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不像上午）是一天中最烦乱、最敏感，同时也是最富于诗意的一段时间，它自身就孕育着对即将来临的黄昏的神经质的绝望、啰啰唆唆的不安、尖锐刺耳的抗议、不顾一切地毁灭冲动，以及下午无事生非的表达欲、怀疑论、恐惧感，这一切都增加了一个人下午性格复杂而神秘的色彩。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典型下午性格的人。我何嘗不是，我记得我最危险的一次“下午”综合征发作是在一九九七年十月东柏林的Pankow，柏林文学馆三楼一个房间，黄昏时分，真的，我趴在床边，大口喘气……总算又挺过去了，六秒钟！否则我就会立刻发疯。
这令人紧张得如临悬崖（我后来写过一首诗《悬崖》）的下午，生命在此刻哪怕听到一丝轻微的声音都可能引起本能的惊慌、可能被吓死。
向黄昏、向暗夜迅速过渡的下午，充满了深不可测的火热厌世的女性魅力（如今我更乐意称之为母亲般女性主义的少女魅力），而我的母亲正是那个“下午少女”的化身。这个永在“下午”的少女后来真的当上了母亲，她把她那“下午速度”的热血输送到我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刚出生的身子里。这是怎样的一天？“1956年1月21日，星期六，阴，小雨。今日北碚区六万人游行，并在体育场开大会，以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夜雪。”（见《吴宓日记续编？第2册，1954-1956》，三联书店，2006，第360页）仍从这则日记得知：北碚电影院当晚7点20分上映《安娜？卡列尼娜》。我出生时，我的父亲和我舅舅也正在看电影；当银幕出现我父亲的名字并提醒他——他的爱人已经生产时，父亲和舅舅立即停止观看，冒雪赶往重庆市北碚区第九人民医院。
下午成了我的厄运。克服下午，我就会变为一个新人：一个军人？一个工程师或一个合法的小学教师？而培养下午，就是培养我体内的怪癖，就是抒情的同志嚼蜡，犹如我后来写的《牺牲品》那样：这抒情的同志施虐灌汤、夸大其词、无中生有，他会天长地久吗？而时光已经注定错过了一个普通形象，它把我塑造成一个“怪人”、一个下午的“极左派”、一个我母亲的白热复制品，当然也塑造成一个诗人。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童年全被母亲的“下午”笼罩，被她的“词汇之塔”紧闭。母亲是下午的主角，冥冥中她在履行一种使命——日复一日地下午，母亲烦乱的心急促地站栗着，搅动着；她要费尽一个孩子的词汇。母亲——我把她称之为一个空中的激情者——一次又一次向下俯冲，她相当准确地清算了我在“下午的大地”上犯下的错误（那是一些什么错误呢？一个孩子无所事事的行动之错误，或者说是为了填满时间而绞尽脑汁去玩耍的错误），更多的时候是“物”的错误，那“物”已指向道德上的过失或升华为五颜六色的精神分裂，这些“物”我马上就会谈到。我，一个逗号般的男孩却像星星般动荡不宁，在母亲下午的训斥下（母亲的训斥都在下午）不得不笔直地站在她面前。时间一长，我会产生幻觉，喉咙发痒，血管里奔涌着尖叫……突然热的下午又快速变化为冰的下午，我不知多少次仅仅只差一秒钟——如果挺不住——就疯掉了。我在热昏的恍惚中最初只看见她快速的言辞狂怒地覆盖我无知的“好动症”，紧接着狂暴的血（少年血与母亲血）完全乱套了，声音呼叫，像闪电、像针刺、像夏日翻涌的海潮扎向或轰向我“可耻的”的小身体。下午的“犯罪经过”被母亲无穷地揭穿、鞭挞、一针见血，我的小型愚蠢（在母亲眼里却是大型的、不可饶恕的）太小了，只能被凝结成踉跄、吐出、痉挛、假死或假睡但绝不是去运动、去穿过、去冲破。
我们公然无助地这么对立着，为“物”或为她喜怒无常的“下午的悔恨”。细胞在剧烈地运动，情绪的双方在经历永无休止又不知疲劳的下午共同的“长征”。那长征已养成了一个艰巨而绝望的习惯、彼此不容忍睡眠并挥霍掉口水的真诚；那长征已抵达“三个蛋糕”——一个诗人最初的闪光点。
事情发生在我六岁的一个下午。这天我并没有疯但也并不好玩。我感到我无论如何也玩不掉这个下午，它太长了，太复杂了，也太难了，对一个孤零零的六岁儿童来说，简直无所适从（父母已上班，我被锁于家中）。儿童只能把握十分钟的事物，玩两分钟的邮票、两分钟的图画、两分钟的金鱼、两分钟的木头手枪，或者一分钟的鞋、一分钟的梳子，而我却要把握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下午。那只能是一个作家专注于事件的描述才能把握的不知不觉流逝的下午，是成人宁静的耐心才能把握的白日梦的下午，是紧张而激动的情人为了黄昏前的约会而精心修饰、反复对镜化妆才能把握的无限幸福的下午。
我的下午——在一间幽闭的房间里——就是一刻不停地挤走时间，就像蜡一刻不停地燃完它最后一滴油。我开始翻箱倒柜，寻找一切可以玩耍的东西。我甚至在一盒色彩各异的扣子里流连了整整一个小时，我反复摇动这个盒子，一遍又一遍静听扣子的清脆声响在我的耳畔响起。在这之前的两小时，我的确破坏了一把梳子，梳子的三个齿被我打断；破坏了一个方凳，它表面的一个斜角被我用锯子锯出一个小缺口（我又拼命用手把它擦旧，即便父母发现时会产生一个错觉，那是一个老伤口；可我的父母当然知道这是今天下午的一次严重破坏行动，他们怎能原谅我的愚蠢呢？）；破坏了一辆玩具汽车，它已无法启动。
下午五点钟，我已再无东西可玩了，但离六点似乎还很远、很长；这六点，这茫茫宇宙中一个人为的钟点，似乎漆黑难辨、永无尽头……
失望和疲惫减退了我折腾的热情。突然我发现一个墙角落的黑色小铁筒。我一把将它拿在手里，打开一看，啊，好像一份我正期待的礼物从天而降，好像这礼物早已决定在这时来抚慰我失去自由的饥饿心。是的，我好像是有一点饿了；是的，三个蛋糕在最后一刻才把我推向好玩或打发时间的高潮。
三个蛋糕静静地躺在对童年的我来说太幽深、太黑暗的筒底。我的小手伸进这芬芳幽暗的筒底取出这三个蛋糕。我观看它们美丽金黄的形状；闻着它们捂久了而一下集中散发开的面粉的醇香，然后一口一口慢慢地将这“美的幻象”逐一吃掉。吃，对儿童是一种绝对玩耍的形式，所吃之物理所当然就是玩具，而如何开始第一口，并怎样“不同凡响”地消灭它，都构成了弗洛伊德意义上那个奇妙的“口腔期”快感。关于这一点我长大之后才明白，尤其是在我当上父亲之后才明白。但那时在我吃掉它们的同时，这个下午也满怀它丰富的梦幻色彩一寸一寸向六点钟倾斜、逼近。endprint
房门打开了，母亲出现了。然而下午，接近黄昏的最后的下午，教训开始了。
“下午听话没有？”母亲问道。
我茫然不知所云，还沉浸在蛋糕的温暖里，也弄不懂这句话的道德意义。
“下午听话了没有？”母亲又问了一句，声音有一点不耐烦了。
这句话重复两次之后，像一个符咒立即打断了我的“温暖”，我如梦初醒，赶快回答：“听话了的。”
“那好。”母亲边说边检查房间，梳子断了、方凳缺了、車不动了，更重要的是蛋糕居然被偷吃了（这一点应该是在另一个下午才被发现的）。“你还说听话，你在说谎。”母亲突然很委屈地生气了。
我知道她最恨的人就是说谎的人，生平第一不能容忍的事也是说谎的事。而小时候，我在母亲眼里总是说谎，长大后朋友们又认为我诚实得过了头。这里面确实有些微妙。正好像小时候我们被反复训练成诚实的孩子，长大后又去说些善意的谎言。有关此点——儿童诚实得过了头——萨特最懂，相关谈论可见他写的《词语》。
母亲的脾气越发越大。她激烈的话语尖锐不绝，仿佛要把我当场淹没在她滚烫的话语符咒里。她已承受不了她自身急迫的伤心、痛苦、厌烦，她弯曲起她娟洁的食指猛烈地敲打我不听话的脑壳的四周。我糊涂的脑壳年仅六岁，它在热得令人窒息的“下午少女”的敲打下好像真的四分五裂了。同时，这个下午，这个“不诚实”的孩子也必须起点变化了。但“一般来说，内在的变化是不可能被跟踪的，如果这些变化还谈不上质变的话。有些变化在发生的时候，你自己往往是觉察不到的。”（布罗茨基）我并非专门去等待“质变”的到来，直到三十三岁的某一天我突然写出了《教育》，“质变”的谜底才被揭穿。
变化从何开始？悲又从何而来？我到底错在哪里？我只感到害怕和愤怒（这也是我最早大致理解的词语）。害怕漂浮不定，愤怒却使我清楚地想到了“李逵”。上周末（指偷吃蛋糕的那个下午的前一周），我去书店，我看上了一本连环画，封面是手拿双板斧的“水浒英雄”李逵，他满脸胡须翘起、圆睁双目从遍布树林的山岗奔跑下来。我很喜欢这怒放的形象（因为他不像我，因为人总想成为他人），为不能立刻得到它而万分焦急，直到晚上，直到第二个黎明。二十五年后，这离奇的李逵又重新接上了童年的某一点，但已没有了“愤怒”。一个盛夏的下午，一位专为尸体化妆的老头在重庆观音岩一间低矮、潮湿的小酒馆里一边饮酒一边指着我说：“你是杨志，你这位朋友就是李逵。”酒意朦胧、词不达意，李逵、下午、一个朋友……
而这个偷吃了三个蛋糕的下午，尽管自责（由于害怕）会袭上心头，但同时一种对未来无名的反抗激情，对普遍下午的烦乱激情（不是吗？我尽了这么大的努力才完成的这个下午理应受到夸耀但却遭到敲打），对本已完美的事物百搬挑剔的激情也开始在我内心萌芽。我以离奇古怪的热情和勇气从此渴望迅速长大、迅速逃跑、迅速自由。
在另一个冬日的黄昏，我终于冲破了下午越燃越炽的教育，挣脱了我那日课式的千锤百炼的完美主义训练（我现在甚至以为这种训练是普天之下的母亲最乐此不疲的人生志业，如我后来教书时认识的一位女研究生，她狂热地读我的诗，几乎不是读，是吞！她说每天必读我的诗，不然就活不下去，我的诗已成了她每日必服的药片，她说这些“药片”可以医治她童年的创伤并有效地对抗她无比凶猛的完美主义母亲；而张刚，另一位年轻的日语教师甚至为我的《震颤》流下惊恐的神经质的热泪）。那一年我九岁，第一次弃家出走。出走是由一位脾气古怪、性格烦乱的老处女引起的。她是我的语文教师，又胖又矮，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她有一个习惯，每天下午（又是下午）折磨她收养的一个男孩，不停地骂他并用一个黄色的直尺打他的手掌。那天下午，她恨我上课时的好动症，放学后将我关在办公室，一边呓语翻滚、空话连篇，一边大胆地用她那胖胖的“50岁”的手指戳我的前额（唉，又是母亲般的惩罚形式）。我已不能准确地描述那时的心情了，直到长大成人后，当我写出《恨》，这时我才清楚地恢复了对那个下午的记忆。的确那个语文老师是多毛的，我记起了她多肉的嘴唇和唇边密集的绒毛；我也记起了她的神态，她在寒冷的下午困难地滚动着她的身体，直尺在她手上换来换去，烦躁不安。
那个下午，她果然通知了我的父母。但我却有我的办法，更大的愤怒压倒了害怕，我已打定主意拒受教育，不回家。
下面这一段应该写得让人停止心跳，但我却只想将它尽快讲完，一笔带过。
冬日的黄昏，凄凉透骨，不懂事的孩子在学习逃跑……
我走得并不远，在家的附近徘徊。天越来越黑，童年的嗜睡症袭上头来。我走到一幢熟悉的大楼的避风角落（那角落里散落着一些潮湿的破砖），安全地蜷缩在那里，不知悲伤只觉饥饿地望着夜空，直到沉沉睡去。
事到如今，我才明白这一夜是我走向诗歌的第二步（在这之前我已以三个蛋糕为代价迈出诗歌的第一步），这一步同样不是书本之诗而是生活之诗。九岁的我虽不会抒情，也不知道这“愤怒”所酝酿着的“精神分析学”的被伤害感和被抛弃感。但没有这一夜我就不会在十五年后与波德莱尔的《露台》相遇，我就不会以我后来“冲锋的青春”歌唱我的生活。作为诗人，尤其是一个极端左翼的抒情诗人，我命该如此。我感谢这逃跑的第一夜，它把我送往人生“表达”的路上，它至少高于蛋糕、高于现实。那真是一种对抗着又包容着激情与神秘的（并不开口说话的）诗歌黑夜！
一觉醒来，我就宣告教育的结束，这翅膀硬了的鸟可以飞了；一觉醒来（一九九一年在寒冷的北京），我对身边另一位十七岁的大诗人杨多乐（他现在叫杨典，除诗人身份外，也是一位年轻的古琴大师和杰出画家）说：“要写诗，不要像我从‘下午开始，早晨七点更接近真理……”，说着说着，我因干燥的天气而流下伤心的鼻血。
脚步已经跨出，鸟儿已经飞走……
逃跑以它一连串的惊叹号，以无穷的“9”的速度从这一夜开始偏离了所谓“听话”的道路（或人生服从的道路）；它公开或暗中一直向左；它使我加速成为一个“秩序”的否定者、安逸的否定者、人间幸福的否定者。随着逃跑不断升级，我理解了“斗争”“阶级”“左派”“解放”这些词语，它们在一个诚实的孩子的注目下显得无限感性、催人泪下；同时一股近似于自我牺牲的极端热情把我推向“极左”（自恋狂或虐待狂）的尖端。这尖端顶着诗人放肆的特征但没有什么庸俗的快乐，它仅仅为我唤来一首诗的几点闪光以及前途未卜的变迁，除此之外就是肉体的疲乏和白日梦的狂妄。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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