏天，我回到故乡二伯父居住的那个营子去度暑假。那时，我真正感受到了农村天地的广阔，和几个兄弟变着花样地折腾，远离了父母束缚的眼光，心情终日像放飞的鸟。
那个年龄的我，在老家淘得很有名气，骑过牛、羊和墙头，翻墙、上房、钻过鸡窝，除了躺下睡觉，基本没有闲着的时候。直至后来我长大成人，回到故乡的那个营子，年长的人们看着我人五人六的样子，仿佛在给我讲别人的故事似的说：“噫嘻，这孩子那时候淘的，简直咧，就差没把天捅漏喽……”
记得那天正午时分，天蓝得很纯净，云也倦了般的不飘不动。从没有午睡习惯的我，先在院子里闲置着的空驴车上一下一上地压了一会儿悠千，尽兴一阵之后，又觉得兴味索然了。
后来我便无所事事地来到大门外，试图寻个更吸引我的玩处。一出大门，我便看见二伯父家的那口大花母猪，正很慵懒地躺在院外的墙根下，沐浴着明媚的阳光沉沉地睡着。忽然有个念头一闪，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伸手在猪背上轻轻地搔着，猪睁了眼睛看我，像是并未因我惊了它的好梦而怪我，倒是很惬意的样子。搔了几下之后，我猛地骑上猪背，母猪一下子立起身，上了大当似的扬蹄就跑。骑在猪身上的我，只觉得两耳生风，威风得像电影上跃马扬鞭的人，嘴里便不由得发出冲、杀之类的喊声，母猪疯了似的冲进院门，斜刺里朝西南角跑去……
在家乡那个地方，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个猪圈。二伯父家的猪圈在院子的西南角，猪圈门高约70厘米，正好能让猪自由出入。门是用木框子做的，圈上猪后放下来，白天用绳子挂到墙上。那时，我便看到了那个张着血盆大口似的猪圈门，心里所有美妙的感觉顿时荡然无存，只恨老母猪的阴险，可一切已经由不得我了。
母猪凶猛地朝圈里冲去，我的前胸和脸都重重地磕在猪圈门上……
至少有十分钟，我像被糠噎着了的小鸡雏，抻着脖子坐在地上倒不过气来，连母猪愤怒的哼哼声，在我耳边也显得比清风更柔弱。俗话说，八九岁的淘小子，姥姥家的狗都烦。抑或是自幼便对狗心存畏惧的原因，记忆中似乎没有过让狗烦的事儿，可让猪烦，并遭猪的报复，我却有铭刻在心的体验。由此，我也深信那句关于狗的俗话的真理性。
七斤叔的驴
表叔七斤在找他的驴，他想到十五里外的火车站去接人，想用那驴时才发现驴不见了。于是，他可能想到了惯于恶作剧、淘气得没边儿的我。
七斤叔是队上的车老板子，人们都说他是侍弄牲口的好手。七斤叔是个很矜持的人。那日，他盘腿坐在二伯父家炕上，卷着喇叭桶状的旱烟，抽得有滋有味。二伯父坐在他的对面，两人唠着乡下常见面表兄弟唠的那种缺少色彩的闲磕。印象中，他们二人的神态宛如某些画中表现的那样真实、朴拙。闲聊许久，七斤叔只说要去接站，驴却找不到了，他虽未问我，但却不时偷看我几眼，那副神情让我有些六神无主。
临出门前，二伯父亮着嗓子说：“七斤，不行套咱家的驴去。”二伯父显然以为七斤叔是来借驴的。
“不用，不用。”七斤叔摆摆手，黑而瘦的脸上漾着笑。
七斤叔家的驴是被我藏起来的。如果不是他说起来，我早把这事当饭吃完又消化掉了。
七斤叔家的驴，是营子里的名驴。那是头淡灰色的、高大的叫驴，不仅个头儿高大，而且生性暴烈，极难驯服，充满着野性。
“七斤舅家的驴，哎呀，那家伙……我敢说营子里没几个人敢骑。”大姑家的福生咬牙切齿地把手举过头顶，后又一蹦一跳地形容一番。endprint
堂弟也有声有色地把那驴赞美一通，说得我心直痒痒。平时在野外我只能很远地看那家伙，一到近前，它总是尥着蹶子逃之夭夭。
就在我几乎忘了那驴时，忽一日竟和它碰个正着。那天过午，一场雨忽然而至，表弟福生、堂弟和我落荒跑到营子西小学校的东山墙边去避雨，就在那堵东山墙边，我们同时看到了七斤叔家里的驴，它正一动不动地在那儿站着，近看那驴果然滚瓜溜圆、通体放亮。
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不会放过，但看着雨中空旷的田野，想着这家伙的野性，我实在怯于骑它。于是我灵机一动……
放暑假的小学校教室的门几乎都没锁，大多用铁丝挂着，闲时我们也常去教室玩耍、纳凉。我想只要把驴弄进教室，在那样的空间，自然它不会有什么威风。我这样一说，两位兄弟齐声叫好。
说也怪，平时极暴烈的驴，那日却很温顺。我们搂脖子、抱脑袋竟真把那驴弄进了教室。
在教室里，那家伙又野性大发，任我们仨如何努力，它又踢又蹬就是不让我近前，更别说骑上去，教室里被搅得尘土飞扬，摞在后面的破桌椅，被那牲畜踢得乱响。
忙得灰头土脸之后，我们也算真正领教了那驴的厉害。沮丧和气愤过后，我们决定惩罚这畜牲，把它关在教室里，看它还威风？
四天后，七斤叔找到了他的驴，但他没想到会在学校教室里。
我们溜到教室去的时候，那驴靠北墙站着，眼神呆滞、淡漠。见它还活着，我们都长出了一口气。临放出教室之前，在弟弟的注视下，我真的在教室里骑了它几圈，驴的脚步缓慢而沉重，可我却心生一种征服感。我竟也算营子里骑过这牲畜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
晚饭桌上昏暗的灯光下，二伯父忽然对二伯母说：“七斤家的驴回来了，像是有病了，把七斤心疼够呛。”
听着二伯父的话，我把头深深埋下去，把嘴里的饭嚼得乱响。
油漆
三姐是堂伯父的三女儿，三姐有个和故乡一样淳朴的名字叫金彩虹。听三姐说话，眉眼都极夸张，说到关键处，三姐的语气便停顿住“呜……”由高至低，她长长地叹一口气，是文言叹词“呜呼”的呜音，发二声却尾音极长，标准的左中蒙古人的呜法。呜罢，三姐还“啧啧”两声，接着说话。
讲这事那天，三姐左手二指指间夹一支燃了一半的“红杏”烟，在左侧嘴角有滋有味地吸一口，用手把左腿盘到右腿上，坐直。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三姐是家乡欧里营子那所只一排土房的小学里二年级的学生。三姐虽学习成绩平平，但喜欢学校的那种氛围。
那个晴朗的周六下午，百无聊赖却喜欢学校的三姐溜溜达达来到了学校。
就在自己的教室，透过敞开的窗子，一股清新的油漆气息扑面而来，三姐爬上窗台，看见既是校长又是老师的尹老师正俯身给桌子凳子们刷蓝色的油漆，而那个小油漆桶就在窗台上，在三姐的右手边。
拿刷子的尹老师一转身，看见了窗台上的三姐，他先龇牙笑，三姐也笑，笑着的三姐感觉到油漆极光鲜，油漆也很好闻。笑完，尹老师举起刷子，不经意似的在三姐鼻子头点个蓝点，论辈分三姐叫尹老师哥。看着三姐鼻子头儿上的蓝，尹老师又笑，这次三姐没笑。没笑的三姐仍趴在那儿，看尹老师。
忘了这事似的尹老师弯腰站起仍在忙，偶尔回头看窗台上三姐的蓝鼻子头，还笑。
窗台上的三姐也看尹老师，没事似的，只是不笑，表情也平静。
刷完一只凳子，尹老师直起腰，把刷子放进油漆桶，回头看看三姐，这次她也没笑。尹老师把一只凳子放到桌子上，他想这样刷可能省力些。
拿那把刷子的时候，三姐丝毫没有犹豫，她把刷子高高举起来，从尹老师的脖子下，一直刷到裤子上。之后，三姐从容地把刷子放回油漆桶。
跳下窗台走时，三姐头也没回。
棉袄
许多年后，说起这件事，三姐仍唏嘘不已。
事情缘起于一次课间提问，就与课本相关的某个问题，尹老师点到了金彩虹的名字，至少点了三遍，三姐不睬，目光直视尹老师，一副与己无关状。显然三姐的藐视激怒了尹老师，他又大喝一声三姐的名字，教室里学生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三姐的脸上。事已至此，三姐的目光中便有了与老师挑衅的内容。
这时的尹老师被彻底激怒了。他大步迈下讲台，绕过燃着牛粪火的炉子。金彩虹！尹老师大喝一声，站到了三姐身旁。我叫你呐，咋不站起来？
三姐看着尹老师恼羞成怒的样子，只觉得好笑，直视他的眼睛少顷，目光下垂，头低下。
尹老师实在无法忍受学生这副傲慢无理的样子，他伸出长胳膊揪住三姐的花棉袄袖子。
三姐本能地朝后使劲儿，试图努力使屁股像黏到凳子上一样结实。你给我站起来！尹老师怒斥着，手用力去揪她。“咔嚓”一声，三姐的右腋下露出了棉花。
好，你敢撕我棉袄。三姐终于站起来，挨了打似的叫一声，顿足走出了教室。
坐到尹老师家的炕上，三姐把棉袄摔到了尹老师的妻子面前。你给我包棉袄。尹老师的妻子笑吟吟地开着人不大脾气不小之类的玩笑，细心地给三姐把棉袄缝好。
看着缝好的棉袄，三姐又一次把它摔到了尹老师妻子的面前。不行，我就要原先那样的，你给我包，三姐的口气不容置疑。
如此又重复了一次，尹老师妻子的脸上挂不住了，她实在想不出这个棉袄原先到底啥样。
尹老师妻子的脸难看了一阵，便跳下炕，头也没回地走出院子。三姐姑奶奶般神气地坐在炕上，想着她究竟怎么收这个场。
后来，直到三姐看尹老师的妻子和母亲一块走进院子，她才觉出这个场看来得自己收了。
站在地中间的尹老师妻子一口一个婶子地叫着，拿着棉袄比划着把事情原委又向堂伯母说了一遍。
堂伯母面无愠色，平静如初，可这种平静却令三姐心底阵阵发毛。谁知堂伯母竟笑吟吟地对三姐说，彩虹，走，回家妈给你包。说罢，她向尹老师的妻子说了几句孩子不懂事之类的话，拿着棉袄先走了出去。endprint
三姐猫般怯怯地跳下炕，心里开始打鼓。
走出尹老师家不远，堂伯母从路边一家的樟子上拽出一根柳条，漫不经心地摇着，等三姐走近。
三姐那时只穿着一件贴身小褂，前胸后背是两条蓝条绒裤背带。你的棉袄原先啥样儿？堂伯母说罢，手中的柳条抽到了三姐的背上。你说，原先啥样？堂伯母又问，柳条抽得明显重了。每问一句，堂伯母手中的柳条便抡圆一次，直到进了家门。
那天，讲完这事，三姐眼潮红，望窗外良久。彼时，伯母已辞世近十载。
半截铅笔
那半截带橡皮的铅笔，分明是三姐在放学的路上捡来的。
那天三姐离开教室最晚。前边是羊粪蛋子般稀稀落落、一小堆一小堆的学生，三姐独自走在最后边。走在最后边的三姐压根没想到她能捡到啥东西。可就是啥也没想的三姐却看见了那半截铅笔。
三姐蹲下，看那半截铅笔躺在碱灰色的路边，笔是墨绿色的，半截笔身上有炒米粒儿大小的文字和拼音，更令三姐惊喜的是，尾端还有块儿颜色粉嘟嘟的橡皮。三姐的呼吸急促起来，她四下左右看个遍，发现并没有人注意她，三姐就做贼似的捡起那半截铅笔，紧紧攥在手心。
一进家门，三姐兴奋得哇哇叫起来。那时候三姐还不会像成年妇女那样先“呜——”，然后什么什么。那时一兴奋，三姐只会哇哇叫。
哇哇叫过之后，三姐小心翼翼地拿出那半截铅笔，给二姐和四姐——也就是她四妹，显摆、展示一番。二姐和四姐一脸的羡慕，帮母亲在厨房做饭的大姐进来看一眼，撇撇嘴，不屑。当时大姐已在粮库上班。
二姐、三姐和四姐着实为这半截铅笔激动了一阵，她们每人在方格本上写了一遍自己的名字。
饭菜端上来的时候，堂伯母喝住闹哄哄的姐儿仨：“闹啥呐？”
“三姐捡个带橡皮的铅笔。”四姐嘴快。
听罢，堂伯母的脸顿时拉长，“拿出来”。三姐怯怯地拿出铅笔，抬起头，张嘴望着。“哪儿捡的？金彩虹。”堂伯母叫着三姐的大号，这已分明显出事情的严重。“放学道上。”四个字三姐抖了三次。“金彩虹，站起来。”三姐躬着身站起，腿有些软。“你咋这么会捡，哪儿捡的？再给我捡一个去。”三姐嘴唇动动，没吱声。“哪儿捡的送哪儿去。”堂伯母说完转身走了出去。
三姐哭着顺原路走回去，恋恋不舍摩挲着把铅笔放在碱灰色的路边。走几步，她又回过头来，伫立良久。忽然，三姐几步奔过去，把笔尖冲下，一脚踩下去……
以后上学路过这个地方，三姐总忍不住看几眼，她每次都想去看看，但却一次也没去。忽一日，三姐发现那儿竟长出一棵小蒿子，油绿油绿的。三姐便去那儿寻了个遍，也没找到笔的影子。日久，三姐就将这事忘记了。
那半截铅笔，呜——在我心里顶现在一袋子面。“呜”罢，三姐点燃拿在手里半天的“红杏”，不再有话。
凤儿姐
凤儿姐是我的亲表姐，我曾在一篇有关自己的散文中歌颂过凤姐的功绩。在我几个月的时候，凤儿姐是我的保姆，1964年以后出生的人，至少大人的生活经历可想而知，据说有一个晚上，父母去参加政治学习，迟迟不归，而我又忙中添乱地哭闹不已，十几岁的凤儿姐实在挨不住了，急步跑到柜子前，将家里的座钟拨了一圈又一圈，也不见父母回来，受了骗般大哭了一场，此后一直被当作一件趣谈。有了这段与凤儿姐的经历，在情感上我十分认可凤儿姐，见到凤儿姐亲在心里。以后的日子里，只要见到凤儿姐，她总是将我拥在怀里，而那种温馨，也时时让我觉得自己是凤儿姐抱大的孩子。
记得是七十年代中期，那年我和奶奶回故乡过春节，正赶上凤儿姐要出嫁，看到我们的到来，大姑一家很高兴。就在凤儿姐出嫁的头一天，大姑作出一项决定，由我为凤儿姐出嫁押车。记得当时长我两岁的表兄黑着脸看我，两眼像药丸子，圆瞪、无光。那时，只顾高兴的我，显然没顾他的反应，更没想得太多。
第二天凌晨，在满天群星的黑咕隆咚中，我懵懵懂懂地上了马车，钻进了给新娘子围的簇新的大花被。迷迷糊糊睡了一觉又一觉，直至到了姐夫家门前，我才上牙打下牙地从梦中醒来。
人们上车下车地寒暄着，我依着凤儿姐不动，家乡有个不成文的习惯，押车的不仅需是女方的弟弟，而且押车的不下车，新娘子决不能下车，下车的条件则是男方得掏红包。
果然，车下亲热地喊着什么递上了红包，我拿到手后，依着凤儿姐的身子欠了一下，就在这时我听见凤儿姐俯在耳边轻声说，别下，看看是多少钱。我打开红包看到的是一张绿色的两元钞票，我告诉了凤儿姐。扔下去，不要。她又轻声告诉我。我把手伸出被子将钱扔在车下，随着车下的一阵议论，又有一个红包递上来，我又打开，见是五元的钞票，根本未顾及凤儿姐的反应，我掀开被子跳到了地上。
食间，我表情像阔少爷般豪迈地坐在炕里的位置上，大吃当时刚刚流行的被称为虾片的“佳肴”，那红的、绿的、白的被我狂嚼了足有一盘，而且还吃了顿晚饭才乘兴而归。
十几年前，我从八百里之遥的工作地回到家中，妈告诉我凤儿姐死了。我长久未语。关于凤儿姐我有耳闻，我深知她是被生活的重负沉沉地压垮的，因为她毕竟才四十岁。
记得前几年，读鲁迅先生的《祝福》，我忽然读懂了先生，读懂了祥林嫂那句“人死后有没有灵魂”的问。先生回答不了祥林嫂，我更不能。茫然记起去了那个世界的遥远的亲人，我也曾暗自问，人死后有没有来生？假若人死后真有来生，我相信凤儿姐定会是个有福的人。
福生
福生是我大姑的小儿子，福生姓张，属羊，小我三岁。
我大多是寒假回故乡去，属羊的福生在我的印象中多是冬天的样子。福生的皮帽子无疑是最具个人特色的一件行头。那顶帽子原本是姑父戴的，黑皮面，帽耳的上边直直地下垂着，下边朝上翘着，看清帽子的熟人即能断定来人是福生。
我住在伯父家的日子，他总是起得很早，从营子西头赶到营子东头的伯父家，看着我赖在被窝里，弯着眼笑。endprint
我哥耶……高兴时福生这么叫我，且声音很重，像是哪儿疼。叫完“我哥耶……”福生接着说，下晚儿你去吧，咱家压饸饹 。这样说完，他总把周遭看个遍，一副希望其他人都听见，又假装怕别人听见的样子。
每年放寒假那天是福生最关心的日子，他总是把自己的课桌摆在最里面，把书包藏在桌膛里，印象里福生读小学期间从未把书包拿回家过，据说他也从来没完成过作业。
不爱学习的福生爱唱歌，有很不错的乐感和记忆。那时有一出很有名的二人转《送咱队长上大寨》，广播里听得遍数多了，福生就唱。福生真嗓子唱去大寨参观的“队长”，用假嗓子唱送队长去大寨的女马车司机。
私下唱到兴头处，福生的右手还要作舞扇子状，左手在空中的虚无处晃着，眼睛眯在一处，一脸正在去大寨路上的自豪和幸福。
书念得又少又差的福生当了农民。时下的福生高兴时还唱，只是增添了一项新内容——套用某个曲调自己编词，常在酒桌上给亲朋助兴。在大姑的葬礼上，福生便和着泪唱出了很多她老人家的伟大和平凡。平时说话，福生也喜欢用歌词应对，比如要是聊天时问起营子里的谁谁，他准会说：“他呀，没做什么，还在放牧着牛和羊。”看我们乐不可支，福生一脸严肃：“噫，真是的！”
那年春初，福生带着小儿子进城来，懵懵懂懂竟找上了我的家门，此时的福生眼更细地弯着，脸上有了些皱纹。做客的福生，不知抽水马桶怎么用，差点把水管子给拧开了。而且一如在农村时的做派，大敞着卫生间的门如厕。接下来就更让我们哭笑不得了，他知道了马桶怎么用了之后，开始不停地冲马桶，爷俩频繁出入卫生间，很响亮地吐口痰，然后冲水……如此这般，在两小时内大概进行了不下三十次。他大概也是觉得要在城里显得有修养，不至于让人嫌弃吧！或许也是觉得冲水好玩？无奈我告诉福生父子，吐口唾沫就不要冲来冲去的了，浪费水呀！福生一脸不解，眼神分明在说，水有什么怕浪费的，咱家洋井里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看他一副无辜的样子，倒显得我们小气了。年底的时候福生又来了一次，是来接他在呼和浩特打工的大儿子回家，福生结婚早，感觉他自己还没长大，他儿子却已经成人了。福生看儿子的表情让我感动，很骄傲，更多的是崇拜的神色，不像是在看儿子，倒像是在看有了出息的兄弟。也许他也梦想着有一天他也能脱离土地，行走四方。
前些天，我给老家营子里的姐姐打电话，问起福生，表姐说：“生啊，没去你那？他走了。”得知福生今年卖了粮以后就走了，去看儿子去了，他的大儿子当上兵了，说是过年才回来。
有时，漫无边际地想到这些旧事，想到福生，想到“我哥耶”这样的呼唤，心里总是热热的。
丽云
丽云是凤儿姐的小女儿。凤儿姐撒手走的时候，她才一点点大。没几年，她父亲也死掉了。凤姐一共有四个儿女，两个大女儿早已嫁做人妇。女儿们的婆家似乎对收容丽云和大她几岁的哥哥颇感为难，也许姐姐们在婆家的地位还不足以做出一些重大的决断，于是丽云和哥哥可心就去了叔叔婶婶家过活，当然他们的口粮地也跟着过去了。
因为凤儿姐的关系，我对这两个孩子格外留着心，计划着等他们成年了，接他们到城里来，给他们找个工作，尽我的所能帮助他们，以了却我对凤姐的一片愧疚之心。
唉，十年里，我的生活也动荡不定，一直以来，好像也没什么余力去帮助别人。
每当我回乡，我总要弯到丽云的叔叔婶婶家去看看他们。那时候，丽云好像刚高出炕沿一点，我摸摸她乱蓬蓬的头发，心里发酸。
转眼，丽云就十七岁了。她也想像她哥哥的样子出来打工，那时，可心出来一两年了，他觉得打工要比放羊好。现下营子里的青年人初中一毕业就惦记着出来打工，看他们的样子对挣钱倒不是特别上心，更吸引他们的是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还有体验独立的滋味。
我清明去扫墓时，答应给丽云找好了工作再去接她。回来之后一来杂事缠身，二来我对丽云进城的新工作也颇费心思——希望不是特别累，又安全又可靠，我甚至想让她先在我家待上一年，帮我妻子照顾一下我们新出世的女儿。
也没觉得过了多久，期间，丽云托人来电话催过我，我都拖着没有答应让她来。
忽然有一天傍晚，小丽云带着个小伙伴就上门了，背着一个简陋的行李卷。丽云的身量不高，还是个孩子的样子。一问才知，她和伙伴们已经出来一个多月了，在一家四川火锅城做服务员。因为最近老板的熟人介绍了亲戚来，老板就把她们几个小丫头炒了，她在城里走投无路才想到了找找我这个舅舅。
小丽云的勇敢让我震惊，许久我都说不出话来。
丽云说起她进城的头一次挫折颇有些愤愤不平，觉得自己足够努力，每天脚后跟走得生疼，夜里还得睡在地板上，还遭到这样不公平的待遇。她没有埋怨我的样子，也许她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我作为她的依靠，也没有对我寄予太多的希望。
丽云留了下来。她的小伙伴回乡下去了。她忽然显得不很自在，奇怪城里的人为什么不互相串门儿呢？
“你们就这样在家里待着呀？”她特别不理解。
和她商量，以后不出去做工了，就在我们家里帮忙照看孩子好吗？她立刻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语气十分坚决：“不行，我才不看呢！”
她也不想回乡下去了，她说她不想整天在甸子里放鹅。
后来她开始自己出门找工作，顺着马路一路向前，看到招小工的就进去问一问，过了几天，她真的又找到了新的工作。
丽云的独立和自强让我们无话可说。她至今一直留在城里，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为自己谋生，有时还把自己微薄的收入捎到乡下，给叔叔婶婶他们买化肥种子用。
说来惭愧，我并没有帮过她什么忙，尽管我曾设想一定要把她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她很少来看我们，显然她已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
〔责任编辑 杨 瑛〕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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