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听说“东流”这个地名，便觉得好。四海君在航道站工作，在文中常写到“东流”，因为在江上检查航标灯，经常路过或夜宿东流镇。他感慨：“县治所在地的‘东流已经从它的版图上‘流走，流不走的仍是那一江的流水……”有一回他写到在东流岸边的枯草中发现一枚抗战年代的水雷，读来触目惊心：“那位早已退休的老水手李师傅，揸开着拇指与中指，码量着它的直径与身长。他说：妈妈的，狗日的二（日）本人，真不是个东西。我大声向他喊：这水雷不是日本的，是我们中国的！他捂着一只耳朵对我说：我知道，咱们的水雷是对付二（日）本兵的！可我的这只耳朵炸出血、震聋几十年了，我能不骂他二（日）本鬼子？他的事情我知道：在1960冬季的东流水道清障扫雷中，他是四个受伤水手中的一个，还有两位东海舰队水兵也在那次意外的爆炸中壮烈牺牲……”
当然，陶公渊明是不认得那航标的，也不知水雷为何物。
丙申年早春我和友人来江南踏青。沿升金湖看鸟，寻访大渡口老街，午餐后去白马将军庙，末后奔东流古镇。我发觉“东流”仍在那儿，并未流远，而且这一路所来皆属东流古县。回想三十多年前的某个春暮夏初，我在大渡口中学实习，住在农校宿舍。这似乎是我与东流的唯一瓜葛了。
记忆中的大渡口鸟儿很多，白鹭在宿舍周围的树上栖停，江边密林还可以看到雀鹰、小鸦鹃、卷羽鹈鹕和白鹳。那时候不知道它们来自周边的众多湖泊与河汊，也没听说过“升金湖”。其实它们历经围垦造田已日渐萎缩了。那时谁听说过“湿地”这个词？
一直相信在翱翔的鸟儿身上，才能找到接通古今的时空密码。升金湖距大渡口不太远，其实是一片水域辽阔的错落的湖泊群。湖滩透出稀薄的嫩青，更多的草仍枯着，草甸子踩上去韧如绵垫，极富弹力。原来，水涨水退野草们必得学会在水陆交替生存，长此以往生命的厚度及韧度自然不同。然而，等了好久也没见到遮天蔽日的候鸟群，倒是八哥和乌鸦在近旁飞来绕去。后来大家倦怠了，它们却从远处出现了，但不是很多，只是漫不经心地涂抹了几笔，东一钩，西一捺，淡淡的墨痕洇出瓷蓝，渐渐连点成线，看久了，倒像是蔡邕、王羲之的飞白。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候鸟到底跟家鸟有些不同，素怀离乡的锥心忧伤，飞得高而且大气、从容，潺潺湲湲。它们是天上奔淌的溪流吗？如果是，候鸟的词典里必有“北流”和“南流”。
二
三百万年前喜马拉雅运动造就了今日的山川大势，一言以蔽之，那便是西水东流，一直东流。而安庆对面的江南原属长江古道，后来水道迁移，遗下了星罗棋布的大小内湖，吸纳着异乡人来此拓荒、打鱼、繁衍后代，于是才有了汉代的“东流场”，晋代的“黄菊乡”。
途中折道去将军庙纯属偶然。同行的牧老说，西行不远有个白马将军庙可以看看。一路问人，总算找到那里。那庙建于临江的高岗之上，果然有气势。到了边上，才发现高台下还有个小庙，庙内祭祀白马将军，其座下白马已被数十年香火熏成黑色了。这里的祭祀与别处不同，人们以焚纸马来祈求平安与福禄。因此在庙内外排列着纸扎的白马方阵，高过人头，状如模铸。大庙为近年新建，高堂供奉的是观音菩萨，旁边才是白马将军。借助佛的引力，这儿的香火似乎更盛了。一个妇人走进来，绕到后边。我跟在其后瞅了瞅，发现后面也排列着白马，于是问她：下面小庙有多少年了？她说原来那个庙毁了，“文革”末期是她和家人自己修的。
与小庙对称的是将军墓。墓志上说，湖北沔阳人白德远，行医为业，元末加入陈友谅的天完红巾军，与陈是姑表关系因而担任贴身护卫，在攻打安庆城时战死，尸身漂到此地，陈友谅感其忠勇遂葬白将军于此，建专祠，后来衍为庙。巧合的是，几天前牧老带我寻访大观亭遗址，指着一处野草荒藤覆没的地方说，那是余阙墓址。然而什么也看不见。层层叠叠的荒寂的年代遮没了一切。焦竑《国朝献征录》说，“十八年，友谅陷安庆，元守臣余阙死之。”说的是，至正十八年正月（1358年），陈友谅率数千战船蔽江而下，竖栅塔飞楼环攻安庆城东西南三门，初七日正午西门危急，余阙徒步提剑率军往救，身负重创十余处，见城中火光冲天，遂挥剑自刎，沉尸于清水塘，手下兵卒亦效法而死。余阙妻妾及子女知悉后，数十口皆投井而亡。陈友谅感其义，派兵觅得其尸，厚葬于正观门外。
几天之间，竟见到守城主帅和攻城大将的墓，恍然有幽灵相助。我心存疑问：古东流在安庆上游，白马将军战死后如何漂尸于此？难道长江会倒流或者回流？
同行者皆默然，无以解释。
白将军墓在乡野得以存，余阙墓早已湮没。“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我猜想余将军的亡灵会带着一群亡灵溯流而上，与死敌在东流的将军庙会面，抱头痛哭也未可知。
进入东流镇后，我看到巨河滚滚北流，其任性、凶悍和狂放在此暴露无遗。然而在标志、门牌和人们的口头，看到和听到最多的词儿是“东流”，甚至所有的叶子都向东边斜逸。然而历史往往是回流的。在这条巨河上反复上演着攻城、守城然后屠城的惨烈场景，成王败寇的喷血喜剧，累累白骨上的忠与逆的道德煎熬。这么说来，那虚幻的尸身确乎可以向上游漂去，一直漂到我所面对着的这个墓冢。
当巨河流到康梁那个年代，步履确乎蹒跚得有点歪歪倒倒了。难怪世纪初梁任公在《少年中国说》中痛感“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因此大声呼唤“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几天前读有关东流的史料，读到大渡口中学的前身——私立大光中学，创始人章大光夙怀教育救国之抱负，个人捐银200元、圩田100亩，这才将学校建起来。此外他还建桥，济贫，救困，口碑甚好。谁知后来他竟被诬为“通共”，省长刘镇华密令将其逮捕，旋遭枪杀。八十年过去了，白云苍狗，其人其事早已湮灭无闻。
巨河往往迂回而前，历史亦如此。用抹黑对方剪除异己，在哪个朝代断种过？文明的菊馨如此脆弱如此稍纵即逝。要么血腥味，要么铜臭味，它们紧裹着那么一点菊馨，纠缠它，掺和它，让它变味然后消弭在浊尘滚滚的世间。于是悲哀再度灌滿了胸腔，仿佛菊江倒悬而起，又一节节揉碎一片片撒落……
然而坚信东流的一代代耕种者和生存者，在梦中和目力所及处，仍听到了远方大海的召唤。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三
东流在汉代为彭泽、石城二县属地。当年陶县令酷爱东流黄菊，常来此采菊、赏菊和赋菊，此地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菊邑”，城内有菊驿和菊所，濒江有菊坡、菊台和菊亭，以至于从这儿到大渡口这段江面被称作“菊江”。假如人们仅仅感知历史的暴力和残忍，而不能体味它的温柔与消散，不能闻见那层层积淀而显现的文化精粹的菊馨，那么巨河便白白“东流”了一千五百年。
我们在东流老街上徘徊而进，从两边苍苔蔓生的斑驳墙面和暗黑残损的门窗之间，慢吞吞地游过。有道是“青砖小瓦马头墙，朱角飞檐鱼悬梁”，只是墙头杂草恣肆，外墙上标语横陈。窄窄的石板路上不见了衙役、船家、马贩、扛夫和米商的身影，亦不闻茶农、菜贩、渔人、屠夫、江湖郎中的吆喝声。守在这儿的，大都是老弱们和少量的怀旧者。若不是翻看手机所拍的照片，那只蹲在门槛上的小黑狗早被我忘得一干二净。它滴溜溜地瞧着不速之客，却不吠叫。这种风度和分寸感，表明它不愧是老街狗族的后代。
然而老街的处境与我等过客不同。老街仍是老街，不是官，也不是民，却不得不忍受历史的无奈和现实的尴尬。“不想如此”和“不得不如此”在这条老街上相互纠缠，相互悖离。入口即见“省保”牌子，不能买卖亦不能拆建，居者常年忍受危房的坼裂和霉潮，问题是年久失修后如何保持住原样？如何让居者安然处之？這让我想到穿长衫站着喝酒的孔乙己夹在中间两头受气。怀旧摆设也好，文化鸡肋也罢，老街仍将一年年承受雨侵雪凌然后慢慢倾歪、散架、坍塌么？说实话，作为一介过客，我对于能寻索到什么，原本是不抱什么指望的。
其实，不用说桃花源，即便菊驿或者菊所也难寻了。但我相信它仍藏在老街这片狭长的灰沉沉的鳞瓦灰甍之下。倘在菊驿里品几杯菊花酒，过上一夜也很受用。《西京杂记》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干宝《搜神记》也载有菊花酒的酿造法。陶公乃散淡之人，辞官固然出于“不为五斗米折腰”，但亦有“觞酌失行次”之故——夜宿东流想必醉多，耽搁了次晨返彭泽。
找寻菊驿而不得，至少可让这段文字透出一点菊馨。退而求其次，不妨看看江南的手工作坊吧。临行前，老婆嘱我买块手工织的蓝印花布。可是走尽这条老街，哪有当年的葛公豆腐坊、烛坊、染坊、铜器作，还有红茶坊、酿酒坊、竹书坊、铁画坊呢？找一台织布机也难呵。哦，印象中的江南少女，大都身着蓝印花布缝制的衣裙，袖袂飘然，上有植物、人物或花鸟的青白图案，撑着红纸伞从雨巷里袅袅婷婷而来。据我所知，蓝印花布的质料为田间粗麻，染汁取自山野古旧常新的蓼蓝草。《诗经？小雅》中就有“终朝采蓝，不盈一襜。五日为期，六日不詹”，描摹少妇采蓼蓝草思盼良人的情状。古人称蓝色为“青”，“蓝”则特指蓼蓝这种植物。宋应星《天工开物》载：“凡蓝五种，皆可为淀。茶蓝即菘蓝，插根活。蓼蓝、马蓝、吴蓝等皆撒子而生。近又出蓼蓝小叶者，俗名苋蓝，种更佳。”蓼蓝开一种很好看的紫花儿，古时少妇罕有不认得的。
这正像我，不可能认不得那燕子——那玄白相间的丝绢儿在门檐倏地一闪，便不见了。谁知此刻，一户深宅幽院忽传出老生的唱腔。可大门紧锁，不知谁在唱，在哪唱。于是贴着门缝瞅，只见里面黯黝黝的，天井的清光如同晾晒的蓝印花布铺下来。我甚至瞥见形似竖琴的老织布机。吱呀呀——吱呀呀——。黏稠又幽亮的老时光像染坊的蓼蓝汁，浸泡着旧时腊月的棉布和素丝。在江西，古之印染叫“扎染”，是三大染缬工艺之一。陶渊明在《搜神后记》中说：“淮南陈氏于田种豆，忽见二美女着紫缬襦，青裙，天雨而衣不湿。其壁先挂一铜镜，镜中视之，乃二鹿也。”撇开神灵这一层，仍可见陶公所处的年代，妇女身着扎染的紫襦青裙已相当普遍，绞缬工艺已达很高水平。
那老生的唱腔初听似有，再听若无，也许在邻壁罢。据说东流有一民间戏曲叫鸡公调，角色戴着面具，且唱且舞杂以独白，各种土乐器从旁托唱与帮腔，因唱腔高亢、浏亮，高潮时舌根翻高八度，尾音绵长，如雄鸡报晓，故名。刚才听到的，不定就是鸡公调吧？或者九腔十八调的文南词？当然，也许不过是幻觉，如同老街陷入旧梦也会回声轻荡。是的，我敬畏祖宅，因为幽灵会告诉我何所来，而燕子会告诉我何所归。
四
大凡世间的事物投射在语词上，不过是从动词到名词，从实词到虚词，或者相反。“东流”亦如是。巨河滔滔东流，可曾见过它停歇片刻？但“东流”停下来了，它仿佛是从巨河滚滚中抽身而出的一个逗点，一朵水菊。事实上积沙成洲或江流改道，原本是巨河东流的题中应有之义。我突然发觉，“东流”是大地的边缘，也是巨河的边缘。
在东流，你必登临双塔：天然塔和秀峰塔。哲人说好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但我以为它首先是沉淀的家园记忆。家是单数，家园一定是复数的。回到家却找不到家园感，自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压抑和隐悲。当我来到徽州，可以在任意一片徽派村落找到家园感。可是这种感觉近些年越来越淡薄了。依我看，东流双塔倒像一对七弦古琴——譬如“绿绮”和“焦尾”——南北对称地竖立着，江风弹拨着它，巨河东流成了它千萦百折的旋律。然秀峰塔内实在逼仄，我们钻进去形同毛毛虫蠕动，透过弧形塔眼，猛舔着辐射而来的风景：云山苍苍，巨河泱泱；寒林依旧萧瑟，但桃树已含苞，桑园又绿了。巨河仍是那巨河，但此“东流”已非彼“东流”了。几乎所有的建筑都装饰时尚，西不西中不中；街上停满各类小车，耳孔塞满了爵士乐、流行曲、“跳楼价”广告，以及情人节到来前的喧嚷与叫卖。这情形如同某个画家一直痴情水墨山水，突然有一天他媚俗地改画油画了。我感到塔身在颤。难道是罡风太大，抑或大地在抖？
记得三十年前住大渡口农校，并不知道宿舍是民国老房子。那个宿舍很大，能容下二十多人。师范生中有个吹箫的，晚间总要吹上两时辰。他睡上铺，又对着窗子，箫声自然传得很远，低浑，幽深，清缓，汩汩流淌。其时蛙鸣很盛了，箫声一出现，四野便倏地静下来；不一会儿蛙声嘭地复燃，与低回绵长的箫声高高低低地合鸣起来，倒来得正好。眼下那民国老房子是否幸存不得而知，然吹箫是稀闻其声了，满世界响彻的是西洋乐声。从前认识的一个二胡手，早已改弦更张开班教钢琴了，举凡键盘乐器无所不能，几年不见已开名车住豪宅了。
同行者以仰角为我抓拍了一张：乌暗暗的塔道内，这家伙背靠着涂满符号的塔壁，像个大蜘蛛那样趴在那儿，面部瞬间被闪光灯照得有些狰狞。人自以为认识自己，其实不然。看不见丑陋的那一面，便谈不上认得自己。帕斯卡尔说，人是宇宙的光荣兼垃圾。此言不无道理。倘东流人认不得东流，不妨临菊自照罢，或者取来五柳先生的诗集读一读。
五
秀峰塔毁了又建，可塔下的秀峰书院呢？那一片琅琅书声又在哪儿？这世上的灵慧之光不是被尘封，被掌劈，就是埋汰于历史的昏聵中。陶公祠位于东流镇鳖石山上，距今已五百余年矣。这里比老街还要萧索、清寂，祠门紧锁，鸟雀低啾，几乎看不到人影儿。祠为砖木仿古结构，一进五间。堂屋三楹，正中一尊“矫首而遐观”的陶公塑像，上悬“松菊犹存”匾额。院内种植着菊株，大约有几十棵罢，一律枯黑着。现在是早春，距秋菊盛开的日子还很远。
江还是那条江，至于是不是菊江，只关乎个人，只关乎体认。还有风。它抚过门前的五棵柳和一株翠柏，吹响院中两棵对称的桂花树，继而拨开我，与陶公敞怀相拥。我琢磨着，五柳先生心中的“黄菊”定然开不败，什么节气潮流皆奈何不了它。是的，它与“东流”等值——它是东流，不是西流，也不是韩流。但东流未必是东风劲吹，它可以是编钟、茶道、刺绣、太极，抑或凤鸟栖桐枝，鱼戏青花，宣纸上笔走龙蛇；也可以是寻常植物，比如东篱，那儿草菊正盛，寒蛩清鸣，正好与友下盘棋，共饮一觞酒；又比如陶盆，闪着久经摩挲的幽暗手泽，厚实、朴拙而且透气，填上东皋沙土植入菊株，足可自枯自荣。
中国文化讲究深处的幽亮，近似“渊明”。它不是那种表面的炫亮，亦不是航标的明灿，尘流之上的浮光靡影，更不是恩赐的光明。世人皆曰桃花源不可寻，无处寻。我私下想，陶公南山采菊，或者菊所挥毫、酣饮，桃花源必在灵府矣。倘精神不自立，不完足，后人如何寻得见它？
你不必问南山在哪，亦不必问桃花源距你多远。你只消听听松风，在秋暝中伫立江边，看江水万古奔流，看一只江鹳如何做江鹳，看地老天荒树仍是树，白鲟仍是白鲟。当然有草菊更好，再听听箫。
哦我要离开了。我听见世代东流人对着巨河说：“东流吧，东流吧。”那语气像哄小伢子：回头没出路，向北走也不行，东流吧，东流吧，前面有海。黄庭坚则换了一副口气：“苍江百折来，及此始东流”（《丙申泊东流》）。诗人不知是站在东流渡哪一块堤石上吟这句诗，那断然的口吻倒像拨正了它的流向……
六
车过长江大桥，万古的巨流被轻而易举地跨越了。我感觉前轮被“跨越”这个词击打得火星四迸。隔着浑茫的暮色仍能嗅出潮汐和油轮的气息，夕光懒洋洋地挂在堤岸的杞柳上，逝水像镜子残片似的闪烁着；更远的西边，一只帆船颤动着苍黄的翅翼，试图缝合云水之间两个年代相接留下的一道裂缝。车速快于我，而我快于我的灵魂。“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再看那江鸥与之相反：它们旋飞着，像天地间的见证者。那粗大的斜拉钢索惊叹号般地破空而降，一只江鸥竟穿隙而过。
忽想起从前坐轮渡，时常瞥见江豚在波浪中一拱一拱的调皮影子。然而这可爱的动物多年见不着了。在一张死了的江豚照片上，那灰暗的躯体布满了螺旋桨和滚钩划破的累累伤痕。难道它们也将步白鳍豚之后尘宛转而绝？
进入城区已灯火辉煌，车流滚滚挤压着我的想象力。不过城北还有座白鳍豚天桥，可供我伤感一番。牧老住在西门，那儿靠近大观亭遗址。他先下车。我忘了问他：五十年代初严凤英常在残破的大观亭唱戏，可那戏台呢？也许我该问荒草，问星星，最好还是问公园里寂寞的七仙女雕像。
晚上临睡前，找来陶公诗集，读到《拟古？种桑长江边》这首诗，不禁悲从中来。此诗作于晋亡后不久，表面咏植桑，其实写悼亡：“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其时陶渊明已归隐十六年，竟不能忘情世事，于晋亡动了恻隐之心。对官场既然深恶痛绝，东晋崩灭还有什么值得怀念？其实，一个朝代再黑暗，也并非没有可怀之物。“桑”是比兴，表面上指代晋，内里却蕴含着与晋一同消亡的美好物事。自本自根之物，并非要等沧海桑田才消逝不见。陶公用“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写那种连根拔起的痛感，至为凄怆。
那一夜雨声不断。黎明前从云空中隐隐传来嘹唳的雁鸣，大风呜呜，恍若有人在江边吹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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