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意外偏离
我每天要抽掉一包烟，早晨打开，晚上睡前定是正好抽完，如果剩下一颗就像是今天差了点儿事情没做。这样下来，我每天的时间就被一包烟分成了整齐的二十份。每天六个半小时睡觉是不抽烟的，用剩下的十七个半小时算一下，一颗烟相当于五十二分三十秒，我抽掉一颗烟的时候，就标志着这样长度的时间刚刚消失。飘在空中的烟雾是这些时间消失的唯一线索。
古人对时间的认识是从太阳和月亮开始的，所以古书上没有时间这个词，只有光阴、时光，永远带上一个光字。时间这个词太抽象，太难以把握和形容，所以聪明的古人选择了时间留在世上的影像加以阐明。就连提出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形容起时间来也会磕磕绊绊、闪烁其词：“一旦与人类评估的事件分开，时间即无法单独存在。”他的这种观点，是延续了莱布尼兹“时间仅是事件的顺序；它本身并不存在”的观点，至少是赞同。关于时间的解释，牛顿的观点最无趣，这个聪明绝顶的人、发现了万有引力的人、一直掌管英镑发行的人错了。我生活在这张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的大网里，每天早八晚五地被一根时针牵着，它像一把尺，偷偷地测量着我生命的长度，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时间在我的想象里一直是连续的，环环相扣，绝不会出错。它是直线向前，无法停顿也不能改变速度。你过完八点钟，接下来迎接你的一定是九点，中间的三千六百秒一秒也不会多，一秒也不会少，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要经过八点半这个点，绝无逃脱的可能。
可是凡事都有例外。
吉林省桦甸县坐落于龙岗山脉之中，我在那里出生，一直到十一岁才离开。大山里的孩子冬天都玩和雪有关的游戏，我们用木板锯两个比鞋子稍大的长方形，下面安上两条八号铁丝，前头用四根钉子钉进去做咬住路面的铁牙，上面用皮条钉七个绑扣，绑扣里穿一根麻绳使劲一勒，这双自制的滑行鞋就可以上路了。我们管这东西叫“脚滑子”。冬天，路上的雪被汽车马车压得溜光锃亮，穿上这样的脚滑子，背上书包一溜烟赶往学校，脚滑子是我们这帮孩子的标准装备。一个不穿脚滑子的男孩是无法想象的事，除非他瘸了。放学以后，脚滑子的用途再也不是赶路的工具，它变成了游戏的道具，变成了男孩显示胆量确立群体顺位的必修课。
北山大坡上有一条路，冬天汽车不敢上去，即使装上防滑链也不敢，因为太陡太滑，坡道又长，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只有马车能上去，马脚下有铁筋锻打的马掌，马穿上了铁牙，和我们一样。我们一帮孩子用脚下的铁牙一点一点上去，几乎没人敢上到坡顶，因为越往上去下来的速度就越快，最后快到无法控制平衡。竞争就在你停下来准备出发的位置开始了。我们一寸一寸地朝那个危险的极限靠近，直到有一次我上到的那个位置成为大家公認的极限，甚至所有的家长都警告孩子决不能靠近那个地方。那一次我上得最高，心里打着鼓就滑下来，滑到一半的时候已经领先后面的人很远。速度越来越快，心越来提得越高，几乎到嗓子眼了。忽然，我看见前方不远我左脚必须经过的路线上有一小块颜色和雪不一样的东西，很可能是马粪冻在路上的残留物。当时的速度肯定比汽车快的——比夏天的汽车快。我想躲开但是来不及了。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左脚被什么东西挡了一下，这微小的差池导致我必须把左脚抬起来逃开，然后向前移动两三寸，使它回到正确的位置，只有那个位置才能和右脚保持前后左右的呼应，才能留出微小调整所必须的余地。而且我必须快，身体正在以一种我没预料到的姿势扭曲。我还要看一眼脚下是什么东西造成了现在的被动局面，我必须看到，以便下次不犯这种错误。我低了一下头，什么也没看到，但是脚下的摩擦很质感，凭借这种质感完全可以断定那确实是马粪。冬天路上的马粪是有人收集的，拾粪也是我们放寒假的任务之一。马粪冻在路上，用脚踢一下然后装进筐里的动作我非常熟悉，也熟悉冰雪上剩下的那一小块残留。我甚至埋怨没把马粪踢干净那个人。可是一切都没办法挽回了。我感觉到两只脚都离开了坡道，耳边原本呼呼的风声突然变成了刺耳的尖叫，或许那就是尖叫，同伴的。我意识到出事了，出大事了。我清楚，自己此刻像一部没装刹车的汽车，正高速冲向深渊。一年前我看过这场景，拉圆木的解放车冲下漂河岭大坡掉到山涧里，盘山路上往下看，人很小，车楼子瘪了，水缸粗的圆木撒了一山坡。一些人用锤子和撬棍最后把司机弄上来，血不是红色，是粉色的，因为上面挂了一层白霜冻在衣服上。有一个词立即从脑子里蹦出来——死亡。
我也会死的。我才九岁，如果我死了一定很孤单，因为很少有九岁就死掉的小孩。不行！我得复习一下这九年里的事，牢牢记住。这样等我死了就有些记忆，我要用这些记忆在死亡里放电影，那样即便我找不到同伴也会好些。
我在飞……
世界忽然慢下来了，非常慢。时间好像偏离了直线的轨道，向旁边拐出去，要绕一个大圈子才能回来。我知道它早晚要回到直线上，那个时候我就死了，我得抓紧装好我要带上的东西。
二、夜空，嘀嗒嘀嗒
我能记住的事都是从四岁开始的，我四岁就认识天安门图案，知道简单数字的含义，但是不能超过10，因为我只有十个手指头。我认识一分钱的硬币，如果攒到十个，就是和手指头一样多的时候，就可以找妈妈换一张纸币，那个纸币是褐色的，中间有个扛着铁锹的阿姨，梳五号头，和妈妈一个样。
大人总是小看了孩子的智力，他们说话从来不背着我，我基本都能听懂。这次他们说到一个叔叔要上北京，家里积蓄有一百块，可以从邻居胡叔那借点，北京牌手表一百三十块钱，虽然不如上海牌的，但是上海牌的买不到，就买北京牌吧。我不知道上海牌是啥意思，但我知道北京，北京有天安门。我也不知道一百三十块是多少，但我知道那是钱，很多很多钱，我不会查。我知道我天天吃的苞米面是九分五一斤，九分我懂，但是后面那个五就不懂了，应该和九分差不多吧。家里有一个马蹄表，每天咔嚓咔嚓响，放在柜盖上，我想拿来玩但是够不着，那也是个值钱的东西，值钱的东西都不让我碰。
过了些天，手表真的拿回来了，爸妈挤在一起说这好那好的，还不时回头看我一眼，那意思是看我离他们多远，别过去抢。我四岁，已经知道那东西很宝贵，应该比马蹄表宝贵，比很多很多苞米面宝贵。我弄撒过苞米面，撒的不多妈妈会在我屁股上拍一下，有点疼，但是还没到哭的程度。如果撒的多她就会拍得很重，必须哭。苞米面在地桌的帘子下面，我能轻易够到；马蹄表在柜盖上，如果凳子恰好放在那我也有机会够到；手表是一直戴在爸爸手腕上，我不敢拿。
我挨着爸爸睡，他睡觉之前会把手表摘下来放在枕头底下，我很想趁他睡着了拿出来玩，可是每次都是我自己先睡着。爸和妈睡前要聊一会天，我在等他们睡觉，然后就天亮了。爸爸把手表抽出来戴在左手上，还冲着窗户晃一下，他似乎是故意的，就像我拿着那个白皮球在同伴面前晃一样。我有一个白皮球，一只手就能拿起来的白皮球，别的孩子没有。爸爸有一块北京牌手表，只戴在左手手腕上的手表，别人没有。爸爸给我买白皮球之后，我一直是在家里玩，因为拿到外面就会有别的孩子抢，皮球很白，我不想让别人弄脏了。过了很久，白皮球被我玩得不那么白的时候，我才拿到外面。
又过了很多天，我查过，比我手指头的数字多，那就是比十天多。爸爸躺下来摘掉手表，照例放在枕头下面。我拽过他的左手，上面有一条被表带勒出的印子，我知道。我就问他，这是咋弄的啊？他说是表带卡的。我就用手摸这个印子，问他疼不疼，他说一点都不疼，做爸爸的应该有这个印子，有些爸爸只把一个表带戴在手上，就是为了勒出这个印子，他们没有手表。爸爸今天格外高兴，他把手表拿出来告诉我，这个图案是天安门，你以前看过的天安门放的光是画上去的，这个天安门是自己会放光的，这是一只夜明表。里面最细的是秒针，它动一下就是一秒钟，每个一秒都是一样的。把手表盖在被窝里能看见它发光，贴在耳朵上能听见一秒钟的声音。最后，他嘱咐我别忘了把手表塞到他枕头底下，就睡着了。
这只手表现在属于我，我不能睡着，而且也不可能睡着，我对这个时刻的盼望已经好多天了。
我四岁，有过晚上睡不着的经历，那都是下午睡多了，晚上躺下没觉。我是个不给父母找麻烦的孩子，我多半会老老实实躺着，等他们都睡着了，我就起来，撩开窗帘坐在窗台上看星星。如果没有星星，那天上一定是黑洞洞的吓人，和我钻进被窝用被子蒙住头没有区别。今天我肯定一时半会儿睡不着，但是我有手表。
蒙上被子，被窝里就是黑漆漆的。手表闪着绿色的荧光，就在我眼前很近，但是感觉像很远，像夜空。这个夜空的星星排列成一个圆形，有一个在跳动，它和一个星星碰一下，接着就碰下一个，就像一圈星星传一个皮球。爸爸说的那个天安门真的会发光，绿色的光，和画片上红色的不一样。这个绿色的夜空让人觉得有点冷，有点远。
嘀嗒，嘀嗒……
我把手表贴在耳朵上，那个嘀嗒声变大了。这声音真好听啊！我从没听过这么好听的声音。这声音带着一条小尾巴，仔细听，尾巴很尖，刺耳朵，上面长满细细的绒毛，尾巴是朝向天外飛去的，越飞越远。那是一个星星把球传给另一个星星的声音，那就是一秒钟，那就是时间。我听到了时间传球的声音，我四岁，我应该是最早知道一秒钟含义的四岁孩子。
第二天早晨，爸爸要把手表戴走了。他用圆珠笔在我左手腕画了一只手表，蓝色的，这个手表听不到一秒钟的声音，但是我知道他手腕上的秒针正在嘀嗒嘀嗒转圈，从今天起，永远不会停下。
三、幸存者
姐姐比我大一岁半，她会用枕巾和两只袜子卷布娃娃。把一只袜子塞进另一只里就是娃娃的脑袋，袜子是灰色的，那个脑袋不会喘气儿。枕巾从两头向中间卷，然后绑紧翻过来就是胳膊腿儿，娃娃有点小，但是很像。那年我已经五岁了，可以轻松地数二十个数。我知道的事情比大人想象的多很多，他们仍然没发现。我知道妈妈怀孕了，肚子开始变大，那里面是我的弟弟或者妹妹。妈妈是老大，身下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她从五岁起就开始帮姥姥看孩子，就是我现在这么大。先是大舅，然后紧接着是二姨、二舅、老舅，直到她和爸爸结婚的时候，姥姥肚子里的老姨还没出生。妈妈只勉强上完小学，她说过，她在课堂上经常走神，惦记老舅是不是被狗咬了、二舅会不会去井边玩、家里的酱缸是不是盖好了，因为外面的天色恐怕是要下雨。如果听到任何一个小孩哭，她会神经质地回头准备冲过去。妈妈的童年到五岁就结束了，之后的日子她更像一个母亲。她没有少年，她背上书包也不是学生，更像是一个溜进了课堂的妈妈。妈妈今年二十五岁，从她五岁开始直到现在的二十年里，她一直在看孩子，她痛恨姥姥为啥不停地生孩子。所以妈妈生下姐姐就再也不想生了，我听他们唠嗑说到是爸爸坚决要一个男孩才有我。妈还说过我命大，怎么折腾都不流产。
白天爸爸奇怪地回来了，还带来两个人，然后他就让我和姐姐出去玩。以前他都是希望我在院子里玩的。
我出去和几个比我大一点的孩子一起捉蜻蜓，可是蜻蜓都鬼精鬼精的，大孩子能抓到，我只是跟着跑。后来我看到一只瞎虻落在那，我能分清蜜蜂、蚂蜂和瞎虻。蜜蜂会蜇人，我被蛰过，简直疼得受不了。大人说蚂蜂更厉害，千万不能惹。捉瞎虻是没事的，瞎虻专会吸血，叮一口会肿起红包，和蚊子类似。大一点的孩子捉到瞎虻就把尾巴揪下来，然后弄一个纸条写上字卷成卷塞进去，往天上一扔，它就飞走了，大孩子说它是送信去了，送一个纸条，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岁啥的，我们都没上学，就会这几个字。瞎虻比较傻，眼睛是灰色的看不远，从后面悄悄过去能捉到。我尝试了很多次，都是差一点就捉到。这只瞎虻落在水稗草叶子上，这是难得的机会，水稗草没有刺。我蹑手蹑脚走过去，两只手兜起来上下一扣就成功了。它在我手里乱撞，但是没有用，我不怕它。慢慢缩小包围圈，最后我用两根指头牢牢地捏住它，另一只手从裤兜里掏出纸，用嘴咬住撕下一条，在膝盖上搓一下，纸条就做好了。这一连串的动作我看了无数遍，所以显得很熟练。这是我第一次捉到瞎虻，也是我第一次寄出一封信。兜里没有笔，那就送白纸吧，我不想我寄出的第一封信和别人写一样的话。我揪下瞎虻的尾巴，因为是第一次所以还不得要领，我揪得大了些，揪下来的部分带着挺多东西，我知道那是瞎虻肚子里的东西。纸卷比瞎虻还长，我塞进去扔向空中，它并没有飞走，它看样子是很努力地扇动翅膀，只坚持了两秒钟就掉下来，它在地上艰难地爬，好像在发抖。也许是它累了，或者是被我吓着了。我蹲下来，等着它嗡地一声飞走，它带着我的信呢。
一个下午就这么过去了，瞎虻没飞起来，它的腿越动越慢，最后不动了。我用小树棍把它翻过来，它死了。是的，它死了。那些大孩子骗了我，瞎虻是不能送信的，我揪下来的东西是瞎虻的肠子，没有肠子是不能活的。我拽出那个纸卷，插进它肚子里的一截已经变黑了。我杀死了一只瞎虻。对，是我杀死了那只瞎虻。因为它不会蛰人，对它来说我是一个强大的怪兽，我轻易就可以决定它的生死，可我不是故意的。
我回到家的时候妈妈在炕上躺着，大夏天的还盖着被子，爸爸问她，看看吗？她说看看。爸爸出去，一会功夫就端进一个铁皮洗衣盆，妈妈往里面看了一会，又转头看看我，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真像。我爬上炕，洗衣盆里是两个婴儿，很小，颜色和别的婴儿不一样，是灰色的，大小和姐姐卷的布娃娃差不多，鼻子眼睛都有，只是眼睛是闭着的，不喘气儿。爸爸说是男孩，一对双。然后就端着洗衣盆出去了。妈妈一直盯着我看，嘴里像是对我说话，又像不是，你命真大。
我五岁，那两个被爸爸端走的应该是我弟弟，他俩死了，死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啊。妈妈不想要孩子，我是她不想要的孩子，但是我命大，我在她肚子里就开始了和她的斗争，最后我赢了，或者是她投降了，不然我也会躺在洗衣盆里。如果我当初失败了，那么洗衣盆里的两个弟弟就会活下来，那样妈妈就有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我是一个幸存者，为此我至少杀死了妈妈的一个儿子，但我不是故意的，就像下午我杀掉了一只瞎虻。
四、养鸭记
我家从长春市搬到桦甸县的大山里，是因为爸爸工作表现好。那时候正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大山里建起军工厂，只有表现好的工人才能调到这里，军工在那个年代很光荣，很重要。刚来的时候单位给建了十栋平房做家属住宅，砖要从很远以外用汽车马车拉过来，所以尽量节省用。当地开山开出很多花岗岩正好派上用场，这十栋房子窗台以下和两头的山墙都是用石头砌的，只在窗户旁边用了一点砖。这些石头房子整齐排列，棱角分明，和当地的土坯草房形成鲜明的对比，土坯草房里住的是本地的山民，石头房子里住的是从大城市过来的军工。山民也会打石头，但是他们不用石头盖房子。他们在山里生活了几百年，会山里的各种谋生本领；打猎、打松塔、捡蘑菇、放山（挖人参）等等等等，新来的城里人不会。城里人不知道山民为啥不用坚固的石头盖房子，直到冬天到来。
山里的冬天特别冷，三九天在山沟里让大烟炮（暴风雪）吹一回，你就知道啥叫北风像刀子了。山民的土坯房烧火炕，屋里是暖和的。军工石头房子也烧火炕，但是一点都不暖和，石头外面是北风，石头里面挂了一层霜，有半寸厚。早晨起来做饭，妈妈第一件事就是用菜刀背砸开水缸里的一层冰，我是在那个咔嚓咔嚓的砸冰声里起来的。过了一个冬天，军工开始学山里人本领，第一件事就是用黄泥加上草把石头山墙抹上一层。很多人开始跟着山民上山打猎、打松塔、捡蘑菇，但是放山（挖人参）却没人教，也没人带。军工学着山民的式样做爬犁，上山放树拉回来做烧柴。他们中间有相当多在农村生活过，所以养鸡养鸭、养猪种菜是不用教的。我妈妈虽然从农村来，但是她不会农活，只会看孩子。爸爸是城里长大的，更不会。那时候吃鸡蛋很难，大家就都养鸡。我家养了几年的鸡，却一次鸡蛋也没吃着，因为各种原因，总是在没长到能下蛋就全军覆没。有时是一只一只地消失，偶尔能看到带血的鸡毛，是被啥山兽或者鹰叼走了；有时干脆是鸡瘟。邻居说我妈养鸡养不起来可以养鸭子试试，这办法不错，第二年春天我家真的买来了五只鸭雏。黄毛的小鸭子很好玩，用一块半尺高的木板就能把它们圈在屋里的一角，鸭子不像鸡灵巧，它们笨。等鸭子比一个搪瓷茶缸大的时候就不能放在屋里养了，放到院子里，把杖子根的小窟窿都用木棍塞住，一个夏天又一个秋天，竟然一只都没少。邻居家新养了一只小狗，每天叫几声，可能是它的功劳。
军工的孩子似乎比大人更容易变成山民，我们和他们一起玩，他们玩的东西都是要自己动手做的。比如谁在哪里捡到一个铁皮罐头盒，大家就回家做一个好用的木杆，锯子、斧子、菜刀对于十来岁的山民孩子是经常用的家伙，大人不管。军工的孩子就得学，和同龄孩子学，但是一般不能让家长看见。一只罐头盒我们就能打上几天，有点像打冰球，一群孩子组成两伙，每方有一个看门的，球门就是用树棍临时插在地上。经常有人被“球杆”打到腿上脸上胳膊上，山民是不管的，但是军工看到孩子脸上青一块就好像天塌了。还有一种游戏叫“打嘎”，是用一段拇指粗的树棍，三寸长，两头用菜刀削出尖，形状像枣核。再做一把木头拍，样子和菜刀差不多，只是要厚一些才能打得远。把“嘎”放在地上，抡起木菜刀使劲一砍，那个“嘎”就飞起老高，翻滚着飞向远处，之后就是用木菜刀量出飞了多远，打得远就是胜出者。最好玩的就是冬天的脚滑子，我做第一副脚滑子，砸铁丝的时候把手砸了一个血泡，八号铁丝对十来岁的孩子来说确实难了点。爸爸和我严肃地说过，有三种东西不能玩，打嘎怕崩到眼睛；打盒子容易打架；脚滑子更不行，因为太快了危险。他说过如果看到我有这三样东西就扔掉，我知道他能说到做到，所以都是玩完藏起来。
山里冷得早，九月末就下了一场大雪，晚上爸爸找出一副破劳保手套，手套是单位发的，猪皮。他剪下一块给我补棉乌拉鞋。这双棉乌拉已经穿两个冬天了，买的时候大不少，今年刚合脚就破了，破的位置正好是我绑脚滑子麻绳经过的地方。他应该不知道我玩腳滑子，不然会骂的。
鸭子已经很大了，明年开春一定可以下蛋，家里已经预备了坛子准备明年腌咸鸭蛋。院子里的鸭子站在雪里，一只脚站着，另一只脚缩进肚子下的羽毛里，过一会就换脚。妈妈突然就开门出去了，一会功夫，五只鸭子被她赶进厨房，她一边找木板把鸭子圈在角落，一边对爸爸说，明天在屋里做一个笼子。就这样，从第一场雪开始，屋里多了五张呱呱叫的嘴。晚上还好，它们也睡觉，白天有点吵人。没过多久，外屋的味儿就开始让人受不了了，我多了一个活，每天清理鸭粪，可是味儿还是一天比一天大。爸爸开始建议把鸭子弄到院子里，盖个鸭架，妈妈不同意，说外面不行，鸭架也冷，鸭子是光脚的，你光脚站外面试试？再说外面有黄鼠狼。爸爸说没事，山民家的鸭子都是在院子里养，我们家的为啥不行？争论归争论，鸭子还是在屋里，味儿一天比一天大，有时候必须开门放一会儿，外面的冷风刀子一样，关上门得好半天才能缓上来点。快过年了，家里的衣服被子都是鸭屎味儿，妈妈的坚持越来越勉强，最后她自己也放弃了。一天早晨，爸爸把鸭子赶进院子，鸭架里面也垫了干草。
第二天早晨，我打开鸭架门，要把它们放出来。可是鸭子一个也不往外走，我用棍子敲也不行。仔细一看，那五只鸭子都趴着呢，刚要起来就摔倒，我伸手揪出一只，发现鸭子的脚不是金黄的，是黑的，硬得像冰块，已经不好使了。再拽出一只，这只根本没有脚，脚冻掉了。我把五只鸭子和十只鸭脚摆在外屋，齐刷刷地摆着。爸妈站那看，一句话也没说，妈妈哭了。
那天是周日，他们都没上班，也不说话。爸爸把鸭子拿出去放血，回来烧一锅水，还是不说话。下午的时候，爸爸忽然问我，你有脚滑子吗？我说没有。他拽着我出去，从房后柴火堆旁边把我的脚滑子拽出来，然后扔进灶坑。我寻思着他为了鸭子的事生气了，我好像要挨揍。可是他好像没生气，说：你做的吧？嗯。挺能耐的啊，哈哈。你做得太差劲了，铁丝不平行越滑越累，一会我给你做一双，用钢筋的，榆木板结实不震脚。他真的开始做了，做得很漂亮，绑扣是用一副新手套剪下的皮子钉上去，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脚滑子。
山民的鸭子在雪地上跑，嘎嘎地叫着。三九天的北风对我来说已经习惯了，我穿上这双无与伦比的脚滑子飞一样超过它们。明年冬天，爸爸会给我买一双崭新的棉乌拉鞋。
五、整齐的柈子
寒假第一天，天刚亮我就被爸爸劈柈子的声音吵醒了。
山里人都是烧木头柴火，我们叫做柈子。冬天大雪封住山，大人就开始上山伐树，在山上锯成两米多长的圆木绑在爬犁上拉回家，之后再锯成一尺半长一截堆在菜园里，因为太多，院子放不下。这之后就要等天气最冷的早晨，越冷越好，因为越冷圆木冻得越脆，就越容易劈开。我九岁了，今年开始，放寒假我每天最少要锯三节圆木，圆木有大人腰那么粗，爸爸提前抬到锯架子上，我只管锯下一尺半一截就行，八九岁的山里孩子都要参与这项劳动，给我的任务算是少的，通常我用不了两个小时就能锯完。干这个活不用尺子，每家的刀锯上都有一个一尺半的记号，用刀锯比量一下就行。整个暖木条子村，整个桦甸县，包括整个东北的山民，柈子的尺寸都是一尺半，这个是绝对要遵守的，这也是山里的规矩之一。
山里也有劳力少的人家，或者没时间上山伐树劈柈子的，他们烧柴就要买现成的柈子。买卖柈子按丈算，“丈”柈子都是按柈子垛的高度和长度，至于一根柈子一尺半是规矩，不用说，也不会有人量。柈子故意短了一寸半寸的事也有，但那是非常丢人的事，被人发现找上门来要赔礼赔柈子，还得央求买主别声张出去。山里到处都是柈子垛，随便从两户人家各抽一根都是一样长。
班级的炉子只用来取暖，冬天搭上，夏天再拆掉，是烧煤的，只有这种子弟学校用烧煤的炉子，农村学校都是学生固定交一定数量的柈子。子弟学校虽然烧煤，但引火用的小柈子也是需要学生每个人交的，只是交的不用那么多。这种小柈子是七寸半长，正好是标准柈子的一半，用家里现成的柈子截开再劈细一点就行。到了冬天生炉子的时候，教室后面就码放了一面墙的小柈子，同学都主动多交点，这是家长嘱咐的，因为老师是文化人，他们一般不大会干山上的体力活，这样开春的时候把多余的柈子清理出去，同学就直接给搬到老师家了。
我已经二年级，会写很多字，几乎可以写信。其实我上学前就会写很多字。最早会写的字是在外面墙上看到的，是笔画最简单的三个字“大王八”。我们这里的小孩估计都是从这三个字学起的，是最先学会的字，因为简单。名字是自己会写的第二个词，我的名字笔画多，所以费了不少劲才歪歪扭扭学会。所有上学的孩子第一课就是五个字“毛主席万岁”。那是印在语文课本的第一页的，必须学会。所以这几个字经常出现在墙上，是粉笔写的，一看就是一年级小孩的字体。
学校有一天出了大事，听说是有人写反标（反动标语的简称）。我去看过，在教室外面背对操场的墙上，看字的高度和样子，是刚上学的小孩子用粉笔写的，这个所谓的反标几乎是他把会写的所有字连起来。我一年级的时候也写过，是和别的孩子学的，把某个小孩子的名字后面加上大王八，做为对他的报复，或者是玩笑。这个孩子把两个绝对不能放在一起的词写在一 起，如果前面是一个坏蛋的名字就好了。
上午间操的时候和平时不一样，今天不做广播体操了，大家都站队，校长和全体老师都站在前面，还来了好几个厂里的干部，气氛异常紧张，没有人敢出声。校长大声喊着；写反标那个人给我出来！自己出来！喊了半天看还是没有人出去，他就径直走进队列里拽着一个小孩的脖领子拖到前面。他显然是很愤怒，或者是故意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愤怒，就像那个孩子故意砸坏了他家的水缸，甚至比那还严重，是烧了他家的房子。小孩是被他拖着到了前面，他一撒手，孩子就瘫在地上。厂里干部模样的人用脚尖指了指，就是他？是！就是他！校长显然怒气未消，显得很激动，激动里似乎还夹杂着兴奋。那个孩子比我小一岁，住在我家道南隔几栋，这件事情之后，他再没上学。
我们交到学校的柈子在教室后墙码了一人多高，整整齐齐的。只有两个地方的柈子与旁边不一样，张强交的不少，都比别人的长一块；李虎春交的长短不一。
二年级的时候张强十四岁，不知道他为什么上学那么晚。他是当地很有名的人物，跟着山民上山打猎；爬十层楼高的树上打松塔；他能打架，多大的孩子都不敢惹他，校长好像也有点怕他，他遲到，校长看见也假装没看见。他坐在最后一排，靠着一垛整齐的柈子睡觉。经常有外村的大人来找他，神神秘秘的。张强从来不和比他小的孩子玩，所以我只是认识，从没说过话。爸爸单位生产高射机枪，高射机枪的子弹盒上有一个很厚的弹簧片，我压不动。那东西拿下来和匕首的形状极相似，稍微磨一下就成。张强就有一把，放在书包里，我看到过他书包破洞里露出的刀尖。有一次暖木村放电影，散场之后他用这把匕首把一个比他大不少的小青年捅了，之后他就没来上学，也再没出现过。有人猜他去当土匪了，我不信，他从来没欺负过比他小的孩子，土匪应该是欺负人那种。
李虎春上到期末也不上学了，他就在我前桌，第一排，和他弟弟李虎男同桌。这兄弟俩是朝鲜族，而且是双胞胎。弟弟李虎男鬼精鬼精的，学习成绩也好；哥哥李虎春是严重的弱视，他看不到黑板，老师写多大的字他也看不着。他只能听，笔记是弟弟帮他做，然后他把弟弟的笔记本几乎贴到脸上才能看见。李虎春和张强都不玩脚滑子，张强有更好玩的东西，但是李虎春不是，他的视力没法玩。
子弟校是从小学一直到高中，爸爸说他的成份是地主，我要好好上学，少说话，别出乱子。交到第十次柈子的时候我就可以下乡了，然后在山里的某个村子呆几年，军工厂会想办法招工，我们就都回来。然后呢？然后就像爸爸那样做一名军工，会山民所有本事的军工。我们养鸡鸭鹅，养猪，打松塔，捡蘑菇，到时候我们给自己码一垛一尺半的柈子。在这之前，决不能出错，就像一根标准的柈子码在柈子垛里，整整齐齐的，整整齐齐的。
六、名字里的太阳
爸爸给我起的名字就是一个字“颇”，这么拗口的名字我不喜欢，但是也得用。我的同学多数叫文革、卫东、红军、红卫、立新、胜利啥的，要么就是刚、强、波、淘。他们这些名字就像山上的松树橡树榆树，混在山上挺顺眼，自然。我的名字夹在里面说不清是啥树，或者根本就不是树，甚至不算一株植物。爸爸解释说战国有四大名将，四大名将里有个廉颇和我叫一个名，这人勇猛豁达。这个字课本上没有，后来我会查字典了就查了一下，里面说颇是形声字，原意是指“头不正”，做程度副词用是“非常”或者“稍微”的意思。这算是啥名字啊？我歪着头，没实质意义，又虚又滑模棱两可。
班上还有一个人的名字有点怪，叫隋乾。乾这个字我不认识，只是聽读音。大多数同学都不认识我们俩的名，通常把我的颇写成坡，把他的乾写成迁，这样方便，也省了纠正他们费口舌，有时候我主动写成坡，这样皆大欢喜。
那时候的新华字典没仔细讲乾字的意思，当时我们天天正忙着打倒孔老二，所以绝不会知道伏羲画卦而后文王著《周易》，不知道孔子韦编三绝的故事，至于他著过《易传》更是讳莫如深。隋乾的爸爸很有学问，这个乾字就是周易的第一个卦，是最阳刚的一卦，他爸爸是希望儿子“潜龙勿用”还是“飞龙在天”就没法知道了。当时我问过爸爸乾字啥意思，他只是说可以当男人讲、也可以当太阳或者白天讲，也可以当天字讲。
隋乾和我同岁，住在我家后院。我家的水缸是陶制的，外面有一层釉；他家买不起水缸，所以他爸爸从厂里要来点水泥和碎砖头砌了一个方形的，那个水缸底下有了沙子之类的东西是不能扳倒刷的，只能用抹布粘或者用手捡。隋乾是家里的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们是军工的孩子，吃的是粮本上领的粮食，只要上学就有粮食补助份额，不上学的没有，他家里有三个男孩，只有一个有粮食补助，粮食一定是不够吃的。所以他家的碗柜上有“门鼻儿”，可以上锁。我们居民点每家有一个灶台，上面一口大黑锅。做饭时中间做菜，锅沿一圈贴上苞米面大饼子就是这一餐的全部。锅很大，一圈大饼子如果剩下一两个就放在碗柜里。我家两个孩子都上学，所以粮食勉强够吃，如果玩饿了把碗柜里的大饼子拿出来吃了没问题。隋乾家是绝对不行的，大饼子饭后要放进碗柜上锁，钥匙在大人身上。
我名字里的颇字似乎并没给我带来勇武，在一群孩子里，我属于偏胆小的。隋乾的名字却在他身上应验了。他8岁就敢自己上山采猪菜，捡橡子，捡蘑菇，挖细辛和党参。那是龙岗山脉的深山老林，里面能伤人的东西极多，翻过居住点的岗子遇到啥都不稀奇，别说老虎、野猪、黑熊、东北豹，就是出来一只獾子也不是小孩能对付的。他更像山民的孩子，敢翻过四五个岗子在山里走一天。到了深秋，他家院子里晾晒几盖帘的圆蘑，金灿灿的诱人，那东西和肉炖一起太好吃了。爸爸没时间采蘑菇，我想采。我和隋乾说，上山采蘑菇带上我。
九月中下旬山里就开始下清霜，这正好是采圆蘑的好时机。周日早晨天刚亮他背着一个椴树皮背筐来敲我家窗户，我出来也找爸爸的背筐，他说一个背筐足够了，多了背不动。山里的背筐都是用椴树皮编的，即轻巧又结实，只是那都是大人用的，大人背上，背筐底正好落在屁股上；九岁的孩子背起来，筐底正好碰腿上，走一步磨一下，非常不舒服。背筐碰在我腿上啪嗒啪嗒有节奏地响，上了第一个岗子顶，回头看我家的房子已经很小了，从这走下去基本没有路，树叶把天遮住，找不到太阳。我的心也开始啪嗒啪嗒跳，我就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山里孩子了，隋乾说今天要翻四个岗子，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又兴奋又害怕。在山顶，他折下一根一米来长的树棍，也给我折了一根，然后他嘟囔了两句什么，我没听全，大概是“青草陌棵……”还有一些我没记住，那是山里人上山叨咕的几句话，意思是草里有蛇，别伤着我。他念叨的时候明显不是念给我听，是念给山的。他啥时候学会了山里这些东西？他神神叨叨地念了一遍，我忽然感觉他不再是我的同学，他是另一个人，是这山的一部分。然后他开始嘱咐我：树棍是走路时划拉草的，这样可以把蛇吓走。经过大树用棍子敲一下，敲出点动静，这样大野兽听到了会绕道躲开，避免迎头相遇。还有就是伐木留下的树墩不能坐，那是山神爷的牌位。说完这些，他好像就回来了，有说有笑的，变回我熟悉的样子。
翻过第二个岗子的时候，他开始走一段路就顺手折断一个树枝，折断后不拽下来，让树皮连着挂在树上，折的树枝都是和肩膀一样高的位置。这次我没问，我猜想那是做记号，回来一旦找不到原路，这些就是路标。我感觉第一次上山和他结伴是选对人了，他名字里有天，有太阳。
采圆蘑就是一路找倒下的大树，不管是自然倒的还是人锯倒的，只要倒下就开始慢慢朽掉，就会长出蘑菇。隋乾似乎知道哪里有倒木，我们在一棵倒木捡完蘑菇就直奔下一棵倒木，几乎不走冤枉路。背筐已经有一半装满蘑菇了，这是鲜蘑菇，半背筐对九岁的孩子已经有点重，隋乾说，往回走，现在快中午了。大山里是看不到太阳的，只能看到树，没完没了的树。他说快中午那就一定是快到中午了，我相信他，绝对相信。从上山开始我们就是轮班背背筐，往回走也一样，只是换得勤。原来我一直不理解背筐为啥编得那么小，回来的路上想通了。两个九岁孩子的体力在这种走路爬山状况下几乎相当于少半个大人，我们是半筐，而且可以轮换，算下来我们是有优势的，即便这样也是挺累人，背筐已经不是碰在腿上，而是打在腿上，估计磨破皮了。翻过最后一个岗子，下到半山腰，这里是军工家属的玉米地，前方能看见自己家的房子，所有的烟囱上都在冒烟，这是爸妈下班了，在做饭。九月末采圆蘑的时候，山里是天气已经很冷，我们都没有秋衣秋裤，所以要么直接穿棉裤棉袄，要么穿单衣服。看到自家房子，忽然感觉背筐是那么沉，好像腿也死沉死沉的，肚子开始叫唤，饿了。我俩一屁股坐在山坡上，背对背靠着，背筐放在一边，要好好歇一歇攒足力气回家。上山之前我怕自己会饿，所以在棉袄里揣了一个大饼子，我知道隋乾的棉袄里是绝对没有大饼子的，我要给他一个惊喜。我嗖地一下抽出这个大饼子，揣在怀里还是温乎的，掰下一半往身后递过去。我们俩一句话也不说，三口五口地吞咽下去，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一次苞米面大饼子，黄橙橙的大饼子吃下去，抬头看偏西的太阳真正是笑眯眯的，很红润的光，很柔和的光。
我在院子里摆了三个盖帘，把分到的一半蘑菇一个一个码放好，圆蘑是杏黃色的，秋天风干燥，太阳也好，下个周日之前就会晒干收起来过年吃。爸爸倚在门框上，静静地看着我摆弄这些蘑菇，也不说一句话。邻居胡叔胡婶是从江苏调来的，吃完饭他们抱着一岁的儿子凑在杖子边看我，他是能看见我爸的，通常会大人和大人打招呼，今天却先主动喊我，这是头一次。“小颇上山了啊？”“嗯”。他说“上山”两个字的时候咬字特别重，说我名字前边的那个“小”特别轻，几乎听不见。和我打完招呼，他和我爸碰了一下眼神，我爸把倚着门的身子正过来，手往后一背，两脚岔开，站得笔直笔直的。
七、木其河向西流
我在飞，如果可以飞远一点，前面就能看到木其河。周边响起了呼呼的风声，好像那个时间的弯道已经结束了，我在降落，世界在变快，在恢复正常的速度。我知道终究会落下来摔一下，我已经拷贝了许多东西，没什么可怕的。我是个山民了，从胡叔的语气和眼神里我确定我是一个山民，每一个山里孩子要长成东北大汉，一定要和黑洞洞的死神撞几次肩膀，妈妈说我命大，没准这次真能平安无事。可是我还想带上点东西，直到最后时刻我才想起它，就是前面这条木其河。
木其河在地图上找不到，它太小了，只要不是春天山水下来，我们挽起裤腿就可以过去。河底是沙子，水深的地方也能清楚地看见小鱼游来游去。这条河两边是山，被山夹在中间的河只能听从山的指挥，木其河向西流，流过爸爸的军工厂，流过我们教室的后窗，一直向西。
所有的河最后都要流到大海去，可是海在东边，木其河却径直向西。爸爸说再往西就是松花江，木其河入江的时候一定很慌张，江这么大，木其河的水过不了多久就会走散。松花江两岸还是大山，大山夹着松花江，松花江夹着木其河，继续向西。向西的路还要走三百多里流进一个叫扶余的地方才开阔起来，然后这条江好像忽然想起了大海在身后，于是猛一回头，向东流去。松花江划出一条巨大的弯道回到正途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或者说不可能回到原来的样子，一条江只要向西流过，总会与众不同。
木其河发源地不知道在哪，我和隋乾上山经常看到山坡上，大树边，小沟塘冒出小小的泉眼，撇开树叶就能喝。这些细流顺着山沟流下去就是向西的木其河，这样说来，我是到过木其河源头的，或许我从那一刻起，我就随着小溪进入了这个巨大的弯道。木其河的每一滴水都是珍贵的，大山里危机四伏，能进入松花江要经历无数的关卡，就像下山的人，总会有些，走着走着就走丢了。
创作谈
写诗三年，虽也发表了一些，但是越写越觉得有些想法是无法用诗歌送达的。我要写出另一种诗，它不分行，平静地叙述，用整体的气味去笼罩，用穿行其间的事物去调色，给庸常的景物喷洒灵光，让它变成意象。我忽然发现我在写散文，这纯属误打误撞。
语言和思想永远是散文的左右腿，它们俩争着做射门入球的一个。安抚这两条腿协调地到达终点是我写散文时最常做的事。我想，如果一定要区分形式和内容哪一个更重要，那一定是内容。语言永远是思想的衣裳，它要在思想需要的品位范围内招展款式和颜色。如果散文是一条江，语言是江面上的帆影，是江岸的垂柳和水波荡开的质感，思想才是江面下汹涌的潜流。语言是一小块方糖，它融入思想这副良药才能治愈人生。
责任编辑 吴佳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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