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瑄璞

　　一

　　冬天，叔叔来电话说，他要在老家的南院盖房子。

　　南院那片宅子，属于我家已有七十年，是在我爷爷奶奶手里买来的，当时一个四方院子、三间大瓦房。一直没有人住，慢慢房倒屋塌，成为一片废墟。

　　先简要交代家史：爷爷奶奶的两个儿子，爸爸和叔叔，都上了大学，在外工作。母亲和婶婶都是农村妇女。我们堂兄妹几个小孩，在老家出生，度过童年，都随母亲，是农村户口。80年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家属农转非，我和姐姐户口随母亲转到西安，两个堂弟转到武汉，哥哥年龄远超政策规定的16岁，不能随母亲转为城市户口，留在了老家。爷爷奶奶去世后，家里只有我哥一家人，前后两处宅子都住不完，更不会在南院盖房。二十多年前，哥嫂來西安打工，两个孩子在西安长大，已经参加工作。家里老院，归叔叔继承；南院那片废墟，我爸爸继承，宅基证上写的我哥名字。

　　这个当年我爷爷奶奶辛苦劳作给后人挣下的一片家业，其荒诞之处就是，七十年来，我们家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在那里住过，它只是名义上属于我家，成为我们纪念爷爷奶奶，捍卫他们精神的某种象征。多年来，生产队里，不断有人觊觎那片地方，前几年，有人专程坐火车到西安找我爸爸、到武汉找我叔叔商量，我们常年不用，能否让他家在那里盖房，兄弟二人都没有答应；世代与我家关系很好的三顺哥哥，几次请求借用那里盖个烟炕，经营烤烟生意，只用三年，期满归还，老哥俩也没答应，害怕烟炕是幌子，实为刘备借荆州。我叔还专门给有亲戚关系的南院西邻反复交代，请他看好这片地方，但凡有人想打主意，要在这里动点什么，立即通报他。八百里外武汉的叔叔，随时会知道谁在那片地上堆粪了放柴火了，圈鸡娃了种眉豆了，扯绳子晒衣被了。这些小动作，都不足以让他心惊，突然那天一个电话，我叔叔立即买了火车票回到老家。

　　周杨的儿子，拉了一车砖堆在那里。

　　叔叔的推理是，周杨的儿子今天能在这里堆砖，明天就敢在这儿盖房。

　　担心是有道理的，周杨的儿子大强，真有在此盖房之意。

　　南院这片地，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有所变动，先是相邻的一个生产队变换过道，多出来一过道的地方，我家又从村后某个地方补给人家一点；因为当年我哥结婚时，新划宅基地，生产队将我家旧院后面一片地划给我哥，可那里面有我们生产队周庆洪的一部分，大家口头协议南院我家那里，有五分之二置换给周庆洪，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南院，只有五分之三属于我家。

　　周庆洪中年丧妻，留下一儿一女，女儿早年出嫁，儿子是个弱智，名叫栓紧。童年时我有模糊印象，栓紧比我大那么几岁，个子高高，挺英俊的少年。他妈生下他两年，得病死了。他三岁时发烧，他爹周庆洪没当回事。我们农村孩子，发烧也都没看过，喝碗姜汤或者在肚皮上揉一把谷子，捂被窝里出一身汗就好，可偏偏栓紧烧坏了脑子，成了憨子。他傻傻的保持沉默，在村里走来走去。有一次他闯祸了，周庆洪追着打他，他不哭也不喊，只默默流泪。周庆洪打完他立即后悔了，问他想吃啥，他说水煎包，周庆洪领他到白果集上去，他快乐地笑着，嘴角挂着两道油印子跟着周庆洪回来。那些年里，父子两人相依为命。栓紧长到十四五岁，顺着河堰向南，走丢了。周庆洪伤心大哭，常年外出寻找，找啊找，遇到一个算卦的，说栓紧走到河堰尽头，就不憨了，会到一个当官的家里享福去。周庆洪从此不再寻找，一个人在一座将要倒塌的破屋里过生活。丢失了的栓紧，从此在我们周庄人的辞典里，不再是一个人名，而是一个形容词，人们吵架时会说，我可不是栓紧，没那么好糊弄。

　　二十年前，步入晚年的周庆洪，无牵无挂，曾经跟着村上打工的人坐着火车到西安，投奔我爸爸而来。他虽然比我爸爸大两岁，可按辈份把我爸爸叫叔。贵叔是他在西安唯一的亲人。他的贵叔贵婶，在我家厨房后面搭建半间小屋，摆下一张床，让他住下。他卖菜，游玩，在西安度过了两年挺快活的时光，挣的钱交给我爸，替他存起来。几年后他拿着卖菜攒的三千块钱，告别西安回老家去了，少不了给乡亲们念叨他贵叔贵婶的好。大约十年前，他去世了，他在我家南院那片五分之二的宅基地，归他弟弟周理洪经管。

　　村东头临街的这个黄金地段，由于如此复杂的历史原因，意外地成为一片空白，因为它，只是一处宅子，只能盖三间房外加一个门楼，也就是说，要么经周理洪同意我家盖房，要么经我哥同意他家造屋。可周理洪只有一个儿子，不需要那么多宅子，我哥常年在西安，不回老家，也不需盖房。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周理洪和我哥的关系十分要好，两人谁都没盖，只是共同维护，好像要使那片地方世世代代闲置下去。从前我哥在老家时，两人各自种树，后来我哥走了，周理洪在那里种树。现在大强声称要在南院那里盖房，是因为他跟周理洪的儿子小军是好朋友，据说小军答应他了。

　　“我哪怕把那片地白送给别人，我不能眼看着我仇人的儿子在那上面盖房。”叔叔在电话里说。

　　邻居是这世上最容易结仇的人，我家与周杨叔叔家，世代不和，不外乎是因为谁家多占了一砖地方，谁家的房盖高了一头超过了自己。我叔控诉的版本是，因我家院子在后，他家院子在前，回我家，要从他家东屋后的过道里经过，而他家人将厨房烟囱垒得过大，致使我家架子车出行不便；有一次我爷爷挑水回家，走到烟囱后面，不小心碰破了水罐，我爷爷是个火暴脾气，挥起扁担，砸了他家窗囱，他家人出来叫骂，身材高大的我爷爷轮着扁担，一人对付几个男人，从此两家结下仇怨。我记得小时候，爷爷警告我，不许进他家门楼里玩。十多年前，周杨叔叔翻盖堂屋与门楼，因我家常年无人，他将堂屋向后盖了几十公分，大门楼向我家过道多垒出一砖，本就不宽的过道，又窄了一点。我叔叔回到家里，发现了这个问题，可他家新堂屋已经住进人了，为此我叔叔与他大闹一场，据说周杨叔叔推了我叔叔一把，叔叔扑上去打他一拳，周杨抓住他的手，差点把他一个手指折断。我叔叔坚持要打官司，让他将堂屋推倒重盖，过道向里收缩回去一砖。经生产队调解，周杨叔叔只承认大门楼侵占了我家过道，答应五年之内，再次翻修门楼时更正过来。可这事已经过去十多年，周杨叔叔得病偏瘫了，病床上歪了几年后，去世，他儿子大强再不认此事。再说我爸已经八十多岁，我哥只想在西安多挣点钱，在城市扎下根来，老家的事，不愿多管，只有我叔叔一个人像圣斗士一样，折腾一阵，无人理会，含恨回了武汉，从此与他口中的“小个杨”仇恨更深。

　　“这么多年了，杨叔人都死了，还计较啥？南院那片地，咱家从来也用不上，大强想要，给他算了，落个人情。”我在电话里说。

　　“我随便送给谁，也不能叫小个杨的儿子占去。”

　　“那咋办？他已经把砖拉来卸到那儿了。”

　　“咋办？他立马给我搬走！那地方，我要盖房。”

　　“盖了房，咱们都不回去住，还是荒着。”

　　“怎么没人回去住啊？我回去住，我马上七十了，你爸八十多了。人老了都愿回老家，或者你们谁回去看看，办事什么的，连个落脚地方都没有。再说，你不是曾说过，想在老家盖房嘛。”

　　“我是说过在老家盖房，那是到快退休的时候。可我现在离退休还早呢。”

　　“反正這房，得先盖上，把那片地方占住，省得别人再打主意。”

　　“那，你要实在想盖，就盖吧。”

　　“主要是钱的问题。我问过了，盖三间房子，大概需三四万。”

　　“三四万恐怕拿不下来。我听说在咱老家，十年前盖三间房就得四万。”

　　“咱先凑凑试试。我能拿一万五，你看，你，能拿多少？”这才是叔叔给我打电话的目的。

　　“让我跟家里人商量下，我想，大概，拿两万，应该没问题吧。”我心里没底，先这样说。

　　“你要拿两万，你哥再拿一万，一共四万五，就够了。”

　　“我哥能拿吗？他去年在西安买房，还借了我几万呢。”

　　“给他盖房，他能不拿钱吗？宅基证上写着他周冲的名字，房子将来盖好，是他周冲的呀，他只用拿一万块钱，别的啥都不管，我在家操持着，给他把房盖起来。”叔叔说得很有把握的样子，但我知道我哥的情况，只好说，那你问问他吧。

　　过了几天，叔叔又来电话说。“上次给你说的，我拿一万五，现在情况有变，只有一万了，你不要问为啥，也就是说，加上你的两万，一共三万块钱，显然盖三间房子是不够的，你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其实我已经问过我哥，他说，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他也不打算再回老家，也不支持叔叔盖房。他的一个信合存折因为上次要办什么手续，在叔叔那里放着，上面两千块钱，叔叔已经取走，除此外，他真的拿不出钱。给儿子买套房，五十万，办的按揭，首付二十万还借了一部分，剩下的钱，他要在有生之年，和嫂子到处打工挣钱来还，他们唯一的希望是三十岁的儿子能顺利找到女朋友，尽快结婚。否则，“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看来，哥哥关于在老家盖房的事，没有一点兴趣。

　　叔叔上次说能拿一万五，这次又说只有一万，显然是我婶也不支持他在老家盖房，并且他两个儿子一分钱不拿，可见他们也是不赞成的。

　　可叔叔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见我这里再挤不出钱，不知他在那边又做了什么工作，过几天后，说，又能拿一万五了。他打电话游说我爸爸和姐姐，描绘房子盖好后的美好前景，今后我们要是回老家，就有个落脚的地方。说得大家动了心，爸爸主要念及那是爷爷奶奶起早贪黑劳作挣来的一片地，也想在有生之年看到那里盖起一座新房，告慰地下的爷爷奶奶。他答应拿一万，姐姐愿意拿五千。我被叔叔的执著精神感动，对他说，你执意想盖，那就盖吧，我们大家再想想办法，我除了两万之外，或许还能再拿出几千，叔叔追问，几千呢？我说，五六千吧。这样算来，加上我哥的两千，将近六万，似乎够了。房子先盖起来，晾上一两年，等有钱了，再装修也行。我请叔叔注意，与工程队谈价时，也不能只图便宜，防止有的包工队先用低价吸引你，然后一步步加价。我说了两个原则，一、房子质量一定要保证，不能为省钱盖个住不成的房子，哪怕面积小些，少盖一间都成；二、要盖成城里单元房的样子，三室一厅或两室一厅，房子里要有厨房和卫生间，不能像农村人的房子，厨房单独在外，厕所在院子的另一头，刮风下雨，跑出屋外上厕所。作到这两点，我才有可能将来退休了回老家居住。叔叔说，这两条都能做到，保证盖一座让我满意的房子。

　　叔叔立即发挥工程师的才能，画了几个图纸快递寄来，还将哥哥在他那里保管的宅基证复印了一同寄来，意思是让我们放心，房子盖好绝对在我哥名下。图纸有三份，两个三室一厅，一个两室一厅，总面积都在八十多个平方米，外带能进汽车的大门楼，让我选择。我选了一个82平方米三室一厅的。同时我很怀疑，不足六万元，很可能拿不下来这个“安居工程”。叔叔却一再保证，没有问题，再次给我描述未来的美好前景，到时我们回老家，汽车直接开回院子，住自己的家，也不用像现在这样，白天在邻居家吃饭，晚上回到县上住旅店。农村已经住不惯了，吃饭是邻居做好端上桌来，可洗漱、如厕这些事，得亲力亲为。卫生间、马桶、下水道，对我们的生活是多么重要。

　　他让我将两万元立即打给他，趁着春节前砖便宜，先买下来。“一过了年，砖价‘呼声就上去了。”叔叔说。我按他发来账号，将钱打过去。他取出钱，买好了砖，放在了大强腾出来的地方。这是用实际行动向周庄人宣告，他周幸福将要在此盖房。

　　春暖花开时候，叔叔带着行李，从武汉回到老家村上，借了山大爷家一间小屋住下，准备动工。山大爷几年前过世，他的一儿一女都在市上工作。儿子周海文是个小领导，儿媳妇在组织部工作，所以山大爷这个普通农民去世的时候，市上前来行礼的车子排到了另一个村，要好半天才能挪进来。因为山大爷晚年一直在市里跟儿子过，家中院子一片破败。办完丧事，海文哥哥掏钱将旧院修整好，盖一间小西屋，院墙砌起来，大门楼立起来，大锁头挂上，钥匙交由前院里他的本家大哥周海岸保管。海岸哥哥是个勤快人，给院子里种些花花草草、果树青菜。这小院也就成了海文兄妹二人偶尔回来站站看看，默默追念一下从前艰苦岁月，思念一下去世太早没有享上他们福的娘亲的地方。现在，我叔叔就借住在这个安静小院里粉刷一新的小西屋，施展自己的盖房大计。海岸哥哥曾邀请我叔在他家吃饭，叔叔觉得他在村上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几个月的事情，不便于麻烦人家，就自己在小屋里做饭吃。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动周理洪，请他允许我哥在此地盖房。我们对外的一致口径是，我哥周冲要盖房，用于过两年他在城里干不动了回老家住。这个工作要我哥出面来做，因为我叔因性格原因，说话办事常得罪人，村里人对他普遍评价不高。“哼，他回来，一颗烟都是主贵的。”叔叔回到村上，就能做到，当着众人掏出烟盒，抽出一根放自己嘴里，再把烟盒装回兜里去，这在农村是大忌，所以大家都不喜欢他。他也自知，跟周理洪交涉这事，准得没向，便让我哥打电话说。

　　我哥电话打给周理洪，说是他想在那片地上盖房，因为单位忙走不开，委托“咱叔”回去招呼着盖。村后新划分给我哥的宅基地，比较偏僻，在一片凹地里，要变成能住人的地方，得费大动静，愿意用那一片整宅子，换取临街这一少半宅子。周理洪一口答应 ，“好，盖吧。”

　　叔叔为了节约成本，托人给他买旧砖旧门窗，引起周理洪怀疑，看阵势不像是周冲盖房，其中定是有诈。周理洪收回诺言，不再允许盖房。我爸爸又给周理洪打电话，说就是我哥盖房，我哥盖也就等于我爸盖，用于我爸回去养老，因为盖好后暂时不住，先用旧门窗安上，旧砖把院墙垒上，防个鸡狗就成，过两年要回来住时，再安新门窗，好好装修。周理洪将信将疑，再次答应可以盖。可是得由我叔跟他说个口头协议，南院里，周理洪种了十几棵树，我们要盖房，他的这些树就得挖掉，适当给他赔付点经济损失。双方也都答应。

　　那天晚上，我叔请中间人联合叔叔去给周理洪打招呼，明天找人来伐他的树。联合叔叔被人叫去打牌，忘了嘱托，当晚没有去通知周理洪，致使第二天路过街里的周理洪看到我叔叔带领两个人正在伐他的树，并且正忙着干活的叔叔没有看到他，没打招呼没让烟，周理洪觉得受到蔑视，已经走过去了，想想心里真是不舒服。周理洪曾当过几年大队支书，在村子里没有受到过如此轻视，他又走回来，质问我叔叔为何擅自伐他的树。我叔叔也是走南闯北之人，年轻时候爬火车全国串联，敢在外地大街上跟人吵架辩论，岂能将一个退休了的大队支书放在眼里，他反问道，怎么伐你的树还得一遍遍请示吗？两个有身份有个性的人，当即吵了起来。周理洪伸出手臂，就像侠客以剑指来：立即停止伐树，这房子，你盖不成。我叔叔以曾有口头协议为由，打官司相威胁，周理洪气恼之下放出话来：这片地，我宁可白送人，就是不允许你周幸福盖房！

　　事情又僵了下来。

　　二

　　叔叔给我爸打来电话，请他给周理洪去个电话，把这个疙瘩解开，尽快启动盖房。砖已经堆放数日，工种队的价钱已经谈好，工期也都排好了。

　　我爸爸给周理洪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从祖上两家相好，说到他哥当年在西安，我爸我妈冒着违章搭建的风险，挤出我家厨房边上，给他盖了半间小房，周庆洪回到村上后，我爸还惦记着，曾经专门写过一封信，问候他的生活情况；我爸那年回老家，在村头活动室看到一屋子人打牌，全是姓周的爷们儿，我爸只偷偷塞给周庆洪十块钱……一件件小事说起，只是为了打动周理洪。

　　周理洪说，若是贵叔您要在此盖房，我拱手相让，若是周冲在此盖房，我也完全同意，只是，我再也不跟武汉这个周幸福打任何交道。既然是周冲盖房，那么请他从西安回来给我签那个协议。

　　我哥在叔叔的三番催促下，买了周末的火车票，带着打印好的协议，回到老家。

　　一天后回来，告诉我们，周理洪没有签协议。态度倒是非常友好，留我哥中午在他家吃了饭。我哥除了带去西安买的礼物之外，还给他上小学的孙子二百块钱。但他就是不签协议，只亲热地叙旧，好听话说尽，说他儿子小军打回电话来，不同意放弃南院那一少半地，等他儿子回来再说吧。儿子出外打工，下月村上过会，或许能回来。

　　我们很是不解，周理洪为何出尔反尔，同时心中不快，觉得周理洪太不省世，既然不愿签协议，就不该让我哥专程回去一趟。我哥的建议是，让我爸再回，说动周理洪。我和爸爸经过分析，认为不能回。周理洪一会儿答应，一会儿收回，不知什么意思，能感觉到他心里一定是矛盾挣扎。我爸八十多岁的人，又是他的长辈，专程回去，如果再拿不下这个事，那就彻底没招儿，而且我爸面子搁不住。

　　不妨再等一等。

　　我们去年就计划，5月9日，阴历三月二十一，我们村上有会，我和姐姐专程陪爸爸回趟老家。不如等到那时，再说此事。

　　我和姐姐分析，叔叔不会为人，说话办事也都不太到位，一个人在村上，万一为盖房的事，惹了纠纷，如若与人打闹，必是吃亏的。而且盖好的房子我们也不回去住，再叫人半夜里给扒了砸了，岂不倒霉。干脆，劝劝叔叔，不要盖房了。实在需要回家居住，旧院里三间破堂屋，花几千块钱，简单装修一下，也能住人的。南院那片地方，宅基证上白纸黑字，写着我哥周冲的名字，没有我们许可，任谁也是不能在那盖房的，且让它继续荒芜下去。

　　由我姐给叔叔打电话，再由我婶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劝他，算了，不要盖房了，回武汉去，过你的退休生活吧。

　　叔叔立即给我打来电话，生气地质问，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怎么又不让盖了，你们这是打的啥主意，钱的问题有变吗？我说，叔叔，钱没有任何问题，我姐的五千元，都已经交给我了，还有我承诺的另外几千，也会兑现的，我爸退休金，下个月就攒够一万，这些钱，随时会打给你。我们只是，操心你的身体和安全，你也快七十岁的人了，一个人在村里，吃不好，住不好，与人相处不快，为了盖房得罪一圈人，对咱全家名声不好，实在是得不偿失。他说，我很好呀，我愿意呀，我最大心愿就是把南院的房盖起来呀，你们放心吧，除了少数几个人，大家对我还是很好的，很尊重的。我说，那……好吧，我们的原则就是，只要你安全，开心，你愿盖，那就盖吧。

　　过几天叔叔又打电话来说，他决定了，准备在南院属于我家的那五分之三上面，盖两间得了。我说这样也好呀，我们盖上这一多半，那一少半对于他们来说，就没什么用了，他们农村人要的都是完整的三间房大宅子，而咱们偶尔回去一下，两间小屋足够了。再者说了，真要想盖，在咱家老院子东屋地方也能盖，我哥村后那片新宅基上也能盖，为啥非得要盖南院呢？要去求人，得到别人许可。叔叔说南院那里临街，相当于城里的门面房，老院子，要走个过道才能回家，而过道太窄，你们若回来汽车开不进来；你哥那片村后新划的宅基，是个凹地，先得垫几车土，代价太大。看来，叔叔是一心看准南院那里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我叔叔和周理洪都坚持说，自己家的是五分之三，對方是五分之二。我叔找了几位老人，让他们证实当年的口头协议，几位老人说，确实你家是五分之三。我叔说，那你能否给写个东西，按个手印？算是证明。老人说，那我不能写，你们再论这事的时候，我去说说，可以的。但是我叔叔和周理洪始终无法坐到一起再论这事，二人都声称再不与对方打交道。周理洪那一方面，也私下找那几位老人，叫他们证明他家是五分之三。几位老人为难之下说，算了，我不管了，我啥也不知道了。

　　无意中，我又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舅家大表哥中风瘫痪了。大表哥一表人才——当然，我大舅三个儿子都是仪表堂堂——早些年下岗后，在一个市场上开两间门面房，卖日用百货，现在经营得更好，地盘不断扩大，财源滚滚而来，大表嫂精明能干，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都有很体面的工作。现在五十出头的大表哥，突然遭此劫难，我和姐姐心里非常难过，决定5月提前一天回去，先去市上看望大表哥。

　　我们决定，回去坐快车，毕竟便宜一些，回来坐高铁，让爸爸体验一下三个小时从老家回到西安的感觉。姐姐要来爸爸的身份证，由我去买票。卧铺票还是去售票点买的好，如果网上买或电话订票，很可能出来几张上铺。不想爸爸却说，你买票之前再给我说一下，我再考虑考虑。

　　我知道他心里是想回去的，只是操心钱的问题，他正在加紧攒下退休金，好凑够一万交给叔叔。可他回去后，去看望他的表姐表弟什么的，总不能空手相见。我告诉过他，回去不用他花一分钱，我们负责来回车票、路上花销，再给他一千元钱，他想给谁给谁，想咋花咋花。

　　爸爸又反复了几次，一会同意回，一会儿又说不想回。这天早上七点多，我刚开机，爸爸电话又打来：“唉呀，我一晚上没睡好，你们为啥非得让我回去……”

　　“爸，你得讲道理呀，没有人非得让你回去，每次都是你说想回老家看看，今年过会回去，这是去年就说好的，我们定好了时间，我姐倒好了班。你都八十多了，你那些表姐表弟什么的，见一面少一面了，你却这样变来变去，也不知什么意思。算了我也不想听你说那么多了，你现在只告诉我，回，还是不回。要回，我去买三张票，不回，我买两张票，我和我姐回，就这么简单。”

　　“回去，咱们住哪？”

　　“这不是你操心的事嘛，我都说过了，海丽给咱安排住处，开车接送咱们回村上。”

　　“海丽是谁？”

　　“海丽是海文的妹妹，山大爷的闺女，在市上工作，是个老总，有钱得很。都给你说了八遍了。”看来爸爸真是老了，很多事情，转眼就忘，简单的事，变来变去。

　　“那好吧，回吧。”电话再次挂掉。

　　第二天，我去预售点买了三张火车票。

　　第三天，叔叔打来电话，说今天，村上矛调小组一位妇女来找他，要陪他一起前去周理洪家里，赔礼道歉，握手言和，让他许可我们在南院盖房。

　　“不是不让你再去找他了吗？怎么又去呢？结果怎样？”

　　“以失败告终。那妇女一连来几次，说道下歉就好了，村上很多矛盾都是这样解决的。我就跟着她去了，在那位妇女的开场白引导下，给周理洪说，是我不对，是我不好，致使这件事进展不利，今天特来向你赔礼道歉，希望我们尽弃前嫌，好好协商，使盖房之事顺利进展，我也好对得起周冲的托付，给他把房子盖起来。”

　　“他怎么说？”

　　“他用很大的嗓门说，‘西安贵叔，大大的好人，周冲也是好人，就你周幸福不好，再也不能共事。”

　　“那这是自相矛盾，我爸是好人，我哥是好人，他为什么还不同意他们在此盖房呢？他变来变去，是何用意？唉，叔你不该去。”

　　晚上，我正在散步，爸爸打来电话，说，他不回老家了。

　　“你听我说，情况是这样的，你叔打电话来说……”

　　“爸你别说了，我不需要听那么多解释，你只要说你不回，就行了，我明天去退票。”我气得挂了电话。

　　反反復复，来来回回，这是闹哪样？！不回也好，我钱也省了，心也不用操了，我非要尽这个孝干什么，出力不讨好。我在路上愤愤地走着，都快气哭了。快走到家的时候，给姐姐打电话告诉这件事，让她再确认一下，不要再逼他回求他回，只要他一个肯定的答复，我去退票就是，不带他回也好，八十多岁的人，省得路上再出什么麻烦。

　　我回到家过了一会儿，姐姐电话来了，责怪我不该挂电话，应该让爸爸把话说完。情况是这样的，叔叔可能今天在周理洪那里受挫，越想越窝火，给爸爸打电话说，他回去后，必须要找到周理洪，要指着他鼻子大骂一顿。我哥回去时候，给他带了礼物，还给了他孙子二百块钱，礼物不要了，权当喂狗了，他因没有答应我们的要求，肯定会将二百块钱还回来，我爸接到钱后，要当面撕碎扔到他的脸上。如果不给他出这口恶气，他当时就扭身回武汉，再不管盖房的事。

　　“咱爸很为难，从来也不会骂人，也不应该骂人家，所以就说他不回算了。你说我要不要给咱叔打个电话，说说他，哪有这样办事的？咱凭啥骂人家？”

　　“哎呀这事我不管了，你们去扯吧，只要告诉我咱爸到底回不回，我去退票好了。”

　　三

　　盖房之事，像一棵突兀长起的大树，地下盘根错节，地面一树繁花，且让我们耐下心来，遇到哪枝表哪枝。

　　百年前，南乡十几里外一个村庄，有一家大户，给儿子娶了妻子，生养一儿一女；十多年后丧妻，再娶一年轻女子，又生养一儿一女；过十多年又丧妻，再娶一年轻女子，再生养一儿一女。人称“三窝家”，这使得他家的大女儿比第三个妻子年龄还大。第三个妻子生的女儿就是我婶，也就是说，我婶的大姐比我婶的亲娘还大，我婶大姐的女儿良药比我婶大还十几岁。良药嫁给我们村上相邻生产队的周而复，也就是我家南院的西邻居。十几年后，经良药介绍，她的小姨嫁给了我叔叔。周而复按我们周姓人的辈分把我叔叔喊爷，他妻子良药却把我婶喊姨，听起来很是混乱，大家只好各叫各的，比如我见了良药喊表姐，见了周而复直呼其名（因为他该把我叫姑姑）。

　　周而复曾经当过大队支书，是周理洪的前任，都是村上的顶级人物，一村不容二精英，所以两人一直不和。为了让自己儿子能够在大队当个干部，两人几年里明争暗斗，周而复胜出，小儿子周雷雨现为大队支书，周理洪唯一的儿子周小军愤而外出打工。我叔叔在周理洪那里受挫后，曾经找过周而复和他的儿子周雷雨，想让他们给周理洪施加点压力，这更引起周理洪的反感。使本来应该顺利的事，变得不顺，这也许就是周理洪一会儿同意，一会儿又反悔的原因。想起我爸我哥他就同意，再想想我叔去找他的对头他又恼恨。

　　第二天“五一”，我们全家出游，我暂且将此事抛到一边。晚上，姐姐发来微信：“咱叔刚才又给咱爸打电话，说是他不对，让咱三人一起回，咱爸很高兴，马上给我说不让你退票。”

　　5月7日晚上，爸爸、姐姐我们三人乘上火车。8日早上5点，。三人下车出站，先找到取票机，取了网购的三张回程高铁票，又在车站逗留一会儿。天降小雨，故乡用清新的空气迎接我们。眼看六点多了，估计大表哥一家人该起床了，打车往他家里去。从亲戚那里得知，大表哥经过治疗，经过大表嫂的精心护理，已经能够生活自理。亲戚还告诉我们，大表哥的小儿子5月9日结婚，这也是我们没有提前打招呼，不愿叫他们来接的原因，他们一定都在忙着筹办婚事。刚才在车站，我们凑了一千元新钱，装好红包，是给他们的贺礼。我们来到那个市场，轻松找到“老孔货栈”。刚走到门口，见大表哥在玻璃门里，正要打开店门。心头立即舒展，看来身体恢复得很好。

　　店面很大，除了日用品零售外，还搞批发，楼下店面，楼上居住，上下两层几百平米的房子，都是他家全产权，典型的殷实小业主生活。大表哥可以缓慢行走，说话不像从前那么伶俐，两三个字一个音节，向外蹦，不影响他看店经营，做生意算账。就这，比起瘫痪在床，已经是巨大的胜利。

　　大表嫂说，酒店已经为我们订好了，让我们无论如何要参加她二儿子的婚礼，明天婚礼上要照一张有史以来人最多的全家福。我们临时决定，今天先回村上看看，晚上回市里住，明天婚礼后再回村上。大表哥让他大儿子开车带我们回村。

　　从前觉得那么遥远的路，下了火车坐班车，班车下来步行，拖着行李折腾来去，现在汽车疾驶，四十分钟就到。麦田平坦无垠，浓绿醉人，村庄被绿树包围，雨后薄雾轻荡，空气清新得令人感动，尤其是坐在舒适的车上，小帅哥用美国电影里主人公的作派开车，此情此景，非常适合歌颂家乡。大平原即将迎来丰收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终于明白，为何中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肥沃土地，丰厚粮仓，交通便利，文化深厚，不争才怪。而车上坐着的人，要赶回家，争一处宅子，在上面盖一座或许永远也不住的房子。我们三人已经达成一致，不想让叔叔盖房。听大表哥说，现在农村，盖一所房加上院墙，要八到十万。叔叔那个资金预算，实在有点天真了，或许他是被包工队骗了，先吸引你，盖到一半时，说这不行那不够；或许叔叔自己明白其中的情况，所以想了旧砖旧门的办法。那么我们这些大城市回来的人，工程师、教师、作家、记者们，联合盖起一所这样的房子，岂不遭乡亲耻笑。表哥表嫂都说，在村上盖房没有一点用，现在农村人都在城里买房呢。大妗在村上的老屋，常年无人，被人从后面掏了一个大洞，下雨天往里瓢雨。

　　路上我和姐姐说好，回村要给叔叔说，反正就这五六万，再也没有钱给你了，你实在要盖，那就盖吧，后果自己担着。

　　今年过会没有戏，是干会，不热闹，只有一些卖菜卖肉的摊点提前一天来到，占据路边有利地形。车开不进街里，叔叔在村头学校门口迎接我们，很高调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大有迎来同盟军的幸福和喜悦。穿过街里，将我们带到山大爷家的小院。见我叔在小西屋里，安顿着他的生活，简单的床铺和桌子、锅灶，一些生活用品在地上堆放，我立生同情之心，为了盖房，续下爹娘的家业，一个当年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大都市的知识分子回到村里住下，经受挫折与艰辛。我们不免又责怪周理洪，让不让盖，痛快给个准话，来回反复，到底安的什么心？

　　按照老家风俗，两家交涉事情，需有个中间人来回协调。爸爸和叔叔一起到联合叔叔家里去，让他去给周理洪传话：西安贵叔，由两个闺女陪同回来了，你若同意他们盖房，他来你家与你见面、商议，你若不同意，他也就不再见你。

　　好像什么国际谈判一样，他们关起房门，神秘地说个没完。我和姐姐、还有充当司机的大表哥的儿子，三人站在聯合叔叔的院子里等待。

　　乡村的房子，外面看起来，高大，气派，屋内高也有三米多，尤其门楼，一个比一个雄伟，朱门大院的样子。可进到家里一看，又脏又乱，破家当乱扔一气。劣质家具，土落厚厚一层。面积大而无当，打扫一回得半天时间，农村人也没有打扫的习惯，又因太高，显得空旷，一点都不温馨，哪里有家的感觉。有不少家庭，盖房是借了钱的，咬牙也要大房子盖起来，常年还债，屋里摆设可想而知，能有啥值钱东西呢。将来我退休后，若在老家盖房，绝不会盖这么高，顶多三米，不求外观气派，只要屋内装修得舒适可心，水厕到位，便于打理。房子是自己住的，不是给别人看的。

　　叔叔领我们参观老院子。杂树、野草比人还高，三间老堂屋，几十年的大门已经变形，我回忆起小时候靠在门上玩，奶奶外出锁门，我摘掉门槛贴在冰凉石板上爬进去拿馍吃的情景。叔叔离得近，过一年半载回来看看。这次在家，用水泥将屋子周围加固了一圈，野草拔了一些，开出一条小路，用于他每天站在这院子里抽支烟，思考一些什么。屋内潮气很大，也不通水电，肯定是住不成人了。将它修整，加固，只是为了像今天这样偶尔回来一次站在院子里，告诉自己，这是我的家园。老院周围，到处可见倒塌的老屋，荒芜的旧院。东边，前面临街康叔叔，上世纪末逃避计划生育，与妻子一起远走新疆，发下誓言，生不出儿子不回家乡。或许真的为这个原因，再也没有回来过，据说连生了九个女儿，康婶婶身体垮了，再也不能生了。他们的老屋，房顶没了，只剩一圈子围墙，从里面冒出很多树来，向着阳光的地方，奋力生长，使那老屋像个小城堡一样，不知里面是个怎样的童话世界。东邻居伍叔叔，我只听过他的名字，从没见过此人，据说在市上，是退休干部，每年只清明节回来一次，烧完纸就走，房子塌了一半，一堆旧砖在院里堆放，上面长了浓密的青草，像一个巨大的坟墓，竟然还长出两棵倭瓜秧，年年夏天开出金色大花朵。再向东，就是周海文盖好的院墙和小西屋，也就是我叔叔借住之地。海文用两万元修整起高门深院，只用以他和妹妹清明节回来烧纸时，有个去处。反正，人总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家荒了，破了。

　　中午，我们去往村后的饭馆吃饭，但见村东头，新盖起三幢粉红色六层单元楼，很怪异地长在麦田里。叔叔说，这是南方一个投资商，被我们大队干部忽悠，盖起来的，我们经过的路边还有两间房，像城里一样，写着“周庄新家园售楼部”，可是大门上锁，灰尘封阶。楼房盖好两年，只卖出十几套，“算是赔惨了。”叔叔高兴地说。新家园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配套的下水道。也就是说，住在这楼上的人，废水无处排，垃圾没地儿倒。三幢新大楼前面，两排连体小洋楼，每户一个铁栅栏小院，这是同一个大队，东边苏庄的新农村建设成果，村干部逼着村民改善居住环境，从村里老宅子迁来到路边，常常作为样板接受上级检查与外来者参观。小洋楼和那三幢楼一起，共同面临着下水道的问题。住在里面的村民常常骂娘，有的偷偷回到自家老屋里居住。

　　看来，下水道问题不解决，所谓乡情，所谓回归，所谓新生活，也就只是纸上写一写，口中念一念而已。我再次对叔叔的盖房大计，心生疑虑。房子盖好后，到底谁会回来住呢？

　　吃饭时候，叔叔问我们，大表哥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我说，干脆，你在家待着没事，不如跟我们去市里，今晚大表哥给我们已经安排好酒店里两个房间，你跟我爸住一间，好好说说话。叔叔欣然同意。

　　我们饭后回村，在摊点上买了一块大肉，拿到海岸哥家里，海岸嫂责怪我们，中午为何不来吃饭。我们说人太多，怕给你添麻烦。村后饭馆里的饭，实在是太难吃了，跟嫂子你做的饭，那就没法比，我还是爱吃嫂子你做的饭，这两天，我们就给你添麻烦了。一番话说得海岸嫂很是高兴。

　　海岸哥两个儿子，大的在外县开门面房做蛋糕，前几年挺挣钱，这两年生意不行，凑合支撑，可也在那个县城买了房子，孩子都在那里上学。蛋糕师傅昨天开车带着一双儿女，回来过会了。二儿子在东乡一个学校当校长，二儿媳在我们村上小学教书。夫妻俩都有公职，受计划生育政策监控，头胎生了女儿，想要个儿子，掏了五万罚款。我前几年回老家，那小媳妇正挺着大肚子。现在，那五万元买了通行证来到世上的男孩儿院里院外跑着玩了。孙女在县城读初中，二儿子在县城买了房，二儿媳每天早上开车带着孙子来村里上班，孩子交给海岸嫂看管。海岸嫂两个儿子曾经的两处院子，也在村后空了下来。

　　我们分析，周理洪之所以变来变去，可能也有压力，一是他儿子不同意，再就是有人挑唆，比如大强，比如那几个曾经想在南院盖房的人，他们肯定都不想让我们顺顺当当把房子盖起来。

　　临回市里，爸爸和叔叔又敲开联合叔叔的红色大铁门，进去交代几句什么。然后我们就看到联合叔叔倾斜着腰身，从街里蹉蹉蹉向西去了。我们周庄，不知祖先有何基因，眷顾男子，随便拉出一个男人就是美男。我童年记忆里的周理洪，身材修长挺拔，白肤大眼，玉树临风，拔尖好人才，这或许是他心高气傲的原因吧。联合叔叔年轻时候也是一副好相貌，早年外出打工，砸伤了腰，干不了重活，从此安心回村。他见过世面，嘴又会说，爱做些说合、玉成之事，再加上他弟弟是生产队长，大家也都敬他几分，有事愿意托付给他。爸爸刚才再次敲门，是给他二百块钱，答应他事成之后，还有感谢。

　　叔叔提了他的洗漱用品，跟我们走。临上车前，我提醒他，此去市里，是参加婚礼，应该随一份礼的。叔叔说，我不给他随礼，我对你大舅有意见。我说，我大舅已经去世多年，过去的事不要提了。他后退半步，说，那，我不去？我和姐姐拉他上车，姐姐悄悄给他二百块钱，让他去了给大表哥。

　　四

　　三十年前，二表哥考上武汉一个大学，想上个好专业，可其分数够不着那个热门专业。我大舅到武汉找到我叔，请其托人帮忙。据说大舅承诺，“事成之后，家里牛犊卖了感谢你和办事人。”叔叔上下奔波，自掏腰包，找到招生办他一个同学的亲戚，办成了此事。大舅提了两包点心、几斤水果前来感谢。叔叔认为与他曾经承诺的“卖了牛犊来谢你”差距太大。可是，另有一个版本是，大舅没有说过“卖牛犊”的话，而是说，他们村上回民多，下次碰到有人杀牛，给你拿几斤最好的牛肉。不管怎么说，叔叔认为我大舅亏了他，几十年了，总是不能释然，我已经听他几回说到此事，每次都是愤愤不平。

　　现在那二表哥，已是年近五十之人，前年不知为何，从官场跌落，人生前途拦腰斩断。叔叔实在不该再提这种小事。

　　大约七八年前，我接到二表哥電话，很悠闲的样子，没有啥事，只是跟我拉拉话，说他现在职务上去了，专车也有了，小孩学习很用功。“再没有啥操心事了。”在小城市，一个农家子弟通过读书考学，走上仕途，上到副局长的位置，已经可以说是达到了人生理想境界，很应该有成就感了，可以尽情热爱命运，歌颂生活了，以至于自己呆在办公室，美得不知如何是好，想起千里之外少有联系的表妹，要隔着电话线展示一下他的成功人生。我对他表示了热烈而真诚的祝贺，记得他叫着我的名字说：“小绿，四十多了啊。”那意思是说，我这么大的人了，奋斗这些年了，坐到这个位置，不是实至名归，恰逢其时，理所当然吗？不想才过几年，突然老家传来消息：出事了，二表哥抹去官职，已经不在单位上班，而是跟朋友卖起了花木。我当然也不敢打电话问他，因何至此。今天上午，在回老家的路上，我问开车送我们的大表哥的儿子，你二叔，到底是怎么回事。从那孩子嘴里，我们得知了事情原委：或许是他得罪了人，单位里有人举报，告不倒他，誓不罢休。上面来人调查，果然查出问题。立时房倒屋塌，人生、前途全盘溃失。幸有二表嫂上下奔波，四处求人，好在没有被法律追究，也保住了公职，现在每月还有工资。他也不愿再见到同事，所以离开了单位。人生如梦，黄粱一场。我们若见到二表哥，当然都不能提及此事，就像他从来没有当过副局长一样。

　　回到大表哥家，见来了许多人，帮忙的，祝贺的，拥满了楼上二百平米的房子。长辈们坐在客厅沙发上说话，周围一圈小辈坐小凳子上，仰着脸凑趣。我因昨晚在火车上没有睡好，钻到大妗房间睡觉去了。一觉醒来，夕阳照窗，门外人声纷纷。姐姐推门叫我，快起来吧，他们都来了。出了房间，屋里已经换了另一批人。

　　二表哥、三表哥全家都到。亲人相聚，笑语欢声。二表哥刚吃了西瓜，去厨房洗手，相见第一眼，我们都同时躲开了目光。二表哥洗手出来，对我说，就等你睡起来了，跟我们走吧，出去吃饭，晚上住我家，酒店房间退了。

　　二表嫂开车，车上坐着爸爸、叔叔、姐姐和我。二表哥打车前面带路。叔叔在车上抽烟，我们呛得难受，也不好意思制止，他还是愤愤不平的样子，二表哥家的新车让他更加恼火，烟灰弹在车里，烟头从车窗扔出去。

　　我的电话响，是海丽。之前我在微信上与她联系，请她9号开车送我们回老家。她说，刚才老家传来消息，联合叔叔请她转告我们，“你们说的那个事，周理洪同意了，让咱们明天早上回去，到他家里，避开中午时候，因为过会，家里来客多，吃饭喝酒，太闹没办法谈。”我说，那就下午或晚上吧，我们在此参加完婚礼就走，刚好他家客人也都走了，有的是时间说事。于是说好，海丽明天中午一点半在酒店门口来接我们。

　　我告诉叔叔，周理洪同意了。叔叔经过短暂几秒钟的疑问和愣怔，突然神经质般地拍手鼓掌，大声说，“好啊，胜利！胜利呀！！”双手挥舞起来，碰到车顶。我感到车打了个小趔趄，刚学会开车的二表嫂肯定为之一慌。我说，叔你别这样，一惊一乍的。叔叔瞪大眼睛怒视我，“咋了，我不能表达一下情绪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在村上住了一个多月，这样那样的不顺利，这片地争不过来，我有何脸面回武汉去？！”他那表情，好像不顺利的原因，全怪别人不好。我说，这不是面子的事情，房子盖成，未必是好事，这么多人都说，五六万绝对盖不起来，我们的目的是把这片地争过来就行，明天，签了协议后，垒上几层砖，地基搁那儿，它就永远是我们的了。爸爸也同意这种做法。叔叔雄心勃勃的样子，坚持要盖，“不蒸馒头蒸口气”，滔滔不绝说着。不知怎么，突然质问我，“小绿，去年我给你短信发过我写的一首诗，你为啥不回复我？”我说，好像记不得了，以为你是从哪里摘的，也就没管。他又朗读起他写的五言绝句，意思是他一生命运坎坷，上下求索，却被生活捉弄，总也不得志。对自己长辈写出这样水准和境界的所谓“唐诗”，我只能保持沉默，含糊其词。叔叔又说，当时也发给了周冼、周冶（他的两个儿子）。“他们咋评价呢？”我问。“周冼說，应该阳光一些，看到生活中光明的一面；周冶说，应该写些现代诗，让人能看懂。”想必他的两个儿子，也对自己父亲的种种作派很是无奈。

　　去年暑假我到杭州开会，买不到回程车票，干脆买杭州到武汉、武汉到西安的高铁票，中间停留一天，看望一下叔叔婶婶。因开会日程很紧，没有时间给他们买东西，在杭州高铁站，由冷柜里买了一只当天做好的东坡肘子。叔叔对这只158元的肘子大肆抨击，进而批判社会，全世界都是骗子与强盗。他说第二天，要带我出去游玩，东湖边有个文庙、城隍庙，不收门票，值得一看，他已经查好了乘车路线。

　　第二天早上，坐上他说的那趟公交车，不想那天恰好是全市小学生报到开学的日子，路上堵车严重，他大骂道路拥堵；再往前走，修路地段，车辆绕行，他又骂市政建设；十分钟过去，车基本不动，他大喊让司机开门开门，他要下车，司机说不到站不能开，他与司机吵了起来。我说叔叔咱是出来玩的，心情好一点嘛，哪怕去不了什么文庙、城隍庙，这样堵在路上，空调车上凉凉快快，也挺好的。他喊得厉害了，司机打开车门，让我们下车。前后张望，却发现下错了地方，叔叔气得直拍大腿。在一个完全没有公交车的小路上走了很远，总算打上一辆出租车，他可能觉得这一番折腾很亏，责备司机绕路，司机说，不绕路的话，你中午都到不了文庙。我早早将钱拿在手里，一再劝他，二三十块钱是很小的事，你别生气了，咱是出来玩的，只要把半天时间打发过去就行。

　　文庙回来的路上，快到家时，我看到水果摊点，大个的水蜜桃非常诱人，他一听十元一斤，拉我就走，厉声谴责卖主，你也太贪心了。摊主冲他翻白眼。我把他推走，让他先回家去。婶婶没有工作，二人靠叔叔的退休金生活，经济窘迫，平时肯定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桃，我买几个，让他们尝尝，有何不可呢？回家后，他责怪我，不该买这么贵的桃。

　　下午，叔叔婶婶执意送我到高铁站。从家里到地铁站，大概有两站路，我说，打车过去。叔叔反对，他要用自行车带着我的箱子，让我和婶婶坐公交车。他用很严峻的表情将箱子捆绑到自行车后坐上，我立即想起童年时候和大人一次次赶火车，挤火车，随时惊慌，恐惧，奔跑，随时要跟这个世界战斗，争抢，那是不甚愉快的经历，几乎成为童年阴影，我再也不要见到这种场面。我想告诉叔叔，人挣钱就是为了让生活更便捷更轻松。他如临大敌般，义无反顾地先骑车走了。两个女眷走到公交车站，等了好一会儿，不见他说的那路车来，干脆打车。坐在出租车上，见年近七十的叔叔骑着自行车，在大太阳下，用一种和命运抗争的表情奋力蹬着，很让人担心。好在同时到达地铁站，他一手扶车把，一手指挥司机停在他指定的地方，司机说那里不能停，又向前开了十来米，这惹恼了他，铿锵有力地给已经离去的的哥盖了个钢印：孬孙！将对方打入一起成心迫害他的那个强大世界之列。地铁上，三人无话，我只盼着快点到高铁站。在高铁站进站口挥手告别，将叔叔婶婶置于身后，我长出一口气，总算是逃离了。世上有这样的亲人，见不到时，想念、牵挂，见了后，又非常痛苦，一刻都不想多待，我庆幸只是停留一天。

　　回到西安后，我跟姐姐说，叔叔怎么是这样的人？跟他在一起，太累了。姐姐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太穷了，人穷脾气大，全世界都欠着他。这样一说，我又很同情叔叔，后悔这次去只给了婶婶五百块钱。一个当年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国企里的工程师，到头来落得单位倒闭，拿点生活费下岗回家，到了退休年龄后，才开始发退休金。为了生活，他曾想过各种办法，到湖南一个公司打过工；设计过煤气阀门，拿着他的成果四处奔走，一心想获取专利；学习周易推卦，街头给人算命；甚至在一个家属院打扫过卫生。叔叔是那种智商很高却情商很低的人，读书时绝对聪明，成绩一直前茅，自己钻研个什么东西可以，一旦与人打交道，总是失败。他曾不无得意地说，当年他在大学里，一到考试前，是他尽情玩耍的时候，因为课程都会了，哪里像他那些同学一样，深更半夜里还在学习。可是叔叔命运不济，总是为生活奔波，为经济所困。有一年，他们大学同学聚会，好容易联系到他，他断然拒绝，“我是个为一日三餐奔忙之人，不再合适跟你们见面了。”

　　车到吃饭的地方，二表嫂去找停车位，我们在路边等待。叔叔又在给爸爸说我大舅当年对不住他的那件事。我劝叔叔不要说了，有能力给亲戚帮忙，应该感到高兴，咱也不是为着人家的报答嘛。

　　“我当年为周冼、周冶的工作求过咱一个老乡帮忙，那是要每年春节提着礼物去看望人家的，我一直看到那个老头死了，才不去了。这是做人的道理。”叔叔又是那样瞪着大眼，嫉恶如仇地教训我。

　　我突然想起，没有见到叔叔给大表哥钱的镜头，问他，把钱给了吗？叔叔说，没有，明天给。我说，明天忙忙乱乱的，今天一起坐着说话那么长时间，给了多好。叔叔凑过来，小声问我，我给他一百，行不？我说不行不行，拿不出手，再说我姐不是给你二百吗？

　　二表哥在马路对面向我们招手。过马路的时候，我提醒叔叔，再不要提从前的事了。

　　不知叔叔中了哪样邪，仍然怒气冲冲的样子，别人请客吃饭，也不能让他高兴一下，菜上桌，酒倒好，他突然用筷子指着二表哥说，“你早就该请我吃饭喝酒，你这孩儿，不好好干……”二表哥脸色骤变，正要敬酒的手僵住了。饭桌上气氛立即冰冷。我赶忙打圆场，阻止叔叔说下去。二表嫂端起一个盘子让叔叔夹菜，他粗暴地推开。我开始后悔带叔叔来，和姐姐交换眼色，一个劲给二表哥说别的话，希望气氛再回到一团和气上来。叔叔像个精神障碍的人一样，独自生气，谁也不理，很快吃完饭，提起自己的包，从靠墙的上座那里跨出来，神经质地说，到外面等你们。他出去抽烟去了。二表哥也起身，要跟出去看看他，我死拉住不让他去，怕叔叔再说出什么伤人的话。我告诉他，我叔前些年在火车上丢过钱，脑子可能受刺激了，常常说话不分场合不论轻重，你别介意啊。

　　饭后，二表嫂开车带上他们几位，我和二表哥走回他家。初夏夜，风儿清凉，我俩默默走着，或许都想起八年前那个上午，他打给我的那个电话，只记得他那么幸福、甜蜜地说，“小绿，四十多了呀”。

　　二表哥不愧是官场上待过的人，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回到家后，热情招呼我们，坐在叔叔身邊，一次次主动与他说话，顺着他的话题，说起自己当年在老家盖房的经验教训，说他通过盖房，成熟了很多，对事情考虑周全了。叔叔摇头晃脑说，“是啊是啊，遇人无谋，劝其盖屋。” 二表哥的家，三室两厅，装修得很漂亮。二表嫂忙碌着，把两张床上所有的床单和被罩换上干净的，又招呼我们洗漱。我洗澡出来，见爸爸叔叔二表哥三个人坐在客厅沙发上，谈笑风声，气氛已经很是和谐，二表哥一口一个表叔地叫，叔叔脸上表情和顺许多，我放下心来。

　　五

　　婚礼在全市最好的酒店举行。一对新人十分般配，大表嫂脸上被抹了黑灰，就那么熊猫般大花脸，开心地招呼来宾。亲戚众多，笑语欢声。

　　足够高大上的婚礼场面，人们喜气洋洋，大吃二喝，只有叔叔是个例外，他焦躁不安地坐在我旁边，低头吃饭，不时翻起眼睛严厉而嘲讽地看着这一切，随时要掀桌的样子。看一眼他，我心惊肉跳，很害怕会出什么事。

　　反思自己是痛苦的，剖析自己的亲人，也免不了撕裂的疼痛。父辈这一代人，历经磨难，受过挫折与屈辱，这成为他们控诉社会、仇视世界的理由，受人迫害与欺压，也随时去迫害、欺压别人，习惯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撕咬与敌意，把自己变成一个传递恶意和冷漠的链条。假如社会是一条污浊大河他们是踊跃翻腾的浪花，假如世界是一场沙尘暴他们是一把凌厉的黄沙，他们一边抨击社会的腐败与丑恶，一边身在其中乐此不疲，对待比自己弱小的人，不再有同情，也不放过任何打击与伤害的机会。我七八岁时候，叔叔送我和奶奶从老家去西安，我们在拥挤的火车上像火柴棍那样站了一夜，其间他与一个有座位的城市女人发生争吵。后来那女人接水去的时候被开水烫了，我听到一声凄厉的惨叫，在夜半的硬座车厢里响起，那些挤在过道上的火柴棍们，和叔叔一样，原本麻木的脸上现出幸灾乐祸的表情，不相识的人用眼神交谈，相互擦出火花，放射共同的心声。惨白的灯光照着车厢，一个小女孩初次看到了人性的残忍。第二天到西安后，他得意地告诉爸爸，昨晚是他借着人群的掩护将开水倒在那女人的后脖子上。

　　还是去年夏天到武汉那次，叔叔来车站接我，我带着将要见到亲人的温暖与兴奋走向出站口。多年来，我一直记得十九岁的春天，他带我从武汉市区去远郊一个山上看杜鹃花，他专门给单位请了一天假。“你来得正好，早几天，没开，晚几天，败了。”我在班车上靠着他的肩膀睡着了，他一动不动地承担着我的脑袋。那次去武汉，可能是水土不服引发尿路感染，一路上不停地小便，我非常难为情。叔叔却很有耐心，没有任何嫌弃与烦恼的表情，见到厕所就问我，小绿，这，有个厕所，你去不去。叔叔婶婶只有两个儿子，把我当女儿看待，在很多年里，我们一直通信，我记得他在一封信里说，不要只说什么东西收到了，寄出了，两三行完事，要多写一些话，说说你的生活，你的工作，读什么书。我看到的他，以很绷紧很严峻的姿势俯在出站口的栏杆上，好像他要迎接的，不是他的侄女，而是一个什么棘手事件。我前面走着的一位老人，想将自己的行李从楼梯中间的斜坡上滑行，没有掌握好，连带自己也滑倒了，“咚”的一声，头磕在水泥地上，行李滚落到叔叔脚边。叔叔以不变的姿势站着，连起码的条件反射都没有。我过去扶那老人坐起来，帮他捡回行李，放在他身边。叔叔不耐烦地看着，分明怨我多事。

　　大家照完合影，海丽的电话打来，说她已经在酒店门外等待。我们四人，与大表哥一家惜别，上车离去。

　　为了保险起见，我给爸爸说，回到村上，不要直接去周理洪家里，先到联合叔叔那里，靠实了再说，叔叔不要再出面了，由联合叔叔带领，我们姐妹俩陪同。

　　果真，情况有变，周理洪又不愿意了，因为他儿子不同意。小军只说，那块地儿，先放那吧。

　　这下，我们不能再去他家。

　　劝叔叔，算了算了，不盖了。我给叔叔分析，在村里盖房的，有两种情况，一是钱多得没处花的城里人，拿十万八万盖个房扔下，不回来住，只图个精神寄托，满足思乡之情；另一个情况是本村人，百年大业，不盖不行，哪怕借钱，也得弄够十万八万，把房子盖得亮堂气派，好像跟谁置气一样。而我们，两种情况都不是，五六万元，盖个不像样子的房子，还是落个遭人笑话。“叔，真的别盖了，砖处理了，收拾东西，回武汉去吧，因盖房一事损失的钱，还有你这一个月的吃喝花销，我承担了。”叔叔一听这话，眼珠转动，问我：“你说，你来承担？”“是的，我承担。只要你高兴，不再为此事操心、生气，钱不算什么。”再次确认他没有损失，叔叔点头同意了。对于我来说，损失几千元，总比两万元陷进去盖一个我根本看不上、也不会回来住的房子要好。于是爸爸、姐姐我们三人，一致劝叔叔，断了盖房的念头吧，砖卖出去，周理洪那两棵放倒的树，赔付经济损失，这件事尽快收场。我们各自回到城市，不再参与村里错综复杂、鸡毛蒜皮的争斗，远远地热爱家乡，时不时抒发一下情怀，岂不洒脱浪漫。现在见好就收，落一个周理洪不让我们盖，我们盖不成了这一结果，让他有愧于我们，让他心里自责、难受去吧。

　　叔叔的儿子周冼，听说我们回来，从另一个城市赶来见面。下午三四点，夫妻俩回到村里。大学教师和妻子，并肩站在街里，就像是一对白天鹅落在灰堆上。今天正会，全村人待客喝酒，每家堂屋里都坐满客人，所见男人脸都红彤彤的，前言不搭后语地说话，飘飘忽忽地走路。我们零零落落站在海岸哥家大门外，周冼与路过的乡亲打招呼，打电话叫来儿时伙伴，握手拍肩，亲热相见。街里路过的人也停下来与我们说话，眼看海岸哥家门口，开始聚众了。叔叔说，看看，这要是咱们有自己的房子，哪用站街里说话呢？

　　周冼每次回村，我婶都有交代，要去看望良药表姐。我婶当年生周冼周冶，是良药来伺候月子，他俩小时候，有个生病发烧，哪怕夜半三更，良药二话不说，拉上架子车就走。总之没少给她小姨姨帮忙。婶婶说，要永远记住别人的好。

　　周冼回到村头，从车上拿下来给良药表姐买的东西，要向西边他们的新院子去。早先与我家南院相邻的旧院，是她小儿子周雷雨，也就是现在的大队支书住着，周而复和良药老两口，住到了西边的新宅院里。

　　周冼决定只和媳妇前去，不想叔叔却说，走走，大家一起去吧。刚好我也想去看看，几十年过去，良药夫妻俩变成什么样了。一行人声势浩大向西边走去。书中暗表，这又是一个失误，因为周理洪家，也在西边，他住路北周而复在路南。或许是他看到了我们，或许有人告诉了他，总之我们回村后，去看这个看那个，就是不登他的家门，他更是不悦，或许刚刚有些愧疚的心里，又变得愤愤起来。

　　当年精干硬朗的大队支书周而复，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介于糊涂与清明之间，颤颤巍巍地接待我们，他的儿子、女儿们都在，看来是刚喝完酒，二儿子说话很不节制，几乎失态的样子。主家到处找座位，搬凳子，也安顿不下我们。男人们在屋里落座，良药表姐和她女儿，招呼我们几个女的坐在院子里。年近八十的良药表姐去年一直在娘家伺候她九十七岁的母亲，陪伴她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好脾气的人都长寿，我那大姐，一辈子从没大声说过话，没跟任何人吵过嘴。”去年夏天武汉相见时，婶婶说。

　　良药表姐，继承了家族的贵气与涵养，眼里闪着贤惠温顺的光，以内敛谦和的姿势坐在一块木墩上（凳子让给我们了），双手環抱着双膝。我那白净秀美的弟媳妇说：“盖房这事吧，咱家不管谁回来交涉，都能盖成，就我爸回来，准弄不成。”天哪，她真是太了解自己的公公了。叔叔确实有着把一切事情办坏的能力，还有着把简单事情复杂化的非凡耐心和不竭精力。

　　屋里的男人们，挤挤挨挨，面对面坐成两排，热烈地谈着。周而复的二儿子，激动地挥动手臂，鼓动叔叔打官司。“这官司，一打准赢！那宅基证上写的俺冲爷的名字，有他周理洪啥事哩？”他站着说话不腰疼，好像打官司不用耗时耗力耗钱一样，不得罪人不生气一样。

　　半小时后，我们这一群人又回到了海岸哥大门外，周冼一再劝告他爸，官司绝不能打，房子不要再盖。“这官司，你就是打赢，也是个输，为了盖房，把乡亲都得罪了，那咱今后还咋好意思回来？”大学教师的境界还是高，分析得到位。周冼与大强、小军从小是同学，他主张以和为贵。

　　“那我问你，你这个教心理学的，应该知道有个什么心理需求，分几个层次。”叔叔对良药家老二鼓动起的打官司前景很是向往。问自己儿子，可是周冼不屑于回答他这个简单的问题，头扭到一边。

　　“那叫马斯洛心理需求的五个等级。”我说。

　　“是，五个等级，那我现在有个复仇的心理需求，这属于哪个等级？”叔叔摆出一副要跟儿子深入探讨的架势。

　　“没有复仇的需求。”心理学副教授说。

　　“那马斯洛没有明确提出复仇需求，可肯定是包含在哪个等级里面了。他小个杨，当年差点把我手指头折断，占咱家的地方和过道，现在也没往回收。后来我把咱家老堂屋收拾好，中午在里面睡觉，他进去想偷我的东西，我刚好醒了，把他骂了出去。夜里，他抱了很多包谷秆，堆放在堂屋大门口，看那架势是想趁着半夜里，点把火，把房子带我，给烧了呀！此仇还没报，现在他儿子想在咱家的地方盖房子……”

　　我赶忙劝阻叔叔，小点声说话，这人来人往的街里，他的话随时会有人听去，会传给大强和周理洪。两个小时前，大强从海岸哥门口经过，膀大腰圆，戴着墨镜，像是电影里的黑社会打手——别人出门打工，他在村上自得其乐，好像日子过得挺滋润，不知是无意进来，还是想探什么风声，走进大门楼，看到我和姐姐坐在门口，皮笑肉不笑地叫声姐，打了招呼，转身走了。我们这个阵营在想各种对策，围在一起觑觑说话的时候，对方阵营里，定是没有闲着，或许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向周理洪汇报，他们可能也是根据我们这边的行动而不断改变策略，否则无法解释他一会儿同意，一会儿反对。

　　周冼突然大声吼道，“不盖！不盖！收拾东西回武汉去！！”叔叔见宝贝儿子发火，慢慢软了下来。

　　六

　　我们叫作爷的周富美，抱着孩子向东走来。我们立即住了声。在农村，当爷的不一定年纪大，孙子辈的，或许已是白发苍苍，这周富美，顶多六十来岁，抱着孙子，假装到东头来玩，我们这里的言行举动，不需到今晚，就会传到周理洪耳朵里。因为，据海岸嫂子说，周理洪不让我们盖房，少不了有周富美的挑唆与指使。当年，周富美坐着火车到西安，让我爸答应他，在我家那片地上盖房，遭到拒绝。看他走近，我和周冼主动上去，叫一声美爷。周富美学着城里人的作派，与我们一一握手。我姐跑到村头小卖部，买了一盒烟给他。他推辞不要，我姐硬塞到他和孩子的身体之间。我明白姐姐的意思是，唉，一盒烟五块钱，咱做到该做的，叫他自己心里难受去吧。他怀里所抱，定是他的孙子，这使我想起他的儿子，当年参加了五六次高考，年龄改小了三四岁，回回考不上。七拐八弯打听到我的电话，托我给他儿子想办法，说西安的大学多，随便上了哪个，走出农门就行。可分数线够不上，什么办法也是枉然，不得已我联系一个民办高校，他又拿不出高额学费，最后儿子怎样，不得而知。或许在他们心里，落了个我不给帮忙的结论。

　　“人不能操赖心，对后代不好。这是眼气你家一窝都在外面，啥都好，捣着理洪哥，叫你们盖不成。”海岸嫂子说。

　　“其实这事非常简单，他们这就是羡慕嫉妒恨，”海丽说：“你家里吧，都在外面有工作，都挺光彩，他再没有啥事能超过你们，只有这一件事，得去求他，他们可得好好端着，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就是想耍一耍你们。”

　　我不认可这种说法，他周理洪，也是个有章法的人，曾当过大队支书，见多识广，断不会这么狭隘。他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恰恰证明他心里矛盾，一是生我叔叔的气，再者是儿子小军及旁人给他施加压力。他内心里，定是很难受的，有负于人的事，并不是多么好担的。

　　海丽不愿住下，赶天黑前要走，问我们，到底住在这里，能习惯不？要不跟她回市里，她给我们安排酒店。我和姐姐说，算了，就住家里吧，横竖就是一晚。于是说好明天中午两点多来接我们，送到高铁站。我爸和她，在街里为二十块钱争执，非要给她承担来回的高速路收费；我叔要给她加油的钱。女大款海丽把这当个笑话，当然不接他们的钱，开上她那辆几十万的越野车，在周富美爷爷为首的村里人复杂眼神中，轰的一声，从街里走了。街两边的这些沧桑面孔，是一次次的无望和失败雕刻出来的，将羡慕与不平深藏在内心。中午送我们回来的车上，海丽说，她哥海文出差在外，专门叮嘱她好好接待下贵叔。三十年前，海文上高中，周日下午，要到学校里去，他娘借了好几个人，借不来一分钱，这说明他下周的伙食费就没有着落，海文站在场里落泪，刚好我爸回老家，听说之后，放下行李，找到场里，给了海文二十块钱。“我哥说，永远忘不了你当年的二十块。我能见到你们，这两天接送，心里高兴得很，巴不得哩。”

　　喝罢汤，街里没有灯，天说黑就是真的黑下来，是那种实实在在的黑。爸爸和叔叔早早在山大爷的小屋里睡了。我和姐姐去看望了几个人，回来与海岸嫂说了会儿话。海岸嫂累了一天，靠在躺椅里，又念叨起她二儿子从小画画，当年想考师范学校里的美术系，我在西安给他买了所需画册寄回。“不管啥时候回来，就在这吃饭，哪儿也别去。”我们唏嘘时光的飞逝，竟然一梦几十年，我怎么又坐在故乡的黑夜里了，风声，气味，乡音，熟悉的感觉就像从来没有离开过。可洗漱如厕这些事，确实成为一个小小苦恼，提醒我自己已然是个城里人。说起生产队里的人，有人死去；有人發财；有人打工掉进了开水锅直接在那个城市火化了，去时一个大活人，回来装在一个小盒里；有人闹婚外恋翻脸，女的告发强奸，竟然把男的抓走判了两年刑……童年记忆里，平静和美的村庄，立时纷繁起来，从前不愿给一个孩子呈现的画面，严严捂着的锅盖，现在像蒸好的馍，盖子揭开，雾气扑面而来，黑面白面窝窝头，全部现出真容，人性的秘密骤然炸裂，纷纷剥落。我知道了，这世上不论生活在哪里的人，不管坐着飞机来回跑的年薪百万们，还是一生守在村里每月领六十元养老金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其实都差不多，李嘉诚和栓紧之间，或许也并没有相隔多远。

　　洗漱是个烦琐的过程，在院子里铺排很大的场面，需要两个盆，几个小凳子，姐妹两人互相帮忙，拿递东西。东屋一张床上，所谓待客的干净床单与被子，散发一股奇怪的味道。不是纯棉，洗得起了球球儿，傍晚时铺好，或许房顶上落下来什么细末末，躺在上面，浑身上下不舒服。怀念起昨晚，二表嫂家里，洁净舒适，到处都是香喷喷的。看来城乡差别，体现在方方面面，我再次说，将来我回老家盖房，一定得盖成单元房，水厕入户，绝不能这样，一会儿屋里，一会儿院里，随时会来人，随时院门外有人喊，总是稳定不下来的样子。俩人说话说得兴奋，一两个小时还没睡着，我需要再上一次厕所。窗外漆黑一片，冷风吹得杨树叶子呼啦啦响，确实有点怕人。可挣扎一会儿，不去不行。姐姐陪我，二人披衣起身，用手机照着亮，小心地在两块砖上踩好，不要失足踏进茅坑。上个厕所要搞成一场小探险，立即想念城市生活，马桶，热水，浴缸。看来，乡情只是隔着车窗看看风景、只是远远地想起时才会生发的虚幻情愫，一旦置身其中，是件麻烦而严峻的事。

　　在不快的气味和不舒服的被褥里，一夜没有睡好，早上五点，天色微明，窗外就有了海岸哥和海岸嫂说话、走动的声音。我和姐姐也起床，在院子里又是大场面大制作地洗漱。告诉海岸嫂子，早饭不用等我们，我俩到白果集上去。

　　白果集已经没有早集，据说是因为此村地痞无赖太多，欺负外来做生意的，时间长了，周围无人来此交易，早集慢慢凋零。可是，我想，这主要跟农村常住人口减少有关。白果集已经有几百年历史，集上无赖，自古有之，集市与无赖共生共存，相互繁荣，这是千古不变的风景，怎么独独现在做不成了？现在早集转到南边五公里另一个大村子。我和姐姐，只当锻炼身体，也想来看看童年时心目中向往的地方。穿过苏庄街里向东，我极力找寻童年的记忆。依稀有印象的蓝砖老房子，全部被遗弃，门锁生锈，院墙倒塌。街里不见一个人。难道所有村庄，都要成为空心？曾经人口稠密的故乡，变得如此落寞？白果集十字路口，冷冷清清，再没有当年的喧闹繁荣，各种美食的诱惑。只有三五家小商店，两三个油馍锅。胡辣汤已经卖完，正在收拾摊子。从前的早集，是要持续到半晌午呢。童年在我心目中非常神圣的邮局撤了，有着高高水泥柜台，里面货架上一卷卷花布的门市部也没有了。不用说，西街里某一家坐在南屋门口、穿着黑棉袄、眼神幽暗、曾让我惧怕的一位老人，也早已化为泥土。

　　来回看去，街上只有我俩的身影。在商店买了些准备送给海岸嫂的东西，用十多分钟结束赶集，转身回村。

　　马坐在她的小屋门口，向我招手，喊我的名字。

　　马是一位八十多岁的妇人，按辈分应该喊我姑姑。精瘦身体，褐色皮肤，长长的细腿，狭窄的脸形，这一切都显示着她年轻时候是个强女人、好劳力。头发全白，晶莹剔透，就像顶着一头龙口粉丝。因为辈份最低，大家对她的称呼，也只能是她娘家的姓氏：马。

　　“进我屋坐会儿吧。”她绽开爽快的笑脸，摁住左腿侧着起身，说她一条腿不得劲，前几天骑三轮车叫人碰了。她伶牙俐齿，耳聪目明，一点没有八十多岁老人的迟缓。从五十多岁就头发全白，腰身微弓，可精力不减，让人觉得她八十，九十，一百，总还是这个样子，她会永远以这个姿态驻守村子里，啥时回来都能见她。我挑门帘看她的小屋，地面堆着一些货物，床上烂被褥里躺着个十来岁的小孩，在玩手机。我只站在门外与她说话。门口的一小片地，她扫得很净。

　　马一辈子生了八个孩子，三女五男。农村辈份低的，说明家族人丁旺盛，祖上富裕，娶妻顺利，繁衍得快。她和丈夫精良的身体基因，使得孩子一个都没有夭折，他们勇敢地闯过了天花、麻疹、高烧、破伤风，见风就长个，喝水能长膘，跟别的孩子打架伸手一推对方蹬蹬蹬后退，坐个屁股墩儿。五刚是在他二姐的右边腰胯上长大的，二姐一手夹着他，一手耙地扬场，或者夹一袋子粮食疾走。八个孩子要是只吃风喝水就好了，可他们毕竟是人，得吃粮食，马两口子没有一天不劳作，日子仍然最烂包。他男人可能是积劳成疾，不到六十岁，正在地里干活，一头栽倒，死了。马没有落泪，她变得更加坚强，更加牛马般劳动，她的身体被上了一个永远律动的发条，不能停歇下来，现在，还骑个电动三轮车每天去县城批发小东西，回来后在学校门口卖。她跟几个儿媳妇都打过架，干脆，在村后路边盖间一层薄砖的小屋，与庄稼为邻，自己过。

　　“这几天没去批东西，腿碰住了，得养养，快割麦了，我还是个好劳力哩。三刚？噢，对了，你俩一般大，深圳打工去了。去之前离婚了，在深圳又处了个女的，过年领回来，一看就不中，不是过日子的人。听三刚说，见天黑里，三刚回去，哪个兜都叫她掏掏，全给弄走。我打电话劝过几回，这样的女人不能要，你干活挣的钱，都叫她给你捋捋，你自己兜里净光。就不是处心跟你过日子，婚也不结，也不跟你回来……”在我的注视中，马不停地伸手整理自己的头发，眼光躲闪着我，脸上表情变得奇异.刚铁般强硬一辈子的人，何以扭捏羞涩起来，好像慢慢有好多属于青春的水份及女性的精致敏感回到她的脸庞，一张长长的马脸神采飞扬，说话时嘴巴的张合有些夸张，满口牙齿闪闪发光，也在踊跃参与一场表达。为了避开我的注视，将自己的面庞扭到一边，迎着风，一仰一仰，现出骄傲与清高，变作一匹没有年龄，没有性别的骏马。好似有一个摄像机对着她，每句话有了表演性质，其迎风招展的骄傲风采竟然像走秀台上的女明星。突然用奇怪而温柔的声音问我，“小绿你今天有空儿没？你在谁家哩？我想去找你说说话。”

　　我心生疑惑，咱俩不是正在说话吗？“我在海岸哥家，人多不方便。”不是我的长辈，眼里没有老人的慈祥，也没有老人的衰弱。她年轻时候高举木锨跟男人追着在场里打架，她现在独居田地边，成为这麦田的一部分，她是一匹无人能驯服的骏马，她是一个没有年龄的人，忽而三十，四十，是一个不老的人，不竭的人。她不看我的眼睛，好像与我较量着什么，一点一点要占到上风。我听到她体内像清澈河水哗哗流淌的声音，我在她脸上看到了生活中周边女人的某种表情，我突然明白，世上女人的内心，有着同一组符号，在某个关口，按动那一串数字，就像我们在取款机前输入密码。她想说什么？她能说什么呢？借钱，或者以借钱的名义要钱？听海岸嫂子说，做蛋糕的大儿子一回来，马的小儿子五刚就来借钱。五刚的媳妇跟人跑了，五刚自己住在没有安门窗没有粉刷的三间新房子里，五刚从来没有给人还钱的习惯，五刚跟蛋糕师傅从小是同学，每次张口借一万或者几千，要投资个大项目，“保证一把挣回来，项目绝对没问题，只差投资了。”五刚拍着自己岩石般的胸口。蛋糕师傅抹不开面子，给他一百或五十元钱了事。

　　马若是开口要钱，我倒是可以给她几百元。给几百合适呢？我心里在嘀咕。

　　“唉，也没地方去，就搁这路边说话。”她低头把自己门前的地面扫视一圈，好像平复内心的不安情绪，又像在下决心，像匹枣红马甩一甩头，鼓了勇气似的，与我目光对视。

　　她突然说：“你这样儿，跟你妈真像。你昨天在路上走过来，我心里一忽悠，觉着是俺贵奶奶回来了。”

　　“很像吗？”我问她。“没有人说我跟我妈像。”

　　“你个儿没你妈高，也没你妈壮实，可是眼神，说话的温存样儿，跟你妈可似可似。”她白白的牙齿变得锋利，薄薄的湿润的嘴唇快速闪动，亮晶晶的，我那已经去世十多年的母亲像一个火苗，突然把她照亮，回到四十年前的妇人，那时她扛起一袋粮食行走如飞，旺盛得好像每天都能生出一个孩子。

　　“小绿你听了别生气，也别跟我一样儿。我夜儿黑都快睡着了，咋忽悠一下，又醒了，到半夜才睡，想着，到底说不说哩，不说吧我心里难受，说吧怕你恼我。唉，我那时候脾气赖，遇事不饶人，跟你妈……你妈那人，老实头儿，也没个话，我踅着边噘她，她也不吭气。”

　　“你为啥噘她呀？我妈那么老实的人。”我寒毛竖起，问她。

　　“嗨，也不为个啥，就是看她穿得好。有一回你妈从西安回来，穿了个最时兴的灰色涤卡衣裳，我恼的呀。”她自嘲地笑笑。“干活时候，拣难听话撂给她几句，你妈打定主意就是不吭气，她越不吭氣我越生气，走路故意拿膀子碰她，锄地拿锄把扛她。后来有一回专意挑事跟你妈吵架，我拿起一根树枝朝她头上括了一下。”

　　我吃惊地望着她。母亲那张惯于隐忍的面庞呈现眼前。马露着白牙，说呀说呀，回返青春的一张脸，越发润泽光亮，一头龙口粉丝被她的手拢得服服帖帖。

　　“你妈好几天没上工，从那以后老躲着我，再没跟我说过话。冬天就到西安去了，一去不回，把你撇家里。”

　　我记得妈妈头顶有指甲盖那么大一片没有头发，我问过她怎么回事，她说在老家干活时，一个树枝掉头上，砸破了。

　　“小绿你还记得七岁那年趴到锄上吧？”

　　我当然记得，做为最早的留守儿童，那是我童年生活的一场重头戏。夏天，生产队在牲口屋外分豆角，大人们从地里回来，锄头沿墙放了一排，锄刃一律朝里。人们乱哄哄地围着豆角，分堆，笑闹，挑拣，小孩子趁乱跳来跑去。突然有人在背后推我一把，我向着墙边的一个锄头扑去，当时不知道疼，只见血顺着腿向下流，我一声惨叫，大哭。天哪，一只锄的锄刃，何时朝向了外面，阴险地等待我。它沾着我的鲜血，狰狞地立在那里。几秒钟后，惨烈的疼痛降临，我的哭声划破宁静的村庄。我被大人手忙脚乱抬上架子车，跑到白果集医院里缝了几针。只记得我在手术床上乱别，哭哑了嗓子，两个大人才按得住。

　　“是你在后面推我？”我问她。几十年来，我从没想过那次受伤是有人蓄意而为。

　　“不是我。”她一张马脸转开去，不再看我的眼睛。

　　“是你把锄刃先转到外面？然后走到后面，把我推上去？”

　　“不是那样。”她夸张地撇撇嘴，头上的龙口粉丝在风中摆动，马脸仰起，像是要嘶鸣辩解一般，否认的口气非常虚弱。“那锄是我的，所以我心里老不得劲，锄把上沾着你的血，好长时候才去掉。”

　　我呆呆站在她门前的一片地上，极力还原三十八年前那一幕。推我的，可能是个孩子，因为我记得那双手，来自于跟我同样的高度。那么，是两个人完成的这件事，一个人在前面转动了锄，给我身后的小孩使了眼色？什么样的两个人，才能如此心领神会？

　　在这个偶然却必然的上午，谜底终于揭开，我多年来一直想不通，前一眼看上去，几只锄一律刃朝里，听话地靠在墙边，怎么其中一只，突然面向外了呢？农村人都知道，锄刃朝外，成心谋害。马为何能清楚地记得是我七岁时候？若非她提醒，连我自己都忘记了具体是哪一年，相信当时亲历此事的别的大人，早就忘了。

　　马从裤兜里掏出五块钱，“贵奶奶真是个好人，话都不会高声说，我不该那样对她。想着她老了后，要埋到家里来，那我就偷偷到她坟上烧一回，念送一下，谁知埋到了西安。你回去下次给俺贵奶奶烧纸时，替我买五块钱的烧了，就说老马给她赔不是了。”

　　我赌气般站在她门口，不接她的钱，也不看她的眼睛。过于措手不及，我其实不知怎样应对这件事。她狠劲塞到我裤兜里，“拿上吧，别跟我一般见识。晌午在我这吃饭吧，给你擀捞面条，别嫌我脏。”她亲热地拍拍我的胳膊，舒一口气，笑得越发灿烂。在一场较量中她又获胜了，她是一个必须要掌握胜利的人。

　　我装着她的五块钱，往街里走去，不知为何，想起多年前火车上我叔叔制造的那一声惨叫。我叹口气，慢慢释然。

　　七

　　我们推断，周理洪昨夜定然没有睡好，他一直在矛盾之中，让我们盖吧，儿子不答应，不让盖吧，对不住我爸我哥。而我们这里，正不想让叔叔盖房，刚好借坡下驴，责任推给周理洪。我和姐姐暗自说，这是个最好的结局。现在，只等着吃了中午饭，海丽来接我们，送到高铁站了事。

　　海岸嫂子做了一大锅胡辣汤，就着街里买来的烤饼，我们每人都添了第二碗。

　　海丽按点来了。就在我们准备上车时候，叔叔把我叫到一边说，“刚才，三顺在街里给我说，他一个朋友，跟小军是好朋友，可以托他去说话，让小军同意咱们盖房。”

　　我一听怒火顿起，“不是说好不盖了吗？怎么还要人托人，人求人说来说去，有什么意思！这事主要症结就在周理洪身上，什么他儿子不同意，那都是借口。叔你想想，你是大城市里的工程师，你儿子是大学老师，你却非要回来跟这些人搅来搅去，这是很失身份的事，闹来闹去，不管盖成盖不成，都落个让人笑话。”

　　叔叔见我生气，不再说了。

　　我们上了车，叔叔突然说，别急，别急，让我拍个照片。他拿出手机，跑到车前面，左右两边分别拍了两张。我的叔叔，有记录癖，要将生活中的一切，都录下来作为证据，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拿出来还击对方，举证对方，这一定是为了将来跟周理洪再有交涉时，要拿出来：看看，我哥为了盖房的事，由两个闺女陪着，专门从西安回来的。他还要我们每人将头探出车窗。我们配合了他，乖乖把脑袋伸出去，让他来个特写镜头。海岸哥家门口，闲坐了好几个男人，其中有周富美爷爷。叔叔点按键的力度很大，致使手机抖动，我很怀疑他拍的照片是否清晰。他像电影里的指挥官一样挥手说，好了，走吧。

　　头探出来，手伸出来，再次跟坐着的叔叔大爷们告别，周富美一定会很快抱着孩子去周理洪家报告：走了，坐着海丽的车，走了；跟推着孩子路过这里停下观看的相邻生产队一个妇女告别，婶儿，走了，她说，错了错了，我喊你姑奶奶；跟学校门口的婶子大娘告别；跟开小商店的一个叔叔告别；跟恰巧走在路边的三顺告别……终于的终于，车窗得以摇起来，海丽用一种嘲讽的口气问，中了吧？告别结束，可以走了吧？我说，可以了可以了。靠在座位上，长吁一口气。终于逃离，脚上再也不沾泥土，再也不用上旱厕，再也不用将洗漱袋子放在砖台上，将冼脸刷牙这等小事搞成一场铺排。海丽的车里，甜蜜的香水味，已经标志着我们回到了自己的生活，又可以透过车窗玻璃，看着外面的大好景致，抒发乡情了。

　　“一句话说得不对，一个人没看到没叫到，你就得罪他了，看不起他了，你前面所有努力，白费，他在村里到处说你坏话。”海丽说，“你们是轻易不回来，见一次觉着亲，我可是太了解他们了。当年我家穷得拿不出一分钱，我提前退学，让我哥上，问他们挨家借钱的时候，那眼神，那语气，恨不得把我们一脚踢出来，我现在都记得清。所以我對他们，想理了理一下，不想理也就不理，你做再好，白搭。那周理洪，他存心就是想难为你们。”

　　再有二十天，就要割麦子了，如果不是要你在毒太阳下收割，累得半死不活，如果你不用操心一季麦子种下来，是否赔钱，那你肯定会尽情歌颂这丰收的景象，将故乡、丰收、大地提升到诗意境界。

　　我心里冒出刚离开时，叔叔一个人站在街里的身影，突然觉得他可怜，不，是又可气，又可怜。经过两天的团聚，我们走了，他一个人留在村上，弄出几个假想敌，继续像个圣斗士一样，跟他们争斗，屡屡做出错误的决定，把事情搞到更加糟糕的地步，使自己更加难堪。我开始后悔刚才对他的发火，没有走出两公里，就觉得他不再可气，只有万分可怜。

　　车上不方便跟叔叔通话，但又怕他立即找到三顺，进行他刚才说的那个事情。海丽继续说着对村里人的评价，我从感情上不愿接受她的观点，可又不得不承认她说的有理，不由心烦意乱，扭头看外面壮美的麦田，爸爸打起瞌睡，只有姐姐一个人在附和海丽。我对自己曾经设想将来退休之后回家盖房养老的计划再次疑问，仿佛那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但不管怎么说，抱着某一个信念及向往，也是一件美好的事吧。家乡可能就是，只有远离，才能热爱。

　　海丽将我们送到进站口。告别之后，我立即给姐姐说了刚才叔叔的提议，姐姐也气得够呛。我让她注意着车次提醒，我拿出手机，怀着刚才对他发脾气而产生的愧疚，穷尽所有安慰与恭顺，给叔叔发长长的信息。

　　“叔，听我的，盖房事情到此为止吧。我们不想看到你一个人留在村上，跟那些人纠缠一起，不要再听任何人给出所谓的主意。我们都不愿让你去求周理洪，更别说他儿子了！不要把事情弄得越来越难受。过几年我有钱了，拿出十万，不求任何人，在咱家老院，盖一个漂亮的房子给你住。尽快善后处理，收拾东西，回到武汉，过你的退休生活吧。”

　　信息发出几分钟后，再给他打个电话，提醒他看，可每次都是“正在通话中”，他又在跟谁通话？又在采取什么措施？直到我们在站台，按着车厢号，站成一溜排队等候，四处望去，见也不到一个农村人，他的电话也没有打通，进到车厢里，在麦田之上，犹如坐着绿色飞毯，快速逃离，电话还是没有打通。只半个小时，到达郑州站。再向西行，高低不平的山影扑来，已经不是我家乡那平如巨案的大平原，我有种时空错位、物是人非的感觉，低头看看，两天没擦的皮鞋上，落了一层家乡的尘土，无法想象两三小时前，我们还陷在村庄那剪不断理还乱的人际纠结之中，我还在马给我带来的惊讶中。而我的叔叔，此时还在那堆乱麻里，不甘心地挣扎，兴致勃勃地撕扯，像唐·吉诃德独战风车。

　　第二天上午，我与哥哥会面，汇报此事。哥哥的意见是，盖房的事，就此捂住放下，过两三年，他再回去找周理洪提及，估计他会答应，只要他不死，这事就还有可能。那么，我们现在所盼，就是七十岁的周理洪能够健康长寿。经过这一番折腾，我们也都想把那片地争回来。我俩正说着话，他收到叔叔短信。“今天是周一，矛调队那个妇女又来找我，她个人提出，能不能由咱们给周理洪补一点钱。我同意这样做，让他去问，对方想要什么价。”

　　我哭笑不得。哥哥分析，是不是周理洪觉得对不住我们，又想自己找个台阶下，便用经济补偿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象征性地补给他点钱，双方达成和解。我分析，这纯属矛调队给自己找事干，到年终总结时，好多写点工作。此法不可取。周理洪不会要钱的。叔叔这是鬼迷心窍了。

　　鬼迷心窍的不只叔叔一个人，爸爸也和他一样，看来非得要在有生之年，将这片对他们来说，完全无用的宅基地，重新拿回手中。老糊涂了的爸爸，回村上两天都没有去见周理洪的爸爸，受矛调队的启发，又拿起电话打给他的“理洪贤侄”，说愿意将自己半年退休金给他，换回那一半地。周理洪实言相告，他一分钱都不要，他已经确切知道房子就是我叔叔周幸福要盖，而他就偏不让他盖，因为那天，叔叔打那个要我爸回家后痛骂周理洪的电话时，隔墙有耳，山大爷东邻居的一个媳妇，与周理洪的儿媳妇是一个娘家的好姐妹，那媳妇蹬砖贴墙，听了个一字不落，将我叔叔那些骂他的话，原原本本学给了周理洪一家。“现在，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让他盖。将来若是贵叔您回来盖房，若是周冲回来用那一片地，我拱手相让。”

　　我丈夫问，房不盖了，咱的钱啥时拿回来？

　　我给叔叔发短信，请他尽快折算损失的钱，将余下的，望能打回给我。叔叔没有回信。第二天，电话打来，语气迟缓，绕树三匝，一时不能说出个确切数字，似在打探我的承受能力。我说，叔你说吧，损失多少都没关系，只要你安心、高兴，别再为这个事生气就行。他说损失有五千元，要给我一条条地报账，我说，不用报不用报，叔你说多少就是多少，将余下一万五打回就是。我怎能让自己叔叔给我报账，当然也不能问，不是说“过了年砖价‘呼声就上去了”吗？怎会赔钱？

　　一万五千元回到我的账上，叔叔的盖房闹剧，以我损失五千元结束。我请叔叔快快回武汉去，不要留在村上，继续与人产生矛盾。

　　可是，叔叔并未离开，他要整修老院旧堂屋，铺设水泥地，要将院里通向街面的过道地面硬化。这下，我就能理解我的钱为何缩水五千元。他还要召集海岸哥，让他出头，叫回市上工作的海文哥、伍叔叔，联系远在新疆、多年无有音信的康叔叔，要将康叔叔及伍叔叔倒塌的房基，向东挪移，两个过道并成一个，好让我家老院过道宽度乘以二，能够过汽车，这样，再不受夹板气，将来我们开车回家，能直达自家院内；也能够让后面住的几户人家，出路加宽，更加畅通。叔叔要做的事，除了他自己碰得头破血流，亲眼看到失败二字高悬头顶，谁也阻挡不住，当年的红卫兵战士，有着坚不可摧的革命斗志，还有只要肯登攀的耐心和毅力，一杯水里起风浪，小米粒上搞微雕。谈话，协商，利益权衡，各种琐碎与麻缠，努力让这么多人，都同意一件事，其难度不亚于五国谈判。

　　这应验了我的预感和心中疑问，叔叔为何非得在老家纠扯？突然想起去年夏天，他曾说过，他在武汉的家，是学区房，两室一厅五十平方的老式单元房，房租每月可达两千元，他有意和婶婶回老家居住，将他的房子出租。他先以給我哥盖房之名，大家出资，他来住房，此梦想破灭后，他要修整老堂屋。总之，他要回到老家，日夜看守爷爷奶奶那片土地。

　　我心中祈祷，不求汽车直达，只愿我的叔叔不再得罪人，不将事情搞得更糟，同时也做好准备，随时拿出钱来，补救他那里将要发生的种种损失。

　　责任编辑 吴佳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