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进入冬至的那一晚，寒风彻骨，天刚黑下来，我去找贺五梅到镇广场看露天电影。一路上，镇上没有什么人在走动，冰冷的空气几乎要冻结我的肺。
我走到贺五梅的家时，她家的玻璃窗透出昏黄的灯光，诱惑着我去捕捉她的影子。我搬了两块砖，踮起脚朝窗子里面看，屋子只有她一个人，靠在叠成四方块的被子垛上织毛活儿，打一会儿，就伸出巴掌比较一下。不用说，我就知道她织的针法叫“阿尔巴尼亚针”，这种针也叫“友谊针”。弯弯绕绕的针法，在当时看似热烈实则荒诞的时代里，有一种难得的用心，但这份用心是独属于女性的，倒有一种特别的致密。
我没有像以往那样，钩起手指敲三下玻璃窗召唤她，而是盯着她看——她织了一会儿毛衣，就搁在了一边，若有所思地看自己的左掌。我俩曾比较过各自的手掌，相比较而言，我的手掌纹路分明，而她的手掌却像孩童般模糊成片。
现在，她想要看出什么呢？是未来吗？她手掌上的哪一条纹路代表她对我的欲望？
突然间，我的身体一阵颤抖，可能是因为害怕。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在半空中，距离地面不是两块砖，而是足有一辆解放牌汽车那么高。
一
如果仅从带来快乐的方面来衡量，没有什么地方能与奎依巴格小镇红桥广场的露天电影场相比。
红橋广场并没有桥，也就是因为它的一溜围墙漆了红漆的缘故吧，被人奇怪地称之为“红桥”。红桥叫得响亮而不自惭。红桥广场足有三四个篮球广场大。在我们孩子的眼里，它是小镇最“豪华”的场所了，因为只有红桥广场才被奢侈地铺上了水泥地面。可是在大人眼里，红桥广场历经了数年风雨，早已是灰颓、破残。围墙上剥蚀的红字仍大得触目惊心。当年，小镇上有多少重要的活动在这里举行啊，开大会、听报告、演戏、只要需要集合的事，全在此处进行。
特别是看露天电影。看露天电影是当地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那随时会在观众脑后喷射的一束光柱，在没有年代的黑暗骤然浮现，然后，黑与白，光明与黑暗，现实与梦境——像一股神秘的气流使得那一大块白色幕布微微翕动，仿佛向着永恒的世界微微掀动嘴唇——电影的嘴唇。
傍晚，孩子们吃过了潦草的晚饭，便被大人们催促着去广场占位子。孩子们头上顶着、胳膊夹着方凳吆三喝四一路上嘻闹着相伴而行。随后，大人们也陆陆续续地来到了广场。电影开始上映前是整个夜晚最混沌不清的时刻。在露天电影场的灯光所能照到的范围里，人们相互打招呼、嗑瓜子闲谈、等待，还起身出去买冰棍和杏子吃。小孩子们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手里捏着用两分钱买来的一小包“酸枣面儿”。他们喜欢用牙齿尖儿一点点地啃下这酸溜溜的东西，含在嘴里，溢出满嘴的口水。
一架放映机正对着银幕，置放在广场的中间。坐在放映机周围的人们不时转过头来用敬畏的目光看着放映员那张旁若无人的脸。绸质的一束光柱中，微小的娥虫起起落落，飞翔在也许是此生最后的暮色中。
霞光在高高在白杨树上晕染着最后一抹颜色。大树下的影子渐渐拉长，红桥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整个小镇上的人兴味十足地守候着一个不可未知的夜晚，拥挤的人群浮动在半明半暗中。
我能记起一个场面。
人群中有人喊：快看天上，飞机拉线儿了。人们都一起抬头往天上看。在夕光里，一个小白点儿似的飞机端坐在云彩里，屁股后面跟着一条长而直的白雾，大家都说好看好看。
忽然，从广场的大喇叭中响起剌耳的铃声，一道灰白的光柱从我们的头顶上方直射而来。天，像一块蓝绸布倏地一下暗了下来。
夜踞居在电影场的上空，一些模糊的声音，色彩以及游移不定的情绪在此时留下了痕迹。我就这样沉湎于一种幻觉中，像是要用这样一种方式把成人前的时光迅速地消耗掉。
夏天，一朵带着雨气的云飘过露天电影院，天暗了下来。随后，雨落下来了。看电影正看在兴头上的我们头上蒙着拣来的塑料袋，慌忙躲在了广场旁小卖部的屋檐下，看雨在眼前织成了一道细密的雨帘，我看见幕布上也是白茫茫的一片，只听见激烈的对白在人影寂寥的广场里回荡。我们不知道，落在身上的雨和银幕上的雨哪个最先将我们淋湿。
秋天，一股隐秘的气流拍打着露天电影场白色幕布的一角。随后，一股更强劲的风携带着砂石、落叶以及更多的尘土吹过来了。哦，秋天，在入夜瑟瑟的秋风中，幕布上被风吹变形的扭曲的脸在风中飘摇。暗夜中，我们追逐着那一阵吹过露天电影场的风，追逐着那些永远也抓不住的影子。
冬天像驼背的老人，步履坚韧而又毫无目的。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陷身其中早已觉察不出其中的单调。在最冷的夜晚，我们仍穿着老式的厚棉褛，脚上蹬着棉窝窝在露天电影院里，以此度过贫乏的夜晚。这一次，我与贺五梅看的是一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宁死不屈》……我们是在随风飘动的银幕背后的水泥台阶上，在电影幕布的反面看完这部电影的。
这样的夜晚与众不同。在露天电影场上，我看到了许多不为人注意的东西。广袤的天空下，四周渐渐安静了下来，一束光投到由两根木柱绷紧的白布上，我偶然看见稍纵即逝的风卷着一股气流掠过，白色的幕布鼓起，音乐声响起。无比单纯的旋律，好像一个正要起舞的人在舞台一侧犹豫不决的脚步。我坐在高高的台阶上，满脸通红，仿佛唤醒了一种我久已遗忘的力量——
夜停留在电影场上空，一阵风吹过来了，在混沌的黑暗中颤动起它的身体。冬季的寒冷正在此刻不动声色地降临。就在这时，我看到了流星。它巨大的彗尾流光溢彩，迅速地向东面的天际滑下，我甚至都可以听到光熄灭的声音。我无从知晓那是我的幻觉，或是别的什么。但我仍固执地相信，只有我一个人看到了流星。
在这部影片的片尾，德国党卫军少校“汉死疯死多死”（译音）又帅又坏地对被俘的米拉说：“生活是美好的，姑娘。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外面阳光明媚，人们享受着生活的无穷乐趣，可你呢，却在女牢房里受难，你会死去。”但美丽的米拉留恋地张望着美丽的城市，然后伴着歌声，她选择了从容不迫地赴死。
当幕布上打出“剧终”触目惊心的字样，片尾的镜头中，地下工作者米拉和游击队员阿费尔蒂达宁在赴刑场之路上，迎着漫天雪花的背影渐远渐去——像两盏明灭的灯。
这是我俩第四次看这部影片了。但是这一次，贺五梅流下了眼泪——这场电影，成了张一兮乘坐的一架成功穿越时间隧道的机器，她仿佛一下子脱离了眼前这个时代的重心，掉落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中——她身上有了某些东西一下子长大成人的感觉，既孤独又懵懂——小镇停滞的空间像被一道突然的闪电击中，身后笔直空旷的马路也像成为陷阱似的泥沼，整个关于小镇街区的生活，年代，记忆等等都慢慢炸裂开了。
这场电影有意无意所暗示给她的那段历史中的现状，与自己生长其中的现实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在这之前，她以为自己是史无前例的，崭新的一代，是肩负着某种使命的“红小兵”。
可是，这天晚上，当她从露天电影院里出来，她身上有一种超乎寻常，远比她自己更加伟大的心跳降临了，它在胸腔里，听起来那么清晰，深沉，磅礴——那是真实的人类的心脏。
她盯着我的眼睛，紧紧抓着我的手说：“我很羡慕她俩能够这样死去，幻想有一天，你，还有我也会成为这样的英雄。”
我不知如何回答，整个身体热乎乎的，却不知薄薄的雪早已在身上一层层地落下、落下——……
二
17岁的贺五梅一直留短发，她在夏天不穿女式鞋，穿一双棕黑色男式凉鞋。凉鞋款式很笨拙，前面是包头的，但穿在她的脚上却很帅气特别。是不是就这一点吸引了我呢？不完全是。是她身上有着与这个年龄不相符的使命，信仰，责任，让她有一种不可抵御的感召力。那时的我，固执地喜欢浪漫崇高的英雄的事物，还有人，这是我的幼稚之处。
——她在1969年底曾与十几个女孩组成“铁姑娘”突击队，在南疆莎车阿勒玛斯兰干村帮助当地维吾尔族农民，用了不到十天的时间挖了一条长度惊人的引水渠。同年，当选为镇中学“学毛选”标兵，春季植树青年先进分子参加各种讲用会。
我自幼体质弱，力气小，太阳一晒就头晕恶心，心里很憎恶体力劳动。当头发稀少面色苍白的我一再被人忽略，贺五梅总是英姿勃勃抢了所有人的风采，她对我而言，简直就是一股神奇的存在。在人群中，我总是喜欢寻找她的身影，打探她的消息，想象一下，一个面色苍白无表情的少女瞪着一双大眼注视着矫健、敏捷的贺五梅，目光遥远，这意味着什么？
1970年夏，作为镇工宣队宣传员的贺五梅又组织镇上的老少女性们在一起织毛衣——织好的毛衣不是给自己和家人，而是统一寄给阿尔巴尼亚国家的老人和孩子。我当然也参加了这个看似有意义的活动。
像当年所有城镇一样，镇上不上课工厂不开工，学校到处空空荡荡的，《中阿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万岁》的水粉宣传画及标语张贴在操场的墙上，操场上一排新疆杨的蝉鸣声骤然而起。
那些日子，我与贺五梅避开毛活儿干得飞快，但多嘴多舌的大妈大婶，经常大中午的坐在镇小学门口一棵老榆树下，安静地舞着毛衣针，针法当然是流行的“阿尔巴尼亚针”。
那些日子，初夏的天蓝得像一种巫蛊之术，有些失真。我们织一阵子毛活儿，就抬头出神地望着明净的蓝天。蓝天如镜，照出我们越来越单纯的心。而漫长的正午像手中红绿色的毛线一样，一节节地抽动，缩短。蜜蜂在头顶的树上低声吟唱，蚂蚁在地面的草茎下觅食，正午的太阳大得像是把一切东西晒得冒出了烟，从地面及屋顶处冒上来，树木，屋顶，鸡笼，大路闪着亮而硬的光泽，像是被融化了，光影重叠起来，静静的，波光粼粼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搅动此刻的安宁，像一部陈年的电影，很花样年华。
但是私下里，贺五梅说自己不喜欢织毛衣。“织毛衣的行为女里女气的，不爽。女孩子要有豪气才有出息。”。她这样评价说。
1969年的冬天，贺五梅成立了一个长征小分队，说是要沿着三十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队伍走一遍——当然是坐火车，汽车。当年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没有魄力去想象这件事情——这个事情被印在书上，陈列在展览馆里，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无关，但是他们知道，这是一个神圣的事情，容不得亵渎。
原本经过动员跟着她去遵义的少年有十二名，最后出发的时候，只剩下五名，两女三男，号称“长征小分队”。
我在小镇的街上遇到她时，她正在镇武工队门前进行“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的宣讲。她的周围被汹涌的人包围。当人群散去后，我准备离开时，脚底下踩到了软绵绵的东西——我低下头看，是一个口罩——在那个年代的冬季，无论男女老少几乎都人手一只：8分钱，但也只能在医院买到的多层棉纱布的白口罩。
那是贺五梅的——我是从口罩右上角绣着的一颗小小红色五星辨认出是她的口罩。
夜里，家人在熟睡中扯着酣。我从枕头下扯出口罩，平放在鼻唇处。
这是最贴近她气味的东西——像无意间打开了不知名的果壳，里面存储的气味很复杂，令我熟悉而又陌生，且层次分明：擦脸用的蚌壳面霜，葵花籽仁，某个早晨吃过的红豆腐乳，以及，像库车白杏的汁液一样甘甜，洁净，有如植物般的体嗅与口气。这些气味相互混合，慢慢还原出一个的人形。
贺五梅。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一路上，那些跟着她的初次离开家的少年们眼泪汪汪，他们想念家人和温暖的食物，把家乡炎热的夏日留在身体的最深处，取而代之的是抽象而又坚定的信念不敢想要回家的事——
他们大多不满16岁，却被要求在短时间内去做让最好的哲学家困扰一生的事情，那就是，在死神的威脅下，酝酿出他们对偶像的激情，并从中寻找出意义。
到达遵义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月后的事情了。
他们在遵义会议的旧址前照了一张照片。这张黑白的，巴掌大的照片当年曾被广泛传看，还被翻拍出数百张照片赠送给了镇上的人，我也有幸得到一张，曾被我的母亲充满爱意地贴在老式相簿的黑色厚纸上。
两年前的一天，我收拾家什，翻出了这本蒙满灰尘的影集，看到这张照片被磨得卷曲，四只对称的银色相角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只，看到了时间朦胧的面影，从中体味出一道貌似一瞬的光阴，我便知道，一切都会在变化中变得面目全非，走向事物的反面。
三
下面，我还要叙述一个画面。
那是贺五梅唯一留在记忆中一个暮夏的形象。这个形象如此牢牢地挡住了17岁之前的她，以至于我只要在黑暗中闭上眼睛，就会闻到多年前暮夏的气息。那恰好是南疆沙枣花弥漫的气息。
春末夏初，南疆人最先闻到的是沙枣花的味道，人世间最早的芳香从土壤，从花朵，从炎炎烈日所照射的无辜的物种身上散发出来，与这混沌之初尚未开化的戈壁荒漠融为一体。
那个年代，南疆小镇如同乡下，还不通柏油路，公路是沙土路。一下暴雨，路就变得软绵绵，皱巴巴的，像一锅厚粥。各种车轱辘把自己的形状，尺寸留在上面，同时还留下一些大小不一的水洼。走过去的人，在这条路上留下了垫脚的砖块，破木板，草团子，旧皮包，烂鞋子。等大太阳出来，晒干了稀泥巴，这条路，重新又变得尘土飞扬，沟壑无穷。没有人，没有来往的车辆。一只鸡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一只鸭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它们擦肩而过，没有打招呼。
离小镇不远的乡村公路旁有一条淌着泥沙的水渠，水渠有一片沙枣树的长廊。四月末的一天正午，我与贺五梅在这条土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数落着渠边沙枣树的种种坏处。这种生长在盐碱地中，树叶一面浅绿一面银灰，总好像半死不活的怪树，一到暮夏，它就开世界上最小的米粒大的花，密密匝匝，密集的花瓣多得有些猥亵，放肆。厚重的沙枣花有着油爆爆的荤腥味道，强烈得几乎要将人击倒。
贺五梅面对连绵不断的气味时的表情显然是迷惘的。她缩着肩膀，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捏着手绢捂着鼻子，但也似乎掩饰不了周围到处都翻腾着的沙枣花的气味。“沙枣花一开，姑娘们就发骚，想嫁人了。”我吃吃笑着把当地维吾尔族人的黄话说给她听。
她斜着眼睛看我，一副“你学坏了”的表情，哼哼两声表示听不懂。
当时全国大小乡镇运动的声势很浩大，他们唱着同一支歌，他们呼出的热气升起，在头顶上形成小片的云。时间停止，心脏跳动，一张张饥饿的脸十分忘我，当唱歌的仪式结束，人们的呼吸变得深沉，似乎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性。
也正是在那几年，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达到了最高点。尽管，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还比较落后，但是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运去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新疆也不例外，这条唯一通向省城的乡村公路上，不时有装着新疆长绒棉、矿石及采矿设备的军车裹挟着尘土驶过，汽车上的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的革命歌曲，则为这一辆辆军车雄壮地添了行色——
贺五梅站在水渠旁一棵动荡不安的沙枣树下，远远地看着，层层叠叠的沙枣花惊心动魄。这时，她小声唱起了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中的插曲——“不管风吹雨打，乌云满天， 我们歌唱，我们战斗。战斗，战斗，新的战斗，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战斗，战斗，新的战斗，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赶快上山吧，勇士们！ 我们在春天里加入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我们祖国要获得自由解放——”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她唱这首歌。多年过后，我对这一场景仍然记忆犹新，因为这首歌与贺五梅的雄心壮志有关，我当时没意识到，当她唱这首歌的时候，其信念更加坚定：她将时刻准备着，像米拉那样死去。如果不这样，不足以平复她内心的激情。
“我要参军。”贺五梅突然对我说，并被自己突如其来的想法所激动：“去参军去打仗，像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的女主人公米拉那样为了革命而流血、牺牲。这才是真正的献身。难道不是吗？”贺五梅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给她提供的舞台该有多么及时，她早就等待这一刻了，她从少年起就想成为女英雄的热望已经积蓄了好久，这热望像岩浆一样在她体内轰鸣着，要找到一个出口。而《宁死不屈》中的女英雄米拉正就是这样的一个出口。
我无语，像是被这突如其来的英雄语言砸得晕头转向。
贺五梅的目光从汹涌的沙枣花叶中转移，从北方望着南方，目光悬空，声音颤抖地说：“要打仗就得先参军”。
“是的，要打仗就得先参军。”我机械地重复着她的话。
“可是小镇厂矿没有征兵，农村才有。而且还是大量征兵。”她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说：“我要先下乡。”
我回应道：“对头，要先下乡。”
她说：“这是曲线救国。下了乡之后再去参军。”说到这儿，她的眼睛亮亮的，在自己的脑门上拍了一下，好像是在赞许自己的聪明。
“是的，下了乡之后再去参军。这是曲线救国。”我还是讨好她似的，机械地重复着她说的每一句话。
她愣了一下，大声向我喊道：“你是墨索里尼吗？过去有理，现在有理，将来永远有理！”这是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中有名的对白，我是不会忘的。我笑得蹲在地上，好久都不起身。
她的眼睛亮晶晶的：“要不，我俩一起去下乡，然后一起参军，像电影中米拉和阿费尔蒂达宁那样，继续我们的友谊，你说，这样好不好？”在这部电影中，由于叛徒的出卖，地下工作者米拉和女游击队员阿费尔蒂达同时被捕，在监狱中，在刑场上，她们不畏强暴，不受敌人的威逼利诱。最后，米拉和阿费尔蒂达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那是一个盛夏的清晨，天空湛蓝广大，年轻的贺五梅站在沙枣树下是一幅至纯至美的图画——蓝得更蓝，金黄色的沙棗花层层叠叠像在燃烧，混浊的渠水蜿蜒流淌，裹着沙尘的风拂过枣林，把细碎的枣花吹落下来，很快，渠沟里铺满了金黄的一层。此景甚为奇特。我极为钟爱这个画面，它像我少年时代极其钟爱的一道彩虹。
就在这样一种虚幻的彩虹下，贺五梅在幻想中将自己置身于一个从未见过的场景，深切地感受到一种悲壮情怀。她觉得电影中的米拉和阿费尔蒂达宁才是真正伟大的友谊，是经过时代的挑选和淘洗后的友谊，她们俩，是去尽了杂质的纯净的人，在她看来，我与她是同一类人，应该一起携手纯净而骄傲地前行。
在现实生活中，我与贺五梅，谁是米拉？谁是阿费尔蒂达宁？
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谁都不是。在这部电影中，除了女英雄米拉，我知道有一种乐器叫吉他，除了吉他，我喜欢米拉头上的蝴蝶结，她穿的布拉吉。还有，那个弹吉他的男孩潇洒英俊。活着，是那么好，为什么一定要去牺牲呢？
我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周围弥漫开的沙枣花的腐败气息，似乎也越来越浓了，我对她笑笑，轻叹了一口气，想着再过一会儿，贺五梅就会平静下来，把她刚说的这句话忘了。
“我俩一起去下乡，然后一起参军？”她目光灼灼地又问了我一遍，她的声音因没有得到回应而显得分外空洞。
说实话，她的真诚和执拗差一点打动了我，也使我悚然。我突然觉得她明澈深邃的双眼已经不像是活着的人，活人的眼睛不可能如此毫无杂念。
第一次，我感受到了友谊的威逼力量。
我沉默了。这样的僵持的时间好像很短，我听见她艰难却又清楚地吐出了那两个字：“叛徒”。
我是“叛徒”吗？这是两个可怕而又严重的字眼。“叛徒”在当时是要被所有人共同唾弃的。一时间，我感到天昏地暗。
我与贺五梅回到小镇的时候已近黄昏，天下起了今夏的第一场雨。雨时疏时密，我下了自行车，看她往左拐进一条土路，她的刘海被雨水淋湿，紧贴在额头上，肩头的麻花辫也变得又湿又小，她回过头来朝我看，脸惨白着，伸出手紧拉着淋湿的衣角，整个人看起来与往日不同。贺五梅骑着自行车拐下小路的时候，车子一下陷进路中央的一个水坑里，她整个人往上一弹，没有摔倒，但整个裤腿却被四溅的水花弄得湿透。我叫了她一声，她没回头，也没应声，手握紧车把手，重又坐得端直，没一会儿，她的身影就消失在茫茫雨雾中了。
细雨濛濛，犹如时间的大雾。
贺五梅就这样消失在1971年初夏的雨中，如同水花飞溅。
四
我最后一次看见贺五梅的时候肯定是在夏天。在南疆，夏天是雷暴雨一闪而过的舞台。一场雷鸣闪电，然后归于沉寂。
一个月后，贺五梅主动报名下乡，地点是在和田皮山县阔什塔格乡博斯坦村。镇上还给她举办了一個小规模的欢送会——她戴着大红花，那天，她身上穿的不是从前那件破旧军装，而是一件新衬衫，淡绿色的确良，尽管衣服有很明显的皱褶，但不影响她一举一动透着庄重。是的，她还是那样，无意树立自身为楷模，却把他人逼向一个惭愧的境地，她脸上那种圣徒似的表情，使人们莫名地感到不安和压力。人们看到一种献身的豪迈，以及自毁自灭的悲壮。
现在，她迈着历史人物特有的沉缓步伐走远了。我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有像她那样苍凉的姿势。当她走着的时候，信念已化为足迹本身。就像沉默和执着不属于她，而是体现着一段不容置疑的历史。
她离开的时候，道路旁的槐树花都开了，整个小镇得像服丧一样雪白。
我站在原处，远处荒芜的戈壁滩如男人宽阔的胸怀般无垠，让人永远也探不到它的边缘。我从这多毛的胸膛上捧起一把沙石，嗅着干燥清凉的沙石味，过去，我把这种味道叫作“穷”“寡淡”，现在才发现味觉嗅觉也是一种概念，是可以改变和更换的，我想让这片戈壁埋没我，使我扎下根。
我低声对自己说，我要在这片戈壁滩上开花结果。但是，当我想到贺五梅的时候，为什么我会感到心虚和空荡呢？
贺五梅如愿下了乡——但是形势变化，她并没有参军成功，但是她被逐步升级地送到乡镇，甚至和田市。到了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她使出百般努力去争取上学的机会，但因她文化水平太差而惨遭淘汰不说，乡上唯一一个保送上学的机会也被乡长的女儿顶替了。又过了几年，她索性嫁了一个当地人——那一年，她整整32岁了。
很快就到了20世纪80年代。
时隔不久，阿尔巴尼亚这个曾经被称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的明灯”的国家已经不再被人提起。而贺五梅呢？她一直生活在下乡，从未回过南疆小镇的家。从此，我再没听到有关她的任何消息，她把自己作为一粒种子深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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