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育仁

一、“想到死的同时就想到了爱”

我第一次与小说家莫怀戚“近距离接触”是在二十四年前，即1990年的夏天。当时，一个从北方风尘仆仆赶到重庆来的摄制组，要拍根据老莫中篇小说《美人泉华》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通过朋友的朋友的辗转介绍，剧组的哥们儿找到了我，希望我能给他们提供拍摄场地，顺便提供免费的群众演员。其时，我正在一所以培养党政干部为神圣职责的学校里当教官，虽然已读过莫怀戚的不少小说，并受其小说影响而想入非非，意乱情迷，但还没有与这个“别有用心地用小说把重庆人民思想和生活搞乱了”的莫老师谋过面。有一天上午，剧组正在校园里拍那个“被上苍别有用心造出来的女人”的某段剧情时，一个骑着一辆旧自行车，穿戴举止酷似“棒棒军”的精壮汉子鬼撵似地来到拍摄场地。导演半信半疑地问：“你就是重庆的小说家莫怀戚先生？你就是写《美人泉华》的莫老师？”“怎么？不像吗？难道我长得不像重庆的小说家莫怀戚先生？长得不像写《美人泉华》的莫老师？”这就是我与莫怀戚的第一次见面。我没有想到几年后我会调到重师中文系成为老莫的同事和朋友，并且和老莫一道参与重师新闻系的创建工作，我和他分别被任命为新闻系的正副主任。在这以后，只要是我和他一道外出参加形形色色的活动，几乎每次他都会热情地向别人介绍道：“这是张育仁先生，我的顶头上司，他给我指引人生的航向……”此语一出，活动现场气氛立马活跃，如坐春风。

　　1996年春天，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委派我和莫怀戚到成都去找四川大学的邱沛煌教授讨教创办新闻专业的经验。在旅途中老莫从他那印着“红军不怕远征难”字样的古旧挎包中拿出一张纸来。他表情十分郑重地说：“张主任，这是我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我考虑再三决定把它送给你，以此纪念我们这次愉快的旅程。”我万分感激却又疑惑不解地接过来一看，原来，这是莫怀戚最钟爱的散文《家园落日》的复印件。巧合的是，此刻车窗外的落日正在缓缓坠落，老莫正深情而苍凉地瞩望着。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是“很久以来，我都有种感觉：同是那个太阳，落日比朝阳更富爱心”，起句平实、深情而不凡，不动声色地就将人带入那种宽大深厚的人性与自然和谐的诗化哲学境界。但是，接下来的第二句话却让人似乎一下子进入了宗教般的神圣和巨大的悲凉之中：“说不清楚这是因为什么；当然也可能是：眼睁睁看它又带走一份岁月，英雄终将迟暮的惺惺惜惺惺，想到死的同时就想到了爱。”我当时就想，我眼前这个生机勃勃的老莫怎么这样的胡思乱想、悲情袭人。尤其是“想到死的同时就想到了爱”，无疑具有人性的哲学高度，但是，将死和爱置放到一起来进行审美品尝，多少还是让人感到有点伤感和恐怖。当然，我知道，老莫的人生哲学造诣和感悟都比我高。因此，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成都归返以后，我们学校的新闻专业轰轰烈烈、多姿多彩地开办了起来。老莫成了我最为得力的助手。我们以前都是写作教学部的教师，从那以后，摇身一变一下成了教授新闻学的专家；我们培养的学生也很快占领了重庆及四川的各大媒体。这由此成了我们最为骄傲的本钱。老莫说，新闻系的学生是他教书以来最为宠爱、最能体现其成就感的学生。我当然知道，骨子里他最为宠爱的是新闻系的女学生，特别是漂亮而且有灵性的女学生。后来，他把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灵魂感受都写进了一系列的小说和散文里面，尤其是在小说《教案》当中，这些他最为宠爱的女学生个个都成了他爱得欲仙欲死的尤物。最具传奇色彩的是，连一篇学术论文都没有写过的老莫，硬是凭借他那出色的小说写作业绩晋升为教授。这不仅在重庆的高校里是一个特例，即使在全国的高校恐怕也难以找到相似的例子。由此可见，重师乃至我们重庆人民对这个特立独行、才华横溢的男人的理解和厚爱。

　　于是，我自然联想到了《家园落日》，联想到了“想到死的同时就想到了爱”的玄妙和深奥。我想，能进入这种境界享受这种人生的老莫该是何等的幸福啊！老莫不仅敢爱，爱得欲仙欲死、惊心动魄，而且他还敢恨，恨起来金刚怒目、誓死不饶。文新学院的前身是中文系。那时，系上有一个自命不凡、目中无人的家伙。这个老兄憋着一股子邪劲四处活动，想赶走人望不错的系主任，好让自己“登基”当中文系的老大。学校的组织部吃不准，于是派人到中文系找老师做“民意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断不敢提拔该人，否则会引发中文系老师的“起义”。莫怀戚事后喜笑颜开地对我说：“那天，组织部来的美女帅哥找我了解情况，问某某可不可以提拔当系主任？我直接给他们说，你们如果硬要那厮当系主任，我有点担心，中文系第一个和他打架的可能就是我老莫！希望你们三思而行。”由此可见其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之一斑。老莫经常满怀深情地说：“中文系这么好的人文氛围十分难得，绝不允许谁来破坏它！在重庆的高校里，能够容忍我、放纵我、爱护我、欣赏我莫怀戚的，我看只有重庆师范大学，只有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因此，我莫怀戚生是重师的人，死是重师的鬼！”这份真挚而深情的表述一直流传在校园里，成为广大师生认识莫怀戚特异性格和脾气的佳话。1998年和1999年，我因为撰写文章抨击“中国第一文抄公”和批评余秋雨对其“文革写作”的文过饰非行为而激起轩然大波。一时间，我的处境相当艰难。在这两次事件中，老莫都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撰写文章予以声援。他说：“不是因为你是我的朋友和上司我才这样做，我是一个重庆爷们儿，我必须伸张正义！”

　　再后来，读到了他的小说《孪生中提琴》。那里面有一大段状写和赞美中提琴的句子，在我看来的的确确完完全全是莫怀戚的自我写照—“只有专业团体才用中提琴，而中提琴手，一般的说法是，由不称职的小提琴手改任。这其实是偏见，但由不得你解释。所以每一个中提琴手都只能坦然面对偏见。也因此产生了一种世界性的人文景观：中提琴手都是心胸宽广的人。”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中提琴同人声最为接近……琴的声音相当漂亮—结实，饱满，浑厚，敏感……”天哪，这一切的一切不就是身为小说家和新闻学教师的莫怀戚的准确而生动的自况吗？！

　　他还写道，“在离开了专门生产音乐的乐团的时候，我才享受到了自己的音乐。对，自己的音乐。而且也才明白了音乐的真谛。音乐的真谛是什么？是好听。就这么简单。乐曲是否有名，是否复杂，作曲的是不是大师，一切的一切都并不要紧。你自己觉得好听了，音乐就来到了。别人也觉得好听了，音乐就成功了。”好家伙！即使是傻瓜也看得出来，他在这里所表达的不同时就是他作为小说家和一个人所渴望并且已经基本上抵达了的自由、洒脱、奔放的人生情状吗？！

　　然而，让人陡生不祥之感的是，在这篇小说当中，老莫写下了这样一些让人担心却又不得要领、不知所措的话，这似乎是谶语：“每次恹恹地回去，看着那‘仅存’的大疤子，心情的复杂难以形容。以至于我一拿起它就只能拉《天鹅》。《天鹅》又叫《天鹅之死》，说的是天鹅在将死之时对飞翔的怀念。”事实上，早在这之前的小说《透支时代》中他就曾经吐露过与此类似的灵魂玄机—“法国人圣桑所作《天鹅》，一般人只知其优雅舒展，不知其忧郁沉重。那是自由而高贵的天鹅为自己已不能飞翔而唱的哀歌，所以该曲实为《天鹅之死》……就在这一瞬间我想起了：这是我那惟一的小说《无证据谋杀》中的情节。”如是种种，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心生怯意……

　　因此，当2014年7月27日薄暮时分，也就是家园落日缓缓滑向渝西歌乐山后面的时候，不祥的噩耗突然传来—老莫去世了！在参加老莫追悼会时，作家漆园子告诉我，老莫对战胜病魔始终充满信心，他一直渴望在身体复原之后，能得以继续完成他的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继续去教授去宠爱他的新闻专业的女学生和男学生，继续去过他那多姿多彩的诗酒人生，一如“天鹅在将死之时对飞翔的怀念”……

二、让“个人经验”照亮自己的文学道路

我最早知道莫怀戚这个人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具体来讲，是1979年，我当时在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记得是秋天，偶尔从由成都返校的一个同学那里见到了两本四川大学的学生文学刊物，名字叫做《锦江》。那时，正值“新时期”的开端，思想解放的时代大潮在大学校园里澎湃汹涌，甚至已经超出了当时的官方所预期和可控的范围。《锦江》上面的文学作品之所以非常激动人心，就因为我们这些灵魂和肉体都不安分的大学生，从这本文学刊物中听见了这种超出官方所预期和可控范围的灵魂躁动的声音。《锦江》文学社社长龚巧明的小说《思念你，桦林》和《长长的国境线》在我们的内心激起了极大的反响。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正在校方的围追堵截中艰难而痛苦地编着一本名叫《燧石》的“非法”的学生文学刊物。当时，我们还得知，龚巧明因为《思念你，桦林》和《长长的国境线》而触犯了有关禁忌，特别是在中苏关系仍然紧张对立的时期，却在“大肆宣扬超越阶级、国家和民族立场的人性论”，而使《锦江》陷入了危机。无独有偶，我们的学生刊物《燧石》也因为发表了小说《昨天，曾经爱过》而受到来自校方和“市里”的警告和批评。

　　因此，当我们如饥似渴地争读着这本来自四川大学的学生文学刊物时，就像突然见到初恋的情人和“文学战友”那样的激动。也就是在那上面，我第一次见到了“莫怀戚”这个多少有点怪异的名字，同时也第一次读到了他的小说《四幺幺集团》。坦白地讲，他的这篇小说在《锦江》中并不特别出彩和引人注目。但小说的叙述比较有意思、比较有生活的情趣。与许多人热衷于写“伤痕”，写“改革”等宏大题材、恢弘主题不同，莫怀戚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时候，曾经僵硬而且阴冷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政治与人际关系正在悄悄地开始松动。莫怀戚把这种微妙的变化叫做“暗送秋波”。小说的最后一句非常有分量：“政府把我们当人，我们也把政府当政府”。这句话放在那个时候不太引人注目，因为它太不“主旋律”了，但是在今天看来，却不能不佩服作为小说家的莫怀戚的历史敏感和“超前理性”了。若干年后，莫怀戚对我讲，那篇小说是1979年暑假，他驱车数百公里回到曾经插队的农村考察体验生活，百感交集而产生的。莫怀戚得意地说：“小说发表后，社长龚巧明看出了我的小说潜力，说你来当小说组组长。可是小说组长早已是冯川当着，于是，龚巧明毅然决定设立第二小说组，硬将我推上了组长的位置。”

　　由此可见，莫怀戚在最初选择文学作为自己的重要生活方式和精神活动样式时，或多或少是以一种文学启蒙斗士的姿态，来进行着所谓创作的。从历史的角度，特别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莫怀戚的文学创作道路开始于“文革”时期的1970年代。他告诉我，在文革后期，处于文学试笔阶段的他，写过为数可观的川戏唱词、金钱板、荷叶以及小剧本、叙事散文和小小说等。这种“半地下”状态的写作，尽管融贯了他对“文革”时期重庆地域文化语境中社会人生的观察、描摹和思考。但总体而言，却由于深受当时单向性、刻板化、政治化文学思维定势的影响和支配，到“文革”结束时，他也没有能超逾那个荒诞历史时期“集体经验”的局限，而真正让“个人经验”照亮自己的文学道路，使自己的写作突破文学自发的状态，并产生质的飞跃。

　　莫怀戚告诉我，他虽然身为重庆土著，但身上还有蒙古族血统，因而同时具有草原游牧习性和码头文化个性；他说，他那浪漫无羁、自由洒脱的江湖秉性来自狂放粗豪的父亲，而其机智幽默、从容乐观的风格主要来自优雅睿智的母亲。少年时代的莫怀戚，即以行侠仗义和擅长于 “讲好听的故事”而驰名于重庆火药局街及渝中半岛。在“文革”乱象纷呈中，他逐渐学会了观察社会、思考人生，在“地下”状态阅读了大量的“禁书”，同时进行“半地下状态”的写作。青年时代的他，由红卫兵而知青，而空降兵战士；1971年“9·13”事件后，异常诡秘地又由空降兵重新变为知青。“后来我才知道我当的是‘黑兵’。是林彪背着毛主席搞的伞兵部队，准备政变时用的。幸好毛主席、周总理及时粉碎了林彪的阴谋，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当然更重要的是挽救了我莫怀戚！”他不止一次语重心长地向我叙述这段诡异多端而又惊心动魄的历史。莫怀戚招工返城后先后当过电影公司送片员、放映员、乐团的小提琴演奏员和剧团乐队演奏员、临时小生和帮腔。这一时期万花筒般诡异荒诞的社会生活，以及复杂多变的角色转换与人生经历，给他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及人生感受，并提供了繁富的“故事”资源。

　　客观地讲，莫怀戚在文学创作道路的艰难探询中，由文学自发跃升到文学自觉，正是始于在四川大学中文系求学、思考和练笔的那个“新时期”。作为川大《锦江》文学社的成员和青年剧作家，他和文学社的中坚人物龚巧明等一道，将他们各各不同的文学创作个性和社会思考融入到波涛汹涌、悲情凝重的“新时期”文学潮流之中。莫怀戚承认：那时，社长龚巧明小说中的人性立场和非主流叙事经验中所凸显的异质化人性敏悟对他的影响，无疑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他所创作的主要是一些民俗味十足的小剧本，明显与当时绝大多数“伤痕文学”写作者，特别是与《锦江》社中的“伤痕小说”写作者迥然相异。即使是在这种毫无宏大追求理想的小剧本中，也彻头彻尾充满着他那特有的—重庆式和知青式的诙谐机智、反讽自嘲，甚至黑色幽默的审美风格和世俗情调。莫怀戚这种乐观、通达、洒脱、豪放的风格化、个性化特点，得益于重庆地域文化和“广阔天地”乡野习俗、军营行伍性格的滋养。在这一时期，他创作的四幕剧《山谷的回声》和独幕剧《闪光》，参加了1981年的全国大学生文艺调演，其带个性化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已展现的十分鲜明。当然，无需讳言，“文革”式的叙事模式和政治解读套路，特别是以“文革”式的文学战斗姿态批评“文革”的思维套路及表演风范也体现得十分明显。莫怀戚一开始本打算当一个剧作家，后来，竟鬼使神差地成了一个小说家。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三、“人和文学究竟应该怎么个活法才有意义？”

临近大学毕业的1982年夏天，他突然转型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他初期的小说一方面承续了《锦江》时期反思批判“文革”的文学余绪，力图用叙事手段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社会大讨论，另一方面他对重庆地域文化的体验、认知和理解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并在此基础上将自己的个性化、风格化展现得较为鲜明。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学会了以一种本朴的平民情怀和平民视角来审视生活和进行文学思考，尽管还带有当时“精英写作”的明显痕迹，但多少与当时许多小说家的“个性”和“风格”不同，其叙事立场和个人情怀与“精英写作”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1983年到1985年，他连续在《红岩》和《山花》等知名文学期刊上发表了《天地之间》、《月下的小船》、《黑猫》、《公平的惩罚》以及《猜谜的人们》等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好读而且耐读，集“伤痕”反思、现实诘问、青春浪漫、市井野性、语言自觉和文体觉醒为一体，因而得到了文学界的普遍关注和社会读者广泛的赞誉。这一时期，其小说的基本言说与当时所倡导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主导性社会政治话语的基调是同步合拍的。这些小说的叙事目的比较明确，主要还是立足于社会政治和道德批判的历史层面，无论是《天地之间》、《月下的小船》还是《黑猫》、《公平的惩罚》以及《猜谜的人们》等等。

　　莫怀戚从事短篇小说创作，尤其是这一阶段的艺术探寻、思想磨练和经验积累，无疑是得益于当时的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小说创作主潮向现代转型这一历史性律动的强劲推助和巨大影响。这一影响，在其后创作的《胜利大逃亡》、《母亲的心思》、《莫名其妙》、《一次一次闭上口》、《夜歌》、《神枪手八岱》、《孟加拉食人虎》以及《南月一》、《金神》等一系列短篇佳制中，能十分明显的使人察觉和触摸到。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长期封闭的社会及文化大门豁然洞开。自1978年整个文学界进入“解冻”期以来，中国的小说创作终于结束了可怕的僵硬、孤独、徘徊局面，在文学现代化的转型中，不仅重新接续上了“五四”的新文学传统，而且更重要的是，大量的西方文学和文化信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涌流到国内，与中国文学和文化产生了频繁的交流和猛烈的碰撞。“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莫怀戚不止一次心怀感激地回忆说。那时，西方各种各样流派的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文学、美学以及文艺批评模式等信息资源，对中国小说家赖以生存和获得创作灵感的现实生活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和瓦解，并促使他们形成了新的现实观和文学价值观。毫无疑问，莫怀戚在“新时期”之初迈入文学创作道路时，就是裹挟在中国作家获得“第二次解放”的狂欢队伍中，通过其短篇小说开始深刻而广泛的民族文化自省，并很快将其体验和反思的视野越过“文革”，而扩展到民族、国家、人类，特别是历史和人性的广阔领域。在这个时期，“文学到底是什么？”“生活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人和文学究竟应该怎么个活法才有意义？”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同时困扰和兴奋着中国的小说家们，莫怀戚也同样被困扰和兴奋着—他就正是身处在这个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从事短篇小说的创作，并执着地将这些思考带入其中篇小说创作的激情期的。莫怀戚认为，认真思考“人和小说究竟应该怎么个活法才更像人和小说”、“小说在这个诡异而精彩的历史时期怎样才能够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似乎更有现实意义。

　　1985年，莫怀戚的创作发生了重要的战略转型。他在继续从事短篇小说创作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才华和思考投入到中篇小说创作的尝试和探寻当中。显然，“人和小说究竟应该怎么个活法才更像人和小说”，是其进行“转型”的重要契机。这一年，他几乎同时推出了两部中篇力作—《都有一块绿茵》和《漩涡》，并很快得到文学批评界的肯定及社会读者的赞赏，一时间好评如潮。1985年，是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中篇小说创作呈现群体性生命活力和创作亢奋—这一年，许多小说家不约而同地怀抱一种群体性的主体自觉和强烈的创新变革意识，将他们的生活历练、文学思考和审美体验，通通集中到中篇小说的尝试和探寻中。与整个社会的创新变革政治文化浪潮激荡应和，文学转型的浪潮急剧地冲击着旧有的小说观念。在中篇小说领域，这种冲击更显的突出而且动人心魄。在莫怀戚看来，在旧有小说理念和创作套路中，人物的设置、情节的安排、结构的营建和语言的模式是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的。于是在他的笔下，小说旧有的审美特征和经验体系很快被瓦解，并呈现出“泛化”和“世俗化”的趋势。与那一时期的小说家似乎不谋而合，在莫怀戚那里，小说的叙述策略和审美功能，被理解为是一种情绪、一种感觉、一种心态，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生方式、一种意志、一种体验、一种存在。

　　1986年到1989年，莫怀戚的中篇小说创作，更进一步地强化和突显了这种诠释和理解。在他这一时期的中篇代表作《天狼星下》、《诗礼人家》、《夏天的七巧板》、《枪口下盲目的亨德尔》、《美人泉华》、《认定同一》和《无主导驱动力》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与国内其他中篇小说作家执着于写孤寂、写魔幻、写神秘、写意象不同，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以反传统的叛逆意识来昭示其创新变革精神的。如果说，在《都有一块绿茵》中，他针对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婚恋故事，发出“这算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运”的诘问，进而提出：一个俗人的价值到底是取决于宿命论意义的出身，或者表面的学历、政治光环和所谓的“社会地位”，还是取决于他作为一个“社会俗人”自身的创造潜能和自由心性等重大问题。显然，到了《天狼星下》、《诗礼人家》等篇章中，他已不再立足于简单肤浅的和社会道义批判立场，而是将“生活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和“人和小说到底怎么个活法才真正像人和小说？”这样的困惑和思考，通过“重庆”这一特殊地域文化语境中的人物、情节、叙事风格和语言方略，深入到其对复杂诡异的社会、人生，特别是对人性的剖析和感悟当中。

　　后来，在谈到这一时期他的小说写作理念和审美意识的根本性转变时，他说道：“我似乎已经完成了从‘我有什么写什么’到‘你读什么我写什么’的转变。”（莫怀戚：《纯小说的写作之美》，《中篇小说选刊》2000年第1期。）需要说明的是，他所谓的“你读什么我写什么”，并不意味着他就此放弃了作家的主体自觉意识和创新变革意志，恰恰相反，在这一时期的中篇小说当中，他基本上能够将自己的生活历练、人生感悟、文学思考和小说怎样才能成为人生的一种方式、一种意志乃至一种存在等等思考紧密地系结在一起，从而体现自己的主体立场和小说的风格化、主体性人格面貌。

四、他在社会化过程中重新获得生命的“弹性”

1990年，以《六弦的大圣堂》为一个具有启示性和里程碑意义的良好发端，莫怀戚在他的小说创作之旅中，以连珠频发的写作热情，出手不凡，推出了大量的中篇杰作。这一时期，他的这些中篇小说较为集中地表现出对纠结于历史与现实困境中的知识分子群体间的人际关系、生存状态、心灵世界，特别是生活方式、思维质量和价值寻觅、人生注解等投以极大的兴趣。这一类被他界定为“严肃文学期刊上的品位较高”的中篇，除《六弦的大圣堂》外，如《寻找俱乐部主任》、《混沌婚事》、《大陆轶事》、《高原轶事》、《陪都就事》、《山水回旋曲》，特别是在世纪末的1999年发表的《透支时代》等等，无不围绕当代知识分子在婚恋、性爱、职业身份、社会道德、审美期待和观念冲突等等复杂境域中的种种挣扎、裂变、痛苦展开其叙述与思考，试图获得“非法”、“非情非理”的观念解放和心性自由；以及对这种“痛并快乐着”的“痛快感”的叙述、阐释和欣赏。在这类作品中，他并不完全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呈现“知识分子写作”的那种自恋、自赏和自我满足的偏狭格局，而是以笔势的从容洒脱、语言的机智幽默、叙事的通俗流畅、比喻的绝妙传神等等方面，体现出他对重庆地域文化语境中人性的深刻体悟和精神个性的精细把握。尤其是对“知识分子”作为具有俗人性情的“社会人”，在这种地域文化和生存境域中的特殊境遇及个性特征的观察、体验、提炼和创造性把握中，或多或少体现了自己的主体立场和小说的风格化、主体性文学面貌。

　　他力图告诉人们：“知识分子”在回归“社会俗人”的过程中的种种“乱象”和他们重新建构其内心“秩序”的渴望，是可以抵达和谐统一的理想境界的。当然，这个试图重新建构内心“秩序”的过程是令人惊心动魄的。文学批评家们习惯地将莫怀戚的中篇小说划分为这样四类，即“纯小说”、“推理小说”、“财经小说”和“言情小说”。事实上，纯与不纯在他的小说中都是相对的，雅俗共赏、以俗化雅和寓雅于俗，是莫怀戚最明显、最耐人寻味的一大风格特征。他的叙事风范和审美格调无不建立在作为“社会俗人”的“知识分子”的“乱象”与“秩序” 重建的对立统一关系之上的。从本质上讲，恐怕只能归入到非知识分子立场的“知识分子”叙事一类。莫怀戚理解的“知识分子”既是宽泛意义上具有“平民化”特性的“社会俗人”，又是主动和被动意义上那种试图打碎心灵和肉体的种种枷锁得以重返社会，在完成自身社会化过程中重新获得生命“弹性”的“知识分子”。他们无一不是渴望获得“真实”生活和人性的创造活力的、试图在现实中瓦解“意义”，又可笑地在现实中去寻找“意义”的“社会俗人”。关于这样的审美企图和叙事野心，我们可以从《六弦的大圣堂》、《大陆轶事》，乃至《环十字交响曲》和《透支时代》中找到有力而且十分有趣的佐证。

　　21世纪到来的时候，厚积薄发的莫怀戚从中篇写作迈入了长篇写作的时期。他的长篇新作《经典关系》一经推出，立即引起文坛内外的“轰动”。这部长篇小说围绕舞蹈教师茅草根与其学生南月一的情爱纠葛，展开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俗人”的新一轮的叙事方略和关于“主体自由”的理性探寻和情感追逐。《六弦的大圣堂》中的“知识分子”杨维智，此时已变身为“知识分子”茅草根。如果说，在中篇小说中，杨维智曾努力以自己的行动完成了他对自己的注释，同时也完成了他对若干围绕着他的年轻女子的注释的话，那么，在长篇小说《经典关系》中，茅草根秉持“人的行动就是对人最好的注释”这一“存在主义”意味十足的理念，通过自己的行动完成了他对自己的注释，以及对南月一的注释等等，无疑更具有文学和社会学乃至哲学的深意。在《经典关系》中，他延续了自《诗礼人家》和《六弦的大圣堂》关于“本质”和“主题”的思考和探询，并执着地将其引向历史和现实的纵深。莫怀戚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乃至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有着清醒和深刻的洞察。他曾经在小说中高度概括道：“只有当荒谬能投合需要时，荒谬就‘不荒谬’了；当‘不荒谬’能生下根，它就变成了‘真理’；这时若要再怀疑它，反而不可能了。”

五、“人的行动就是对人的绝佳注释”

从莫怀戚的短篇时期到中篇时期，一直到进入长篇时期，我们会发现，有一条寻索和追问的主线，一直清晰地贯穿着他的那种“不太像焦虑”的焦虑风格当中：在“家风”和世风异化，特别是人的异化诸如此类的宏大背景之下，“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俗人”的畸变和灵魂重构的生命历程，是如此强悍而又充满悲喜剧意味。《经典关系》其实并没有贡献什么新的“本质”和“主题”。小说中人伦关系的“系列颠倒”使人物关系变得错综复杂也罢，人物命运因之变得“不可收拾”也罢，师生关系、家庭伦理关系、情人关系……所有“经典”的伦理关系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究其实，又无一不是在深刻地揭示出，“知识分子”在试图重返社会、人生，确立“主体自由”时，握取自身的“本质”和获得“主题”时的种种微妙、奇异和吊诡。

　　在《经典关系》中，莫怀戚其实着重想告诉人们的是：人的行动就是对人的绝佳注释，就是对人自身的创造和完成—人终究是在自己创造自己。这种致力于描述和阐释“知识分子”在归化于社会的过程中，在重返人性及人性化的“主体自由”的场域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在行动中寻觅和握取自身的“本质”和“意义”。这样的“主题”，正是莫怀戚从短篇过渡到中篇，再过渡到长篇，一以贯之同时又得以深化的“行动”旨趣和于审美特征。亦即，于“乱象”中追寻和试图重建“秩序”的社会化和风格化特征。评论家白桦指出：“这部小说最引人注目的：一是文野结合的相当出色；二是雅俗结合的相当老到；三是精粗结合得相当动人。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写了商场、官场、情场，也写了反腐和经济政策，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场小说、言情小说和反腐小说，其内容深厚、信息量极大；它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人生和人性的复杂性在其‘不规整’—颇似‘披头散发’的情节和结构中充分展示了出来”，而且是“将民俗风情、地域文化、现代精神、历史思考和文学追求有机融为一体的一部感人至深，发人深省的力作。”（《莫怀戚长篇小说〈经典关系〉研讨会综述》，《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5期。）简言之，“乱象”和“秩序”，正是在文野结合、雅俗结合、精粗结合中“有机地融为了一体”。

　　2008年，莫怀戚又以其长篇新作《白沙码头》再次引起文坛内外的“轰动”。这是一部充分体现重庆地域文化性格和精神风范的力作。它的面世，集中显示出了作者深厚的创作实力，同时充分展示出了重庆地域文化性格撼人心魄的狂放和野性的精彩。表面上看，这部新作与他30年来的“本质”追寻和“主题”探究明显不同：白沙码头是一个奇特的存在。作者借它写某种特殊氛围下的重庆人的生存情状。但究其实，我们依然会发现，这部小说的人文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作者诡异而精彩的叙事策略中，依然是执着于对“人的行动就是对人的注释”这一“本质”和“主题”的寻觅。评论家雷达指出，“它是对于当今诗性的失落、人种的退化、物欲下精神的萎缩、实惠下的平安苟全以及无想象力，表现出了一种不甘平庸的挑战性反叛和抗争。作者似乎是在探索一种新的活法，一种不怕死、舍得下的潇洒，一种个性的绝对张扬，对自由的无畏追求。非常突出的是不怕死的观念，放毒才会赢的心理。这似乎被认为是重庆性格的核心，贯穿了全篇。书中人物不断说，无大悲就无大喜，平平淡淡没啥活头。于是它的主要人物含笑面对人生、博弈人生、力图表现出一种彻骨的达观。”（雷达：《重庆性格与风流蝴蝶梦》，《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在《白沙码头》中，似乎已不见了《诗礼人家》中的“杨维智”，也不见了《经典关系》中的“茅草根”这样的“知识分子”对“主体自由”的寻究，但仔细研索后，我们还是不难从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八师兄”那里捕捉到“杨维智”和“茅草根”的“行动”轨迹，以及他们追寻“主体自由”的“历史”新动向。这部“新小说”，其实一点也不“新”，它“写了一个梦，一个反抗中庸、恢复血性的梦……作者欣赏八师兄倾注了全部的赞美与同情。每件事情，作者都迁就他，与他合谋，以致他求财得财，渔色得色，永远有惊无险地取胜，用以展现他的酷姿。”（雷达：《重庆性格与风流蝴蝶梦》，《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说到底，这个“八师兄”其实就是变身和混迹于“历史”和“江湖”中执着地追寻“主体自由”的“杨维智”和“茅草根”。概而言之，《白沙码头》是一部作家直露内心世界、表现自我，包括性本能的小说。“它冲破了诸多外相和假相，也剥落了覆盖于世俗人烟的成规戒律，还将身与脑的写作抛在一边，而直入内心，让一颗心灵坦荡无欺，进行自由的言说。更为重要的是，这颗裸露的心灵不是低级趣味的，也非世俗的，而是没受到污染，饱含一种真诚、自然、自由、仁爱和暖意。”(王兆胜：《裸心、逸笔涂抹潇洒人生》，《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这个评析是准确而精到的。

六、莫怀戚是一个本质意义上的“人民作家”

在沉痛纪念和追忆莫怀戚30余年来的人生经历和小说创作历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从短篇到中篇，再到长篇的所有那些营构和叙说，其实，这个小说世界完全可以视作莫怀戚本人的“精神自传”和“肉体自传”，都可以视作“作家裸露内心世界、表现自我”，“让一颗心灵坦荡无欺，进行自由的言说”的杰出文本—作为“社会俗人”的“知识分子”，怎样才能冲破外在世界，尤其是世俗世界的限制和束缚，以期获得超越性的意志，从而进入到一个自我、自在、自由的状态和一个更为博大而神秘的天地—这就是莫怀戚在迄今为止的整个创造道路中“上下求索”、“九死而犹未悔”的人生信念和文学追求的“主题”和“价值”所在。莫怀戚小说最可贵之处在于：他从不对人物的行动作明确的理性的价值判断，而是在故事的描写中给读者提供广阔的想象和思索空间，在人物情感的冲突起落中，隐含着作者对当代人普遍遭遇的社会问题的忧虑和思考，因此非常符合艺术不是说明生活、而是描绘生活的审美规律。原重庆作家协会主席黄济人肯定了莫怀戚的写作带给重庆人民的荣誉和特殊精神意义，还特别强调了必须把莫怀戚这种“本土作家”推向全国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作为一个本质意义上的“人民作家”，莫怀戚是有别于那些缺乏生活热情和独立艺术品格的“大众情人”。（《西部文坛黑马，重庆实力派作家》，《文艺报》2000年8月1日。）

　　在莫怀戚30年来的创作生涯中，他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他通过小说故事所展现的当代重庆生活画卷，对“重庆”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幽默而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省和批判同时从两个方面锲入：一是对“重庆”（他小说中的“重庆”明显有超逾地域文化囿限的意义）的历史和文化进行多维的揭示和扬弃；二是对“重庆人”（ 他小说中的“重庆人”也明显有经验和超验的意义）的历史和现实存在进行了人性超逾善恶美丑的多维思索。这样，在“中国高度”的逼视和追问之下，“重庆文化”和“重庆人”人性的丰富、复杂全都新奇而撼人心魄地得以透视和展露无遗。这正是莫怀戚能够在喧嚣鼓噪的世俗声浪和文学泡沫中脱颖而出，并在文学界内外赢得广泛赞誉和持久影响的根本原因。

　　莫怀戚的语言天赋、他的叙述才能、他的营造动人情节和洞悉社会人性和人心的本领等等，确是他能始终抓住读者并深深感动他们的长项，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因为这些并不是文学的灵魂。他更醉心于揭开物质的层面向精神的层面逼进。他曾经对我说：简单、浮浅地描摹和图解重庆生活或“重庆文化”并不难办，难的是能真正冲破重庆生活或“重庆文化”的物质层面而深刻抵达其精神内核。

　　的确，在中国当代卓有成就和颇具影响力的小说家当中莫怀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和平民作家的立场和视角从事自由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并且使他的作品在社会各阶层中赢得广泛的赞誉和获得持久的精神回应。我这样说，可能还显得笼统和抽象。事实上，在四川、在重庆，很少有人不知道莫怀戚，很少有人不为他的作品所深深打动。这个完全没有知识分子惯有的习性和派头的“重庆崽儿”，常常骑着那辆没有牌照的破自行车在大街小巷呼啸而过，因为几乎所有的交警都钦佩这个大名鼎鼎的“莫老师”；他在偏街陋巷的小酒馆喝酒，不少老板都执意不要其埋单，原因是他们都以“莫老师”能赏光为莫大荣耀；他在茶楼酒肆出现，常常会被许多市民读者所包围，甚至连“棒棒军”都认识他那张著名的蒙古血统的酷脸……在文学低落，特别是休闲文学普受人青睐的今天，作为一个小说家能受到社会各界如此广泛的厚爱，可以说，能享受如此“待遇”在当代作家中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

　　莫怀戚还有一个别人不及的特点：他从不惧怕来自文学界以及社会各界对他的小说甚至对他这个人的“私人生活”的说三道四，狂轰滥炸。他在任何时候都笑脸相迎、心气平和，殊称怪异。2000年6月，重庆作家协会和重庆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莫怀戚作品学术研讨会”。在这个会上，莫怀戚收获得最多的不是掌声和鲜花，而是尖锐的批评、凌厉的抨击甚至辛辣的嘲讽。但他自始至终耐心听取，将那些意见记下来认真思考。我的评论文章《莫怀戚：一个成功者与失败者》也对其创作进行了坦直的批评。老莫幽默地说：“我很高兴，因为在这里，我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我习惯于以海纳百川的肚量听取魏征们的宝贵意见。”同年8月，北京《文艺报》用一个整版刊登了对莫怀戚批评文章。其中评论家唐云的《另一种声音：解决莫怀戚》，在对老莫的创作历程进行回顾和检视的同时，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尖锐的讥刺。唐云是老莫的同事。事实上，重师文学院的同仁们经常性地直陈对老莫作品的意见已经成为了常态；而老莫经常性地听取和接纳这些意见也已经成为了常态。

　　2008年9月，在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重庆作家协会、重庆师范大学和《红岩》杂志社共同举办的“长篇小说《白沙码头》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作家和评论家箭弩齐发、檑石俱下的批评攻势，一时间令外地来的评论家们大惊失色。但随后见到整个会场机锋迭出，笑声不断，批评者和被批评者相互调侃，其乐融融，连称叹为观止。这种佳话，只有重庆文学界才有；这种情景，只有在莫怀戚研讨会上才能领略到……

　　莫怀戚的散文佳作《散步》和《家园落日》20多年前即被分别选入中国大陆、香港和新加坡的国文课本中，在中学生和中学教师中产生的影响，可谓巨大而且经久不衰。可以预见， 随着莫怀戚的去世，他的文学影响和个人魅力将日益扩展。他曾经被一些人误解为是一个以写作讨大众喜爱的浅俗作家，其“重庆特色”往往被人误解为鄙陋粗俗的“码头文化”特色。莫怀戚说，他并不在意这些误解，他破除误解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人们不太费力得从他的“重庆特色”的小说中读出他的“中国高度”，特别是真性情、真人生。自从30年前他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到今天他发表了近800万字的各类文学作品，其中的不少佳作，如《天狼星下》、《诗礼人家》、《枪口下盲目的亨德尔》、《美人泉华》、《六弦的大圣堂》、《南下奏鸣曲》、《陪都就事》、《透支时代》、《花样年月》、《经典关系》、《白沙码头》等等，早已脍炙人口，成了重庆人民文学记忆和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

　　记得好几年前，就长篇小说《白沙码头》的问世莫怀戚有一个答记者问。当记者问道：莫老师有没有准备写下一部小说呢？ 他回答说：“作家最怕的就是还没有写的时候就把将要写的说出去。我还没有思考好，《白沙码头》刚刚才出来，我的灵魂还需要休息……”

　　2013年5月初，我和他应广西民族中学蔡昕博士的邀请去南宁做文学演讲。期间，我好奇地问了与记者同样的话题，令我惊异的是老莫以同样的口吻回答我说：“我的灵魂的确还需要休息……”感应如此迟钝的我万万没想到老莫这句话在冥冥中竟然埋藏着令人伤感不已的玄机！

　　切不要说世上已无莫怀戚！事实上老莫和他的文学作品将永远在人民群众的追念和阅读中真实地活着；老莫所创造的那个多姿多彩、生动嚣张的文学世界，以及那个文学世界中他所创造的重庆女人和重庆男人，都将永远生龙活虎地存在着—没有莫怀戚和莫怀戚所创造的文学世界的重庆还叫重庆吗？

　　重庆人民的文学恋人和灵魂知音莫怀戚先生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