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

一 元革命与再革命

1 自然国家：从封闭走向开放

当我们了解了革命起火的原因之后，再来讨论革命是否终结——即所谓“告别革命”——的问题便有了依据。事情似乎并不复杂，不妨看引起革命的条件是否已经消失，还是依然存在；就是说，看世界上有哪些国家还存积着大量燃料。只要有燃料，又遇到引火物，就有可能随时起火。

　　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提出，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三种社会秩序：除了“原始社会秩序”，就是“限制进入秩序”和“开放进入秩序”。与“开放进入秩序”相匹配的政制形式是宪政民主体制，而与“限制进入秩序”相匹配的国家则被称为“自然国家”。自然国家依靠特权、排他、人治、军事力量来维持政治稳定，而不像宪政国家那样限制权力，依靠民主和法治维护公民的利益。诺思指出，在当今世界，大部分自然国家所面对的发展问题，并不是如何从权利限制秩序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型，而是如何使自然国家按照原来的轨道运转得更好。而且，这些国家有其内在的力量维持其在封闭的体系中生存，因此要完成转型极度困难。

　　按照诺思的说法，当今世界的大部分社会还停留在自然国家阶段，其中甚至没有几个是站在或接近于向现代权利开放社会转型的门阶的。他经过统计，说世界上大约有25个国家和15%的人口生活在权利开放社会中，另外175个国家和85%的人口仍然生活在自然国家中。

　　一般而言，现代权利开放社会都带有以下的特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竞争性，人群组织的自由权利，当然也包括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和高水准的生活水平，还有普遍的公民权利。而这些特征正是自然国家所不具备的，相反，在这些国家中，政治专制、经济凋敝、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已是一种普遍现象，人权状况尤为恶劣，所谓稳定是靠强力来维持的，一旦向外部开放，就会像马克思比喻的密闭中的木乃伊那样，接触到空气以后就将随即解体。

　　自然国家是柴火的供应地，而革命之火，恰是促进自然国家解体的最富有成效的手段之一。

　　在自然国家中，每个国家的情况并不划一，有的并不具备定义中的自然国家的所有特征，但是有一个方面是非常突出的，就是滥权、舞弊，贪污、贿赂之风盛行，出现大面积腐败。

　　这里的腐败并非个别官员的道德行为，出于一己之私动用公共资源而产生的腐败，而是指政治行动者利用或创造经济特权来维持一个政治联盟的统治。这是经济上的腐败，也是政治上的腐败，总之是整个统治集团的腐败，制度性腐败，除非实行变革或消除现行制度不足以遏止腐败。

　　这种集体的、普遍的腐败最容易激起公愤，尤其在经济落后、贫富不均的国家和地区，人们无法忍受在一个曾经获得他们认同的政府下生活，而强烈要求做出改变。但是，要一个专制腐败的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困难的，于是革命便有可能成为代替物而适时出现。

　　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现代通讯工具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作为自然国家要阻绝外部世界的信息几乎变得不可能。为了缓解来自民生方面的压力，政府可能力图保持政治封闭的局面，而适度开放经济。问题是，一旦进入全球贸易体系，经济步伐就不会停下来，而要求进一步市场化。从长期来看，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是大体同步的，任何一个国家并不可能在缺乏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保持经济的开放进入，就是说，经济上的竞争必然要求政治上的竞争。诺思指出，尽管自然国“能提供一种长时段的社会稳定，并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某种环境条件，但是总存在蕴生社会动乱的可能性，从而暴动和内战经常是一种可能的结果。”

　　同时，诺思也指出：“自然国限制进入并排斥竞争者，这样，使一些组织的形成变得非常困难，以至于使那些能协调民众反对政府的组织极大地受限。”

　　关于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社会学家鲍曼形容说，我们所处的现时代是一个“流动的时代”，“现代性正在从‘固体’阶段向‘流动’过渡”，“社会形态不再能长久保持不变”；又说，“这些形态腐朽的速度比人们塑造它们的速度快得多。”

　　可能鲍曼低估了“固体”拒绝融化的能力，权力与政治的关系未必如他所说的那样即将结束“亲密关系”，世界上存在不少实行专制和准专制制度的国家就是明证。

　　但是，现代化过程是一个“解冻”过程，大气候不可抗拒。而革命，正如不少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往往就发生在自然国家向现代化开放体系转型的过程中。英国和法国革命如是，俄国革命如是，中国革命如是；过去如是，现在亦如是。

　　美国社会学家杰克·戈德斯通以“人口／社会结构模型”从事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问题的研究，其中有些论述，对于观察二十世纪乃至今日世界的自然国家或半自然国家与革命的关系，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他指出，十六至十九世纪欧洲、中国和中东发生的周期性国家崩溃都是一个单一的基本历史进程的产物。这个历史进程的展开就像一场夜游症，其中有一个主要发展动向，以及由此催生的四个关键动向，它们共同作用导致了一个喧嚣的结局。主导性趋势是：在相对僵化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里，人口的增长导致物价波动、资源变化以及“农业官僚国家”无法应对的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加。四个关键动向是：一、国家财政压力增大，政府债台高筑；二、精英内部冲突日益严重；三、群体性事件增多，四、变革思潮的发生。这四个关键动向结合起来，无疑会破坏各个社会组织的稳定性。

　　他还指出，革命和起义还不在于统治者过度征收高税收，也不仅在于缺乏社会流动，不是源于阶级冲突，也不是因为社会的普遍贫困化，相反是因为精英逃税、挟款潜逃，以致国家各级政府财政收入跟不上社会财富的增长步伐，出现财政危机。他说，高度的社会流动——高频率的精英循环和精英位移——是危机的前兆，而低度的社会流动则是社会稳定的典型特征。在那些走向危机的国家里，精英吸纳的能力出现故障，其中争宠夺惠的冲突随处可见；精英们还成功地把税收及财政负担转嫁给了中产阶级，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而官僚、企业主和商人却越来越富有。因此，在危机之前的数代人里，社会财富两极分化。政府执政效能不断下降，社会流动造成高度冲突，当所有这些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改革主义者、异端思想者和激进青年学生的光芒和吸引力将因此不断得到增强。

　　从国家危机到革命，中间为许多因素所制约。但可以肯定的是，倘使政府不能因应危机而主动进行改革，骚乱和革命将变得难以避免。

　　但是，也有极少数向现代开放而不曾被革命打断的国家。摩尔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日本。

　　自十七世纪以来，日本社会的寡头结构、内部团结而有效的等级束缚与高度的权威，所有这一切在向市场转型时被保存了下来，而且变化很小。摩尔分析说，日本封建集团从来强调身份和军人的忠诚而不是自由选择的契约关系，致使社会缺乏西方自由制度背后的那种原动力。在统治权威的压力下，资产阶级养成怯懦驯服的性格，无法向旧制度发起挑战；此外，统治阶级有能力控制和疏导农民中的破坏势力，这样，资产阶级革命和农民革命都没有发生。在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原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适应资本主义原则而获得了一种延续性。

　　不过，摩尔指出：正因为日本在进入现代历史的初级阶段不曾付出革命的代价，它才在后来受到法西斯的统治并遭到战败的厄运。德国同日本一样，因为回避革命，付出同等高昂的代价。

2 革命、熵与异化

革命在推翻旧制度，确立新政体之后，原有的革命精神会渐渐走向衰微，而革命原则将面临丧失的危险。天才的俄罗斯作家扎米亚京把这种现象也称作“熵”。熵是某一系统中的无效能，热力学第二定律表明，能量只能沿着一个方向——耗散的方向——转化，最后走向混乱和寂灭。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历史注定不可改变，抑或可以通过人类的自由意志来影响它的发展？这是一个问题。

　　霍布斯以及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都有过可怕的描绘，确认其性格是保守的、傲慢的、凶暴的，反人性、反自由和反民主的。革命为了反对权力而构建新的权力体系，乃组织群众，动员社会以对抗“国家异形”的出现；当它获得政权之后，终于同原来的斗争对象——国家结合到一起，从此开始同质化的过程。国家是否可以得到改造？这是又一个问题。即使新国家力图脱离旧制度，由于革命能量出现熵的现象，仍会走向它的反面，复辟传统的统治结构。用黑格尔、马克思的概念来说，这叫异化。

　　伟大的寓言文学家卡夫卡是一个革命-国家的悲观论者。古斯塔夫·雅努斯在《与卡夫卡对话》中写到1920年的一件事。当时，他和卡夫卡在路上遇见一群手拿旗子集会归来的工人。卡夫卡说：“这些人是那么充满自信，情绪高昂，他们控制了街道，便以为控制了世界。实际上，他们弄错了。在他们后面，有秘书、官员、职业政治家，所有这些人为现代的苏丹通向权力开辟了道路。”雅努斯进一步问到是否相信俄国革命会扩大时，他说：“每次真正的革命运动，最后，都会出现拿破仑。……泛滥的洪水漫延得愈广，水变得愈浅，水愈浑浊。革命的洪水退下去了，存留下的只是新的官僚制度的淤泥。”

　　这个敏感的怯弱者还说过，革命过后，历史就会露出“官僚的微笑”。

　　马克思从阶级性出发，给国家定义为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列宁延续了这个定义，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有新的阐发。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时，国家将会消亡。这个关于未来的观点从本质上说是反独裁主义、官僚主义的。但有学者批评说是马克思低估了国家官僚机器的固有性质的刚性，而高估了权力者的道德倾向。就在马克思遭到所谓“乌托邦主义”批评的地方，韦伯和米歇尔斯做了反向的补充。

　　韦伯对人类事务持悲观的看法，作为社会学家，他看到的是一个社会对于人的管理方式，认为事实上无法减轻官僚制度对个人生活的侵犯。现代社会组织本身就是官僚制度，严格的行政层级管理可以不受任何价值判断的支配，而始终按照它的规律不受干扰地工作。

　　米歇尔斯认为社会革命无法真正改变大众的内在结构。他说革命的最终结果将是：即使是那些最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一旦获得权力，过不了几年，他们便被裹挟进权力腐败的漩涡之中。民主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采取“贵族统治形式”，而这正是民主制所极力反对的。而新的控诉者站出来揭露背叛者，在经历一场激烈斗争之后，他们最终与旧的统治阶级同流合污，这样，又该轮到他们自己遭受同样打着民主旗号的对手的攻击了。他说，“这种残酷的游戏永远不会完结”；还引用了一句意大利谚语来形容发生过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虽然指挥换了，但音乐还是照旧。”

　　法国的保罗·利科在一篇文章中使用“统治精神”一词。他说，“问题在于知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终结将导致所有异化的终结。也许，所有制本身只不过是人统治人的一种权力的特权形式；也许，金钱本身只不过是所有统治方式中的一种统治方式；也许，这是表现在金钱的剥削中，在官僚主义的暴政中，在精神的专政中和在教权主义中的同一种统治精神。”他的意思是：统治精神是超乎统治形式之上的，长期存在的，因此异化将不可消除。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说是源自“旧制度”或恢复“旧制度”，要点就是集权，或说是专制。

　　他把大革命划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极力破坏、摧毁一切，第二阶段却又要恢复部分已经被遗弃的东西。

　　他声称：“我对自由的热爱久已有之。”他对第一阶段即1789年的最初时期的评价，确实表现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由衷的赞美之情，说：“那时对平等与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着他们的心灵，他们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但是，对于革命后期的态度则完全两样，充满愤怒的谴责。在他看来，这些革命者终于抛弃了他们行动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自称为人民的代表，僭越人民而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和各种自由权利，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致力于建设“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

　　托克维尔表示说，如果有人问他，旧制度的这个部分是怎样被整个地搬入新社会并与之结为一体的，他将回答道：“倘若中央集权制在大革命中没有灭亡，那就意味着中央集权制本身是这场革命的开端和标志，我还将进一步说，当人民在其内部摧毁贵族政治时，他们自然而然地奔向中央集权制。此刻，加速人民这一倾向比起抑制这一倾向要容易得多。在人民内部，所有权力自然都趋向于统一，只有作出极大努力，才可能使之分裂。”

　　民主革命扫荡了旧制度的诸多体制而巩固了中央集权制，这正是革命走向异化和失败的起点，或者说是主要原因；可是托克维尔不无遗憾地指出，人们竟然心安理得地将中央集权制列为大革命的功绩之一。

　　法国大革命后期走向恐怖，弄得人人自危，可以说，这是大革命最受攻击的异化现象。

　　显然，恐怖统治与政府高度集权有关，一切政策皆由极少数领袖人物决定。当时，山岳派面临强大的政治压力，为了稳定局面，他们除了用恐怖手段对付失败的反革命分子之外，还以同样的手段打击异己派别，如右翼的丹东集团和左翼的埃贝尔集团。国民公会中的温和派对此深感不安，促进他们放弃对公安委员会的支持。最致命的是，失去埃贝尔派势力的支持，下层民众的基础也便随之动摇和瓦解；著名的无套裤汉在行动上受到压制，经济上又日趋窘迫，对山岳派政府产生严重的不满情绪，以致最后当罗伯斯庇尔们在热月被推翻时，这些起初带头革命的狂热而坚定的分子也没有联手反抗。

　　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变化发人深省。雅科夫列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联系当时苏联的现状，也曾涉及法国大革命并有所反思。他写道：“革命理想的蜕变来势迅猛，而且是毁灭性的。”他举例说，早在1789年10月即颁布了使用武力镇压人民行动的法令，1791年2月取消行会这一早在中世纪便已存在的机构，接着又颁布了禁止举行罢工和成立工人组织的法令等，这些都是反民主的。他还指出，1791年宪法规定的符合资格的选举权与两年前颁布的人权宣言其实是互相抵触的。在这里，他提出一个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只要目的被宣布为伟大的，那么，为了达到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这就是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失败的地方，因为，被命名为革命的手段竟然用以对付革命者和人民。这种现象，大革命中吉伦特派的大演说家维尼奥最早形容说是：——

　　“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

　　古希腊的民主常常为后人所称道，历史家修昔底德却是这样概括雅典民主：“虽然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实际上权力是掌握在第一公民（伯里克利）手中。”

　　法国大革命为民主而斗争，革命的民主在斗争中却异化为集权、专制和恐怖。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苏联以70余年的建国历程重蹈了法国大革命的覆辙。

　　十月革命时，是一种联合夺权的形势。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革命政府中掌握相当大的实权，而在履行政府职能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势力甚大。列宁为建立“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不断变换斗争策略并取得成功；他曾在《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中承诺“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随后却宣布社会革命党人为“反革命分子”，直至由布尔什维克党完全掌控了局面。

　　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没有提出过一党政权体制问题。“全部政权归于苏维埃！”这一口号本身即意味着多党制的实行，因为除了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还有无政府主义者和无党派人士都在苏维埃内。1918至1921年间，许多非共产党政党和独立的社会政治组织几乎全被取缔；内战结束后，在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关于党的统一”这一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

　　此时，“新制度”开始正式实行。斯切考波把新制度称为“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复合体系”，认为它比沙皇政权权力更大，范围更广，具备更有效的中央协调能力。她还注意到，党通过中央执行机构，密切联系基层，通过地方苏维埃、工会、合作社、居委会等各级代表和群众组织，把各行业、各地群众整合到党领导下的国家体系中去。

　　俄罗斯历史学者柳·谢缅尼科娃对苏联体制作了这样的描述：“这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反民主的、广泛采取独裁手段的权力体系具有鲜明的非西方的、非资本主义的特点。很难把它叫作阶级权力体系，相反，它反对阶级、私有制、市场，反对包括苏维埃在内的各种民主形式。这个严格的社会组织是以布尔什维克党为基础的。在国家崩溃的情况下（前革命），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保留了全俄组织——工厂和农村的支部，苏维埃、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中的党团，它拥有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各级党的机构。这个党高度集中，纪律严明，手中握有武装力量。革命后不久，苏维埃就成了由布尔什维克党团控制的、党的附属品。决策中心被牢牢掌握在党的机关中。”

　　身为苏共高层的雅科夫列夫批评说，“布尔什维克出色地利用了奴仆般富于激情和奴仆般俯首帖耳的芸芸众生的庶民政治心理，无论夺取政权时或夺取政权后都是如此。”他说，在苏联，民主同其他社会政治构想一样成为“伟大的谎言”。

　　苏联首创的政体在二十世纪产生巨大的影响。国民党二十年代末形式上统一中国的时候，它就“以俄为师”，除了军队学习苏联红军的建制之外，国家治理方面同样实行“党在国上”、“一党专政”、“以党治国”。二战后，东欧国家完全复制了苏联体制，成了苏联的卫星国。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居然站到了工农的对立面，更不要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十月革命后，由列宁亲自下令，将一批著名的哲学家、作家和科学家强行用船只流放到西欧和边地去，成为震惊一时的“哲学船事件”。一些被视为异端的作家和诗人遭到镇压，右派和温和的社会主义党派组织及其相关报刊，还有无政府主义者组织都先后遭到禁止。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6月期间，有470家反对派报纸被封闭或因其他原因停刊，连高尔基主编的《新生活报》也在查禁之列。

　　十月革命后几个月内，布尔什维克即采取行动，将许多重要的工厂国有化，用工会取代工人委员会和苏维埃，随后把工厂的管理权交给与之合作的中央行政权关。理论上工人是领导阶级，而农民是不被信任的；布尔什维克发动以城市为基础的党组织和工人队伍进入政治上敌对的农村强行“征集”粮食并改造农村公社。继工业国有化之后，实行土地国有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都实行国有化。政府试图彻底取消市场机制，通过国家指令生产和分配，实施生活品的配给制，以致最终实行军事化的劳工管理制度。斯考切波论及十月革命时，引用了查连德的话：“‘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了，但是工人阶级本身却实际上解体了。”

　　1920至1921年冬，出现了一波工人罢工和示威活动，在坦波夫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反抗行动，尤以内战时乌克兰农民涅斯托尔·马赫诺领导的独立农民运动为激烈。但是，这一切都在一个短时间内被严厉镇压了，特别是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起义。这些水兵，同革命的士兵、赤卫队一起，为十月革命胜利立过大功。

　　十月革命的最初口号是：“面包、自由、和平”，赢得工人、士兵和广大民众的支持。武装起义胜利后，先后通过“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和“出版法令”，但是这些政治诺言并没有得到切实的保证，致使相当一部分工人和农民在国内战争时期及战后支持“没有共产党人的苏维埃”、“权力归苏维埃，而不是政党”等口号，脱离和反对新政权。

　　1917年10月26日，“人民委员会”作为“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开始运作，列宁担任主席。

　　新政权为了加强控制，组建了两个高度中央集权和高度纪律性的组织：红军和契卡。托洛茨基为红军创建了一套中央集权式的控制系统。军队设政委制，主要任务是监督并确保军事专家和战士的忠诚，军中的党员直接服从党支部或政委的命令和调遣。

　　契卡全称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是一个地位特殊的行政机构。从1917年建立到1922年改制，实际存在时间4年多，但其地位、机制、原则和方法一直贯穿到随后成立的国家保卫政治总局和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去，深刻影响了苏联后来近70年的历程。

　　契卡成员不归苏维埃当局管辖，只听命于党中央领导。斯考切波引官方文件称：“契卡的行动是完全独立的，可以任意实施搜查、逮捕甚至处决，然后向人民委员会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提交报告。”在契卡行动期间，无数“反革命组织”被揭发出来，还有商贩、投机、挪用公物，以及其他各种犯罪行为都交由契卡处理。审判秘密进行，手段极端严厉，不需辩护证人，下达判决时也不需听取被告意见。据契卡官方档案统计，1918-1920年两年间共有12733人被处死，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契卡在各地分支机构的行动。历史学家估计，契卡在1917-1922年间处死的实际人数高达14万人。

　　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比较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指出“对于布尔什维克世界里的清洗和公审至关重要的‘客观敌人’概念，在法国大革命中根本就不存在。”她说：“罗伯斯庇尔‘美德的恐怖’够恐怖的了，但它始终是针对潜在的敌人和潜在的罪恶，并不针对无辜的人民。”

　　高尔基于1917年12月10日在他主编的《新生活报》中写道：“人民委员会利用俄罗斯就像是对待一个实验场，对待俄罗斯人民就像是注射了斑疹伤寒症的马匹一样，只是为了恢复他们血液里的免疫血清。委员会就像是疯狂的科学家，在俄罗斯人民身上实施着残酷和不人道的实验，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匹饥饿而且筋疲力尽的可怜马匹，可能随时会倒下死掉。”

　　1917年12月，时任人民审判委员的斯坦伯格目睹了关于是否通过法令逮捕温和的宪法民主党“卡德特”成员的辩论会，以及各种恐怖的计划。他在《在革命的车间里》一书中写道：“今天撤消对自由党的法律保护，明天同样的命运会降临到其他政治群体身上。”及后又补充说，“但是，他们忘了法国革命本身之所以沉浸在失败的血腥中，正是因为它的恐怖主义。”

　　斯坦伯格本人也于1919年被捕入狱。

　　1918年9月5日，苏维埃政府将恐怖合法化，颁布了著名的《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其中说：“必须通过将阶级敌人隔离在集中营内来保障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所有同自卫军组织、阴谋和暴乱分子有牵连的人均应处决。”仅1918年9月，在捷尔任斯基领导下，彼得堡一地即有949人作为“人质”被捕并处决。

　　1921年4月20日，政治局又通过了《关于尽可能在遥远的地方乌赫塔地区远离居民区的地方成立能容纳1-2万人的感化营的决定》。从此，集中营遍布国中，仅奥尔洛夫省二十年代就有5处集中营。

　　列宁对打击反革命分子的态度是坚决的。他在1918年8月指示奔萨市的同志，应当“绞死（一定要用绞刑，这样人民才会看到）至少100个富农、权贵和吸血鬼”。他断然否定任何旨在限制对阶级敌人使用暴力的尝试，说：“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我们必须振奋精神，用恐怖来对抗反革命分子。”

　　契卡负责人捷尔任斯基在一个报告中说到这个组织的工作时，坦率地指出：“你们不要以为，我在寻找革命公正的方式。我们现在不需要公正，我们是在进行一场短兵相接的战争，一定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不论生或者死。我所建议的、所要求的，是一个与反革命进行革命清算的机构。”

　　捷尔任斯基出版自己的理论刊物《红色恐怖》，时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务委员和内务人民委员会部务委员的拉齐斯在这家刊物上撰文说：“审讯中不要去寻找被告反对苏维埃政权言行的证据。你应当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他的家庭出身、所受教育或者职业是什么。这些问题就可以决定被告的命运。这就是红色恐怖的意义和实质所在。”

　　拉齐斯本人就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在“大清洗”中遇害，1956年平反。十月革命的领袖人物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像拉齐斯一样，都曾使用过“红色恐怖”的高调语言，但也都先后遭到杀害或流放。

　　红色恐怖至三十年代中期，即我们常称的“斯大林时期”到达高潮。据库尔图瓦等人编的一部历史著作所引用的数字，在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共造成2千万人死亡，其中，1934-1953年间因政治原因被处决人数即为78万6千零98人。

　　雅科夫列夫追溯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政治演变史时指出：“如果说在二月革命产生的时期，如此极其野蛮的做法是革命（革命对付不了一般人的骚乱者心理）的目标和希望的对立物的话，那么十月事变就把仇恨、复仇和破坏心理变成自己权力的来源和支柱。社会分裂和对抗的能量成了布尔什维克恐怖的温床。”

　　1928年以后，苏维埃制度在“专政”与恐怖的氛围里建立起一种等级控制模式。起先，政府曾经作出一些规定，如厂长、技术人员、党的官员不能获得远高于熟练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等，但不久，这些颇类巴黎公社的革命措施被斯大林当作“平均主义”抛弃了。到了三十年代，官员越来越特殊化，1940年开始，苏维埃文职官员和红军各级军官的官衔、官阶以及制服等都有了严格的规定，据说其阔气的程度，可与彼得大帝时代的制度相媲美。

　　在极权社会里，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享有更大的特权。随着他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尤其是卫国战争胜利之后，对他的个人崇拜发展到了顶峰。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开始“非斯大林化”的改革时期，即所谓“解冻”时期，但为期很短。六十年代初，赫鲁晓夫黯然下台。在政治文化方面，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禁止地下出版物（“萨米亚特”），斯大林主义有所回潮，改革无法持续，全国出现了一个近三十年的漫长的停滞时期。

　　东欧完全复制了苏联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里，自由和民主是最大的空缺。诚如报人米科诺思·吉美思在1956年革命所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民主体制，一种法律可以绝对公平地保护或惩戒公民的政权。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政权，在那里，公民的各种权利得到绝对的尊重，即人们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工作和受教育的自由；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政权，在那里，人民的意志在法律的框架内可以得到自由的表达，在那里，多数人必须无条件地尊重少数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除了匈牙利，像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作家大胆宣传一种多元主义——往往被称作“自由化”——的政治理念，以反对斯大林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在1956年革命中呼吁通过新政府实现“民主复兴”，并称“这种真正的民主足以荡·斯大林主义的所有残余”。

　　虽然苏联出兵把匈牙利革命镇压下去了，但是到了七十、八十年代，波兰出现了“团结工会”，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七七宪章”运动，都是反抗极权体制的富于创造性的社会抵抗形式。中央高度集权及计划体制，使整个社会丧失了自由和创造活力而导致衰亡。

　　其实，1989-1991年的苏东剧变是可以预期的。

　　关于苏联体制的命运，普列汉诺夫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中公开表示不同于布尔什维克的政见。他警告“人民革命”的可能后果，其中之一就是：“完成了的革命可能产生一种政治上的畸形现象，有如古代中华帝国或秘鲁帝国，即是一个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经过革新的皇帝专制。”

　　共产主义者卢森堡虽然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但是认为，专政-暴力只能严格限制在阶级冲突中的一个阶段，而不是无限制地滥用暴力，制造恐怖。

　　她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在《论俄国革命》等著作中作过非常明确的表达，而今已为我们所熟知。早在1906年，她已经意识到苏维埃民主的伟大意义。十月革命后，她清醒地看到民主的迅速退减，并为此感到痛惜。她指出：“假如依然保留行政手段对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束缚，政治生活就要死亡。”她批评列宁的“极端集中主义”观点是“无情的集中主义”，使党的“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她说，这样的党中央拥有“无限的干涉和监督权力”，它只强调中央机关对党员群众的监督，而不是群众对党的领导机关的监督。她指出，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一种小集团统治”，“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

　　社会主义能否在一个国家中取得胜利？这是早期国际共运中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不但在一国中取得政权，二战后还把东欧诸国纳入它的政治体系，地域之广阔，势力之雄厚，让西方国家长久为之畏惧。然而，即便如此，仍然不能说是最后的胜利。时间终于给出了答案。

二 当代世界与革命

1 民主化与中产阶级

所谓人类共同体，首先是“价值共同体”；一个维持稳定的共同体，则应是“价值共享的共同体”。

　　自由、民主是一种普遍的价值，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所认同。自由是元价值，民主是派生的；自由是单数，民主是复数，两者不是两个可以完全重叠的概念。

　　自由主义者重自由而轻民主，甚至对民主怀有敌意，非议民主对个人自由的剥夺。的确，自由与民主常常相悖，但是实质上，两者是一体的，一致的，不可割裂的。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自由”一词居于人权之首。攻占巴士底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象征性行动，第一次把自由同革命联系起来。

　　在革命中，自由有两层含义。首先，普通民众只有在自发组织中才能充分地释放自己的能量，为实现共同的理想和个人的愿望而无所忌惮地行动。在阿伦特的心中，自由的典范就是革命。因为革命可以提供一种新经验，表明人既具有与过去断裂的勇气，也有与他人一起开创新局的能力。

　　其次，自由指在“后革命”的政治实体中，仍然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利，而不至于因此沦为“异见者”。阿伦特的说法是：“政治自由一般而言，意味着‘成为一名政府参与者’的权利，否则就什么也不是。”所谓的“政府参与者”并非指“入阁”，而是指作为普通公民，有权利批评和左右国家的重大决策。阿伦特特别重视个人参与政治的权利及其实现问题，她所以赞赏美国革命，就因为美国“以自由立国”；而她批评美国，也同样因为后来的美国为了国家的“繁荣”而放弃“自由”——参与政治的自由。

　　革命的目的在于缔造自由。但是，这位政治思想家指出，“大多数所谓的革命根本就没有能够构建自由，甚至无法产生‘有限政府’，以期实现对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宪法保障，——这是一个千真万确而又令人悲哀的事实。”

　　即使人们一再尝到革命的苦果，依旧一代一代栽种“自由树”。

　　历史经验表明，如果离开民主制度，个人将无法获得自由；没有个人自由的社会，肯定不是民主社会。所以，早在十八世纪末，人们就开始关注社会民主化的话题了。美国和法国的权利宣言，其实已经把自由和民主结合起来，作为奠定国家的一个基础性原则了。

　　这两大宣言明确地阐述了个人的自然权利和政治社会的分际，它赋予关于国家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这是“现代”的开端，它们为本国的宪法确立了方向，影响了此后的所有宪法，改变了人们思考国家问题的方式。自由与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它顽强地存在着，发展着，任何想要阻挡其进程的企图是完全无法实现的。

　　在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自由如何融入这一进程之中，并不断扩充它的影响力。

　　比如，针对常规性的选举民主及流行已久的议会制度，当代政治理论家提出“审议民主”、“争议民主”的概念，以期用参与式民主进行补充，甚至加以取代。阿伦特就批评英美的“两党制”、“代议制”，而提倡采取“评议会”的组织方式，创造公民直接交换政治意见的公共空间。这种扩大民主的做法，显然，同样扩大了个人表达的自由。

　　《政治人》的作者，美国政治社会学者李普塞特指出：当经济发展将人们带离贫困境地之时，人们或许能满足于没有政治自由的生活，而一旦富裕起来之后，他们通常会主张更多的政治自由。我们的双重平衡框架显示：普遍的富裕也有可能造就新的群体，他们迫切要求在公共选择方面拥有更多的政治话语权，他们将成为当权者潜在的抗衡力量。

　　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富裕起来的“第三等级”就率先起来反抗特权，要求在等级制中改变自己被宰制的地位。事实上，他们很快来到政治舞台的中心。不能说他们仅只谋求狭隘的阶级利益，其中出现了一群目光远大、勇于斗争、道德高尚的领袖，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是他们把自由、民主的观念带给了世界，世界也因他们而脱离了前现代的草莽境地。

　　今天的“中产阶级”正是当年的所谓“第三等级”。他们是现代的骄子，自由、民主观念的天生的信奉者。当他们在经济上获得一定地位以后，就会进一步要求开放政治环境，在社会舆论和政府决策方面赢得更多的话语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二十世纪后期至今，在世界革命中，最早出现的往往是中产阶级的活跃的身影。

　　马克思在贫困和资本的基础上构建他的革命蓝图。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市场化的扩大，世界财富的积累，出现了所谓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的现象。美国学者查尔斯·艾略特说：二十世纪初，世界遇到了“一个困扰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问题：不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困境”。

　　经济的发展到底有利于革命，还是对革命造成根本性的损害？“旧制度”是否可以因物质条件的改变而自行改变？

　　两百年前，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说过，商业道德与革命道德是对立的，商业使人倾向自由而远离革命。他说美国是一个可以避免革命的国家，一方面固然是民主宪政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指在身份平等、机会均等的条件下，人们会被鼓励下海经商，热烈地追求个人幸福，这种着眼于物质生活的狂热足可抵制革命的激情。阿伦特对美国这个发达国家的批评，也集中于此。她明确表示说：“经济增长终有一天会证明是一件坏事而不是好事，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它都不能带来自由，或者为自由的存在作证。”

　　经济增长本应要求政治相应有更大的开放空间，假如固守政治体制，不加改革而专一发展经济，是否可以避开革命？福山认为是可能的，他举例指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从明治维新的日本和俾斯麦主义的德国，到当今的新加坡和泰国，都可以看到技术先进的资本主义与政治极权主义共存的现象。许多例子都可以证明，极权主义国家能创造民主社会无法达到的经济增长率。”

　　极权主义与经济发展可以并存。不过，即便在福山这里，仍然是个别案例。

2 社会抗议运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西方左翼理论家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普遍改善，工人阶级已不再成为革命的主体；而由职业革命家领导的、组织严密的政党也不可能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产生。他们断言，十月革命式的暴力革命已成过去。在此基础上，他们主张通过公民社会团体进行各种社会运动实现社会变革。

　　这些左派毕竟带有激进主义的气质，跟那些智囊人士、御用学者所主张的仅仅局限于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不同，但也明确认为，政治革命已经退回到社会运动中，或者可以说，社会运动成了政治革命的替代物。

　　如果仅以有序的社会运动来推动变革，他们便都给出一个必备的前提，就是限于民主国家，或国家已充分民主化。

　　1998年，迈耶和塔罗曾经断言，西方国家正日益成为“运动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社会运动频发；原来与规范政治形成互补，而今已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此外，社会运动还不仅仅是公民诉求的一个途径，确切地说，它已经构成为社会环境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规制政党、法院、立法机构和选举。而且，不仅西方民主国家如此，新兴民主国家如墨西哥和东欧诸国以及印度这样的非西方社会也如此。

　　显然，现今的社会运动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一、过去运动的参与者都是社会下层，现在是白领上街，甚至包括社会的上层集团；二、过去的运动多缘于经济方面的诉求，现在则有所超越，以政治改革为目标；三、过去的运动是偶发的，常常与政府方面相冲突，现在多已制度化，运动中涉及挑战者与权力者双方都保持反复互动；四、过去的运动局限于地方性，现在的运动则常常同全球化运动结合起来，如民主化、环境保护、妇女解放运动等。

　　一般情况下，社会运动呈和平、有序的方式进行。所谓社会运动，其挑战的是现存的权力结构，它为弱势者、被边缘化的群体，被忽视的纲领，以及尚未形成纲领的悲愤情绪创造政治表现空间，因此，它的发生可以减轻社会的压力，同时也因制度化而能减轻政府的压力。所以认为社会运动是革命的替代物，大抵基于这种原因。

　　社会运动最直接地体现了大众的诉求。2007年法国出现一本由一个作者署名为“隐形委员会”撰写的名为《革命将至》的书，英文版开头第一句话是：“所有人都同意，事情就闹大了。”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有一条标语写的是：“我们是99%。”同革命运动一样，形成社会运动的群众是一股非常可怕的力量。但当他们的政治性诉求遭到现政权的阻拒而又无法化解时，就如同往容器中注水，终有激发溢出的时候。当社会运动一旦“满溢”，革命即将开始。

　　斯考切波认为，在现时代，要想通过革命推销国家越来越不可能，因为革命会同时摧毁社会。她在1979年写道：“现代国家似乎不太可能在作为一个行政-强制性组织而解体的同时，不破坏社会本身。现代的社会革命很可能是渐进的而不是剧烈的，并源于一系列‘非改革主义’的改革。”

　　美国学者理查德·拉克曼质疑这一看法，指出在她的书出版的同一年，伊朗和尼加拉瓜都发生了革命；十年后苏联和东欧也爆发了革命，随后特别在非洲，国家可能分裂成多个国家。他的结论则是：国家在最近几十年变得“日益脆弱”。

　　新世纪以来，东欧国家再次爆发“颜色革命”。2000年，南斯拉夫联盟的政治强人被称为“铁汉总统”、“巴尔干的不死鸟”米洛舍维奇下台，后来被送至国际法庭，死于监禁。2003年，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有“政坛不倒翁”之称，不足三个星期，便在“全民抗命”中倒台。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和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都很快葬送了现政权。有意思的是，十年后乌克兰再次出现街头革命，致使强硬的总统亚努科维奇不得不逃往莫斯科。

　　东欧国家在革命后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苏联式政制，而采用了西欧式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总人口都不到500万，就有100多个政党，乌克兰也不下几十个。苏联解体前，反对派、“非政府组织”至1990年已增至9万个，具政党性质的超过900个。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政权易手的原因，正在于这种多元制度制造了大批反对派。殊不知像利比亚、埃及这些中东国家，完全实行强人政治，长达数十年没有明显的反对派。特别是利比亚，卡扎菲政权是世界上少有的独裁政权，其倒台据说是因为“内战”，而内战的导火索恰恰是社会抗议运动的兴起。

　　一个国家，假如没有社会运动的出现是不正常的，就是说，绝对的“稳定”是表面的，虚假的。出现社会运动以后，结果无非是，不是被制度所吸收，就是遭到破坏和镇压。前者多发生于民主社会，后者多发生于专制社会。如果镇压成功，“稳定”将得以继续维持；相反如果社会运动持续高涨壮大，现有的政府、政府形式和制度就会被推翻，使之发生变革。

　　苏东剧变之后，实行“后共产主义”体制。人们开始对这一体制的不稳定乃致崩溃前景持悲观看法。事实上，不久便发生了“颜色革命”。不问而知，这是一次艰难的转型。

　　苏联式“共产主义体制”所留下的结构性、制度性以及文化方面的遗产是巨大的，影响是持续的，出现反复多次的社会震荡也是正常的。在过去，没有制度化的多元的政党，缺少反对派及职业政治家，缺乏组织化的民间社会；也没有廉洁高效的政府机制，没有发达的中产阶级，要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民主化社会，肯定困难重重。此外，长期处于极权体制下的人们业已养成一种畏葸、冷漠、从众的心理，甚至产生对自由的恐惧，依赖家长式统治，对“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不无留恋。这种社会文化心理也会影响改革的愿望和决心。但由于遗产的负累，加上转型式衰退，苏联东欧的民众通常的反应便不是罢工、骚乱、游行示威以及暴力活动，而是更多地转向投票选举或公决的方式表达其抗议。这时，同时引进的民主体制与市场经济虽然比起西方发达的国家来要相对处于较低水平，但是大抵可以达到一定的均衡状态，致使整个新体制不至于在改革中倾覆。

　　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精英与非精英共同参与的社会抗议运动迎来的“后共产主义体制”比起前苏联的体制，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其实本质上也是经济民主化。

3 革命意象的转移

从1789年到1989年，作为一个完整的革命周期，被认为已经结束。1989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这种观点在欧美被普遍传播，有所谓“后1989时代”（the post-1989 age）之说。九十年代初，海外学者的“告别革命论”，就是对国际间的这种流行观点所作的中国式回应。

　　在此期间，相关的一批著作出版，著名的有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还有西奥多·哈米罗的《始于芬兰站：革命在二十世纪的失色》、安德烈·戈尔兹的《再见了，工人阶级》、霍布斯鲍姆的《劳工前进的步伐被终止了？》、弗朗索瓦·菲雷的《幻想的破灭》和沃尔特·拉克尔的《破灭的梦想》等。

　　福山在著作中提出，自由民主制度（又称“正确并人道的政治制度”）作为一种政体，在世界各地涌现出它的合法性；它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

　　此前，像黑格尔、马克思等人都曾有过近于“历史的终结”的提法，但所说都属抽象的、未来的世界，不同于福山说的可触及的现实世界。问题首先是，有没有一种凝固不变的终结形式？其次是，人类社会有没有可能存在着一种“世界普遍史”？

　　归纳起来，“革命终结论”有如下几个理由：

　　一、民主制度的成熟。除了选举、分权等等民主机制的正常运作，以抵制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之外，其实施的福利制度、税收制度等对于遏制豪强、扶助贫弱、维持社会正义，也有很大的作用。就是说，民主制度可以消减社会中下层的积怨。

　　二、当今世界的国家力量既源于本国的实力资源，也来自国家之间形成的国际团结，这种力量使早期革命挑战所可抵达的程度不易重新出现。

　　三、据说有利于革命的国际因素大大减少了。像过去“共产国际”一样的大规模的跨国革命组织没有出现，也没有希望促进这类动乱的大国。有力量的大国可以作出可替代性的制度的示范，而无须直接干预。

　　四、意识形态氛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福山就认为，世界不再有某种关于社会改造工程的宏大的思想引起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分裂了。所以，他会认为随着苏联及相关体系的瓦解，历史走向“终结”。

　　五、现代军事科技的发达。早在1937年，博克瑙就在《西班牙战场》一书中说：“有一个事实是和从前的革命大相径庭的。从前，反革命通常要有反动势力的支持，后者在技巧和理论上都逊于革命的势力。最近几年这种情况随着法西斯主义的降临而改变了。今天，任何革命都可能遭遇到过去从没有过的最先进、最有效率、最无情的武器装备的攻击。这意味着，革命能根据自己的法则自由运行的时代结束了。”乔姆斯基就曾引用并认同这一观点，阿伦特也曾指出：“本世纪初，革命理论家就告诉我们，随着政府所掌控的武器毁灭能力的增长，革命的机会已大幅衰退。”

　　六、大众文化心理的变化。“我对以后几代人表示的最大担心并不是革命。”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如果公民们继续闭关自守于越来越窄的家庭利益的小圈子里，并在其中永无休止地追求这种利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始终不会产生那种虽然可使人民动乱，但却能使人民前进和革新的强大的大公无私的情操。……人们现在不顾一切地追求眼前的享乐，忘却了自己的将来利益和子孙的利益，喜欢轻松自在地走由命运所安排的道路，而不肯在必要的时候作出毅然决然的努力去改辕易辙。……结果，人类停止前进了，自己束缚了自己；人的精神逐渐萎缩，并永远自怨自艾而创造不出新思想；每个人都把精力用于一些小而无益的独立活动之上，看来所有的人都像是在不断地活动，但整个人类却不再前进了。”他认为，这样的追求狭隘的个人幸福的人们是无由产生革命这类宏大的创造物的。这个自称热爱自由的人，对革命毕竟还心存敬畏。以阿伦特对美国的观察，她曾多次表示过类似的忧虑。没有人关心政治，参与公共事务，遑论革命！

　　但是，就在1989年这个被认为是革命的终点之后，又先后出现了两次颇具规模的革命浪潮：一次是东欧的“颜色革命”，一次是中东革命，即“阿拉伯之春”。如果说“颜色革命”是1989-1991年苏东革命的余震，是进一步完善新制度的一次“准革命”的话，那么，中东革命则完全具备了革命的要素。这些国家的人民要走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为了推翻旧政权和旧制度，他们不惜使用暴力，但是，更多的斗争场合仍然是和平的。我们看到，革命不但没有完结，而且仍在进行，仍在发展，在斗争方法方式上有许多新的创造，是过去的经典革命所不曾有过的。

　　历史有它的延续性，世界处在不断的变迁之中。我们自以为掌握了社会变迁的普遍规律，其实，至今为止远远没有穷尽其中的奥秘。社会结构如此复杂，各地的文明进程参差不一，如何可以确定凭借一场标志性的革命便从此一劳永逸地终结了历史？

　　即使人类社会许多重大的改变都是通过渐进演化的方式发生，并为人们所接受，也不意味着革命动员对现代生活的冲击就会消失。阿克曼认为，革命是轮回的，他指出，不受牵制的自由平等的理想不可能在一场大跃进中一蹴而就。在任何社会的政治实践中，一种道德理想若要得到充分的发挥，必须经历无数新的开始。

　　1789年以后，革命开始逐渐偏离发达国家，而向欠发达国家转移。

　　所谓发达，是指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福利，都有很大的发展和完善，一种民主政治在逐步实现。二百年间，欧美国家确实比较稳定，社会运动制度化，常态化。苏联东欧社会由集权制、非民主的政治单位所组成，很少出现抗议运动。后来的事实证明，革命并没有向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心转移，而是指向现代化冲突最为尖锐的国家和地区。

　　亨廷顿指出，革命是一种有限度的历史现象，它不是在任何类型的社会中或是其历史上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发生的。它不可能发生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高度传统化的社会里，也不会发生在高度现代化——正所谓“发达”——的社会里，而是最有可能发生在社会和经济有所发展，但政治现代化明显落后于经济变化的社会里。历史选择了苏联和东欧系列国家，它们都经历了一次向民主社会过渡的迁移性的震荡。

　　所谓革命的限度既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从空间的有限性来看，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欠发达国家，所谓“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因此革命都有可能写在它们未来的议事日程上。由此看时间的限度，现今也不可能是革命的终点，它的潜伏期将继续延长。

　　1989年以后的世界变化如何呢？哈利迪在《革命与世界政治》中表示，以一种轻率的乐观态度，对革命作“追溯性的论述”是不妥的。

　　首先，与市场关系全球化以及苏东剧变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更少而是更多的社会不平等。无论对国家内部或是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来说，都是如此。世界范围内的财富分布指数显示，在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中，贫富差距扩大了，愤怒和抵抗很有可能随之增长。

　　其次，国家的发展仍然不能满足其人民的期望。二十世纪的民主和信息革命就是这些被提升的期望之一。但是，哈利迪发现，对于为腐败所困扰以及为国际压力所限制的国家来说，要对这种局势及时做出反应是困难的。他举了1997-1998年席卷东亚的金融危机的例子，其中有一个教训就是毫无准备；其实是无从准备，危机是随时而至的。

　　再次，是对民主的期待。哈利迪担心说，所谓“民主政治”，很有可能掩盖日益增长的被社会排除感和民众的怨恨。

　　还有意识形态问题。哈利迪不认为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不是没有可供替代的意识形态，其要素存在于对北方富裕国家及其制度的敌视中，存在于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运动中，存在于反西方的信仰中。萨达姆或拉登之类，只是极端的例子而已。他说：“期待共产主义直线延续下去是错误的，把没有这样一种直线式的延续看作是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不平等、不稳定和混乱的全球范围的接受，看作是一种胜利，同样是错误的。”

　　对于革命及其意识形态终结的观点，哈利迪表明了一种批评性的西方立场。

　　把1989-1991年苏东剧变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节点，并非因为它终结了革命，而是因为它终结了那类经典性的革命，而展开了另一种革命模式。

　　从苏东剧变到现在，25年来发生了系列革命。除了具体的历史情境、背景或原因之外，这些革命与传统的革命比较起来，革命意象转移了新的方向，革命过程及主要结果有着很大的差异，出现许多新的特点：

　　一、当代场域中的抗争和革命运动不是马克思定义中的革命那样，属于阶级的战争。它们带有全民性质。主体不是工人农民，而是中产阶级，青年学生往往是其中最活跃的部分。

　　二、所有的经典革命都有一个宏大而明确的斗争目标，宣扬一种乌托邦式或末世论的愿景，并且把它神圣化，相应地也把革命政党、领袖及中心神圣化。东欧及中东革命很少出现中心，革命的动机往往是临时产生的，构成经典革命特征的那种革命愿景的普世性使命感要素不再存在，革命往往因现实问题所触发。

　　三、但因此，革命是非组织的，或者说是没有经典革命的那种密谋性组织，往往一呼百应，猝不及防。

　　四、革命居然可以没有明确的领袖，这在经典革命中是不可想象的。反对派的领袖可以是群众临时推举出来的默默无闻的角色，一个普通公司的管理者之类。缺乏经典革命所必须的“雅各宾元素”，缺乏一种英雄主义。

　　五、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有的只是一种原始的信仰，-种普遍价值与不满情绪的结合。

　　六、非暴力。苏东革命被称为“天鹅绒革命”。除了罗马尼亚，其他国家在革命过程中不曾出现血腥。在“阿拉伯之春”中，卡扎菲与其说是死于革命，无宁说是死于内战。

　　七、由于没有密谋和暴力，这类革命也就不需要“根据地”；革命戏剧的舞台由丛林搬到了城市街道和广场。剧情可以临时编导，由群众演员完全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演。因此，革命被称为“街头政治”。

　　八、革命无须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动员。由于现代通讯技术的发达，发动革命的讯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手机和网络迅速传播。因此，有些国家为了防止革命骚乱，加紧网络管控就成了必要的防范手段。

　　九、存在着体制内向体制外切换的渠道。艾森斯塔德发现，苏东的统治精英在动乱中不曾抵抗，相对简单地主动放弃权位；或者像保加利亚或匈牙利那样，那些在党和官僚体系中的高层官员选择在开放性的议会选举制度中一试运气，他认为这是“相当奇怪的”。他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几乎所有的政权变更都是由现存的政治体系甚至宪政结构中孕育而来，大部分变革，都是通过现存宪法规定的程序，然后得到国会的批准来实现的。也许正因为不是像经典革命那样与“旧制度”决裂，一切打碎然后重组，所以革命过程比较趋于温和，但也因为不够彻底而需要多次的“小革命”来完成。

　　扎米亚京在反面乌托邦小说《我们》中安排了一段对话，他写道：

　　“你意识到你所暗示的是革命吗？”

　　“当然是革命。为什么不呢？”

　　“因为不可能有革命，我们的革命是最后的，永远不会再来一场，这谁都知道。”

　　“亲爱的，你是个数学家：告诉我，最后的数字是几？”

　　“你什么意思，最后的数字？”

　　“噢，那就说最大的数字吧！”

　　“可是荒唐呵。数字是无限的，不可能有最后一个。”

　　“那你干吗说最后的革命呢？”■

　　创作谈

　　跟其他文类如小说、诗和戏剧相比，散文的最大特点是它的本色、自然，更趋近于“自动写作”。从本质上说，散文是反虚构、反结构、反形式的；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没有结构的结构，没有形式的形式。

　　正因为散文更为充分地体现着生命的自然形态，因此作家的生命气质、人格、思想和情感的内容、质量，在散文中便带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说语言形式的重要，其实就因为它植根于生命自身；或者反过来说，生命的内质，正是透过语言的框架甚至细枝末节而纤毫毕现。虽然，形式有它的独立性，语言讲究修养，但是，这种美感毕竟与生命是一致的。

　　精神生命的质量，决定了散文创作的品格。

　　散文的人是形成中的独立的人，自由的人，多面的人。

　　唯有散文的人，才能写出人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