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少宾

楼道里的灵魂

我一直没有见过那个老人，他确切的年纪、外貌，以及健康状况，对我都是一个谜。然而，老人就住在我家对面，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竟然没有出过一次门。他的空间，是一所华丽的囚室，喑哑的时光深处，拘禁着一粒尘埃似的灵魂。每次晚归，正对楼道的卫生间总亮着雪亮的灯，晨起的时候，卫生间里的灯依旧是亮的。据说，房子落在孙子的名下，虽然孙子很少回来，但空荡荡的三居室，只有卫生间能供老人栖身。这让我非常诧异，即便没有一间单独的卧室，老人也应该栖身于客厅—卫生间只有九个平方，我无法想象，逼仄、潮湿而阴暗的卫生间，如何能安放一段残年？

　　某个休息日，我第一次见到老人的孙子。从猫眼里看过去，楼道里站着物业公司的一名保安，还有两名衣帽整齐的民警。我将信将疑地打开防盗门，保安解释说，他无意中一抬头（他没有解释这个举动），看见老人拍打着窗户，他观察了很久，终于认定老人是以这种方式向自己求救，但现在，门从外面反锁了，如果能联系到老人的孙子，或许不需要强行破门。物业公司居然没有业主的联系方式，我当然更没有。几个人于是站在楼道里，商量着如何打开反锁的防盗门。最后，保安拎来了一把切割机，又从我家拖出一根长长的电线，切割机的轰鸣声很快就响彻在楼道里。这时候，老人的叫喊声从切割机的轰鸣声里冲决而出，他一面喊着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个拍打着防盗门。爷爷奶奶们都出来了，还有几个居家的男人和女人，爷爷和奶奶大多面容哀戚，兔死狐悲，叹息之声因此不绝于耳，男人和女人则爆发出一片嘈杂的谴责声。我靠在门框上，心不在焉地刷着微博，犹豫着要不要发一张“寻人帖”—微博里的“中国”就在这一刻的楼道里，初夏的一束骄阳，缓慢地爬上坚硬的防盗门。

　　保安和民警轮流切割着门框，半个小时过去了，进度极其缓慢，营救小组被迫放弃了这套方案。一个胖胖的民警示意大家安静，他凶狠地踹了一脚防盗门，烦躁不安地点燃一支烟，你们谁有办法联系上这家人？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住在五楼的一位老人（也或许是六楼，我在楼道里见过她）忍不住了，她指着保安的鼻子问，你们是怎么管的？连个号码都不留？！大汗淋漓的保安自知理亏，他摆弄着手里的切割机，我只是干事的……干事？另外一位老人猛吼了一嗓子，就知道收钱，干个屁事！人群中爆出一阵大笑，面红耳赤的保安索性也点起一支烟，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两个出警的民警终于不耐烦了，他们低声嘀咕了两句，那个胖胖的民警拿出一张纸（应该是出警记录），示意保安在某个位置上签字。我不能签，保安弹着烟灰，环顾左右，我只是干事的……

　　就在双方相持不下、民警骂骂咧咧的时候，屋里的老人开始呻吟，偶尔还传出某种类似于撞击的声音。大家的心再次悬了起来，没人知道屋里的老人究竟怎么了，也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求救，他以这样的方式求救了多久……大家的议论让我无比羞愧，在此之前，老人应该发出过很多次类似的求救，然而作为老人的邻居，我居然一次也没有发现。有限的休息日，我总是深居简出，和左邻右舍几乎没有任何交往。如果老人遭遇不测，我这个冷漠的邻居，其实也是凶手之一。这样想着，我终于打消了微博寻人的念头，一个陌生的邻居—没有姓名，没有单位，没有年龄，没有外貌，几率太渺茫了—这不是在救人，而是在自救。

　　突然出现的状况，让民警不得不继续营救。切割机再次轰鸣了起来，为了安抚老人的情绪，胖胖的民警对着门里大喊，老人家，你是饿了？还是病了啊？老人家……切割机停了下来，大家都在侧耳倾听，然而，屋里只有一阵阵间歇的呻吟。我不知道这场营救还将持续多久，一些老人开始回家做饭，另外一群人似乎无所事事，他们一直蹲在楼道里，默默地玩手机，大声地吐出一口口浓痰。我焦虑地看着两米之外的防盗门，一根细细的白色的电线像一条白蛇，从我家的客厅逶迤而出。科技改变生活，科技也改变着人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感谢这根电线，让我能够心安理得地观察着一切。

　　就在我沉思默想的当口，楼道里忽然闪出一个瘦削的年轻人。他二十出头年纪，栗色的头发一根根的，像一把蜷曲的生锈的铁丝。他空洞地瞟着拥挤的楼道，陌生的邻居，忙碌的保安，刃口已经翻卷起来的切割机。操你妈的！年轻人骂骂咧咧着，向保安冲了过去，胖胖的民警挡住了年轻人的去路，年轻人迎接着他的逼视，甚至指着民警的鼻子，你们这是私闯民宅，我要投诉……开门！胖胖的民警猛然揪住年轻人的衣领，开门！！年轻人挣扎了一下，不情愿地掏出了钥匙。

　　防盗门被打开的瞬间，年轻人突然怒吼了一声，操你妈的，你怎么还不死啊！紧接着，一道栗色的闪电，飞快地消失于楼道转角处。他的来去过于迅疾，我甚至没有看清那张年轻的脸。没有人追问年轻人的去向，一群好奇的邻居跟在民警的身后，叽叽喳喳着，拥进了洞开的大门。

　　我飞快地收起了电线，关上了防盗门。我不忍挤进去围观，一个被囚禁的晚年。更何况，对于一个被囚禁的老人来说，一次侥幸成功的营救，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很久之后我才听说，老人是饿久了，而家里，没有一粒米。

　　半年之后的一个黄昏，殡仪馆拉走了老人的遗体。那个黄昏过于平常，没有低回的哀乐，没有默哀的花圈，这个怕黑的老人，在又一个黑夜来临的时候，独自离开了人间。那个生离死别的时刻，我依旧没有见到老人的孙子，防盗门上依旧贴着大红的春联。对于孙子来说，这样的离别或许算得上一件喜事，他没有理由呼天抢地，更没有理由额外地浪费一笔钱财，为了一个早该赴死的寄居者。

　　人近中年，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凄凉的丧事，每一次想起，我总是浑身发冷，心底泛起一丝丝寒意。晚归的时候，正对楼道的卫生间时常一片漆黑，老人的那盏灯终于熄了，同时熄灭的，应该还有一个老人对生命的最后的贪念。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老人似乎再也没有求救过，也或许是求过了，但无人在意。坚硬的防盗门是一道天堑，大家都无心也无权逾越。我依旧深居简出，邻居们也在忙着自己的私事，在生存压力日渐增大的城市里挣扎，谁都无力关注一个邻居的健康和生死。然而，老人的气息始终在着，他获释的灵魂，徘徊在时而明亮时而漆黑的楼道里。某个沉醉的夜晚，我趔趄着，老人伸出一只枯手，站在台阶上拉了我一把！我浑身上下打了个激灵，昏沉沉的大脑一下子醒了。三楼的台阶上只有我一个人，楼道里的白炽灯有气无力，仿佛已经亮过了一生……我确信，老人顶着一头蓬乱的白发，穿着一件颜色模糊的夹克式外套。但那只枯手太过冰凉彻骨，像一支刚从冰柜里拿出来的雪糕。我听见自己狂乱的心跳，一万匹野马在心房里狂飙。我一面从包里掏钥匙，一面大声地咳嗽。妻子居然没有睡，她就站在玄关边上，看着我浑身发抖。前后不到两分钟，我的内衣已经湿透了，当我躺倒在沙发上，语无伦次地说出楼道里的遭遇时，妻子疑惑地摸了摸我的额头。然而，潮湿的内衣不会说谎，那时候，已是深秋。

　　作为一个不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我很长时间无法解释这一点。但我坚信，那个瘦削的年轻人应该有过更为恐怖的遇见，他在某一个晚归的时刻，应该劈面撞见过怒目圆睁的爷爷。老人过世之后，年轻人似乎再也没有回来过，门把手上的灰尘都老了—那套空荡荡的三居室，是他一生的噩梦。但奇怪的是，他一直没有卖掉那套房子，也没有出租，也或许，他是想以这种方式，长久地留住爷爷的灵魂。

　　愿老人在天堂里安息。

公交车上的父亲

母亲过世之后，父亲还住在那间屋子里。三年了，母亲的气息一直还在，简陋的炊具，素洁的被褥，偶尔跳闸的电饭煲，只能收到五六个频道的电视机。父亲还专门洗了两张母亲的照片，用镜框裱好了，放在餐桌的正中间。照片上的母亲，笑眯眯地看着日渐衰老的父亲，看着偶尔来探望的我们，看着屋子里熟悉的一切。

　　更多的时候，父亲只是一个人，陪着他的，只有照片上的母亲。母亲陪着他看报，陪着他做饭和洗衣，也陪着他看某部风靡荧屏的后宫大戏，甚至陪着他上了一趟九华山，玩了一趟澳门和香港—父亲把母亲的照片靠在石凳上，母亲的身后，是著名的维多利亚港，对岸高耸的楼宇闪着炫目的光—这是父亲一生唯一的一幅摄影作品，父亲不懂得光与影的艺术，但照片中的母亲微笑着，阳光洒在她的脸上，安详而安定。我们都不知道，旅游的父亲居然还带着母亲的照片，父亲不愿意解释自己的举动，也不愿意让我们继续研究那张照片。在日薄西山的晚年岁月里，空巢的父亲越来越习惯于沉默，他的沉默，像一小片越来越深的黑夜。日子久了，我终于发现，父亲是用自己的沉默，遮蔽自己虚弱的内心，他既不愿意谈生，也不愿意说死。母亲的离去让他渐渐接受了一个残酷的事实，长江后浪推前浪，他置身的这个世界，终究会留给我们这一代人。他甚至悄悄地准备起自己的后事，给自己拍遗像（为此他还重重地摔过一次），给自己选吉地（和母亲毗邻，他郑重地交代给了堂哥习胜），主动帮我们联络上多年未曾走动过的亲戚，最远的一房堂哥，我只在小时候见过一次……为了做一次“大清明”（江氏后裔集体祭祀），他还东奔西走，集资修葺了爷爷的坟墓，为过世七十年的奶奶立了一块碑，上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几代人的名字—这是父亲的一种无声的警示—墓碑上的这些人，你们是同宗共祖的血脉至亲，不能老死不相往来啊……集体祭祀的时候，每到一处，父亲总要大声宣讲，这是你们的第几代祖宗。为了这场祭祀，父亲整整奔走了两个多月，他以七十七岁的高龄，独自翻山越岭，访到了江氏世祖的三座坟茔。然而，父亲的良苦用心却收效甚微，祭扫过后，亲人们就散到了天南海北，有的亲戚，我甚至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和辈分。我们也没有互换电话号码的意愿，父亲那一代人的宗族观念，早已荡然无存。有的亲戚，祭过之后就火急火燎地走了，他们之所以还愿意大老远地跑来给祖宗磕一个头，实在是不忍拂逆父亲的面子。

　　父亲心如明镜，却又无计可施，他清楚地知道，我们都没有“背景”，需要靠自己的双手在异乡苦苦打拼。在偶尔一次的探望里，他总是命令我们多吃菜，命令我们再喝一碗骨头汤，有限的交流，也总局限于小村牌楼—和林家的儿子考上了安徽财经大学；宝玉家的小龙正月初八结婚；某某又生了一个儿子,八斤多重；小马还在牌楼，过完正月，还要去新加坡打工……如此等等。说起这些的时候，父亲总是眉飞色舞，而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已是熟悉的陌生人—在岁月的深处，邻居们的面目异常模糊，有些远走他乡的村民，我已经淡忘了他们的姓名。然而除了这些，我们和父亲又无话可说，母亲是个敏感的话题，我们谁也不愿意轻易提起。父亲虽然关心着我们的工作，但他的希望过于深长，既要我们好好工作，还要我们天天向上，以致于我们都学会了报喜不报忧。有时候，我们几个也会互相吐槽各自的工作，父亲总是默默地听着，偶尔爆出一两粒压抑的咳嗽。他原本是想插话的（大多是批评），但最后还是忍住了，装着若无其事地吃菜，喝酒，旁听，偶尔抬头，意味深长地瞟一眼正在吐槽的我们。这个固执的老人，暴躁了一辈子，母亲过世之后才渐渐平和了下来。无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终于让他明白，浮生若梦，在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

　　我们每次去，都是因为不放心。他年迈的心脏像一颗炸弹，我们谁也无法预知何时爆炸。然而，他从不主动提及自己的身体状况，每一次询问，他总是说“还好”。但那显然并非真的“还好”，在母亲过世之后的三年里，他一下子老去了十年，牙齿脱落，食欲下降，行动迟缓，步履蹒跚。他原是个急性子，但现如今，他做什么都要慢半拍。孤单的晚年生活裹挟着岁月的重量，让他在一个人的光阴里，加速衰老。有一段时间，犯病的父亲不敢关门睡觉，也不敢关灯，他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一遍遍地预演着拨打“120”，我、二哥和老大的电话号码他居然全都背了下来，他是怕自己突然糊涂了，什么都记不住，什么都看不清……然而这一切，他当时竟然都没有说，他默默地沦陷在一个人的迟暮里，和疾病对抗，和时光赛跑。

　　有一次，我带他去大圩吃土菜。饭桌上，我一面陪他聊天，一面陪他喝农家自酿的烧酒，一切原本都是好好的，忽然间他哽咽着冒出一句话，空巢老人真是可怜啊，我怕……我诧异地看着他，立即明白了他为什么会“怕”。那段时间，六七个空巢老人在孤独中黯然离世，有些老人的遗体已经高度腐烂，还有些老人不堪病痛和孤独的折磨，决绝地结束了自己的余生。媒体的热炒是一种冷暴力，看似为民请命，实则放大了某种负面效应。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找不出合适的语言来安慰自己的父亲，他既不愿意和我们同住，也不愿意主动给我们打电话。在父亲看来，儿女们都忙，老人不能再给儿女们额外地增加负担。

　　母亲在世的时候，父亲经常嚷着要回牌楼，母亲过世之后，他反倒守着那间空荡荡的房子，在儿女们的城市里寄居了下来。他其实并不习惯城里的生活，上趟厕所都要一块钱，凭什么？在渐趋平和的暮年，父亲终于停止了对城市生活的责难，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物质化的城市生活，毕竟拉近了他和儿女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儿女们就奋斗在这座城市，他享受着这座城市，事实上也是在享受儿女们的生活和工作。

　　于是，他学会了一个人散步。每天清晨，他会慢慢地走到卫岗菜市场（顺便买一条鱼，颗白菜，白萝卜，如此等等），穿过中国科技大学东校区（周边居民的晨练场），再从桐城南路走回家。早饭之后的时光过于漫长，天气凉爽的时候，父亲会走到公交车站，爬上任意一辆公交车，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慢慢晃荡。父亲由此成了公交车上的常客，好几路公交车司机都认得他。发展到后来，没有“老年证”的父亲也能享受到本土老人免费乘车的待遇，司机们都知道，这个满头华发的老人根本没有目的地，他想要的，只是公交车上的那一份喧闹和嘈杂。

　　那个阴雨连绵的上午，我挤上一辆开往单位方向的公交车，车厢里几乎无法转身，前后左右都是人。三站过后我终于抓到了一个扶手，腾挪的瞬间，我忽然看到了父亲！他就坐在我身边的位置上，一只手抓着前排的座椅靠背，另一只手握着手机。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稀稀落落间，散布着银屑似的头皮。嘈杂的车厢里，父亲显得异常淡定，他全神贯注地看着窗外，间或抬手擦一擦水汽氤氲的窗玻璃。公交车又开过了三站，单位就要到了，父亲依旧在专注地看着窗外，我吃力地挪到车门旁边。细雨中的城市像一位老者，满目都是阴郁的沧桑。我一边在雨里疾走，一边拨通了父亲的电话。我听见父亲说，我煮了糯米饭，你中午过来吃吧。我哽咽着答应了一声，却不忍戳穿他的谎话……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仿佛又看见了公交车上的父亲—卷曲的白发，银灰色的旧外套，枯瘦的双手爬满一万道皱褶。在时光的深处，父亲已经老了，他挣扎在孤单的暮年里，脆弱的心脏，搏击着生命的苦难，光阴的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