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淇

　　“文革”十年浩劫期间，由于我们搜集整理出版了《巴拉根仓的故事》和《嘎达梅林》(已印书稿)，被扣上“乌兰夫民族分裂主义的吹鼓手”、“反动文人”、“黑母鸡下的黑蛋”等罪名。对此，陈同志曾写过一篇《革命的老母鸡》的文章，批驳了“左派先生们”的谬论。(他的文章发表在《内蒙古日报》上，日期忘记了)。其实，陈同志何止是把像我这样的蒙古族青年引上了从事文学的道路，他为内蒙古的民族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请看：他第一个担任了创建内蒙古文工团的领导人之一；他第一个主持首届内蒙古文学艺术者代表大会，并担任了副主席和秘书长；他担任了《草原》文学月刊的第一任主编；他最先把蒙古族民歌《嘎达梅林》整理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推向全国；他第一次合作出版了《巴拉根仓的故事》等，为内蒙古的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勤奋工作几十年，最后又长眠在内蒙古草原上。去年，内蒙奖励了60位杰出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将近一半成员是出自内蒙文工团的文学艺术家，由此可见周戈和陈同志创造的“黑母鸡”对培养自治区文化艺术作者所作出的历史功绩!

称谓

全世界唯有中国的称谓最复杂。每个人，每个阶层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称谓，往往不容混淆，其中的学问大着呢!有时为了称谓的误植、或置换、或改变，因而个人命运发生戏剧性的落差，是中国式的必然。譬如我自己，如果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叫我一声“许先生”，我全身会猛一激灵，怎么?见外了吗?我的档案袋里难道又有什么可疑的东西?我难道是“统战人物”吗?“民主人士”吗?我可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呀!称我“同志”吧!犹如当今谍战连续剧中地下工作者遇到久盼的上级握住彼此的手激动地摇着，仿佛为之奋斗的就是这一称谓。

　　然而，即使“同志”与否，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仍有微妙的差别。陈清漳同志，我们都称呼他“陈同志”，是从内蒙多少年沿袭下来的。一般都是名字加同志，从姓的后面直接挂名同志的少有，因为姓陈的太多了，如何分辨出此陈和彼陈?但在内蒙古文化界，你若说“陈同志”，便知说的是陈清漳无疑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一称谓的?是他自己要求申明的还是亲密的同志们犹如组织结论般予以肯定?有一阶段，他忽然听不到了，他焦虑万分，好不容易如阳光冲破阴霾，“一声陈同志，双泪落君前!”并非单纯的喜悦或哀伤所能概括，内含人生的酸甜苦辣，一切的欣喜、悲痛、困惑、温馨、情谊、冤仇……似乎都蕴藏在这对人的称谓里。

　　我称呼陈清漳什么最确切呢?我们既是朋友又不是朋友；我们既是领导与被领导又不完全是领导与被领导；我们既同在内蒙古文艺界又搞得完全不是一码事；我们既了解彼此又并不互相了解。陈清漳何许人也?他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红小鬼”，“回民支队”的一员，到过延安，上过“鲁艺”，党把他派到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来开天辟地贯彻《讲话》精神，要不是仕途坎坷，十三级的领导干部再往上升是没问题的。而我，不过是“支边”青年，包头文联的小编辑、小干部、小作家(当时只能称“工作者”)。徐悲鸿自称“江南布衣”，还当“院长”哪!我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在那个特定年代的特定阶段，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幸耶?不幸耶?起初，在合并到包头的内蒙古话剧团见到他时，我随众一起称呼他陈同志，同志是革命的称呼，显得庄重、严肃，和陈清漳本人正好一致。曾几何时，在“牛棚”里，在劳动改造的场地，在学习班的大铺房，我不自觉地改称“老陈”，那是个政治中性词，又显得相濡以沫的友谊的温暖。若第三人称将姓去掉，则“清漳同志”，在会上会下，正式发言或背地议论，都可减少上下高低之分而平等待之。然而，当政治风暴来临，必须直呼：陈清漳!因为按如今的法律：“疑罪从无”，那时却“无罪当疑”，大家都朝不保夕，忽然间揪出个“反革命”或“内人党”，你竟还在那里称同志，岂非划不清界线甚至“穿一条裤子”了吗?

　　陈清漳就是因为一个称谓问题，吃了大亏，从此一蹶不振，政治上一溜下坡，至死只是一个副局级干部完事。

　　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是李辉从潘家园地摊上淘到一大批历史资料，其中有“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杜高的全部档案，1955年肃反的档案，有内蒙党委转来的材料。内蒙古党委成立了五人小组，专门领导反胡风集团的斗争。上报材料盖章两枚，一为党委宣传部，一为“中共中央十人小组办公室特递材料专用章”。陈清漳起先是否是核心人物之一?反正那时他有权作报告或传达上级指示，在念批判稿时，他数次误称“胡风先生”，当时已经定性胡风为反革命，但还没有全民公布逮捕法办，有个时间差问题。陈清漳立刻遭到围攻，正好内蒙古缺个“胡风分子”哩!不久前，隔离审查了画家高帝，因为他蓄长发，性孤高，整天云里雾里，言不及义，可他再浪漫，和胡风及其分子并无丝毫联系，也搜不出黑信什么的，这下好，陈清漳竟敢称胡风为先生!即使陈一再辩白，拿出文件作佐证，证明那天称先生是可以的，是党的策略。搞运动，宁左勿右，有谁愿听?先扣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再说!揭发，批判，没材料呀!陈清漳从延安来，遵照《讲话》精神，主张首先发展民族、民间的文艺，自己不懂蒙文蒙语，依靠民间说唱艺术家共同合作，他做艰难的转译工作，在建国之初刚创刊的《人民文学》上，首先发表了《嘎达梅林》民间史诗，影响巨大，功不可没呀!也许是头鸟抢眼了，也许是遭人忌恨了，你这回居然称反革命头子为先生，虽然整理英雄史诗和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风马牛不相及，翻译内蒙东部区民歌和《七月》诗派《时间开始》(胡风诗作)不搭界，那么，不算“分子”，错误还是存在，结论是：连降三级，内部控制使用。

　　以上我都不在场，我是十年以后才认识陈同志的，场景已经转换，我也成了“剧中人”，在包头市的大街上，我亲身经历，看见陈清漳渐渐走近我的跟前。

“第一幕”

他似乎不离身地披着 (而不是穿着)那件藏青的旧呢子大衣，里面的确凉蓝灰的中山装或毛式干部服，领扣始终扣得整整齐齐；到夏天，还比较干净的衬衫捋起袖，出门不忘将中山装搭在胳膊弯；当然，呢子大衣暂时退役，退而坚守，不能压箱底，过不几天，塞北早晚天凉，还得披上。脚底是通行的布鞋。他走道慢吞吞的，但绝不是士大夫踱方步，没有摇头晃脑的感觉，也没见过他急步疾行，只有在“黑帮”们做操跑步的时候，他才被迫小跑步，低头跑姿和平时形成强烈反差，正如悲剧里的滑稽撕碎了悲剧。大家都滑稽，就笑不出来了。

　　其实，陈同志是英俊的，他天庭饱满，剑眉浓黑，轮廓分明，五官端正，如果上镜头演个正面的领导干部满可以的，可是他缺乏激情，“戏”在他脸上出不来，他一般喜怒不形于色，政治的历练使他沉默寡言，说话慢条斯理，嗓音略带嘶哑，仿佛那句话合适与否在他的嘴里转两个圈才蹦出来，以保万无一失。他惯常低头垂目；高兴的时候微微咧嘴；我从未听到他放声哈哈大笑过。不是河北贫农出身吗?回民支队的红小鬼吗?拿红缨枪的英雄气概到哪里去了?可惜搞了文艺那劳什子!干什么不是领导工作?说不定逐级顺达调到中央换个 “京官”当当，内蒙古虽说是风水宝地，地气却硬，会弄得浑身不是。清漳一路战战兢兢，右了不是左了也不是，“武训传”、“红楼梦”、“反胡风”、“反右派”、“资产阶级人性论”、“中间人物论”……这一路批过来批过去，中央批啥，地方上也得批，什么“高粱米和大米之争”?高粱米要吃，大米也要吃嘛!无非争论要普及还是要提高?既要普及也要提高嘛!陈清漳主张“高粱米”，周戈主张“大米”，各写文章争论，怎么又搞成“事件”了?“胡风先生”事件，幸而过关，闹个“内控”，这回“大米还是高粱米”岂不扯淡?“文革”列为罪状之一，何罪之有?陈清漳是在革命队伍里在延安“鲁艺”学的文化，并不是大学中文系科班出身。凭着他刻苦努力，在汉语言文字的功夫达到应用自如的地步。他学以致用，不去和同辈的文化领导干部唱和作古诗词，瞅准了蒙古族民间史诗和口头说唱文学这不朽的丰富的矿藏，请善用蒙古母语读写的学者和诗人，挖掘出土的民间史诗和传说故事，口头翻译个大概，然后他逐字逐句地斟酌订正，编译成汉语的新诗或散文。除不朽的《嘎达梅林》民间史诗外，又先后出版了《智勇王子喜热图》、《巴拉根仓的故事》等多部蒙汉团结合作的结晶体，这是开内蒙古蒙古族民间文学的先河。然而，“文革”中列举他的“十大罪状”赫然有此条款，上纲上线为“替乌兰夫民族分裂路线当吹鼓手”，是非黑白，完全颠倒!幸亏“造反派”和“军工宣队”对这一条不感兴趣，哪有闲工夫去批他几本小孩子读的破书——童话不像童话，神话不完全是神话——指为“影射”又对不上号。毛主席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并没有最高指示：“利用民间史诗反党”呀!既然他自我批判，好得很呀，空对空地一笔带过，注意力放在寻找“干货”上面，这陈清漳一向在文艺界权力斗争之外!从他身上实在挤不出多少 “干货”。

　　自从“左倾”、“内控”之后，出头露面的事，便没他的份儿了，便“没有功劳，只有苦劳”了，凡下乡下厂，吃苦棘手的活儿，都派陈清漳去。如党委要树乌盟的农民劳动模范郭老虎，就让陈清漳去当支部书记兼文化教员，手把手地教郭老虎“脱盲”。搞“四清”也少不了他；这回“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当然又转为“领导”运动的文革工作组，到第一线受造反派烤灼。

　　这回在包头昆区的一条钢铁大街北的街道上，我和他狭路相逢。

　　一阵锣鼓，一片口号声中，“幕启”。忽见冶金部主管的钢铁学院大门里涌出一群“牛鬼蛇神”，一律白色丧服，头戴纸糊高帽，扬出白旗，上书“朱家店”，很像鲁迅笔下《女吊》中的白无常。为首的是院党委书记，另有“孝子贤孙”、“秘书主任”、外加一位“花蝴蝶”添彩。陈清漳和“朱家店”无亲无故，素不相识，竟然也成为“朱家店”的“股东”，因为他奉命当工作组组长，胸口挂了块大纸牌，上书 “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清漳名字打了个大红叉。“文革”初起，凡工作组就是“灭火队”，以陈同志长期挨整养成性格上的谨小慎微，不可能去支持“造反派”造党委的反，必然是“走资派”的“保护伞”，好在来不及“镇压”便下台了。

　　然而，这街是必须游的，还必须游好。陈清漳低着头，目不旁骛，缓缓地挪动脚步，幸而这是包头的大街，不是呼和浩特的大街，认识的人毕竟少得多——他思忖着。我是绝对服从组织，上级党委没定朱院长是走资派，我个人岂能随便表态?说我顽固，揪我游斗，我还必须坚持党的原则……

　　我向他行注目礼，紧紧盯着他在我面前走过，我握拳挥手，设法吸引他直观内心的目光。这陈同志“文革戏”的第一幕，只能算楔子式的闹剧。

“第二幕”

陈清漳逃过了自治区文艺界的 “大舞台”，既然派到包头，便在包头市一级的“小舞台”上“演出”了。第一幕结束，第二幕便回到包头文化系统的“舞台”上，充当主角之一。江青命令全国各地文艺界刮“七级风暴”，我在工宣队进驻时被“造反派”以“文艺黑线人物”揪斗，风暴骤起，我被刮到“舞台”上，和陈清漳成为难友了。包头的工宣队和“造反派”，颇发挥群众运动的首创精神，置“牛棚”于黄河剧场的舞台上，那是全国绝无仅有的“发明创造”。世界大舞台，人生小舞台，舞台上下，或是看客，或是演员，有时互换位置，是人生的必然。但当时舞台作“牛棚”，将包头文艺界的“牛鬼蛇神”都赶上去，吃喝拉撒外加斗，只许 “粉墨登场”，不可“卸妆谢幕”，这一幕却是“史无前例”的。

　　两条长凳拼成一张床，自备卧具及洗漱用品：每人一课桌，写检讨用。舞台后台靠墙放两排“床”，中间是重要“黑帮”和留出的一大块批判空地，舞台前一排，大幕屏档，和台下及外面的世界隔绝。包头文艺界五六十个“牛鬼蛇神”全都集中到舞台上。每天早晨，啪地灯亮，脚灯、照明灯、追光灯，把我从沉黑的睡梦中惊醒，犹如猛地抽了一鞭子，梦被击得鲜血淋淋，即刻明白，我面对的现实和处境。那直射我眼皮上的炽灯，便是一把清冷的利刃，刺向我灵魂深处。在我的前面，中间地带，排列三张床铺，陈清漳是其中主要“黑帮”，我想他也会感同身受，虽是“老演员”了，在这样强烈灯光下，也会手足无措忘了“台词”的。

　　自从北京揪出了“三家村”，中央又打倒了“刘、邓、陶”，“3”这个数字仿佛大吉大利似的，不是“3”，也要强拼凑成串，以示和中央保持一致。于是上行而下效，集体无意识的从众心理，层层贯彻执行就是层层摹仿，凡“反革命集团”为首者必三位数。旧市委首先抛出包钢的“三家村”，文化系统的三位数便是：汪焰、乌力嘎、陈清漳，简称“汪、乌、陈集团”。其实他们三位各行其是，毫无关联，如何串在一起斗?只得各斗各的。三人中，数老陈资历最老，级别最高，却排列在二人之后，可见造反派掂量着他的“罪行”不够当“集团”的“一把手”。正如“第一幕”出现在大街上的那样子，如今跟屁虫一样跟在汪焰和乌力嘎后面，披着旧呢大衣戴着干部帽，始终深深地低着头，眼观鼻尖直达内心，任谁问话都不对视，因为怕泄露无声的抗议。即使在夜间，舞台上只亮一盏幽暗的脚灯，五十个入眠或失眠的“牛鬼蛇神”，鼾声和梦魇，压抑和释放，犹同地狱百相。我时常半夜醒来，一身冷汗，不知身陷何处?只听得中间重点“黑帮”，传来汪焰磨牙后一声嘶喊；乌力嘎则鼾声如雷；陈清漳却悄没静音，仿佛在假寐，仿佛在挨斗的困境中仍要守住人格底线的尊严和内心的平衡。

　　中国戏曲有幕间过场戏，交代空间和时间的转换，文艺界“大会战”“大获全胜”，总得要“清扫战场”，我们从“舞台”“卸妆”，回各自单位。这个阶段，市革委会让文化系统成立临时文化党委(党组)，陈清漳大概被视为“革命领导干部”担任组长，这个“党委”只是负责到基层单位去了解运动进展情况，支持“造反派”，又不敢包庇“走资派”，碰到两派争持不下，则和稀泥，结果成风箱里的老鼠，夹受窝囊气。陈同志披着旧呢大衣，戴着干部帽，被“群众”推来搡去，自以为“做工作”，没人听他讲大道理，却和他一贯的作风和形象十分吻合。不多久，这块“绊脚石”被造反派踢掉，没有挨揍，算给陈同志好大的面子!

“第三幕”

内蒙古全面“军管”，包头市的直属机关、各委办局全体干部(现在称“公务员”)一个也不能漏掉，除了敌我矛盾的五类分子和个别正在岗位上的干部，凡属人民内部矛盾的——也即全体——也即“拉一拉推一推”便见分晓的，我们成千干部均从疑，必须经过学习班集中学习，斗争，才能一一甄别。“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最高指示说。办什么样的学习班?学习班的具体细节，最高方面并无指示，这就由上面的歪嘴秀才说了算。凡捣乱的派性居高不下的省份，连窝端，远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和外界不发生联系，犹如孙大圣无奈逼离“花果山”，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就折腾不了啦!于是不容迟疑，一声令下，包头的各级干部，三天之内，交代后事，携带被褥，粮票、部分工资，集中到河北唐山去“学习”，多长时间?何时返归?没个准信儿。据“可靠消息”，也许就地“解决”，分到河北的农村落户也说不定。

　　我不得不粗粗交代一下这段的时代背景，否则第三幕便没有布景提示啦!陈清漳和我犹同“同监犯”，被集体“关押”在大地震之前的唐山煤矿医学院近二年之久。考陈同志的生平，像我这样和他朝夕相处两度春秋者，恐怕不会很多，而又从记忆里挖掘出点滴写此存照，舍我其谁?这段刻骨铭心的“文革”历史，随着老陈的逝去，许多同志一个个地相继走了，活着的时候，彼此调侃一句“咱们是‘唐大’的同学呀!”谁愿意揭开已经痊愈或永难痊愈的伤疤?让失落的记忆也灰飞烟灭吧!

　　但是，让我悼念陈清漳，我必须掇拾起记忆的残片，觉得分外的珍贵，清晰，鲜明。倘若取消第三幕，怎么能构成有头有尾的多幕剧呢?

　　包头市全体干部，集中在唐山煤矿医学院。医学院办公楼、教学楼以及辅助设施，围着很大的操场和战备地道；操场围栏外是小山坡和小树林子，原校学生们全都冲向社会或杀回老家闹革命去了，空出教室和教学楼变成我们的宿舍。有少量单人木床和叠架上下铺，大部分学员得自己搭铺——先用青砖围成池子型的够两个人头顶头腿脚伸展的尺寸，然后铺填稻草到齐砖的厚度，上面再铺自带的行李。我和老陈就睡这样的稻草铺。老陈当年的体质还真不错，不知晚年的疾病是否在这里埋下根子?他既不晨饮一茶缸凉水后跑步出汗，也不打鸡血针喝蓄养的“海豹”汁，他居然无病无灾地挺了过来。唐山的气候湿热，梅雨季节过后，逢阳光直射的好天气，允许我们翻出稻草搬往院子里晒，一股霉味冲鼻，稻草湿淋淋地几乎能绞出水来。我们的原市委书记，分到“七连”，端个马扎子。在离我们不远处的树荫下参加小组讨论，脑袋一歪，灵魂出窍，飞出这院子，自由了!市委书记恐怕患心脑血管疾病，圈在这“大笼子”里，“席梦思”床换成稻草地铺，自然不适应。一位市委书记的死，在这院子里，不起波澜，至多如投一枚小石子，水面上留些微涟漪。我和老陈从不与这位书记打交道，不过略感“兔死狐悲”而已。

　　我们过的是军营生活，按连、排编制，由解放军负责看管。排长以上都是现役军人；可能在部队里也是同样级别。我印象最深的是副排长，是个入伍不久的农村小青年，家在江苏徐州郊区，二十出头，脸膛红扑扑的，一副稚气的样子，面对管理这帮上面交待为“很复杂”的、“有问题的”各级干部，年龄全属父辈，必须装扮老成，学正排长那样不苟言笑，却又不免时时流露出人性的怜悯。班长由出身好的“造反派”干部担任，陈清漳只能当副的，负责学习和支部工作，曾是个十三级的领导干部，相当于有勤务兵侍候的师级首长，身后“小鬼”一手提公事包，一手拿茶缸和军大衣，师长昂首阔步，多威风!瞧这陈清漳的窝囊劲儿，说话吞吞吐吐，没个精神气，按说出身好、资格老、学问大，看不懂他犯啥错误，被人折腾成这样!小排副相处时间长了，和我谈心，忍不住透了底。

　　陈清漳益发沉默寡言，一天说不了几句话。大教室通铺生活，一切都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举手投足都无可遮挡，且我们集中在这“军营”中，虽不架设铁丝网，院门口有解放军把守，绝不能自由出入，还宣布了“五不”的纪律，不准外界(包括家属)通信联系。干部们越禁越想家，想方设法向家属报平安。允许寄些日用品鞋袜童装的时候，(百货销售点每月来两回)我们便随便买一、二种寄邮包，在包裹皮上另用块干净布写地址，布的背后落下字迹——一封简短家信。老陈见了，会心地一笑，他自己遵守纪律，但绝不向排长告密通报，此是小事；大事也不曾见他揭发别人，干落井下石的勾当，他一生都操守人格的尊严。当初和汪焰、乌力嘎合为“三家村”，他也没揭发批判他们以自救。汪、乌被定性为“敌我矛盾”，没资格到唐山学习班来，留在包头劳动改造，劳动完毕，他们可以“老婆娃娃热炕头”呀!而这里“人民内部矛盾”，为啥反而肉体和灵魂长期地备受煎熬呢!

　　每天清晨即起，早操跑步，然后分组学习、讨论，或大会听讲，或中会揭发批斗，或各自写检查材料、抄大字报。陈清漳到小卖部不买别的，圆珠笔、美浓纸横格本、手抄本大量购买，不仅小组会要记录，学习要写提纲，领导报告要认真笔记，更要紧的是用印蓝纸、美浓纸写一式两份的检查材料。从包头“舞台”上一直写到唐山，他下半辈子尽写检查材料了，比他编写整理的民间文学还多，比他出版的著作还厚。什么“乌兰夫的吹鼓手”呀，“文艺黑线”的执行者啊，把屎盆子往自己的头上扣吧!但他心里有一杆秤，上纲上线可以，不能上到“敌我矛盾”那边，这个界限自己要划清，譬如“胡风先生”事件，他知道档案袋里有，每次必写，但也必解释：有个时间差，自己错称先生，并无组织联系。我替他抄过大字报，故而详知。我和银行的唐雨铨同志，因为毛笔字好，抽出来专替人抄大字报。唐同志写得一手瘦长潇洒的“柳字”。我逃过自己挖空心思写材料的苦役，练习书法，不亦乐乎?陈清漳的材料写得十分认真，一笔一划，如他方正的个性。我抄了贴到我们连的大批判专栏上，解放军同志连声称赞好看，然而内容很少有人仔细去读，包头的干部不关心内蒙古文艺界的陈谷子烂芝麻。

　　既然名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当然以“学习”为先，但不能整天坐着学，要学工、学农、学军(已经在学)。领导说，要走一遍“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从“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到“一打三反”。“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二部题记)已煮过了不算，重新来，也不知反复了几次?那年我三十四岁，老陈大概年逾半百了，虽无大病，整天坐在小马扎睡地铺，不免经常腰酸背痛，脸上布满老年斑，外表已是进入老年的边缘。劳动倒不是经常的，他干活身手比我强得多，集体扛着铁锹到冀东田野干农活，在他几乎是一种享受。可是下开滦煤矿井下放“高产卫星”，大家都累得够呛。国庆节和元旦两次下矿，事先都开动员会，向党表忠心，一派豪言壮语声，仿佛立马要去堵枪眼似的。晚饭后我们去换班，穿上工作服，戴上安全帽，领了矿灯，从竖井罐笼降下地底深处，然后又转乘电瓶车，一个多小时才到采煤的巷道。偏巷进入掌子面，需钻只容匍匐爬行数十米才展腰攉煤的掌子面，如果正在爬行突然冒顶，那不仅我压成肉饼，通道堵塞，掌子面的工人也将窒息而亡。幸而并没有发生可怕的事。我浑身被汗水淋湿，心狂跳不止，勉强机械地攉煤，不觉得时间飞逝，昏昏沉沉地升井，顾不得洗净煤灰，回宿舍钻进被窝便睡。时已凌晨，沉睡到中午醒来，仿佛返魂回阳，死去的耶稣重新复活一样。

　　如果一桩桩、一件件写下去，这陈同志的“第三幕”实在太长了。够了!赶紧打住吧!要说这一年半近两年的时间内，是不是干过有关文艺的事?仅有一次。春节联欢晚会让我们排演一档节目，我们排练了大合唱，由陈清漳导演指挥。这次，老陈仿佛忽然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只见他挺直腰板，昂首微笑，执拗地严格地要求我们这样那样。上了舞台，他像卡拉扬稳稳的古典做派，绝不摇头晃脑，指挥得那么专业，那么青春，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的心目中，这位忘年之交的老陈，永远定格在这一刻。

尾 声

那时，我的家在包头东河区复成元巷一条狭隘的支巷里。沿街唯一的窗户，必须每晚挂上“护窗板”，一为挡风，二来防盗防有窥视癖的行人。屋顶不盖瓦，而是铺苫子涂泥，故我暗地里名之为“泥居斋”。“文革”后期的某日，陈同志宣布“解放”，不再视为“内人党”或别的什么，“革委会文教工委”，将“文化大革命”中他用美浓纸写的一叠叠检查和别人检举揭发的黑材料，交还给他，当面烧掉，不再存档，这可是件大喜事、大快事。

　　我约了老陈和文联的几位老友，到我家吃晚饭，不再怕被打成“小集团”了，友情聚会无罪，主题是庆祝党的政策的光辉嘛!酒能解愁已无愁，断断不可缺，下酒菜请诸位多包涵，妻己使出浑身解数，设法搞了凉盘头肉之类，新鲜蔬菜到近郊菜农那里能买到，居然摆满了炕桌，二锅头的纯度和烈度，简直让人未饮先醉。嗟乎!我有嘉宾，欢晤难再。这城中乡村，虽无江山明月，亦见篱笆井台，泥屋一间，火炕盘膝，莫忧隔墙有耳，不怕话多语失。陈同志的多少委屈，今夜借酒升华了。“烧了!都烧了!我是不是干净的人哪?”我只记得他反复地自问，其他我们还说了什么，时间久远，我都忘记了。“烧了!都烧了吧!”他背了一生的“黑锅”，难道就彻底卸下了吗?他吐字不清了，末了哽咽不止，歪歪斜斜地下炕找厕所，我扶着他，就在院子里方便吧!老陈喝醉了，宴席也就散了；让朋友们扶他回去休息，但愿他一觉醒来，已是另一个他了。

　　那晚以后，他回到呼和浩特，我们就很少见面。转眼间，三十年过去了，他离休以后，在家安享晚年，子孙绕膝，没必要再去搅乱他内心的平静。甚至听说他病了，不能下地活动了，我也没有去探望过他，“相濡以沫，莫若相忘于江湖”，反正去见马克思，既然是同志，大家早晚要聚在那地方开会的。陈清漳，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完整的形象，不想见到另一个瘦削的病体支离的老人，躺在床上，插着鼻管，打着吊针，见面说什么呢?能延缓他的离去吗?难道我去提醒他，喂，老陈，还记得吗?你被宣布“解放”的那晚上，到我家喝酒相庆，你竟难得地喝醉了么?醉了也好，不再有痛苦，如今你可以轻松地走了，一生的委屈在刹那间付诸东流。老实说，我很想听你朗朗地大笑一回，因为我从来没听到你大笑过。那么，你边走边笑吧，陈同志，你从“鲁艺”来，你总该记得鲁迅先生曾写道：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