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佳骏

　　阳春三月，万物花卉，是踏青远游的好时节。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有不少文人雅士蠢蠢欲动，或呼朋唤友，或独自上路，不远万里去寻找“诗意的远方”。他们或陶醉于自然之幽静，或流连于人文之奇趣，或徜徉于景物之画梦，或徘徊于季节之幻境……美哉，乐哉也。归来后，不免技痒，于是纷纷趁热打铁，皆要写下一番见闻感受来。由于这样的旅行大都缺乏深刻的生命和情感体验，能够写得让读者信服的作品凤毛麟角。倘若写作者自身文化修养较好，又不乏识见，倒也可以把“见闻录”写得活色生香，纵横捭阖，妙趣横生。反之，则只能写得走马观花，浮皮潦草，成为风景、人文的描摹者和复制者。更有甚者，貌似文思泉涌，走一路，写一路，事无巨细，一个景点少则能写数千字，多则上万字不等。写完，又没有耐心修改，匆匆过目便四处投递寻求发表。

　　我的案头便堆积了不少这类“见闻录式”的散文，真是读得我好生苦恼。每次都是硬着头皮刚读了开头几段，就搁置一旁了。时间一长，“见闻录”便蒙上了灰尘，只待窗外的阳光来擦亮和翻阅了。

　　其实，说出这些，并非是我对“见闻录”存有偏见，实乃绝大多数此类文章都不忍卒读。它們跟时下那些被写烂了的亲情类文章一样，充满了甜腻、绵软和矫情，类似膨化食品，吃进胃里虽能暂时抵挡饥饿，却没有营养价值。吃多了，会败坏人的味蕾，让人恶心，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与其耗费时间去写这类让人过目即忘的速朽散文，还不如仅仅将旅行当成一种放松和心理调节，回来后积蓄力量，酝酿、创作出更具有含金量和价值意义的佳作为上。

　　当然，也有把“见闻录”写得艺术性与思想性俱佳，既有现实洞察力，又有哲学思辨色彩的堪称优秀的作品。这样的“见闻录”是难得的，诸如华盛顿？欧文的《见闻札记》、乔治？吉辛的《四季随笔》、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威廉？毛姆的《在中国屏风上》、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的《印象与风景》、杰克？伦敦的《深渊居民》、韩少功的《山南水北》等。这些作家都是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到所写对象和物景里去体察，从而谨慎地思考生活和人生的人，绝不是那些靠浮光掠影或求新猎奇式写作的作者可堪比拟的。

　　基于以上所言，本期刊发的三篇散文，也可称之为“见闻录”。但这样的“见闻录”是有品质的，从文本中能窥探到作者的文学修为、知识积淀、审美趣味和文化情怀。苍耳的《东流归来辞》，行文绵密、深透，不蔓不枝，说理论事深入浅出，且文气充沛，诗意盎然。这是写“见”，更是写“识”。全文以“行迹”为线索，勾勒出“东流”的地域文化，有理性的思考和感发。任林举的《微醺或沉醉》，写自己去通化遭遇醉酒之事，以此生发联想，梳理和考证“酒”的历史和文化。整篇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沉醉其中又不受其束缚，足见其笔力之健，才华之丰。陈霁的《祖传猎刀》，写白马族猎人的“传奇人生”，所见所闻皆充满生命的美感和生存的严酷，加之作者有文采的叙述，故使得这篇文字充满了艺术感染力。

　　“见闻录”作为散文之一种，写容易，写好难。就像出去游走是容易的，但若要游走出意趣和境界来难。而且，真正好的作品绝非是出一趟门，就可回来伏案炮制得出来的。这也是为何有的作者尽管带着写作的目的去旅行，归来后写出的著作却仍难以被读者认可的原因之一。

　　任何写作者，无论你走多远的路，观多少的景，闻多少的事，归来后若要“煮白石”，那都是需要下一番工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