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佩

　　在一个外向的时代，集体语感、小众语气和文化语境发生深度变迁的时代，普遍的读者谈及对诗歌的认知，已不再像过往的阅读岁月，将诗仅仅归于狭义上的抒情艺术。正如我们所经历的那样，经年目睹诗歌读者的愈发减少，尤其是抒情诗的滞销，反映出现代诗“需求侧”的变化，——传统抒情诗内心独白似的特征，“孤独者的艺术”（德国诗人贝恩语），已不能激动阅读欲望，潜在读者的大量流失，写作与阅读的脱节，使得诗歌成为圈子行为和沙龙艺术，甚至直接阻碍了诗歌与时代的接轨，阻碍了诗歌的“繁荣与发展”。于是诗歌的另一面“供给侧”结构，随即发生松动与变化。

　　在这个变化中，就有诸如“反抒情”这样读者定位准确，但含义模糊的变动。如斯定位，在于应和那一部分对抒情的传统方式产生审美疲惫，甚至是产生厌烦情绪的阅读而发生的改变。与此同时，此种改变并不具颠覆性。因为所谓“反”，仅仅是对方式方法的演变，是对过度使用抒情的一种反叛，是反对滥情和反对矫情，反对“瞎激动”，反对苍白甚至是弱智因而显出愚蠢的抒情。反之，當是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日，寻摸和触碰到真实的“心灵消费”，和真正的受众，从而，建立起与时代语境相契合的现代汉语诗歌的语感，进入情感和情绪的自由发挥，而并非彻底摒弃诗歌的抒情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抒情诗正在由内而外发生剧变。相对于从前情感与志趣的“内向”和大一统，这个变化的过程呈现了某种时代性，外延与漫漶，扩充和杂糅，并且不具“个性”。

　　如果说在形式上我们还能区分各个诗人的不同，从叠加的情绪中，已经很难分辨同一时代诗人间的差异。诚如艾略特的探究“艺术的情绪是不具个性的”，有许多人欣赏诗中所表现的真挚的情绪，能够鉴赏卓越技巧的人为数不多，只有寥寥无几的人能够知道什么时候具有意味深长的情绪的表现，这就是抒情诗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艾略特又说，“诗人若不为所该完成的工作全然献出自己，就不能达到这种不具个性的境界”。言下之意在于改变独白者的姿势与视觉，紧跟时代进入新的视界。

　　今次推出的巴音博罗与何小竹，这两位现代诗之宿将，从文脉和气血质来观照他们的写作，均不能脱离抒情诗人之底色。只不过，何小竹是从“反抒情”之角度进入新一轮抒情诗体系，而巴音博罗更多具备了经典的抒情气质。他们曲折的写作经历和丰富的诗歌经验，于近作当中，恰巧给这样带着思索的阅读提供了较好的参照，拓宽了现代汉语诗歌的阅读视野，于我们的阅读生活中产生的视觉对冲，则实属稀缺。无论是从诗歌的气质，获取情感的方式，和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诗性，还是从他们自身诗学的演变来观照，都是一场对比强烈的——关于写作与写作、写作与阅读的合作，同时也是一场抒情与反抒情的合作。各种意味和诸多精彩，此间交由更多的阅读来品味，余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