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霞

　　希望人生是一场盛宴
——荆永鸣访谈

　　阿霞

　　

　　访谈人物：荆永鸣，男，汉族，生于1958年，内蒙古赤峰人。就职于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公司，先后从事教学、宣传、工会、编辑和办公室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副主席，赤峰市作家协会主席。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散文集《心灵之约》；中短篇小说集 《外地人》、《北京候鸟》、《大声呼吸》、《创可贴》；长篇小说《老家有多远》等。其作品被收入50余部中短篇小说选集，并多次荣获《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小说选刊》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选刊》奖、全国煤矿文学创作“乌金奖”、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等。中篇小说《大声呼吸》获第四届“老舍文学奖”。部分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或译介到国外。由于突出的创作成绩，先后荣获内蒙古自治区和全国煤炭系统“德艺双馨”文学艺术工作者称号。

　　荆永鸣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但他有限的作品却以对生活的高度洞察与对底层人物命运的深刻观照为他的书写带来了声誉。套用莫言的话说，荆永鸣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他笔下故事由于充满了揶揄、反讽、幽默以及人性的悲悯与同情而显得耐人寻味。

　　阿霞：首先祝贺您的《北京房东》荣获《小说月报》第十五届“百花奖”。我们知道这个奖不同于各类官方和文学期刊设置的奖项，它是由读者直接投票产生的，这样的奖励对作家来说也许是更大的荣誉。

　　荆永鸣：谢谢。作品是写给读者看的。《小说月报》是一本深受读者喜爱的期刊。多年来，她坚持以读者投票的方式，对作家的作品予以肯定，这既是对广大读者的信赖与尊重，同时也维护了这个奖项的公证性。能够成为本次获奖者中的一员，我感到非常荣幸。

　　阿霞：最初写小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什么触发了您的写作兴趣？

　　荆永鸣：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是因为我有阅读基础。中学时我就喜欢读书，《迎春花》、《苦菜花》、《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啥都看。记得有段时间，在借不到小说的情况下，我甚至看过一本厚厚的《资本论》，感觉一无所获，而且非常枯燥。但那也看。我不知道年轻的时候为啥那么喜欢文字。另一个诱因则与我的职业有关。说起来惭愧，我没受过正规大学教育，却在煤矿的一所中学当过七年的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为培养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我要求学生每周写两篇观察日记。我自己也写。那时候学校总是强调教师要身先士卒，教学相长。我常常把自己的观察日记或同题作文，在课堂上给学生们朗读。在学生们的一片赞扬声中，我竟然备受鼓舞，兴趣大增，一篇接一篇地写起来，以至于渐渐坠入文学的泥沼，越陷越深。

　　阿霞：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发表有困难吗，还记得第一次正式发表作品的情形吗？

　　荆永鸣：不是困难，而是根本无处发表。幸亏当时还年轻，发表不了也写，诗歌、散文、小说，啥都敢写，像中了邪似的，不可思议。要是放到现在，有两篇作品发表不了或遭遇退稿，说不定我会立刻洗手不干。我第一篇作品发表好像是1985年，是一首诗，刊登在《平庄矿工报》上。说起来有点难以启齿，那首诗共四句，被编辑改了三句，可就是那三十几个铅印的方块字，当时给我带来的喜悦和激动，绝不亚于后来我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怎么说呢，那毕竟算是我的处女作吧。

　　阿霞：早先您一直在赤峰平庄矿务局工作，后来为什么想到要去北京，北京对您或您的写作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北漂经历给您的写作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荆永鸣：上个世纪9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移民潮。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冲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来到了北京。当时我有两点考虑：一是想多挣点钱养家糊口。国家都在鼓励工作人员下海经商，发家致富，我为什么要为那几个死工资老守田园呢？二是与创作有关。那时候我在煤矿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我熟悉那里的生活，我的作品也大都是煤矿题材，但发表之后总是反应平平。我觉得一个人在一种和谐安逸的环境里生活得太久，其观察与参悟能力就会钝化。感受不到生活的冲击，就难以激发出创作的欲望。总之要想在创作上有所突破，就得换一种活法。到了北京之后，过去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全变了。这种变化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反差。首先我得为了生存去不停拼搏，去奋斗。正是在这种拼搏与奋斗的酸甜苦辣中，我积累了许多新的人生体验，体味到了更深的东西。人活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其实这恰恰是文学所应该表现的基本主题。从这种意义上说，我觉得自己是在一种最朴素的生存经验中，感悟到了文学的真理。

　　阿霞：在北京您一直以开餐馆为生。如果我没记错，您在北京先后开过好几家小餐馆，经常会有文学圈内的朋友到您那里聚会。为什么会选择开餐馆？

　　荆永鸣：我开餐馆是因为我需要吃饭。当然满足吃饭这一需求可以有各种渠道和方式。比如做公司，搞科研，发明创造，当演艺明星，写畅销书……都行，而且可以发大财。可惜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全都做不来。想来想去，我只能开餐馆。在我看来，开餐馆是解决吃饭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从创作上讲，它还是一个观察社会的窗口，五行八作，引车卖浆，每天能看到那种生动的世俗生活，听着饮食男女们海阔天空的街谈巷议，坐在角落里，我常常会涌起一种对生命的感动。正是这种庸常琐碎的生活，不断地丰富着我的写作资源。至于常有文学圈里的朋友到我餐馆里聚会，则属于同行中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可称作惺惺相惜吧。我这个人喜欢热闹，喜欢喝酒，喜欢和有情趣的人聊天，甚至总希望人生是一场盛宴，永不散席。我的餐馆恰好为我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阿霞：大约是九十年代末，您被中国煤矿文联聘为合同制作家，后又担任《阳光》杂志编辑，似乎有好多作家都有过编辑或记者的经历。您当时是什么情形？

　　荆永鸣：1998年我通过申请成为中国煤矿文联的合同制作家，时间是两年，全脱产，这期间由我所在单位照发原工资。顺便说一句，在我的文学创作道路上，平庄煤业（集团）公司的几任领导都先后给予过我慷慨的支持，让我一生心存感激。两年合同制作家的经历，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也是我正式转入文学创作的起点。这期间虽然我发表的作品不多，但却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我担任 《阳光》杂志的编辑大约在2003年，兼职的，也是应朋友之邀。你说好多作家都有过当编辑或记者的经历，我没怎么留意过，想了想，也许是吧。我认为这样的经历对于作家，从经验上讲，算是有利也有弊吧。比如说，做记者可以丰富阅历，但新闻的写作方式一旦被带入文学的思维与表达，就成了一件很糟糕的事;当编辑可以更紧密地贴近文学，可如果每天总是对着一些三流四流的稿子劳神，甚至还要忍不住责任心的驱使修修改改，把自己的经验做了他人的嫁衣，这对于一个作家的自身创作，好像没什么益处。总之，我是做了一年的编辑就撂了挑子。我觉得编辑的活儿不好干，太枯燥，每天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中寻找兴奋点，可看来看去就烦了！于是我告诉那个当头儿的朋友，这活儿我干不了，不干了。有了这段经历之后，我对所有的编辑都充满了敬意。

　　阿霞：印象中，您好像是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的学员。这届高研班被视为鲁院与北师大合办的文研班之后最好的一届，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很多人今天依然是活跃在文坛一线的作家。这段经历对您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或收获吗？

　　荆永鸣：我们那个班共有四十九位学员，的确称得上人才济济，一看名单，大部分是知名作家。但我不是。我甚至都没资格去嫉妒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开始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甚至很羞涩。时间一长就好了，人怕熟嘛。说句不好听的，你再牛，我也是你同学对不对？其实都是挺不错的人，而且除了上课，彼此之间很少谈文学、谈创作，作品是写出来的。仿佛说笑之间，四个半月就过去了。虽说时间很短，但收获还是很大的。创作方面就不用细说了，如果一点收获没有，岂不是白花了国家的钱！最重要的是收获了友谊。四十几个同学分布在全国各地，现在只要到了有同学的地方，就不愁没人管饭吃。特别是在文学创作上，更是四处开花。当有人说到谁又发表了什么好的作品时，我经常会抢过他们的话说：那是我鲁院的同学！那种感觉挺自豪的。

　　阿霞：回到小说上来，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外地人”这个题材的？

　　荆永鸣：当然与我的生存环境有关。我来到北京之后，所接触的大都是处于生活最底层的外地人。他们为了基本的生存，有的仅仅是为了一餐一饭，便背井离乡来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在希望与现实之间不断地挣扎与拼搏。他们诚实，苦干，宽容，忍耐，种种的苦难使他们养成了坚韧的性格，因而在希望常常被现实击碎的情况下，仍然生生不息，甚至是在城市的夹缝中顽强地寻找着自己的生存位置。在他们的身上，我发现了许许多多的故事。他们的烦恼，他们的迷惘，他们的乡愁，他们的渴望……无不生动感人。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有必要关注这个群体，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精神世界。因此，就有了我的“外地人”系列小说。

　　阿霞：从“外地人系列”到《北京候鸟》、《大声呼吸》、《北京房东》和《北京邻居》等，一路下来，您的写作视野始终落在北漂的底层人群。底层关注使您的小说显得更接地气，也容易揭示社会矛盾与冲突的一面，但也有人怀疑这会削弱您的小说的文学性，缺乏更广阔的文学审美向度和艺术能量。

　　荆永鸣：如果可以给作家划分出不同的类型，我觉得自己属于“生存类型”的写作者。这倒不是说我要靠写作来维持生计，而是我的写作始终离不开自己的生存经验，离不开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与思考。我们通常总是说，作家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我写底层是因为我就是底层中的一员。我的小说所描写的也都是底层中的一些小人物。我的作品，就是试图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喜乐与哀愁，表达我的文学精神，即证明我们人类的一种共同宿命：活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接下来的问题我没太搞明白：写底层与“文学性”有矛盾吗？如果说“更广阔的文学审美向度和艺术能量”是针对一个作家所涉及的题材而言，我承认，我的创作领域的确算不上广阔，今后我将不断地调整视角，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阿霞：也许我的记忆不准确，应该是在2000年前后，《北京文学》和《人民文学》连续推出您的“外地人系列”，甚至在一年内接连刊发两三篇之多，发表后又被各种选刊转载。那几年感觉您很红，几乎是迅速成名。您自己也多次说过对《北京文学》有特殊的情感。

　　荆永鸣：走红和迅速成名的说法愧不敢当。2000年之后，我曾比较集中地发表过一批中短篇小说倒是事实。短篇小说《外地人（两题）》是其中之一。作为自然投稿，这两篇小说发表在2002年第6期的《北京文学》上，后来被《小说选刊》转载，并获得了《小说选刊》(2001-2002年）优秀短篇小说奖。我之所以要感谢《北京文学》，是因为这两篇小说在投给好几家杂志石沉大海之后，最终在《北京文学》上得以发表。有趣的是，后来那几家杂志都曾不止一次地约过稿，很抱歉，直到现在我也没给过他们一个字。不是我记仇，而是我的写作量实在太少。

　　阿霞：我初步算了一下，从散文集《心灵之约》，中短篇小说集 《外地人》、《大声呼吸》、《创可贴》到新作长篇小说《老家有多远》，您出版的书并不多，写作量也不是很大。《老家有多远》卖得怎么样？

　　荆永鸣：我的书的确不多，主要是写得少。同时我也不想给出版者添麻烦，你知道，现在的书多难卖呀。当然，还是有几家不怕赔钱的出版社，给我出过几本书。《老家有多远》是由作家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的。这是我自认为很好读的一本小书，因此，我也一直关注着几家大的网店的销售情况，总的来说，卖得还不错，甚至大大地超出了我的设想。

　　阿霞：在具体写作活动中，您对自己会有什么样的要求吗？题材与手法或者说“写什么与怎么写”，哪一个对您更重要？

　　荆永鸣：在庸常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寻找人生的危机和具有戏剧性的无奈，按着自己的审美标准，尽其所能地使作品写得诚实可信。写什么与怎么写，是写作者永远也绕不开的问题。我觉得两者都重要。沙子盖不起高楼。同样的泥土，有人烧砖，有人做瓦，有人却能制作出精美的工艺品。

　　阿霞：您是否也认为写作是一种体力活？您觉得作家的精神活动在写作与生活中会有矛盾或冲突吗？

　　荆永鸣：一个人无论做什么工作，都需要有一定的体力做支撑，写小说也不例外。我曾经非常无聊地想，假如曹雪芹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不是抱病立著，《红楼梦》肯定会比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更好。第二个问题很哲学。我觉得世界上的矛盾与冲突无处不在。但在某一个契合点上，所谓的矛盾与冲突，则完全可能达到一种较为完美的和谐与统一。当然这需要作家依靠自己的智慧去调试。

　　阿霞：从技术层面讲，一个作家应该怎样处理小说故事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虚构是否可以达到完全脱离现实世界或独立解决文本的目的？

　　荆永鸣：小说家的故事总是来源于现实，而写成小说的故事又不可能与现实完全相同，其中必然掺杂着作家的合理想象。之所以要加上“合理想象”，就是为了让故事变得更加真实可信。从写作技术上讲，我非常欣赏帕慕克的一句话：“讲叙自己的故事如同讲叙别人的故事，讲叙别人的故事如同讲叙自己的故事。”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小说是可以虚构的，甚至可以完全虚构。只是一个小说家无论有着怎样超人的想象力，所虚构出来的作品，都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世界。想了想，蒲松龄没有做到，吴承恩也没有做到吧。值得申明，我不是说两位大师缺乏这样的能力。我的意思是说，完全脱离现实世界的所谓“文本”，非但不能称其为小说，而且什么都不是。

　　阿霞：您心目中理想的小说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否存在好小说与坏小说这样的说法？

　　荆永鸣：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有好坏之分，小说也不例外。但是由于经验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审美取向的不同，我们判断小说好与坏的标准就不可能整齐划一，甚至会产生极大的误差。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我对好小说的认可标准很简单：看过一遍，还想再看。

　　阿霞：您有什么特别的写作习惯吗？就目前来说，您对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或小说是哪一部？

　　荆永鸣：如果有时间，我会在上午写作，最多一千字，不多写，想写也要停下来。我是个笨人，而且越来越笨，只能以慢补拙。哪一部最满意，还是不说为好。

　　阿霞：谈谈您对作家从事影视编剧的看法，许多人对影视剧本的文学性存有质疑，一些严肃的作家拒绝影视剧本写作，您本人似乎也从未涉及编剧工作。

　　荆永鸣：我涉及过。大约是十年前吧，我的中篇小说《北京候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之后，被一家影视公司买去了改编版权。当时在两位著名作家的怂恿下，我用不到四个月时间写出了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得到了相关人士的认可与好评。可不知什么原因，后来这个剧本还是没有拍成。尽管我拿到了应该得到的报酬，但作为一次失败的体验，我仍然受到了打击，此后便再也没有写过什么影视剧本。后来听到一些从事影视剧本创作的朋友讲，他们如何吃苦，如何被折磨，我就更不写了。谁怂恿也不写，钱再多也不写！也不是说我视金钱如粪土，我没那么傻；而是我这个人的性格不行，受不了那种“鸡一嘴、鸭一嘴、老母猪也要拱一嘴”的折磨与打击。没办法，性格决定命运。像我这种经不得被人揉来揉去的人，活该就是受穷的命。我认了。

　　在我所熟悉的作家中，确实有一些拒绝影视剧本的写作。不过“触电”的作家也挺多，可谓情形各异。比如，有的三流作者写出了一流的剧本，有的一流小说家又恰恰毁在了影视上。小说和影视毕竟是两码事。令人叹服的是，有的作家可以两不误，一手写剧本，一手写小说，而且同样棒。那是真本事。

　　阿霞：我留意到，除了获内蒙古的“索龙嘎”文学奖，《大声呼吸》获老舍文学奖外，您在写作上所获的奖项大多为《北京文学》奖、《小说选刊》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等这样的刊物文学奖，您怎么看待一个作家的写作与获奖？

　　荆永鸣：据我所知，为了获奖而写作的作家可能没有。但有人拿出钱来给你发奖金，无论对哪个写作者来说，大概都不是一件坏事。据不完全统计，在近十余年的写作过程中，我曾获过二十多种文学奖励。这些奖项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对我而言都同样重要。前不久，我的《北京邻居》获得了《人民文学》2012年度中篇小说金奖。在获奖感言中我说过：能够有幸获得这个奖项我非常高兴，从物质上说，我可以用得到的奖金在短时间内改善一下我的家庭生活；从精神上说，它所给我带来的愉悦与鼓励，将会促使我去更好地写作。我的话当时激起了满场的笑声与掌声。其实我没有一点调侃的意思，我说的都是实话。

　　阿霞：您如何评价今天的内蒙古文学创作？您认为今天的内蒙古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层面上处于怎样的位置？有哪些您认为优秀的作家或作品？

　　荆永鸣：我觉得内蒙古的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当然有。如果拉出名单来将会很长，在此不想一一列举了。前两个问题还没仔细想过。

　　阿霞：最后，如果让您对年轻的一代写作者给出一些建议，您想说些什么？

　　荆永鸣：回答这个问题似乎有点班门弄斧，说几点我个人的体会吧。一、多读经典作品。最好找一位自己喜欢的作家，精读他所有的作品。不但看他讲了什么样的故事，更要看他是怎么讲这些故事的。二、在庸常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保持一种文学的敏感与冲动，去发现和关注那些有趣的人和事。三、把你认为最有意思的、感受最深的人和事，用你尽可能丰富的想象力，在不违背基本逻辑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夸张，甚至让它扭曲变形，写出来，那就是小说。四、可以去写别人写过的题材，但绝不能去重复别人表述过的经验。这一点是作品成与败的关键。是为共勉。

　　〔责任编辑杨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