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吹灯》是一部有趣的小说。此处所谓的“有趣”，不仅僅在于它的内容，更在于，作为网络文学转型时期之最具标杆意义的小说文本之一，在它的身上所凝聚起来的一些复杂而重要的因素。在《鬼吹灯》之前的“榕树下时代”，网络作家的成功往往充满偶然性，相信当时绝大多数的网络写作者都不会认为他们作品的走红应归功于理性、精确的受众需求分析。无论痞子蔡、邢育森还是安妮宝贝，其早期的作品都更像是一种“自语”，当这种“自语”能够使大量读者从中感受到心理契合的时候，“走红”就会发生——显然，这并不是由刻意迎合而造成的结果。尽管路金波认为网络文学的真正意义是“使文学重回民间”，但是，对于初期的网络文学而言，“重回民间”仅仅意味着表达渠道的空前开放，而并不指向大众化、消费主义等词语，许多初期网络作品的写作风格毋宁说是“小众化”的。在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史上，“榕树下”的衰落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以个体的自由表达为主流的“榕树下时代”走向终结，也标志着网络文学“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而造成其衰落的原因，正是拒绝向商业化潮流敞开怀抱，拒绝采用新兴的付费阅读模式。
伴随着“榕树下”衰落的，是“起点”的崛起。《鬼吹灯》自2006年3月开始在起点网连载，此时的“起点”已经被盛大收购，同时，盛大还在进一步布局收购其他重要的文学网站，如红袖、晋江等。对于网络文学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激烈转型的时代，一方面是各大文学网站“盈利模式”的先后启动[1]，另一方面是受众群体的巨大变化——随着电脑与网络的普及，网络文学的主要受众群体不再是白领人士或机关单位里喝茶看报的闲人，而是演变为在读大学生、中学生乃至社会底层，到近几年，甚至已经以“江浙沪地区的外来务工者”为主。处在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上，《鬼吹灯》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既是面向受众和市场的（比如选择盗墓题材，融入各种探险元素），又保留了作者的强烈个性（正如“知乎”上一位网友所指出的，《鬼吹灯》的写作格调颇近于“宋元话本”，而与寻常的网文迥异）；它是少有的一个不受“精准的受众预期定位”所限的网络文本，其受众群体跨越不同的年龄、阶层，它也是向“影视IP”过渡最为成功的网络文本之一（近几年以《鬼吹灯》为底本改编的电影纷纷上马）；它具备了一部优秀的网络小说所应具备的种种要素，同时又体现出了当下以网络媒介为主的通俗文学所特有的局限。借助对这样一个文本的分析，或许我们能够对当下文学、文化生态中的消费主义潮流有所观察。
一
许多研究者都曾指出，网络小说的一大特质，即是向阅读者兜售一场又一场的白日梦，甚至网络小说的整个运作机制就像是一个“白日梦百货公司”[2]。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似乎没有必要指责网络小说“脱离现实”，既然是兜售白日梦，那就必然会脱离现实，这是由其性质决定的。而且，正如李敬泽所言，即使是“架空式”的写作，也自有其传统，它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早期的大量的笔记小说，很多都是架空的。比如《西游记》一定程度上也是架空的……当然在西方传统里‘架空就更强大了。”从本质上讲，《鬼吹灯》无疑是一部典型的“造梦小说”，从精绝古城到南海归墟，从龙岭迷窟到云南虫谷，读者仿佛是跟着故事的发展做了一连串的探险之梦，这种阅读感受，颇近于观看好莱坞系列电影《夺宝奇兵》。陶东风是较早对“盗墓文学”及《鬼吹灯》做出过论述的重要学者，在他看来，盗墓文学与玄幻文学极其近似，“其核心仍然是装神弄鬼……怪力乱神满天飞，牛鬼蛇神遍地走”，而装神弄鬼或“造梦”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犬儒主义的人生态度，此两种文学的大行其道表明了当下社会价值秩序的迷乱。他还指出了盗墓文学的三个局限：
（一）、其艺术价值值得怀疑。
（二）、人文精神稀薄，价值评价不明。
（三）、远离现实、缺乏人文蕴含使之在精神内涵方面带有贫血症和败血症。[3]
上述观点当然不无道理，但是，陶东风所使用的，仍是一种面向精英阶层的文化批评方法，所谓人文精神、艺术价值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关注，这些当然都很重要，可是对于以赢取点击率为首要目标的网络小说而言，甚至，对于传统的通俗小说而言，都并非必需。“犬儒主义”（抛开其原初的定义）的前提首先是“儒”，也就是说，承担人文承续、社会批判之责任的，理应是文化精英或社会精英，而非芸芸大众。因此，以“犬儒主义”来批评玄幻文学、盗墓文学，多少有那么一点点文不对题——彼既非儒，也就无所谓犬儒。真正令我们感到难以解答的问题其实是在于：除了满足受众群体的阅读需求之外，除了为读者们制造符合他们愿景的白日梦之外，作为通俗文学在网络媒介崛起之后的变体，当下的网络小说究竟还应具备何种功用？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通俗文学（包括网络小说）与严肃文学既互相渗透，又彼此抗衡，二者兼有，才能构成健全的文学生态。渗透不必多说，对此，李敬泽已有精彩的论述：“实际上类型文学这个概念永远是相对的。……纯文学或者是传统文学，同样也是不断要从类型文学、通俗文学中汲取营养的。甚至有时候随着我们文学观念的变化，有些东西在文学史的意义上也是不断被转化的。”此处所谓抗衡指的是，立足于市场机制、经济理性和受众需求的现代通俗文学，其最可贵的品质，乃是建立在这三者基础之上的、属于普通市民阶层的常识感和现实感，这种品质可能不那么高级，可能显得保守、琐屑或平庸，但是，从这样的常识感和现实感出发，它可以对遍布于严肃文学领域或人文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激进主义、道德理想主义有所匡正。中国当下的文学生态，真正应当让人感到忧虑的，不是娱乐精神的无处不在和通俗网文的铺天盖地，也不是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想的沦丧，而是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既乏渗透，又无抗衡，反而逐渐疏离，各有各的一套路数，就通俗文学自身而言，原本具有的那种可贵的常识感，也已经被丢弃了。
二
究竟何谓“普通市民阶层的常识感”？首先，它有别于知识分子阶层经过广泛的阅读、深入的思考和观察而培养起来的那种“健全的常识感”——比如梁文道在解释其畅销书《常识》的书名由来时说：“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4]此处之所谓“常识”者，显然就是知识分子阶层的“健全的常识”；其次，它也有别于小农阶层那种完全立足于土地、食物、生存需求而建立起来的“生存层面的常识感”——比如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里那个由农村来到城市的妻子看不惯城里人的做派，说：“那么多的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的！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不知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像是吃了死老鼠似的，头发像个草鸡窝！”[5]这就是“生存层面的常识感”，由这种常识感出发，就必然会排斥那些超出于生存层面之上的，闲暇的、无用的、审美化的事物。
从概念上讲，所谓“普通市民阶层”，接近于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经济人”，其首要特点是惯于在约定俗成的道德框架之内追寻“自利最大化”。由这一特点出发，我们可从两个角度去定义“普通市民阶层的常识感”：一方面，它立足于“自利最大化”原则所延伸出的经济理性，具备了“理性预期”的能力；另一方面，它又为自利的本性及对既定道德框架的默认态度所限，无法进行超越性的思考。因此，“普通市民阶层的常识感”不可能像知识分子经由阅读、思考、观察而来的常识感那般具有批判性和自省性，也不可能像小农阶层立足于土地、农耕生活而来的常识感那样仅仅聚焦于生存层面。它是中庸的、琐碎的、谨小慎微的，也是未经建构的、经验主义的；它是世俗的、实用的、经济理性的，也是不排斥享乐的、注重人生之余裕的；它是不彻底的、容易妥协的、对革命与激情有着天然抵触心理的，更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这种常识感随着自由市场和城市化的推进而逐渐在市民阶层当中形成，事实上，早在民国文学里面，在张恨水、老舍、张爱玲等人的小说中，我们已经能够影影绰绰地看到它的轮廓，它是《春明外史》里对新派知识分子、新女性、新诗人的冷冷嘲讽，是《离婚》里对革命青年“马克同”的漫画式处理，是《色·戒》里王佳芝最后一刻的动摇和若有所失……可惜的是，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哪怕是通俗文学的血脉里，这种本应具有泼辣生命力的常识感，却总是脆弱不堪，《骆驼祥子》小说结尾对“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的峻烈批判，已将它的这种脆弱暴露无遗。
为什么“普通市民阶层的常识感”始终无法在我们现当代的文学作品中稳步扎根？对此，裴毅然有一个说法是值得注意的，他将“城乡之战”视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资源内部的核心矛盾，并认为，在现代文学阶段，“城”之所以最终为“乡”所压倒，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后滞性，特别是乡村农业经济的普遍现实存在，五四大潮一过，30年代文学便出现了思想回流。”这种思想的回流表现在许多方面，“如京派的散淡悠远审美风格，究其审美核心，便是以乡村为理想之源，进而嘲笑城市文明。不幸，这一审美趋向，最终成为主宰其后半个多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主流。”[6]若按照这种观点，则京派作家如沈从文等人所展现出的回归乡村和田园的倾向，及其对都市文明和现代性的批判，就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类似欧洲那样的继起于启蒙主义之后的浪漫思潮——说到底，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性只是初露头角，都市文明也仅仅存在于少数的几个发达区域，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现代性的危机，抑或是对启蒙理性的超越，都是谈不上的。而事实上，直到今天，在这个“物质主义的末世救赎论”盛行的时代，在这个网络媒体进一步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时代，在这个到处充斥着创业热和科技新名词的时代，我们仍未建立起“市民社会”所应有的经济理性和常识感，这一点，从当下的网络小说创作中就能够看出来，《鬼吹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三
作为网络上“盗墓题材小说”的开山之作，《鬼吹灯》自写作伊始便面临着一个价值层面的困境，即：应如何正面地在故事中去书写一群盗墓贼。毕竟，“盗墓”这种行当，无论在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伦理观念当中，还是在现代的法律条文当中，都是不被容许的，也是为人所不齿的。对于这个价值困境，《鬼吹灯》作者的处理方式十分狡黠：一方面，他引入了一套游离于主流秩序之外的“江湖话语”，在这套“江湖话语”中，“七十二行，盗墓为王”，盗墓行当不仅因其特殊的技术优势而居于传统行业的顶端，更形成了一套看起来像模像样的文化系统（比如盗墓者内部有发丘、摸金、搬山、卸岭的流派之分，故事主角的技术手段承自“摸金校尉”的风水秘术，具体到盗墓行动中也有“鸡鸣灯灭不摸金”等一系列禁忌和规定），虽然这套文化系统尚不足以赋予盗墓行业以合法性，但至少在相当程度上使之看起来具备了一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具体到故事主角的盗墓行为，无论是在出发点上（按照小说里面的叙述，胡八一之所以会动了盗墓的念头，不是因为自己需要钱，而是因为考虑到自己死去战友的父母无人供养、弟弟妹妹上学没有学费），还是在实际的行动当中（胡、王等人几度盗墓，经济上的收益皆不大，反倒常常是为别人而犯险，如“南海归墟”之行主要目的是帮助陈教授寻找“秦王照骨镜”，“巫峡棺山”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寻找丹药为多鈴疗疾），都充满了“政治正确”的意味，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为发财梦所驱使的经济行为，而是有着道义诉求的英雄之举。
在论及网络时代的大众娱乐文化的时候，陶东风曾不无忧虑地说：“精英知识界对于大众娱乐文化的无言和失语无疑隐藏着理论范式上的危机。以‘人文精神与道德理想主义为代表的那种审美——道德主义的批判话语和批判范式明显表现出激情过后的衰颓气象。”[7]而在读了《鬼吹灯》这部小说之后，我的忧虑却恰恰相反——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发展出一套有别于精英知识界之道德主义话语的现代市民话语体系，《鬼吹灯》里关于“盗墓”的书写，其问题不是在于不道德，而是在于太道德，在这样的一种被“政治正确”绑架着的道德逻辑下，市民社会所应有的经济理性和个体意识，是无论如何难以催生出来的。作为网络文学进入消费主义时代后最先取得成功的里程碑式小说之一，《鬼吹灯》真正让人感到失望的是，它所呈现的整个价值体系仍是“前现代”的，是属于《水浒传》那个世界的——在那个世界里，纯粹的经济行为始终不被认可，虽然其中人物干的都是打家劫舍（或盗墓）的勾当，但举起的却是替天行道（或为他人抚恤家属、疗疾救命）的大旗。更加令人感到可虑的是，小说中对“文革话语”（小说主角胡八一和王凯旋都曾经是下乡知青）的引入，其效果并非后现代主义式的颠覆、解构或反讽，相反，文革话语、江湖话语以及“梁山泊式”的前现代价值体系，彼此融合无间，并对读者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最后，回到文学与消费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王朔现象”开始，到世纪末“小资文学”的大量涌现，再到近年商业网文的勃兴，人文知识分子群体对中国当代文学、文化领域中消费主义的警惕和批判，便从未止歇过。别有意味的是，在新世纪将至的时候，始终热切关注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史华慈撰写了《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一文，此文延续了他一贯的人文立场和忧患意识，在文中，他特别指出物质主义或消费主义“可能减少人类的痛苦，但也可能使得自己削弱人的力量并导致自己自身的堕落”，并且，“物质力量绝对不能替代人类长久以来在依据人文主义的观点去理解其自身的幸福所做的努力”[8]，这个观点在中国的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但是，有两个问题可能是多数论者所忽视的：
其一，史华慈虽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但他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批判，其问题意识是面向西方、尤其是面向美国的，是与他对美国当代文化现象的激烈批判密切相关的。我们不能在引入其批判思想的同时，连问题意识也一并引入过来，说到底，中国有中国的问题。
其二，众所周知，史华慈推崇具有人文主义和伦理主义倾向的孔孟思想，这也是他籍以批判消费主义的一个思想之源。但正如沟口雄三一本书的名字所呈示的，这是一个“作为方法的中国”，其核心的目的，依然是要为陷入精神危机或文化危机的西方世界寻找出路。
因此，当我们效法史华慈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对当下文化、文学领域的消费主义潮流进行批判的时候，必须自问：我们的问题意识是否真的来自中国？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是否真的已经取代了其他因素而成为中国当前文化生态和文学生态所面临的最大威胁？至少在《鬼吹灯》这样一部典型的、产生于消费主义时代并依托商业化运作而大获成功的小说作品当中，我仍未看到消费主义在其价值观层面产生任何重要的影响，与王朔当年那些极具颠覆性的小说相比，这部小说所体现出的价值观毋宁说是保守的、稳健的、没有丝毫颠覆性的，而这一点，或许才更应引起我们的思考。
责任编辑·刘鲁嘉
参考文献：
[1]笔者认为，文学网站“盈利模式”的启动，才真正标志着网络文学“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因为只有在这种模式之下，“需求拉动生产”的消费主义逻辑才会在网络文学写作当中落地生根。有的研究者认为安妮宝贝早期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诸多物质符号是消费主义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其实那不过是一种简单的表達自我的方式。
[2]可参见李敬泽与张英的对话《网络小说营造了“白日梦百货公司”》，发表于《上海文学》2015年第12期。
[3]上述内容可参见陶东风的《青春文学、玄幻文学与盗墓文学——80后写作举要》一文，该文发表于《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4]参见梁文道《常识》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见《萧也牧作品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6]裴毅然：《城乡之战——百年中国文学精神资源之探》，《文艺评论》2001年第5期。
[7]陶东风：《去精英化时代的大众娱乐文化》，《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
[8]史华慈：《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世界汉学》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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