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蛮

　　一

　　迄今为止，我所经历过的最惊险一幕发生在我童年时候。那年母亲让姐姐带我去乡下“躲杀”。

　　这个词说起来挺吓人，但母亲就是这么说的。这是她的语言专利。举个例子，小时候我和姐姐不愿帮母亲做家务事，姐姐就去邻居姐妹那里串门聊天，我则跑到巷口看大人们下象棋。母亲把我逮住，就厉声谴责说：“你躲杀呀！”

　　再举个例，我若惹了祸，被母亲拿刷把头追着责打，情急之中逃进邻居家躲避。邻居大妈站出来劝阻。母亲无奈，一边与邻居大妈解释打我的理由，一边隔了距离喊：“快出来，你今天躲过了杀，明天也躲不过！”邻居大妈并不惊奇，晓得她只是夸张，于是笑着把我交出去任她领走。

　　但这次母亲非常严肃地说，要姐姐和我去乡下舅舅家躲杀。我一下便体会到了这个词的真实含义。

　　那时我就读的小学关了门。姐姐的中学也成了红卫兵的武斗据点，由她的男同学们拿枪据守着。女同学有胆子大的也去了几个，还学会了打枪扔手榴弹。姐姐胆子并不小，本来也想去学校的，但母亲坚决不准。母亲说：“女娃子家家的，拿刀拿枪的成什么体统！？”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便把姐姐和我拉起来，说：“不行，你们两个都不能再留在城里了，今天就走，赶早班船到乡下你舅舅家去。”见姐姐一脸惊讶，又说：“你也不小了，该晓得个厉害。现在城里到处都在打枪，一乱起来哪个顾得了哪个？这些天都有人提着枪从巷里跑过，你们也看见了。两派的人真要碰上打起来，把我们家当了武斗工事，那还得了！？走，马上去赶船，这是躲杀！”

　　与姐姐匆匆赶上船，船舱里已经满满当当都是人了。姐姐拉了我从前舱走到后舱寻找座位，竟然找不着一个空位。

　　但要说完全没有空位也不准确。船上的座位并不是一个一个的靠背座椅，而是十多排长条木凳。一排坐六七人或八九人不等，总有挤的可能。我拿眼扫视船舱，分辨人头密或人头稀的地方。果然被我发现了一个空位，是一只胀鼓鼓的黄色军用书包占着的。书包的主人是一个看上去很文静的姑娘，此时正埋头看着一本厚厚的书，一只手搭在书包上。

　　姐姐也看到了那只书包，拽了我手走过去。还没走拢，书包的主人便抬起了头，打量我和姐姐的眼神满是警惕。不过很快那警惕就舒缓下来。姐姐要她把书包占的位置腾出来。她看看书包又看看我，不太情愿地拿起书包，说：“这也坐不下你们两个人啊。”

　　姐姐把我按到座位上，说：“就他一个人坐，免得他到处乱钻惹人烦。”说完冲她一笑。书包的主人终于也笑了，露出一口好看的牙齿，整齐洁白，像玉石琢磨成的。

　　轮船沿嘉陵江向上游驶出一段后，船舱里渐渐清静下来，似乎也没有先前那么拥挤了。姐姐没有再去找座位，倚着船舷栏杆站着看江边风景。我几次站起又坐下，想让姐姐坐我的座位，却又担心自己离开座位后其他人会蚕食过来，所以一直不得安宁。

　　与我右邻的姑娘看一会儿书，又抬头看看江水，终于忍不住对我姐姐说：“你还是找个座位坐下来，你弟弟一直扭个不停，我也没法看书了。”

　　姐姐对她歉然一笑，指了我命令道：“你这家伙，坐好就不要动！”我委屈地申辨说：“我没有动，我想让你坐这位子。”姐姐又喝令我：“废话，我要你操心吗？”

　　看书的姑娘干脆站了起来，把我拉起来，错过身子向我左邻的旅客说：“喂，麻烦你稍微挤一挤，这姑娘带着她弟弟呢。”

　　左邻是个农民模样的汉子，听了她话顺从地往那边挪了挪身子，让我的座位宽出一些来。姑娘自己也往外挪了挪，讓我姐姐坐了下来。

　　天气很热，姐姐身体有些胖，这时挤下来，立即又热了许多。姐姐自觉有些对不起人，感激地看看那姑娘，又问她看的什么书。姑娘便合上书让姐姐看封面。我也看清了，是《毛泽东选集》。姐姐会心地一笑，说：“我走哪去也常带本《毛选》，我喜欢看书里的注释，像看故事。那样也安全。不能带别的书，像《青春之歌》也是毒草了。”

　　姑娘也笑了，说：“其实我也看过《青春之歌》，不过现在也喜欢看《毛选》，不是看注释，是看毛主席的文章。”姐姐便有些惊奇了，又问：“你看哪些文章呢，都看？”回答说：“不，我选一些看，反复看，比如《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还有《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读起来有音乐感。”

　　姐姐更加惊奇了，说：“怎么还会有音乐感，那是打国民党写的呀。”

　　姑娘看着我姐姐想要说什么，最终却是偏过头来问我是到哪里去。姐姐回答说到乡下舅舅家去。姑娘又问：“你们去舅舅家过暑假，舅舅家好玩吗？”姐姐摇摇头，没回答。妈妈警告过，在外面不要跟人说去哪里。

　　我突然觉得姐姐不回答有些不够朋友，因为这位大姐姐明显是个好人。我无师自通地接口说：“妈妈让我们去舅舅那里躲杀。”

　　“啊，躲杀？”

　　她睁大眼睛惊奇地看着我，神情充满疑问。一会儿对我微微一笑，露出好看的牙齿。又扭头看着我姐姐。姐姐便解释说：“那是我妈说的，她说现在城里搞武斗很危险，让我们去乡下躲避。我妈胆子小，听到风就是雨，就说是躲杀。”

　　“不，你妈妈说得很深刻，她是语言天才。真的很危险，真的是躲杀。”这样说了，好看的大姐姐便沉默下来，眼神也黯淡了许多。

　　姐姐也感到了她的神情变化，把话头引开说：“你也是去乡下过暑假的吧，也有亲戚？”

　　姑娘没回答，却反问：“你是哪个中学的？”姐姐作了回答。姑娘立即又说：“那你是A派？”姐姐迟疑一下，摇摇头说：“不是，我是逍遥派。”

　　姑娘将信将疑地看着我姐姐，最后终于释然一笑，说：“我也是逍遥派。”两人都会心地笑起来。

　　二

　　轮船停靠了一个小码头上下客。

　　重又开行不久，船舱里便起了一阵乱。许多人闹哄哄地站起来，都扭头向船后看。一艘插着红旗的快艇“突突突”地向我们赶来。快艇船头一边标有“渔政”两个字，说明它的权属是地方单位。而红旗上则没有任何图案或文字标志，看不出这快艇由哪一派控制着。

　　不过巡逻艇具有某种强制力则是肯定的。艇舷边站着的人都拿着武器，艇上的喇叭威严地命令我们客轮停船接受检查。客轮没有违令，乖乖地放慢船速，又缓缓地往回驶向刚才停靠的码头。

　　立即有旅客抗议：“他们是渔政不是公安，我们是客轮不是渔船，怎么能他叫停就停？”提抗议者是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尽管那时他已经满腮胡须，脸色黝黑，穿着长裤衬衫也与周围旅客无异，但从他剪得讲究的短发和光芒闪烁的眼神可以看出来，他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

　　船工中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从船头走过来解释说：“我们也没办法，你不见那些人有枪？现在还分什么渔政、公安，都归了武斗指挥部。再说客轮也跑不过快艇。”

　　便有旅客附和老船工的话，认为他说得对，真要不理它，跑又跑不过，还会招来枪打，伤了船上的人就划不来。

　　大学生不再争辩，重又坐下，神态却不安宁，不时扭动身子左右前后地看。最后他身子不再动了，而且上身挺直，眼睛平视前方，似乎不注意任何人。但他的手却悄悄地按住一只帆布提包，动作轻微地拉开拉链，把手伸进去摸索。很快又抽出手把一件什么东西往怀里揣。整个过程都非常隐蔽。他的身子一直挺直地坐着，眼神也是一派若无其事的样子。

　　他究竟从提包里拿出了什么？我一直不能克制自己的好奇。在巡逻艇追上来，把客轮逼回码头趸船停靠的时候，我走过大学生坐的位置，故意在他面前跌了一跤，令他不得不伸出手来拉我。那时我便从他敞开的衬衫里看到了别在腰间的东西，是一支手枪！

　　这个判断是确定无疑的。虽然我没看到手枪的全貌，只看到他裤腰上露出的一截黑黑的枪柄，但也足够了。我认识真手枪。邻居有个中专学生曾经带我去他的学校玩过手枪，还让我打了两发子弹过枪瘾。

　　大学生在拉我起来的同时，发现我已经看到了他的秘密，脸色便显出一丝紧张。之后他攥住我的手，一边使劲捏，一边朝我狠狠地瞪下眼。我被他捏痛了，但没有叫出来，只是嘴里“咝”了一声。他发现了我的痛苦，似乎也发现了我的坚强，松了手后，爱抚地摸了一下我的头。又冲我和解地一笑，便让我走回自己的座位。

　　姐姐和那个好看的大姐姐显然也注意到了我和大学生的相会，好奇地看我，却没有问。她们似乎也顾不上问我了，巡逻艇已经靠上客轮，拿缆绳把两艘船系在了一起。

　　所有的人都看清了巡逻艇的面目，那的确是一艘属于民间武装组织的快艇。艇上的人除了都戴着矿工用的藤条安全帽外，衣着十分杂乱。所持武器也乱七八糟，有苏式冲锋枪，有三八大盖，也有半自动步枪和五四式手枪。一個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赤膊举着一把生绣的大刀，刀刃上还有几个缺口，像刚从某个废旧仓库翻出来的。

　　几个拿长枪的小伙子跟着一个别手枪的汉子跳上客轮的船头，高声叫着谁是船长。刚才那个老船工立即迎上去应答。很快就有消息从前舱传到后舱，说是要检查旅客的身份，看有没有搞武斗的B匪。

　　快艇是A派的，他们的对手就是B派，现在被称作了“B匪”。

　　当A派武装人员在前舱挨个检查旅客的时候，刚才被我发现藏有手枪的那个大学生慢慢地站了起来，又悄悄地向船尾走去。船尾有两间厕所。大学生走到厕所门口，回头看没有人跟着，便快速拉开厕所门闪了进去。

　　我猜想他可能会把手枪藏起来。那样很明智。他若真是B派，凭他一个人一支短枪要与A派的人搏斗肯定是不行的。但我同时也为他担心，船上的厕所没法藏手枪。此前我也进厕所撒过尿，晓得里面的情形。那厕所既没有水箱，也没有字纸篓，连蹲坑都没有，只有舱板上挖的一个三角形的洞直接对着江水。我撒尿时船正行驶着，洞下的江水湍急吓人，我只能站在厕所门口战战兢兢地撒完尿就赶快逃。

　　这时一个持冲锋枪的人已经来到了后舱，大学生再要若无其事地从厕所走回座位已办不到了。“冲锋枪”并不检查旅客，只是监视后舱的动静。在他那充满警惕和杀气的眼光监视下，后舱的人都一动不动，安静地等待命运的调遣。我姐姐和那个好看的大姐姐面无表情地坐着，她们的手却紧紧抓在一起。那大姐姐的神情显然更紧张一些，她挺直了身子，眼睛平视前方，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她为什么这样，我没有多想。我更关心厕所里的情况。

　　糟糕的是，“冲锋枪”听到了厕所里有响动。他把枪往胸前一顺，几个箭步冲过去，拿枪口对着厕所门大声叫道：“哪个在里头，快出来，不然我开枪了！”

　　全舱的人随着他的叫声把头扭过去看，紧张和恐惧一下笼罩了船舱。有孩子便哇哇地哭。正在前舱检查的另两个持枪者也跑过来，边跑边吼：“不准哭！都不准动！谁动打死谁！”

　　小孩的哭声戛然而止，舱内立即一片死寂。厕所里发出“咚”的一声响，像石头扔进水里。

　　厕所门开了，大学生走出来，看见面前的枪口，自然地举起了双手。没有举得太高，而是向前平端着，手指朝上，亮出手心。我猜想他或许不愿意让人认定自己就是敌人，因此不像电影里的“敌人”那样举手投降。但不举起手怕又不行，总要表示一下自己没有敌意。与此相配合，大学生讨好地微微一笑。

　　持枪的人毫不理会他的笑，几支枪托同时向他捅去，又厉声问：“刚才丢进河的是啥东西？是不是枪？是不是手榴弹？说，你是哪派的，是不是B匪！”一连串的问，根本不容他一一回答。

　　一阵混乱后，大学生再向他们讨好地一笑，说：“误会了，误会了。我不是B匪，我是A派，我们是一派的。”

　　这话的可信度不高。拿枪的人警惕地围了他再问：“不是B匪干嘛要躲我们。说，刚才在厕所里干什么？”“冲锋枪”边说边摸进厕所四下看，想弄清里面是否还藏有东西。

　　他的结论与我先前的判断一样，厕所里什么也藏不了。又回过头来逼问：“究竟把什么东西丢进河里了，说！”辅助他问话的则是一枪托，这一下更重。

　　大学生不再勉强笑了，一边抚摸着被打的肩头，一边回答：“是，是一支枪。我不骗你们，我是A派，CC大学战斗团的。刚才见你们巡逻艇追过来，以为你们是B匪，我记得这一带本来是B匪的地盘。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如果真遇上B匪，敌强我弱，我无法跟他们打，所以把枪扔掉了。”

　　大学生的解释逻辑圆满。所有人，包括与这事无关的旅客都松了一口气。但拿枪的人并不罢休。三人中持手枪的汉子（看上去像头儿）看定大学生，皱一下眉头，突然大喝一声：“把他抓起来！”另两人立即扑上去，抓住大学生的手反扭过来。大学生被扭痛了，哎哟地叫出声。

　　头儿这才接着说：“什么A派，假的！这一带早就被我们夺过来了，你在大学里，又是搞武斗的，会不知道？肯定是B匪的奸细！带走，押回总部再审问。”又对大学生调侃地一笑：“我们抓你，无论怎么说也错不了。就算你真是A派，丢了武器，临阵脱逃，丧失革命原则，也该治你的罪。”

　　大学生不甘心地再次争辩说：“我不是临阵脱逃，我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你们不能死守原则，不懂辩证法！”

　　头儿不再笑了，眼睛转而露出鄙夷的神色，拿手枪柄往大学生背上狠狠捣一下。“咚”的一声，大学生痛苦地叫起来。头儿不依不饶，再拿枪柄狠捣几下，说：“什么辩证法，这就是辩证法！读了几年书就臭起来，还敢说老子不懂辩证法。老子倒要看看，究竟是我不懂辩证法，还是你不懂辩证法！”

　　“冲锋枪”也捏了拳头往大学生脸上身上塞。大学生脸上开始淌血。

　　船舱里又起了一阵乱。首先有小孩不顾禁令哇地哭出来。接着有见不得血的妇女发出啧啧叹息，帮着大学生表示痛苦。老船长也被同情驱驶，向拿手枪的头儿求情：“别打了，问就是，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老船长话语里插了一句毛主席语录，但声调不高，近乎哀求，听起来没有多少力度。头儿不耐烦地把他一推，跟着也背了一句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么讲究！”

　　头儿说这话的语气比老船长强硬了很多，但他把毛主席说的“雅致”改成了“讲究”。我姐姐和好看的大姐姐目瞪口呆地望着头儿，那神情似乎对于有人竟敢如此公然地篡改毛主席语录而大感惊讶。

　　三

　　大学生被押走后，船舱里的紧张情绪便松弛下来。人们开始大声说话，议论世道的危险。有妇女大声逗哄哭闹的孩子，也明显带了紧张得以释放的快乐。可惜那轻松的气氛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又被一种新的紧张所替代。

　　巡逻艇并没有立即解缆开走。刚才抓走大学生的几个武装人员重又登上客轮检查旅客。这次他们似乎更加从容自信，不慌不忙地又从前舱开始一一查问，不时还与老船长和被查问的旅客说话打趣，解释他们一再滞留旅客的理由。后舱则没再派人监视。

　　很快又有说法从前舱传到后舱来，A派要抓的“B匪”是被打垮逃散的一所中专校的学生。他们怀疑刚才抓的那个小伙子并不是什么CC大学的大学生，而正是那中专校的中专生，是B派搞武斗的顽固分子。既然已经抓住一个，那就有可能还有第二个，第三个，所以要把全船的人都盘查清楚。清查的重点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不分男女。女的更要重视，因为被打垮的中专校武斗队也有女学生，其中一个还是广播员。据说在A派攻打中专校的过程中，那女广播员一直不停地广播，号召自己的同学坚持抵抗。更令人恼火的，女广播员还起到了动摇A派军心的作用，因为她说的是普通话，并且嗓音甜美，字正腔圆，极富煽惑力。A派武斗总指挥对她恨之入骨，扬言一旦抓住，就要割她舌头下酒。

　　在轮船旅客中传述的清查理由中，我之所以能如此清晰地理出一个中心线索，是因为我知道那个中专校刚刚经过的战争。

　　的确是战争，而不是一般的武斗。因为那是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武斗开始以来动用现代兵器最多，打死人也最多的一仗。那场仗一打，全城武斗形势便升了级。母亲之所以急匆匆地要把姐姐和我赶到乡下舅舅家去，多半也是感受到了武斗升级的威胁。至于那次战争中的一些细节，我也听人讲述过，就是带我去他学校过枪瘾的那个邻居哥哥，他就是那所中专校的武斗队员，当天也在场。学校被打垮后，他趁夜色掩护爬过农民的田埂侥幸逃脱，回家躲了几天又逃走了。当然，没有跟我们一起乘船躲杀，他虽然信任我，却不信任我姐姐。我的姐姐并不是什么逍遥派，而是属于A派，也曾经把邻居哥哥叫作“B匪”。

　　也因为此，在A派武装人员盘查前舱的过程中，我姐姐的神情是比较平静的。相比之下，那位与我们同行的好看的大姐姐则不一样。她很紧张，不时拿眼睛环视一下四周，之后则低下头与我姐姐说话。除了说《毛选》里的文章，也说天气热，旅客多，船久停着让人难受之类。当前舱检查旅客的声音越来越向后舱逼进时，我看到她的脸色已经变得青一块白一块了，眼睛里满是绝望和恐惧。她的紧闭的嘴唇也开始轻微地抖动起来，好看的牙齿无论如何也不再让我看到了。

　　姐姐向她伸出了援手。姐姐任她把自己的手握紧，又使了些劲把她的手反握一下，便低聲问道：“你不是逍遥派？”

　　她点点头。姐姐又问：“你当过广播员，跟起先那个大学生是一起的，他们要抓的就是你？”

　　好看的大姐姐迟疑了一下，之后坚决地摇摇头：“不，我不认识那个大学生，是真的不认识。但我当过广播员，他们要是晓得这点，不管是不是那个学校的，肯定也会把我抓去。同学，好妹妹，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她的紧张和焦虑令我也为她着急。问题很显然，她究竟是不是那个中专校的B派广播员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怎样证明自己既不是广播员，也不是B派。这两项证明中任何一项不成立，她都有可能被当成“B匪”抓走。其后的事就更难说了。就算A派的人冤枉打了她，错割了她的舌头，她也只能忍受了侮辱，没有人为她伸冤。

　　但她显然过高估计了我姐姐的智力。姐姐在表露了对她的同情之后，面露难色说：“哎呀，我也不晓得啷个办耶，要不你去找船长大伯请他帮帮忙？”

　　“不！”我一下急了，伸过头去，插进她们的谈话，说：“船长现在跟枪在一起的，你去是自投罗网！”

　　我这话一说出，广播员姐姐（我已在心里认定她就是那个B派广播员了）再次变了脸，变得像纸一样白。她立即摇了摇头。

　　我姐姐显然不喜欢我这时插嘴，斜睨我一眼，说：“你懂什么？多嘴！”

　　广播员姐姐却拉一下我姐姐的手，充满期待地说：“让他说，你弟弟也许有办法呢。”

　　我姐姐不再说话。我受到了鼓励，想一想，说：“我有个主意，我晓得电影里的花姑娘要是遇到日本鬼子进村干坏事，就拿锅烟墨往脸上抹，装成很老很丑的样子，鬼子就不会抓她了。你如果能装得丑一点，装得不像广播员，他们就不会怀疑你了。”

　　我的话立即遭到姐姐否定。姐姐不屑地说：“我以为什么好主意，结果是装老太婆。不行！她哪能装得像？这船上也没有锅烟墨，不行！”

　　广播员姐姐却继续鼓励我：“他说的也对呢，我要让他们不把我当成广播员。”姐姐说：“除非你把牙齿抖掉一颗，而且要抖掉门牙才行。门牙掉了，说话不关风，那样才不像广播员了。但是……”姐姐没说完，她似乎觉得自己的主意太残忍，说了又想收回去。

　　我也认为姐姐出的简直就是个馊主意，无论如何不应该。前面说过，我认为这位好看的大姐姐之所以好看，很大原因在于她那口牙齿，整齐洁白，像玉石琢磨成的。我不愿想象假如她抖掉一颗牙齿，而且是一颗门牙，会变成什么样子。

　　不料广播员姐姐竟然眼晴一亮，问我姐姐：“门牙怎样才抖得掉？”天，她真的决定抖掉自己的门牙！

　　姐姐和我都没有回答，惊讶地看着她。广播员姐姐把手伸进她带的黄色军用书包里，开始翻找东西。我以为她是想找到一件坚硬的东西，比如铁钳或者铁锁之类，以便抖掉自己的牙齿。但她找了一会儿却没有拿出什么来，而是站起来，扭头向船尾看去。船尾就是厕所。她刚要转身走去，姐姐伸手把她拉了坐下来。姐姐说：“他们已经过来了。”

　　是的，先前那个背冲锋枪的小伙再次走过来，监视着所有人的动静。广播员姐姐如果去厕所，正好成为他注意的目标。

　　四

　　广播员姐姐坐下后仍不得安宁，又抓住我姐姐的手使劲攥紧，似乎在克制自己的某种冲动。我心里紧张起来，既有担心，也有激动。想到刚才大学生也翻找过自己的手提包，我怀疑她会不会也藏了一只手枪，一旦不得已就与A派的人拼上一拼。这也许不算最坏的选择。假如广播员姐姐真的与A派的人打起来，这客船就成了一个小小的战场，那我就能看到一次真实的战斗，比任何电影都精彩。当然，假如她能像电影里那些游击队女英雄一样武艺高超，能够最终战胜敌人，那就再好不过。我这想法现在看来实在残忍，但那时我就是这样想的。

　　这时持枪者开始检查第一排旅客的身份。我看到广播员姐姐十分注意地观察着他们，脸上仍是一派焦急神色，不由又为她想着化装的办法。真的就想到了一个新主意。我拉一下姐姐的衣袖，说：“大姐姐可以咬破她的舌头，她说话不清楚，别人就不会怀疑她是广播员了。”

　　看到我姐姐不屑的眼神，我怕她再次否弃我的提议，抢着又说：“大姐姐不要咬舌尖，咬舌根不会被人发现是假的。你不要怕痛，痛一下就算了，我吃饭就经常咬到舌根。”

　　姐姐打了我一下，扭头对广播员姐姐说：“他是个饿痨鬼，吃饭跟抢一样，所以经常咬到舌头。”

　　广播员姐姐很认真地看着我，眼里又一次闪出光亮，之后她转过头，挺直身子，眼睛平视前方，又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当持枪者检查到第二排的时候，我看到广播员姐姐身子抖动了一下，眉头紧皱着，嘴唇闭得更紧，腮帮轻轻颤抖。一会儿，她低下头来左右地看，似乎在船舱里寻找着什么。我姐姐焦急地拉过她的手，另一只手伸出食指竖到嘴边做出一个制止的手势。

　　广播员姐姐显然看懂了我姐姐的意思。我也看懂了，广播员姐姐闭着的嘴里包着东西，很可能就是咬破舌头涌出的血。刚才她那样看地上，也许是想找地方吐出来。我姐姐制止的就是她的这个动作，舌头的血吐到地板上根本无法遮掩，还会引起怀疑。

　　姐姐把广播员姐姐那只黄色军用书包推给她，示意她找找包里的东西来接她口里的血。广播员姐姐把书包接了，伸进手去翻找。一会儿却扭过身子，背对着人面朝舱外。她似乎拿了样东西捏在手上，又低下头接近她手上的东西。之后再次把手伸进书包。再扭过头来时，她的神情已经轻松了许多，还冲我和姐姐微微一笑。姐姐也朝她会心一笑。

　　我却没有回应她的笑，因为已经来不及了。我看见刚才那个拿手枪的汉子，也就是那头儿，突然撇下前排旅客快步朝我们走来。站定后，充满疑问地看看广播员姐姐和我姐姐，便回头叫道：“皮娃子你过来，先检查这两个女的。”

　　皮娃子就是那个拿冲锋枪的人，他手势麻利地把本来倒挂在肩上的冲锋枪提到手上，做出随时准备冲锋的姿态。老船长也跟着跑过来，一脸紧张。全舱的人都整齐地扭过头，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这里。前几排的人还站了起來。却被头儿喝住：“坐下坐下，看什么看？各人吹冷各人的稀饭！”说的是个比喻，意思是自己只应该管自己的事。

　　头儿问广播员姐姐和我姐姐是干什么的。姐姐抢着回答说，是城里中学的学生，到乡下亲戚家躲避武斗。头儿又问她们是哪派的？姐姐又抢着回答：“逍遥派。”

　　头儿有些不相信姐姐的回答，又指了广播员姐姐问：“你呢，你怎么不回答？”

　　广播员姐姐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问话，却抓起身边的黄色军用书包往里面摸。说时迟那时快，头儿一把将书包抢过去，递给拿冲锋枪的皮娃子，说：“仔细检查里面有什么东西！”又盯着广播员姐姐的手看。

　　广播员姐姐已经拿了样东西捏在手里，藏向自己身后。头儿向她伸出手，厉声命令道：“手里是什么，交出来！”所有的人都被这声喝命吸引，注意地看广播员姐姐背着的手，都很紧张。

　　众目睽睽之下，满脸通红的广播员姐姐伸出手，将握在掌心的秘密公之于众。同时迅速地伸了一下脖子，像是吞下了一包口水，之后便说道：“我要上厕所，我要上厕所！”

　　她连说两遍，第二句话明显提高了声音，似乎在强调着自己的权利。而那声音听起来则有些含混不清，仿佛一个患了大舌症的孩子说出的话。我知道那正是我所出主意产生的效果，咬破了舌头说话就是这种效果。

　　广播员姐姐说完即转身向船尾走去。没有谁阻拦她。头儿没有，皮娃子也没有。他们只是怔怔地看着她走去，进了厕所，把厕所门“砰”地一声关上。

　　头儿和皮娃子之所以没有对她的行为采取限制措施，显然是因为相信她完全没有值得他们戒备的武装。在此之前，包括我、我姐姐、头儿、皮娃子以及老船长，所有的人都看清了广播员姐姐摊在手上的东西，是一叠红布带夹着的长条形草纸。草纸是湿的，有很鲜明的血迹，是妇女用的卫生纸。

　　广播员姐姐在厕所里呆了很久才出来。出来时她脸色已经平静了许多，不再那么红。但她的眼睛仍然红着，样子像哭过。重新坐回座位后，她一直低下头，把书包紧抱在胸前。之前，书包已经被皮娃子仔细翻检过。皮娃子向头儿报告说，里面除了几件衣服、一把梳子、一只小圆镜外，还有一本《毛選》。头儿接过书包掂一掂，没再翻看，就扔还给了我姐姐，走过去继续检查其他旅客。

　　姐姐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低声对广播员姐姐说：“好了，过了。”广播员姐姐一直躬着身子，一会儿又摇摇头，依然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后来，姐姐在乡下舅舅家跟我说，广播员姐姐那时仍然在紧张和焦虑之中，关键就是那叠带血的纸，很容易被识破是假的。我问她那血纸怎么是假的。她竟有些凄惶地一笑，说：“你不懂。”

　　我的确不懂，直到很多年以后，才知道姐姐说的那被人识破的危险。

　　原来广播员姐姐在咬破自己舌头后背对着我和姐姐所做的动作，就是把口里的血吐到她的卫生纸上。那时她不愿让一个小弟弟看到她作为一个女人的秘密。后来她被迫把纸拿出来给大家看，浸染在纸上的鲜艳的血迹，其实就是她的舌头血。她以舌头上的血冒充下体的血骗过了当时人们的眼睛，却担心不能骗过经验丰富的人。因为所有的妇女都知道，作卫生巾用的草纸上的血只能出现在上厕所之后，而不可能出现在那之前。

　　在目睹广播员姐姐以舌头血做假一幕的人中，除了我姐姐外，还有可能识破骗局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老船长，那时他皱了下眉头，一改先前的沉默，主动跟头儿说话，要他们赶紧检查完放船赶路。实际上是在岔开头儿的注意力。

　　而另个人就是那头儿了。头儿看上去有40岁年纪，一双眼睛充满不无邪恶的老练之光。果然，在他和皮娃子检查完最后一排旅客后，又走回到我姐姐和广播员姐姐这里继续盘问。他再次拿过广播员姐姐的书包，打开口子往里翻看，突然问道：“你包里怎么没有另外的纸了？”

　　五

　　就像一出好戏久演不完也会令人烦，头儿和皮娃子等人再次重复检查，令船舱里的旅客烦不胜烦。众人不顾先前的禁令，纷纷向老船长发出抱怨，说他故意耽搁行船时间。有的还要求退回船票。老船长息事宁人地说：“好说，好说，走就是，走就是。”

　　头儿听出众人的抱怨实际上都是指向自己的，不耐烦地吼一声：“闹什么闹！哪个要说就站出来说，要退票找我退。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见众人都不再说了，又转向广播员姐姐，厉声问道：“你呢，问你怎么不回答？”旁边站着的皮娃子也把冲锋枪一指：“站起来，快说话，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广播员姐姐和我姐姐都站了起来。广播员姐姐紧闭着嘴唇，似乎还在忍受着舌头咬破的痛苦。我姐姐不能不又抢在头里替她作了回答：“你们已经检查了，还要我们说什么？你……”

　　“什么你啊我的？”头儿一下打断我姐姐的话：“我是问她，她的纸，纸……”

　　头儿似乎也感到自己的问题表述起来有些困难，不耐烦地一挥手，又对我姐姐吼道：“不是问你，我要她回答，要她说话。”

　　广播员姐姐再次伸了下脖子，艰难地又吞下一包口水。这个动作太明显了，我为她着急。头儿显然也发现了问题，死死地盯住她的脸，突然命令道：“你，张开嘴，嘴里有东西！”皮娃子也跟着吼道：“快点快点，喊你把嘴张开！”

　　这不是一般地检查和回答问题了。全舱的人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这里。广播员姐姐再次感到了受侮辱的愤怒和委屈，眼泪一下涌出来。却仍咬着牙，拒绝说话也拒绝张口。

　　头儿得意地扭头对皮娃子说：“看看，她有问题，哪里躲得过我的眼睛，刚才那草纸上的血是假的！把她带走，还有她。她们肯定是B，B派。”

　　头儿的语气在这里转了一个弯。他用了一个比较尊重对手的词，把“B匪”改称了B派。这让我后来回忆起，对他也多少有了一分尊重。我猜想或许因为在他面前的是两个姑娘，无论如何与“匪”所应具有的内涵联系不上。但他的命令仍然带有邪恶的性质。我急了，一下扑过去，一手抓住一个姐姐的手，连声说：“不，不！”

　　我也哭起来。是那种半是恐惧半是撒泼的哭。撒泼，在这里具有煽动众人同情的意义。

　　果然有旅客被我煽动起来。首先站出来说话的就是老船长。他对头儿和皮娃子说：“这两个妹子已经说了她们是逍遥派，是到乡下躲武斗的。你们已经逮去了一个人，何必再为难两个妹子。”

　　许多人附和他的话，纷纷要求头儿和皮娃子放过两个姑娘，就此罢手离船走人。船舱里吵嚷声大起来，男人女人都为能在那时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情绪亢奋。

　　头儿似乎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恼怒地喝令：“安静，不准闹，不准扰乱革命秩序！”

　　众人依然吵嚷。头儿更加恼怒，突地拔出手枪，朝天开了一枪。众人顿时哑了口，都把眼睛看向头儿仍然举着的枪。手枪颜色是黑的，枪声响亮清脆，枪口冒出的烟呈灰白色，辛辣刺鼻。

　　枪声响后，全舱的人都停止了吵嚷，小孩子也不例外，都惶惶地看着头儿。头儿得意地环视众人一遍，把手枪插回腰间，又转向广播员姐姐和我姐姐说：“还是你们两个，不想找苦头吃，就跟我走。协助追查B匪，也是你们对革命胜利的贡献。怎么样，走！”

　　皮娃子也把冲锋枪口横过来，对广播员姐姐点一下，说：“走！”

　　对于头儿所说革命道理与皮娃子所持冲锋枪的奇异组合，我感到了一阵恐慌，童年的直觉使我把头儿与日本鬼子联想到了一起。鬼子进村抓花姑娘，说带她们去炮楼，只是为了保护她们不受坏人侵犯，谁会相信？我不顾一切地拉住两个姐姐的手大哭起来，既为宣泄恐惧，也为煽动同情。

　　但这次的煽动效果不大，众人保持着沉默。皮娃子的枪口仍指着广播员姐姐。广播员姐姐最终咬咬牙，眼神一横，挣脱我手，用依然含混不清的语音说：“要走我一个人跟你们走，我妹妹和弟弟不可能参加武斗。”又大声对我姐姐说：“回去叫舅舅来接我，记着是渔政船。”

　　广播员姐姐这话似乎起了作用。头儿疑惑地问：“你们三个都是一家的？”姐姐抢着回答：“是，我们要走在一起。”说罢也“呜呜呜”地哭起来。她的哭更多了些撒泼的意味。

　　六

　　终于有一个人被我和姐姐撒泼似的哭煽动起来。老船长再次站出来，伸手护住我们，对头儿说：“我向你求个情，这三个孩子都是我的旅客，他们先前也说过是到乡下舅舅家去。他舅舅我也认识，跟我们船送过菜。我今天若是把他们弄丢了，他舅舅以后找我扯皮，我不好交待。到时候还不是要找到你们负责。出来之前，港口就通知了我，因为武斗，明天起就停航了，我这趟船是停航前的最后一趟。最后一趟还出点事，以后我还有什么老脸跑船。这个消息船上的人是不晓得的，但城里和乡下两头港口都晓得，以后追查起来，我们都不好说。”

　　老船长说话的语调平稳沉着，却隐隐含有一种力量。舱内旅客又开始纷纷议论，说幸亏赶上了这最后一趟船，不然就耽搁在城里了。又说老船长说得对，搞武斗就搞武斗，何必多惹些事在以后难得说清楚，这种枪哪里玩得了多久。众人说这些话时并没有吵嚷，说罢就安静下来，注视着头儿和皮娃子的枪口。

　　头儿终于犹豫了起来。皮娃子也不自觉地退后一步，把枪口朝下倾斜。舱内居然寂静了一会儿，无声无息。这显然使头儿感到了某种难堪。他故意提高声调再次问广播员姐姐：“我问你那纸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回答！”

　　天！过了那么久，他的问话仍然能够准确地回到关键点上。多年以后，我都对头儿所具有的超出一般武斗参加者的素质深感吃惊。

　　广播员姐姐显然也极不情愿再次回到那个问题上。她再次急红了脸，语无伦次地说：“我，没有，我……”她的广播员口才瞬间丧失殆尽。

　　倒是姐姐似乎有了急中生智的聪明和勇敢。她一把抓起自己的布包，打开来胡乱翻了一阵，然后向头儿伸出手：“说，这里的，是不是，你看嘛，我给姐姐放着的，难道这也违反了毛泽东思想，你非要缴去呀！”

　　啊，我姐姐居然说出了这么具有逻辑力量的话！她的意思是说，她和广播员姐姐使用卫生纸既然不违反毛泽东思想，那就是合法的。而这正是革命时期的规则。

　　我看到头儿一时张口结舌久久说不出话来，脸色胀得如风干的猪肉。好一会儿，他终于回过神来，尴尬地看看四周，又看看我姐姐仍然伸着的手和手上摊着的纸，突然把手一甩，说：“走！”便领了皮娃子和另几个武装人员走向前舱，又跳上巡逻快艇，很快消失了。

　　当一切复归平静后，广播员姐姐和我姐姐便相互搂抱着大哭起来。“哇哇哇”的哭声响彻船舱。老船长和全舱旅客都看着她俩哭，也不劝慰了，仿佛跟她们一道感受着某种哭的痛快。

　　那样哭过之后，广播员姐姐慢慢回过神来，拉住我姐姐的手，用仍然含混不清的话语艰难地说：“谢谢你和小弟弟救了我，不然我上了他们的巡逻艇真的也不想活了。”

　　老船长有些吃惊地问：“原来你们不是一家的？”广播员姐姐冲他点点头，说：“他们俩姐弟是一家，我不是，刚才我是骗他们的。”又说：“船长大伯，您也不认识他们的舅舅对吧？”

　　老船长点点头，又问：“他们要找的广播员不会就是你吧？”

　　这话一出，全舱的人再次哑然，都齐齐地把目光集中过来。广播员姐姐再次胀红了脸，最后说：“船长大伯，您也救了我，我不想骗您，我就是那个中专校的广播员。但我没想跟他们打仗，我只是喜欢广播朗诵。”

　　舱内再次起了一阵嘈杂，都为她庆幸。一个中年妇女看着广播员姐姐说：“我早看出来了，你那纸上的血是假的。好危险啊！以后再不要去参加武斗了。”

　　老船长又问我姐姐：“你们去乡下真有舅舅接你们？你们家大人也是糊涂，现在哪里都乱得很，走船都不安全了，害得我也为你们着急。”姐姐回答说：“我们真的是去乡下舅舅家的。不信您问我弟弟，他不会说谎。”

　　没等船长再问，我补充说：“其实我妈妈不糊涂，她说乡下总比城里安全些，她让我们去乡下是为了躲杀。”

　　“躲殺？”全舱的人听到我这话，都笑起来。

　　责任编辑 刘鲁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