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业之余
暖饱无事，闲来伸纸执笔，对着帖，写一些铁画银钩——这大抵是古人书写的常态，也就是业余化。由于业余化了，值得动笔的地方很多，只要触及写字，就必然与毛笔为伍，拈笔濡墨而行。譬如文人写诗、写文，给亲友写信，读书时眉批，帮邻里写状纸、契约，需要动笔的生活场景很多，这就使业余的书写成为一种训练，人人如此，都在业余中写得精彩了。
业余的书写，纸面有如山积，人数有如沙数。只是本于生活状态的书写，甚至是一种抄写，抄写以至于熟练。敦煌的残经都是业余的产物，有谁去读了书法专业再来抄写的？没有。业余的书写发达起来，为了存活，让抄什么抄什么。也许抄者是一个医生、士卒，或者是和尚、香客，各自有其主业，抄写只是业余，为了弘法，或者祈福，抄抄吧。此时，宫廷书家画家可以称为专业，和万千业余书写者相比是九牛一毛，他们有声名，为权贵宠爱，极鼓吹之盛事。这样待遇的人固然使人向往，可成为专门人才尽其脉络关纽。如果从情怀上说，心理感受是有异的。专业者必专之以业，务必持专业精神追求卓越，倘水平不及业余，必有所自责与内疚。从一业的角度审视，凡为业，都有其内在规定性，这些规定性的严密，是超越业余的，是循规蹈矩的。专业人士必须遵循专业之辙轨而不可任意信手为之，否则就难以到达专业水准。南朝刘勰曾认为识别诗文之高下可以从六个方面进行，一观位体，二观置词，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认为以这六点观之，高下可以立判。这样的标准只有专业的人才会如此设置，业余者凭感觉行，不必逻辑推理，感觉就是业余人士判断所倚仗的法宝。至于评说是切中肯綮还是离题万里，那反而不计较了。这也往往是业余者更乐意发表见解，作为一个业余者的存在，任意表达自己的意见则更不受制约。
业余使人有一种放松感，也有一种不在乎感，由此自足自在，以平常心行，甚至以游戏方式行。每每拿作品与人交流，喜欢说：“我随便写的”，或者更进一步显示出漫不经心：“这是我乱写的。”由于是业余，这些话语说得没有责任感，实则并非如此。宽松的心理也带来慵懒，不似专业者那般孜孜以求黑夜继之白日。由于投入的时日、精力不及专业者，在技能上明显见出不足，总是不那么严丝合缝难以精致，草草而过的书写又往往给进步设置了障碍。业余和专业之界限虽然无人明文去规划，但内心是有一条沟壑的，从书法职务、职业来考量，从参与的团体、活动的等级来判断。有的人一辈子都把自己界定于业余的空间里，觉得不可能递进到专业的行列里。持这种想法的人也就心安理得，以随时、随意应对之，同时也以养心、养身为前提，虽做不到三更灯火五更鸡那般殷勤，却也抽时把筆，有所寸进，如果对其作品分析，一部分书风更倾向于野或逸，如此心态形成如此笔墨，也自然。而另一部分不从碑帖出者则流于市井气，粗鄙媚俗，则回头无望了。
从分工的角度来看，以书法艺术为职业者可称为专业者，非职业者为业余。明人李贽说：“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这就是专业的效果，因为对这一专业有比他人更深刻的感受，言之有理也有趣，换个业余者言说就不知何所云，云何所了。当然，专业更多为功名，业余更多为遣兴。遣兴使人快乐，少声名之累，业余过程总是多浪漫、散淡之气，蔬笋、草莽之调，持素朴之想法，以和养之，寻常日子寻常写。业余书写是大有用场的，在中国的民俗生活中，一个人惯常挥毫可以延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业余者不似专业者那般惜墨如金看场合下笔，他们乐于书写，书写量甚至很大，甚至连馆店的菜谱都不拒绝，这使他们主业之外，生活丰富起来。
弘一无意为书家，人们乐意谈论这么一位与我们生活方向不同的人。弘一的专业是律宗，可是弘一对律宗有何创建，达到何等境界，反而没人去说道了。大家都是谈他的书法，他的专业反而被他的业余之名掩盖了。呵呵！
穿墙术
鲍勃？迪伦获得了二0一六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获奖让人觉得有点意思。通常认为，既然是文学奖，就是奖给从事纯粹的文学创作的作家，在严格意义上，他们的工作离文学奖最近，获奖的可能性也最大。鲍勃则是美国的摇滚歌星，他的职业就是表演，似乎离文学很远。的确，从资料上看，鲍勃集音乐、表演、绘画于一身，近于文学的就是他写下的歌词，但有人认为这与诗歌的审美距离还远着呢——因为歌词还得倚仗音乐才能发挥，这种以民谣方式打进文学殿堂的运气，被鲍勃撞上了。
各行各业分工越发精细，细到干哪一行就干哪一行，不必跨界。跨界的人反而被视为不专，给人感觉是多才，是缺乏专业深度的。如今言说专业，狭隘并没有关系，甚至进入一条死胡同无路可走，也可以守其成。如此，也就越发走向单一。譬如书法艺术，渐渐就分成了从事创作和从事理论两大类，而从事创作，又细分到楷、草或者隶、篆，因此一个人就是一个标签、一个归属，一提及就知道此人善楷书或者善篆书。似乎身份缘此而鲜明。这不禁让人想起一个故事——一个宫廷厨师返乡，乡亲皆来问询，并恳请他露一手让大家一饱眼福、口福。御厨一不吭声二不动手，最后扛不住了只好坦言：宫里分工细之又细，俺是专门洗葱摘葱的，余下皆不知晓。所谓的“器”就是这样——一个杯子、一把水瓢、一张椅子，大抵用处只有一个，只有一个用处。如此的不足就是无广度可言。
分工越细，着眼点和落脚点就越小，越发没有施展的空间和兼容的可能性，单薄、枯落甚至没有什么意思，重复多了起来。一个人学二王简札，笔下春风浮动杨柳依依，不可谓不美观。一生专于此，学深学透，总是在这个语境里往复，也就被囿守了，熟得很，俗得很，徒有二王之名。古代文人的身份不是单一的，跨界而多能是很自然的追求。有的文人在文学界是作家，在美术界是画家，在书法界是书法家，在理论界又是个善论者。角色多重，却都表现得有声有色。在一个跨界多能的人眼中，各界的界限是模糊的，自己的角色随时置换，也就自然而然了。在一般人眼中，艺、文诸门类是有鸿沟的，尽管文理艺理从理论上说是相通，但说起来容易的理，实践却困难之至。在鲍勃的眼里，艺和文似乎是没有障碍的，可以随时跨越，或者融汇，游刃有余地施展自己的才华。那些为数不多的具备跨界能力的人，可以在文学上获奖，可以在音乐上获奖，也可以在美术上获奖。尽管这些人的志趣并不在获奖上，而在享受诸门类探求的过程里。这些过程充满了乐趣，比获奖更有意思，使他们乐此不疲。endprint
每一个文艺门类都有自己的系统，具备与其他不同的独立品质。不同的创作机制，不同的表现手法。写一部长篇小说需要几年功夫，写一幅行草书还不需半天，因此它们的差异性总是被人强调，使人专注在一个点上，成为一个单一的书法家、画家或者作家，以为如此更能尽到作为专门家的义务，如同一条浑然的鱼皮肉不连地被切成好几块，每人研究一块，君子自守，相互间无干痛痒，无意于横向交流。守住自我小摊子的人很多，也有了成绩。一个人有自己的发展观，大多信奉人专则传广发则废之说，这是和鲍勃所不同的。艺文间相通的路径往往被人为地封闭了——这很像一个房间，墙很厚实，却不开窗。人在里边，安全实在，只是有些沉闷了。
一个人究竟适宜做什么？未必就是今日之喜好的那一门。一个人可能不止一业，不止择一业而尽一生，而是能在不少领域崭露，显示出精神生活的丰富。鲍勃获奖的意义在于他以自己的才情融化艺文之间的壁垒，他的内心并不在意这些界限，在艺文面前，时而感性勃发，时而思辨冷峻，时而又如他自己说的，是一个胡言乱语的人。蒲松龄曾描写一个有穿墙术的仙人，在他眼前没有墙这个概念，在别人看来是森严的壁垒，他如此轻巧地贯穿而过。
鲍勃如此。
庄重之书
清人魏际瑞曾谈到一种文字的风度：能闲、能整、有安顿、不流、不费筋力、不板硬，最终“如置重器于平阔之案”。古今都会有这么一种作品，不事张扬，很沉着安稳，以庄重之致使人感到内中承载有物，欣赏时静穆下来，觉得应该多咀嚼回味。这样的欣赏摒弃了看热闹的轻佻之心，觉得在作品面前理应郑重起来。
一个人在泰山经石峪面前、在铁山摩崖面前，欣赏北朝后期这些圆润宽博之作，谁还可能生出浅薄调侃之情调？只是无声以对，无声胜于有声。除了这些作品的历史沧桑之外，是字本身含纳的静肃之气。当时的书写就是这样，这股气沉入纸中，后来经刻工之手，这股气又沉入石中，千百年下，依然可以感受到当时的心和手，都是持抱恭敬谨重的——有什么样的表现情怀、手法，就会传递给欣赏者，经年不易。一个人在上述的摩崖书法面前更多的是静思与感慨——这样的作品是没有被调笑的元素的，无法让人开怀，只是沉思，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反倒显得不稳重了，不说往往比说好。在民间也有一些悬于堂上的牌匾，虽然民间宅第非官宦人家，但牌匾依然显示出浑穆之气，不巧妙，很质朴，还带些拙重之色。让人觉得宅第往昔的安定平衡，诗礼本色。这些牌匾的书法水平未必高上，只是有雍容的气度、敦厚的气质，足以镇安家业。
大开大合之势让人惊异，见识了书者的气魄，还有一手娴熟工夫。这样的作品越来越多，也就满纸都是风云相逐，静穆之气就被挤走了。大开大合固然是一种气派，是开放的结果，以动为舆，御风而行，使人满目纵横交错。引人注目莫乎动，于动中见出不同。把字写得像君子者鲜矣，而如疾风中的侠士者多。太飞动了就不安静了，点线中含纳不了静的元素，缺乏静态所需要的速度。而有的人在书写过程中又太巧，太巧的字精美之至，犹如打磨得细腻光洁的工艺品，显示出书写者的手法细微纤毫不爽。只是这样的字又太缺乏深沉朴茂的混沌气象，见出格局小巧纤丽，也是与一个家族所追慕的本质不太适宜。于是请一老者来，笔墨情调异于时下，不张狂而谨慎，不巧丽而敦厚，不轻浮而笃定，总是有一些旧时的神采于内，是有积累沉淀的。这就不仅仅是从书写的手上功夫来说了，还有许多成分都在此中——相比于时髦，更需要与时髦相悖方向的元素。
让怀素来写牌匾，太急切；让黄庭坚来写，太伸张；让徐渭来写，太散乱；让张瑞图来写，太突兀；让郑夑来写，又太摆弄了。一个人不写牌匾，也许怎么样涂抹都可自诩于审美表现，或饥鹰独出奇矫峭拔；或钢丸走坂骏马下坡；或删繁就简倚风自笑，约束总是置于后。可是于牌匾功能而言，需要适宜的笔调来写，不是善书者都能胜任。
米芾和黄庭坚的书写技巧更多了一些动作，看起来丰富，要过于苏东坡的寻常。动作不嫌多，多了引人注目，有一些表演的成分，诸如用笔的扭动、逆入，都使痕迹不同于一般，多一些不安定的变化。一个人可以从米黄始，尽其长枪大戟，风樯阵马之痛快淋漓，但还是要得苏东坡之风神，以此为终结，否则就是士人之书，是子路神色了。一个人从米黄始，得其伸张倔强之气，写得天风浩荡奇诡兀傲无不可，可是越往后越不是外在在起作用，还是要有君子之气于其中。一件作品终了还是要有内在之气散发，使人有所感亦有所涵养，抬头仰望不敢有轻慢荒唐。这样的作品往往没有那么多技，很寻常。明人张岱认为：“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许多滋味。咀嚼不尽，传之永远，愈久愈新，愈淡愈远。”寻常之作，架子放下来了，动作的幅度小了，点线的尖峭钝拙了，可以写一些平正之作了。书写者喜于长篇中洋洋洒洒，牵连萦带关联复杂，粉饰和遮掩也随之多了起来，或者说兴起时的信笔成分多了，正少奇多，有露无藏，令人觉得活跃多变。但于牌匾上书、则多不适。真是要待火候到了，学问修养之气于字中，那么仅二字、四字，也弥漫门庭，如重器一尊，真是镇得住了。
寻常趣味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近四十年的光阴，有一批艺术家居住在北京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大院。艺术家聚一堆，故事也一大堆。著名的有黄永玉、李苦禅、李可染、张仃、董希文等及他们的家庭，外加这些家庭的二三十个孩童，可谓热闹非凡声响无歇。为了让院子里的孩童能在中秋节品尝到葡萄，黄永玉花钱从市场上买来许多紫红色的玫瑰香和碧绿的马奶子，用细细的红线绑在他栽种的一棵葡萄上——因为他种的这棵葡萄尚未结果。可想而知，这一群孩童见到这个场景会是何等的快乐，连连尖叫。黄永玉还会把孩童们组织起来，自带干粮、白开水去动物园游玩。他带根竹竿，上边系一条大手绢，权做大雅宝儿童团的团旗，命令排队跟着走，使大家乐不可支。闲下来的时候，李苦禅就耍大刀，李可染拉二胡，黄永玉拉手风琴，邹佩珠反串须生唱《搜孤救孤》……。多年過去，这个大院超出艺术的那一部分寻常生活，反倒让人怀想，品咂不已。
艺术生活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艺术追求，绳墨须宗前人恪守规矩，而后挫笼参会开后人未启之端。每个人都砥砺求深，认为此作为很有意义，不可随便。作品是立身之本，人生的意义与此密切攸关。除了艺术，余下的生活部分与身无专长的人一样，吃啊喝啊琐屑啊无聊赖啊，无意义而有乐趣。这就好像王羲之，哪有天天写字，不是和道士去采药就是与东土人士营山水弋钓之乐，觉得一生如此才是快乐。正常的生活是有自己的轨辙的，与艺术无干。一个人不可能终日都在画室挥毫泼墨，连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都放弃了。如同一棵树，不可能笔直朝上争高轩邈，也是要开枝散叶方是正常。有些时间在非艺术生活之外消耗，不应觉得可惜，而是必须。据古琴名家成公亮的学生说，成先生除了写文章、打琴曲，又要做饭做菜，又要放风筝。一个人如果放言只为艺术而生，那就是一种伪生活，是虚拟的。生活更多是平民气息——有人去拜访齐白石，觉得他就是市井中人，储米柜子的钥匙他自己挂在腰间，蛋糕舍不得吃都发霉了，看不出什么大艺术家的举止，邻家大爷罢了。郭沫若和于立群夫妇来大雅宝胡同拜访李可染夫妇，告辞时已是中午时分，大院里每个艺术家都在炊事，香气弥漫，李可染夫妇并未留郭氏夫妇共进午餐。郭氏夫妇走到常濬夫妇门前，和常氏夫妇交谈，说：“你们的小灶真香。”常濬也未留下郭氏夫妇吃饭。一切都自然而然，保持一种寻常态，不因人的身份差异而倨而恭。先前的风气，现在回味起来，具备起码的礼貌而又能持守朴素、简淡之道。endprint
童趣是日常生活的要素。许多人看到了书画家最终的成品，皇皇巨制动人心魄，然后想象其日夜无间，覃思无休，下笔无辍，是不食人间烟火者，惟以丹青死生。其实非如此。黄永玉告诉大雅宝胡同的孩童，他种的这棵葡萄树，是他美美地品尝了一只野猫肉后，把遗骸埋在树下，所以这棵葡萄树长得特别青绿。在他的澄泥缸里，永远有一只来历不明的蛐蛐大王，威猛威风，那时捉蛐蛐成风，让孩童们常有挑战之心。而李苦禅有时就应孩童叫好而耍大刀、唱《黄鹤楼》，一时兴起豪气冲天。明人李贽云：“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许多人初始真，而后作派多了就不真了，无法再回到昔日的童趣里。一个书画家不可能总在一个位置上，不断地随着艺术成就的提高进入一个又一个崭新的空间，声名俱进，精神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但是艺术生活依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除了艺术生活必须遵循艺术规律外，多年刻苦，已经能屡迁而日新，自启堂奥别创门户，可称名家了。尽管如此，日常生活还是依旧，吃啊喝啊琐碎啊繁杂啊，再大的艺术家也不是横空出世的超人，不可能免了俗常生活。之所以俗常，就是没那么多意义，或者是全然没意义的。像黄永玉买了葡萄伪装在树上，有什么意义？没有。但是很有情趣啊，表明了一个人的对寻常生活的态度，很热爱，很想过好。寻常日子寻常过，琐屑中也不乏有消遣的开心。如果和黄永玉这一代人爱生活的心相比，后人太倾心生活中的意义追寻了——其实，没有那么多意义。
隐于深处
一个人记日记，无论是生活日记，还是艺术日记，从本意上讲都是无意于发表的。日记是每一天的感受，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对个人来说长短随意，笑骂任情，毫无挂碍。英国女作家伍尔芙有记日记的习惯，日记中有过分的私人性质，在日记中所涉及的一些人也还健在，她对他们的写作、交往做了一些评说，表达独到，情绪都在里面，也就全无出版的念头。伍尔芙去世十二年后，她的丈夫伦那德把她1915年-1941年这26年间的日记选编出版。此时，她同时代的人不是过往了，就是垂垂老矣，不会与之计较了。
有些文字只为自己写，秘不示人，其中见解世人无从知晓。晋人阮籍把自己见解烂在肚子里，也就不会生是非。如果文字公开，还是要有思想准备，尽管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权利与自由，但是也要应对反批评，我写我承担。文字的不安全感，也往往如此，如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也就要承受磨难。
乐于书写遣兴，在遣兴中痛快淋漓地批评，却从不面世，收于密室，个人把玩或者备忘，它的作用就几乎没有。无从进入社会交流渠道的，是对是错，与世无干，便也无从纷争。往往是写给自己看的那些文字最为率真，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称得上是个人的心灵史。古谚认为官告不如私告，私告不如简札。但简札毕竟还是给对方看的，仍须注意修辞。只有为自己而写之文字，它的真实性可以无疑。有一些日记、信件由主人展出——有意为之的成分就上升了，由隐蔽而为公开。当时落笔就有意粉饰一些，面世时再修改一番，使其合公共认识。这样的日记、简札就有了作伪的嫌疑，是伪的心灵史。
每一个书法家都会有一些作品是留给自己的。兴致来了不择笔墨，可能写得更好，或者写得更不好，但与寻常笔调、趣味都不同，便觉新奇，留了下来，偶尔也会有一些探索性的尝试，来一些墨戏，很有新鲜感，也成为不示人之物。相比之下，有一些文字就是为了进入社会欣赏渠道而为的，合目的地为第一要义，合公共的口味多了，个人的口味就弱了。因此一个人在书写上的两面性往往让人惊奇，觉得人是最善于适应不同要求的，可以有多种笔调，内外不一。试想，一个人把自己隐秘的日记创作成一件书法作品，公诸广庭大众面前，还可能是本来的写法、本来的意思？宋人吴可认为：“凡装点者好在外，初读之似好，再读之则无味。”在我们的表达中，有一部分是写给外人看的，未必真，或真伪交夹，显示着人生的复杂。
有一些文字终于在作者过世后得以面世，尽管有违主人的意图，但为了伸张它的价值，有人还是想方设法地出版了，且效果奇好。伦那德把伍尔芙的这些日记命名《一个作家的日记》，出版后销售一空。有人认为出版了才有价值，即便她表达偏颇、极端，却全然心声。群居社会使人乐意交流，每个人的内心，有些感受是可以交流的，而有的感受全然不能交流，作为隐秘存在，可能这部分是深夜里个人的自言自语，或者只有自己心知肚明。书法家的交流密集，今人胜于古人，隐秘在张开的口子里飞了出去，融入公共话语中、审美潮流中。而公共的感觉，也淡化了个人的思考甚至代替，使交流之中笔下相互蹈袭，如伯仲现矣。个人的感觉是一个秘密，使个人迷醉，因不外显而更有私有价值。五代徐铉认为：“士君子藏器于身，应物如响”，真器藏者，有物来叩门也应毫无声响。个人的感觉、认识有不可交流的一面，它被主人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谁也看不到里面的动静。一个人因为有了这些秘藏之物，内心安稳。明人冯梦龙认为：“最浅最俚亦最真”，大凡自己的见识都是可珍视的，未必要拿出来与人交流让人指媸。那些長于持守个人感受的人，着力于个人的精神储存，而漠视冠盖名场之交逐。许多人在交流中笔墨雷同气味如一，也因此合时尚，博得欣赏。这也使个体的秘密越来越寡淡，依赖外在成了主要。
紫砂壶大师顾景舟写了厚厚几大本日记，让人心生窥探欲望，想窥探他隐于内部的复杂情怀，它们是成为一名大师的要素。但是，顾氏家属不愿提供出版。这是对的，有一些文字就是隐藏起来的，让它永远不见天日，因为它属于个人，没有义务为外界所知。
孤独之旅
读麦家的作品，觉得指向浑茫无端的未知领域。里面的主人公身怀破译密码的信念，在与俗世生存状态的隔绝中，去寻找破译密码的钥匙。这把钥匙在哪里，不知道。于是潜伏在黑暗里，孤独而行，于无望中寻找希望。一个人的才华、时间都在为密码而耗费，幸运者最终成功，不幸者依然茫然无着。当他年老离开密室，他的精神、感觉已经与俗世相距遥远了，他们是另一个世界上的人。
一个人的智力可以达到何种程度，一般人只利用了其中的一部分。因为所处的寻常环境并不需要用到极限。而密码破译者，譬如《暗算》中的黄依依，却要尽个人才智极致。这注定是要由孤独的天才人物来进行。甚至有的破译者进入到密码深处不能自拔，精神失常也不鲜见。如此说，接触必然少，陌生者多，门槛高，是个冷门。endprint
可是，什么人都可以说自己会书法，甚至自称书法家，轻看了书法的门槛。作为一门去集体化的艺术，一个人学书法和破译密码一样，是一种潜伏式的工作，一个不断解码的进程。也是需要个人孤独的磨砺，同时给自己的世俗生存提出一些限制、阻碍，避免世俗生活的干扰和影响，避免倾心于外精神耗费——学一艺毕竟有遵守其规定的必要，才可能使一个人的才华得以规避一些无謂的消耗。学艺无异于修行，书法家有闭关学习的经历，沉浸在个人的书法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无异于超人，与俗格相异。有些人终于获得了密码的钥匙而留名，连同他们奇异的生活方式，渲染增添，使其神奇，反倒略去艰辛的那一部分。
一艺之成必经磨砺，因为钥匙在幽深处。苏东坡把书艺当生命体看待，认为：“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古人离我们那么远，还原其卓异，这样的探求也不亚于破译密码，如果说书之骨、之肉、之血可抚可感，那么书之神、之气，则意味着是艰难的精神探索，秘境幽深，无休无止。赵壹在《非草书》中写到这么一种执着：“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出血，犹不休辍”，其场面奇崛，盛气如虹。技法上的实在表现可以如此，若与古书家心灵沟通、精神交汇，那就远不是如此靠苦练可抵达。前人精神如铅中金、石中玉、水中盐、色中胶，于其中不可见，惟积思、神游、冥搜、妙悟尚可有少许获得。学书与破译密码都是孤立无援的。学书则顺其自然缓慢推进，是不求时间之急的，是安于慢状态的。
凡以个人行为进行的行业都使人有孤独感，久而久之一个人的进程成为享受。如同破译者一些共有的特点——特立独行、锲而不舍、长于自守、固执自信。这些秉性使一个人在漫长路径上一以贯之，去集体化而单干。每一个学习者都是独立不倚的，是独立的手工劳动者，一杆笔、一张纸，乐无穷。书法艺术强化了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独立性，像唐人郑綮，诗思在灞桥风雪中的驴背上，有谁与共，没有。像清人李渔，“自幼至长，自长至老，总无一刻舒眉”，只有他制曲填词之际才郁藉尽舒。可见个人之所为会带来快乐的，是旁人不能理解。依托群体的力量如何？书艺肯定是不宜的——如果一件书法作品由多名书法家合作，那只能是破绽满目，相互抵销，无从协调统一。这也决定了书法家的精神之旅，自由的，个人的。
自由的、个人的进展有一个维度要持守，那就是维度的向上提升。不少人只是在平面上行，只位得不到提升而为庸常，甚至于自由中离主旨太远，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个人的自由反而走向反面。密码破译的成功使一些人成了国家功臣，让人仰望。这与书法家的成功大抵相同，开堂奥、标风帜，被命名为“颜体”、“柳体”、“苏体”、“赵体”。此时，他们结束了孤独的历程，有如隋人智永那般，门槛被人踏破。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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