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 十

滕家渡

这是一件发生在1968年的事。

　　事情发生在××县××乡的滕家渡屯。

　　早先，滕家渡屯是个渡口，位于一条河边。当地人称此河为宽河。据说以前水势颇大，河面宽达十几丈，可以用船载运粮草的。现在不然了，但仍有数丈宽（三、五丈宽，还是有的）。又因这里是平原地带，水流并不湍急。春、夏、秋，河岸杂草繁茂，兼有野花，站在此岸望彼岸，可见一片蓬勃的倒影。入冬，则一河清冰，在被积雪覆盖之前，冰面一片碧洁，宛若巨大的水晶，光可鉴人，且特别光滑。人若在上面行走，一不小心，就会摔个四仰八叉。但却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不论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一窝蜂地跑到冰上来，身穿厚厚的棉衣，在这儿玩冰爬犁、打跐溜滑儿、抽尜儿（即打陀螺）、你推我搡地摔跤、互相使脚绊儿。摔跤的时候，只要一个人摔倒了，所有的人都会一块儿摔倒……

　　不过，若说宽河最有活力，最多姿彩，最好看，最有趣味……还是春夏秋三季。

　　春，一般是在阳历三月，有时候会延迟到三月的下旬，河水开始解冻，当地称作开河。（越往北，开河的时间就越迟。）开河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这期间，冰面首先会出现许多麻点儿，然后，河中间儿的冰面会逐渐塌陷，随即会发生坼裂，“咯嘣咯嘣”，老远的地方都听得见，夜里就听得更清楚。裂开的冰块最初很大，但会逐渐变小，成为流冰，漂浮在水面上，不断地冲撞着，顺流而下，渐流渐小，直至消失。刚刚化开的河水，清凌凌的。在开河的同时，河两岸的杂草也会复苏，一根根火柴头似的草锥儿，从往年的枯草的下面钻出来，密密麻麻。初时，浅绿中带点儿嫩黄，继之会一点儿一点儿变深，但仍然是新鲜的。

　　至夏，河岸已是一片葱茏。在经历了若干场大、中、小雨之后，河水日渐充盈，河槽满满当当，流速也好似快了一些。有的地方，河水会溢上河岸，把一些青草（主要是芦苇和蒲棒草）浸在水里。流动的河面上，还不断有大小鱼儿突然跳将出来，瞬间又落回到水中，发出“啪啦”一声轻响。偶尔也有一只小小的蓝色的水鸟（当地人称其为“蓝靛刚儿”），几乎贴着河面，向前飞翔，在水面留下它的身影。除了刮风和下雨，河面都是安静的，河水不动声色地流动着，几乎不发出什么声音，显示出一种沉稳和自信。在有月光的夜晚，河面会显出一长条的白。站在一个恰当的位置，还可以看见月亮在河水里轻轻地抖动（一忽儿被拉长了，一忽儿又变宽了），仿佛她在洗濯自己的面容。

　　到了秋天，河水会变少一点儿，河面则愈发的安静。随着气温的降低，早晨和晚上，河面会有一层雾气，缥缥缈缈，有时薄一些，有时厚一些。不过，待太阳一出来，雾气就消散了。……那秋日的艳阳，照耀着河水，也照耀着河岸，仿佛使一切都变得澄明了，也变得悠远了。河岸上的杂草，那些芦苇、蒲棒草、三棱草、青蒿、黄蒿、艾蒿，经历了一春一夏的风吹日晒，现在已经由“荣”转“枯”。那一蓬蓬的黄蒿，用手一碰，即会腾起一股黄色的烟雾，吸到鼻子里，会呛得人打喷嚏。那些蒲棒草，早就结了蒲棒，一根一根地挺立着，就像一支支染了色的冰棍。再过几天，就会有人把它们统统割掉，用来烧火煮饭了。到那时，河岸就会光秃秃的，要等到来年春天，才会再次丰满起来……

　　一年一度，周而复始。

　　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几百年、上千年……就这样过来了。

　　宽河是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滕家渡屯在河的北岸，距河岸不到一里路。

　　作为渡口的滕家渡，名气曾经大得很。也一度相当的繁荣。曾几何时，那些散落在宽河两岸的大小屯落，包括集市和城镇，起码在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内，只要有人往来于两岸，不论从河南到河北，还是从河北到河南，都要在这里过河。

　　诸如那些走亲戚的妇女们，特别是到了什么节日，就会拖家带口，赶到亲戚家里。还要大包小包，带上好多的礼品，鸡了，鸭了，甚至会牵上一只羊，可能还有干菜和馒头。还有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货郎，有时候也要到对岸的屯子去。还有一些四处打零工的人，这边的活儿干完了，要到其他的地方找活儿干。还有那些乡绅，要去对岸商议事情，或者去拜访什么人物，再或者，去上头的官府参加什么会议，当然了，他们的排场会大一些，有时候要坐轿，有时候要骑马，有时候还要坐马车，那就要连车带马一同上船……

　　作为渡口的滕家渡，在清代同治年间就有了。其时，本地已陆续有了一些村屯，包括一些规模稍大的集市。屯落和集市都零星地散布在河的两岸。日久，两岸的屯民必然会有来往。比方，大家偶尔会到集市去买卖一些各自所需的物品。肯定还有互通婚嫁的—张家的男子没娶媳妇儿，李家的闺女尚未出阁，中间儿有人一说，那就相看相看吧，这一相看，还真成了！一旦成了亲，两家就要互相走动……而在此之前，人们只好涉水过河。这样当然极不方便。后来就有人提议，要在河上建个渡口。他的提议得到了响应。但这显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中可能还有很多细节儿，包括筹钱造船，雇请船工，也许还要上报官府批准……这里就不说了。

　　至于当初为何要把渡口放在这里而不是其他地方，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一定是经过了反复的协商，反复的权衡，考虑到了多种因素，包括地势上的便利，最后才把地点定在了这里。

　　总之，经过一番努力，人们终于把一切打点停当，随即便叮叮当当，造了一只宽头大船，又请到了船工，再挑选一个黄道吉日，可能还要噼噼啪啪地放上几挂鞭炮、几只“二踢脚”……渡口即“开渡”了。

　　第一个船工姓滕。

　　据讲，这姓滕的船工当年30来岁，名叫滕贞发，是本地一个乡绅介绍过来的。此前，他在呼兰水师营当差。说到水师营，实乃朝廷当年在本地设立的一支运输队，主要职责是从呼兰往齐齐哈尔、墨尔根以及黑河三城运粮。规模也不算大，只有运船10艘，水手40人，另有官2人。—资料记载：呼兰水师营始设于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至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撤销。

　　滕贞发刚来时，还是个光棍儿汉，只身带着一个行李卷儿及一点点杂物，吸烟的烟袋了，防身的刀子了。因为当时这里还没有屯子（距此最近的一个屯子在10里路外），他便在河的北岸搭了一间土屋，又盘了火炕锅台，每天自己煮饭吃，粮米由附近各屯的粮户们均摊，他自己又开了一小块儿菜地，种些白菜萝卜茄子豆角，每天再趁闲打点儿鱼，就这样过着日子。

　　这样大约一两年，有个好心人，看滕贞发孤单，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女人，据说是个结婚不久就死了丈夫的女人，两个人便结了婚，从此在一个锅里煮饭，一铺炕上睡觉，夜里做些生儿育女的事情。又出于安全的考虑，选了一处地势稍高的地场，另建了家屋。新屋建成后，船工需每天一早就去渡口，候在那里，至晚方归。一待有人过渡，便撑起方头船，由北岸渡到南岸，或者，由南岸渡到北岸，总之，由此岸渡到彼岸……

　　渡口开通后，即陆续有人迁来这里，搭屋建房，安家落户。所建的房屋都在滕贞发家那间新屋的附近。经数年，竟有了十几户人家儿。初时颇散乱，却也形成了一个小屯子，这就是最早的滕家渡屯。到后来，迁来的人家越来越多，屯子的规模便越来越大。一份资料介绍，在清光绪末年，屯中已有民户一百二十多家。

　　而在这期间，滕贞发一直做着渡口的船工，一做做了几十年。后来他死了，就由他的一个儿子（长子）接着做。儿子又做了几十年，一直做到了1930年（民国19年）。就在这一年，本地政府在这里建了一座石板桥，人们习称大石桥。石桥一建成，渡口便停用了。

　　渡口虽然停用了，屯名却保留了下来。

　　顺便说一个插曲：

　　近年大兴古体诗写作之风（写作者似以退休老干部为主，间有一些青年教师）。有一年，省里组织了一批古体诗作者，乘坐一辆旅游大巴，到滕家渡来采风。当中一个作者，具体情况不详，写了一首五言绝句，诗名叫《游滕家古渡口感怀》，刊登在一张古体诗学会自办的小报上，诗云：

　　悠悠一古渡，留在草深处；

　　水上一只船，渡得人无数。

　　个人觉得，此诗还是有些韵味的。

　　言归正传。

　　现在来讲那件发生在1968年的事—

　　滕家渡屯有一对儿青年男女。男的叫朱景昌，女的叫阙亚芹，两个人都是18岁。因为朱家和阙家是邻居，两个人自小就在一块儿玩儿，而且很要好。

　　从小到大，朱景昌都很懂事儿，性格很温厚，有一点儿腼腆，平常不太爱说话。人很勤快，愿意帮家里做事情，春天挖野菜，夏天放猪，秋天到收割后的大田里捡谷穗，冬天拾牲口粪（拾来的粪生产队会按斤收购，每一百斤给10个工分，他一个冬天能拾上千斤的粪，挣100多个工分）……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后来上学了，成绩也很好，从一年级开始，考试从来没出过前五名，作业本总是整整洁洁的，几乎每一页上都有老师用红钢笔写的大大的“优”。相貌也不错，小时候憨头憨脑的，长大后反倒变得清秀了，只是皮肤有点儿黑，但是看去很健康。最惹人注意的是他的嘴巴，嘴唇很厚实，把嘴闭起来的时候，感觉很坚毅。

　　小时候的阙亚芹，则显得很“硬气”，也喜欢说话儿，口齿很伶俐，心里想啥就说啥，不管你听不听，说起话来“叭叭叭”，就像炒爆豆，不过嗓音很清脆。小时候也不是很俊俏，瘦筋巴拉，细胳膊细腿儿，脸蛋儿只有巴掌大，小鼻子、小嘴巴、小脑袋瓜儿，总之什么都小，只是两只眼睛大一点儿，黑漆漆的，还算好看。长大后就不同了，似乎完全变了模样儿，身材圆润了许多，脸庞白里透红，眼睛水汪汪的，时时带着一股惊讶的神情，头上梳了两根粗粗的长辫子，辫梢儿上扎着红头绳。说话的声音也有了变化，嗓音好像变得轻柔了，说话的速度，也不是那么快了，说着说着，还会停下来，深深地吸一口气。

　　听知情者讲，在他们小时候，除了有什么特别的事儿，比方有谁出去走亲戚了，两个人几乎天天在一起。每天一吃完早饭，就会各自跑出家门，跑到大门口，招呼也不打，就不声不响地玩儿起来。初时仅在房前屋后，堆土堆、捉蚂蚁、下雨天儿光着脚丫踩水洼儿、下雨后用街上的烂泥摔泥泡儿、用树枝搭房子玩过家家儿，一边玩儿一边嘀嘀咕咕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一玩儿就是一上午，回家吃过午饭，下午再接着玩儿。深更半夜说梦话，叫的都是对方的乳名。后来又扩大“领域”，一起去河岸或草甸子上挖婆婆丁、蒌蒿芽、苘麻菜、芨芨菜，给全家人蘸酱吃。还去田边地头儿找寻“甜悠悠”。甜悠悠有黄色的也有紫色的，黄色的吃起来更香甜。跑来跑去跑累了，就找个干干爽爽的小土坡，摊手摊脚地躺下来，一起看天上飘来荡去的白云朵。

　　后来他们上学了。从上学的第一天起，不论上学和放学，两个人都是结伴而行。每天清早，先吃完早饭的一个，必定要跑到大门口，去等另一个，待另一个一出来，两人便肩并着肩，一边叽叽咕咕地说着话儿，一边走出屯子，向学校走去（那个学校在邻屯）。及至后来升了初中，学校也由邻屯改到了镇上，情况才有了些许的变化。大概因为年龄都大了一点点，开始知道不好意思了，他们才不再并肩走了，变成了一个人在前边，另一个人相跟着，中间儿还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一般是朱景昌在前，阙亚芹在后。而且轻易不说话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好似全无交流。起码在别人看来是这样。可是，在他们的感觉里，却一定不是这样的。是什么样的呢？不知道。

　　另外，不论小学还是初中，朱景昌的学习成绩都要比阙亚芹好一些，每次考试，朱景昌的排名都在阙亚芹的前面。

　　可惜的是，朱景昌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就退学回到生产队，当了个“半拉子”社员（因为他年龄小，其时只有16岁）。据说，朱景昌退学，主要因为他家庭成份不好，是富农。当年有个尽人皆知的词汇，叫“黑五类”，内含五种人：地、富、反、坏、右。其中，“地”是地主，“富”是富农，“反”是反革命，“坏”是坏分子，“右”是右派。凡这五种人，都属于专政对象，“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这话也是人人皆知的。据一个朱景昌初中时候的老师讲，朱景昌退学前，曾经找他谈过话。那位老师回忆说，那是在一天放学以后，天都擦黑儿了，朱景昌来找他，脸上神情挺凝重，见面并没有马上说话，过了一会儿才说道，他不想再读书了，打算回屯子干活儿去。老师很吃惊，问他因为啥，他说，他跟别人不一样，念书也是白念。就是毕了业也没啥前途，照样得回屯子干活儿，反正早晚都得走这条路，还不如早点儿回去……

　　那位老师说：“……说这些话的时候，他都不敢看我，一直看着墙角。倒是没哭，忍着。我本来还想劝劝他，当时也有一些现成话儿，比方出身不能决定一切，重在个人表现什么的。可这些话连我自己都不敢信，怎么能拿去劝别人呢？因此只有叹气。……朱景昌学习刻苦，又懂事儿，平时不声不响，回答问题时却总是有条有理。像这样的学生，老师都比较喜欢。我对他也是另眼相看。我们师生的关系一直都挺好，超过了许多同学，应该说，他对我很信任。况且我一直觉得，他会有点儿出息……”依老师所言，朱景昌当时并没哭。可是，这位如今白发苍苍的老师，说着说着，却流出了眼泪。

　　朱景昌退学没多久，阙亚芹也退学了。这是人们没有想到的。阙亚芹没有朱景昌的问题，她家的成份好得很，是雇农，绝对的“根红苗正”。不单如此，阙亚芹她爸还是个党员，而且在不久的以后，又当上了大队的“革委会主任”（相当于大队支书），经常给人们开会，传达上级文件。那么，阙亚芹退学的原因，可能就比较复杂，不易说得清楚。也许是她看到当时学校乱糟糟的，每天忙于参加“运动”（破四旧、搞串联等等），同学都不再学习，觉得没有意思了；也许是跟某个或某几个同学闹了矛盾，觉得很不开心；也许是她什么事情没有做好，遭到同学嘲笑，老师批评，让她觉得难堪……总之，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一个16岁的女孩子，心思已不大容易猜透了。

　　退学后的阙亚芹，与朱景昌一样，都成了生产队的社员。所不同的，是阙亚芹没有干农活儿，而是作了记工员兼生产队的管理员，每天只需打扫打扫开大会用的会议室和开小会用的办公室，就能挣8个工分，比朱景昌还多两个工分（满分是10个工分）。不用说她这是借了她爸的光儿（可见“特权”并非现在才有）。—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滕家渡有一位老乡，60多岁了，是个很爱说话的人。他说他比朱景昌大两岁，曾经跟朱景昌一块儿在生产队当过社员。他说他知道好多朱景昌跟阙亚芹的事儿。按他的说法儿，阙亚芹不念书，回屯子，说白了，就是因为朱景昌……

　　老乡说：“……那阵子，朱景昌跟阙亚芹，他们可都是火烧火燎的，经常要碰个面儿。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就不期然遇见过。当然了，他们也不是想碰就碰得上的，要用心去‘踅摸’，要找借口，找机会。啥事儿都是这样子，只要你上了心，机会一准儿有。他们为啥要这样呢？那只能是俩人儿之间发生了……恋爱……”

　　事实证明，这位老乡说的没错儿。朱景昌和阙亚芹，他们的确发生了“恋爱”。但这“恋爱”是何时发生的，却没有人知道。可能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吧。

　　就像人们说的，爱情就像一阵春风，总是悄悄地吹进你的心田。

　　人们还说，爱情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必定要发芽、长大！

　　可是，朱景昌和阙亚芹，尽管他们“火烧火燎”的，但一切都需偷偷地进行。他们不敢在人前说话，甚至不敢直视对方，看见了也只当没看见，最多只能匆匆地一瞥。他们只能秘密约会。那一般是在夜晚，或人们晌午歇息的时候，或者是下雨天儿。他们会在小树林、苞米地、谷子地、高粱地、后园子、草甸子……偷偷地相见。这些地方，也都处处留下了他们青春的身影，留下了他们的传奇和传说。

　　他们会急切地拥抱、亲嘴、抚摸。他们拥抱得那样紧，就像害怕对方会突然跑掉一样，他们的干渴的嘴里吞吐着热烘烘的气息，那气息既香甜又苦涩。他们还会絮絮叨叨、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地说话儿，说的都是零零碎碎的事情。说这一天你累不累？你今个儿吃得饱不饱？说你哪天剃剃头吧，看你这头发，乱得跟草一样；说我今天看见你妹小花儿了，她还朝我抿嘴儿一笑；说我听见我爸对我妈说，有人要给我保媒呢；说你知道不，明天生产队要派人上公社去领“红宝书”，领回来一家发一本儿……

　　一般情况下，都是阙亚芹说，朱景昌听。

　　说着说着，偶尔会听见阙亚芹突然而短促地“哎呀”一声，可能是哪个地方被弄痛了。

　　他们并不是天天都出来，但至少一个星期要出来一次。

　　终于，后来的某一次，在一个千里朗月、遍地银白、微风习习、夏虫吟唱的夜晚，他们偷吃了禁果。

　　他们很害怕，怕极了；可又很幸福，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

　　没多久，阙亚芹怀孕了。

　　朱景昌必定在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件事。

　　他要跟阙亚芹结婚。

　　还是那位老乡说：“……照我们这旮儿的习俗，就算你是‘恋爱’的，男方也得找个媒人，到女方家里去说媒。实话说就是走个过场儿，人家早就恋上了嘛！……估摸是在第二天—这事儿我说不很确凿，按理儿应该是的—朱景昌就跟他爸说，让他请个媒人，上阙亚芹家去，找她爸和她妈，给他跟阙亚芹保媒。朱景昌他爸立马就找了人，找的是我们全屯子最会保媒拉纤儿、也最能说会道儿的老姜婆子。为这个，朱景昌他爸还特意抓了一只老母鸡，趁下黑儿，给老姜婆子拎去了……”

　　接下来的事儿，则是全屯子的人都知道了的。

　　那天，老姜婆子来到阙家时，阙家正在吃晚饭。这是老姜婆子认真考虑后，有意选择的。以她多年的经验，这个时间，一般来说气氛最好，人们也最容易应承事情。还有一点，是因为阙亚芹她爸是大队干部，事情多，这会儿才最容易堵到他。

　　照例先说了几句客套话儿。主要是老姜婆子把阙亚芹的爸爸妈妈，连同阙亚芹的兄弟姐妹们，统统奉承了一番。之后，老姜婆子说明了来意。可是，没等老姜婆子把话说完，阙亚芹她爸就黑下脸来，还把饭碗往饭桌上重重地一蹾，怒气冲冲地说了一番话。

　　阙亚芹她爸说（不是原话，大意如此），他是党员，又是领导，不会跟一个富农分子结亲家。还说这是阶级立场问题，不能含糊的。

　　阙亚芹她爸的话，自然是老姜婆子传出来的。

　　如今，阙亚芹她爸已不在人世了，据说死了有30多年了。综合人们的描述，大多数人都认为他还算一个正派人，年轻的时候很能干，做事有板有眼，各种农活儿都精通，身体也很壮实，又吃得苦。后来他当上了党员，接着又当上了干部，一当就是几十年（直到临去世的前几天才卸任）。在当干部期间，口碑也不错，没有发生过贪污和腐化，处理矛盾和纠纷也比较公正，而且果断，不怕得罪人。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主要说他性格固执，一根筋，脾气火爆，诸如此类吧。

　　老姜婆子把阙亚芹她爸的话如实转告给了朱景昌他爸。

　　据说几天之后，朱景昌他爸又亲自去了一趟阙亚芹家。照那位老乡的说法儿，这是朱家的人不死心，想极力挽回这件事。

　　人们说，朱景昌他爸，当时还给阙亚芹她爸跪下了。——这事儿却是确凿的。这是阙亚芹的弟弟亲眼看见，之后又对别人讲的。阙亚芹的弟弟当年只有十几岁，特别爱“白划”。事发第二天，他就活灵活现地对几个伙伴儿说：“……扑通一家伙，他就跪地上了！那个快，我都没看真亮儿……完了他还哭了，鼻涕一把泪一把……完了他还吭吭哧哧，说了一大堆话……”

　　“那他说啥了？”有一个伙伴儿问他。

　　“他说……这个……”弟弟挠了挠脑袋，“你让我想想……呃……”片刻想起来了，“对了……他对我爸说……你就成全俩孩子吧！他是我儿子，她是你闺女……都是咱们的心头肉。他们从小一块儿长大的……有感情啊……”

　　“你爸呢？你爸说啥了？”伙伴儿问。

　　“我爸？哼！我爸把他骂了一顿……”

　　“你爸咋骂的？”

　　“我爸？哼！……”弟弟拍了拍胸脯，做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模样儿说，“我爸说……你别来这一套！我是革命干部，你是地富份子……咱们水火不容！你别想用这个拉拢我！我就是把她剁吧剁吧喂鸭子，也不能跟你们家结亲……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还有吗？”伙伴儿问。

　　“呃……好像……没了……”弟弟想了一下说。

　　事情到了这一步，显然就没啥希望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接着又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情。那就是，阙亚芹她爸知道了阙亚芹怀孕的事儿。不过谁也说不准他是怎样知道的。有人认为，那一定是阙亚芹自己告诉她爸的。阙亚芹这样做，当然是想让他答应她跟朱景昌的婚事。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儿，说她一个大闺女，这话怎么说得出口，特别是跟自己的爹。他们猜测，那肯定是阙亚芹先跟她妈说了，她妈又告诉了她爸。包括那位乡亲，他也这样认为。

　　某天晚上（具体日期无考），大约七、八点钟吧，阙家突然爆发了一场堪称惊心动魄的争吵。那一晚，几乎全屯子的人都听见了从他们家传出来的男人愤怒的叱骂声（那一定是阙亚芹她爸），女人惊恐的哭叫声（其中既有阙亚芹的声音，也有阙亚芹她妈的声音），中间儿还有厮打声，以及打破什么东西（大概是饭碗和玻璃镜子等）的碎裂声……

　　据说，就在这天夜里，阙亚芹流产了。

　　事情还没有结束。

　　紧接着，到了第二天，天一亮，阙亚芹她爸就来到大队部，给公社保卫组挂了一个电话（当时全大队只有这一部电话），说朱景昌强奸妇女，让他们过来抓人。当时有人听见了阙亚芹她爸打电话的内容，马上告诉了朱景昌（人们至今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目的自然是让他逃跑。可朱景昌显然是被吓破了胆儿，在保卫组来到之前，他就惊慌失措地跑上了大石桥，一头栽进了宽河。等到第二天，他爸和他妈，还有弟弟妹妹们，才在下游的一处河滩，找到了他的尸体，嘴巴和鼻孔，包括眼窝儿，都淤满了泥沙。

　　还有，在朱景昌自杀之后，阙亚芹疯了！

　　人们说，那是在朱景昌死后，阙亚芹一听到朱景昌的死讯，当即就昏倒了，醒来就疯了。

　　滕家渡的老人们还都记得：发疯以后的阙亚芹，整天被锁在家里，不过偶尔也有跑出来的时候，一旦跑出来，就在屯子里走来走去，还逢人就问：“看见朱景昌没？”

　　“看见朱景昌没？”

　　这样过了一年多。有一天，阙亚芹又从家里跑出来了。不知怎么，还跑到了宽河的边上，而且失足落进了水里。总之是淹死了。并且，同样是在第二天，同样是在找到朱景昌的那个河滩，找到了她的尸体……

　　以上就是那件发生在1968年的事。

　　瞧，转眼已过去了40多年。

　　宽河的水，还在流淌；河岸的杂草，还在枯荣。

走马川

某年秋天，我去吉林省的长春市参加一个会，本来已吃过晚饭了，一位家住本地的朋友又召集了几个人出来喝酒。朋友说：“刚才大家都没喝好，我们再整几杯。”这些人，大多是在文化圈儿里晃荡的，作家啊，诗人啊，画家啊，作曲家啊。喝酒的饭店名叫“向阳院农家菜馆”。饭店的装修仿照东北乡村农家院儿的样式，饭店门口有个门楼，是用几根原木搭建起来的。各个单间儿的窗户，用的也都是从前农村常见的木格子窗，只是把窗户纸改成了玻璃。其他的器具，诸如饭桌和木椅，都采用一种简单、粗糙的风格，看去很结实很厚重。盛菜的盘子，一律是白底儿蓝花瓷的，且宽宽大大。菜式则以炖为主，小鸡炖蘑菇、排骨炖豆角、酸菜汆白肉、得莫利炖鱼。再就是凉拌菜，拍黄瓜拌大拉皮、老虎菜、凉拌山野菜等等。据我不完全的了解，现在，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好似都有专门经营“农家菜”的饭店。就是说，这已经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只是由于地域的不同，菜式有所不同而已。有人说，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吃农家菜，认为农家菜对健康有好处。这话自有道理。但是也有人说，人们喜吃农家菜，实际是在吃一种记忆，吃一种情感，往大里说，是在吃一种“文化”。

　　那天我们喝的是东北烧酒，当地人称作“小烧”。这种酒我喝过多次，印象蛮好。喝“小烧”，最好烫热了喝。喝酒前把盛酒的酒壶放进热水里，先烫个七八分钟，待酒温热了，再倒进酒盅里，一口一盅，喝起来特舒服。

　　酒过三巡，大家不由起了谈兴，于是开始“胡说八道”。古今中外，天南海北，政经文艺，楼市股市，真真假假，亦庄亦谐，争先恐后。诸如哪个国家又换了新总统或新总理，有什么特殊的背景；汉武帝和司马迁，谁对历史的贡献更大；我们为什么要购买那么多的美国国债，他们会不会赖账不还；诸葛亮到底是不是个好丞相；哪个歌手最近唱了一首什么歌儿；唐太宗那么理性的一个帝王，为什么会因为过量服食丹药而丧命；哪个地方又揪出了一个腐败分子，贪了多少钱，有多少个情妇；哪个电影导演又拍了一部新电影，片名叫什么，女主角由谁扮演的；曹雪芹为什么要写《红楼梦》；哪个女演员最近又爆出了什么绯闻；楼价会不会再上涨；哪个作家最近又出版了一本什么书，写得怎么样；前苏联还有哪些作家是现在还值得读的；哪个画国画的画家仅用20分钟的时间就能画一张大画，却可以卖到十几万人民币；利比亚的卡扎菲，还有埃及的穆巴拉克，为什么一下子就垮台了；假如秦始皇没把皇位传给胡亥，秦朝会怎样……

　　凡是这类聚会，基本都是这个样子，大家会兴之所至，乱说一气，没有什么主题，也没什么约束，说了就说了，谁也不会放在心上，图的就是一个放松，当然，也会有认真的时候和认真的人，说上一些认真的话。

　　这样聊了一阵儿，忽然有人说起了自己的见闻。这人是个画油画的画家，相貌粗犷，留着络腮胡子，据说有一定名气，曾经多次举办个人画展，画作多以乡村为题材，包括乡间风景和乡村人物。大家都叫他老余。

　　老余50多岁，年轻的时候当过下乡知青，全称是“下乡知识青年”，在吉林省某县的一个生产队生活了3年多，1977年恢复高考，因他打小就喜欢画画儿，报考了一所师范学院的美术系，想不到还真考上了，毕业后先做中学美术教师，后又到出版社和一文学期刊当“美编”（全称美术编辑），最后调进画院做了专职画家。

　　老余自己说，他喜欢四处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乡下，当初没有条件，就坐绿皮火车或者长途汽车，带一堆七零八碎的东西，再背上一个画夹子，辛苦是当然的，后来条件好了，自己买了一辆吉普车，这就方便多了，要去哪里开车就走，想在外边呆多少天就呆多少天（专职画家是不用坐班的）。

　　老余说，这样经常在外边跑，他感觉特别好，心情舒畅就不用说了，对画画儿的帮助也特别大，更重要的，是可以见识很多事物，有很多是我们平时见不到的，报纸啊电视啊，根本帮不了你，一定要自己亲自去看，有些事甚至会超出你的经验和想象，有时候，你会为此感到吃惊。

　　下面就是老余所讲他的一次经历。

　　老余说—

　　去年冬天，好像是冬至前后吧，我又开着我那辆破车出去转了一圈，前后有半个月吧。这一趟大体上是向北跑，最远到了松原和扶余一带，再过去一点儿就进了黑龙江的地界儿。除了长春附近这一段路，我基本没走“高速”，偶尔会跑跑“国道”，但更多是在乡间公路上晃荡。我一路走走停停，拍了好多照片。

　　去年冬天雪大，路两旁的田野都叫雪给埋住了，起码有一尺厚。若在晴天，银光闪闪，一望无际。偶尔会有一些树林，傻傻地挺立在那里，才使景物有些变化。偶尔也会有一棵孤树，立于天地之间，似乎在期待什么，让人无限遐想。远远近近会有一些屯落，或者几间房舍，但多半都很安静……

　　路上几乎没有行人……

　　东北人有“猫冬”的习惯……

　　一般情况下，我都是白天在外头转悠，晚上赶到城里住宿，多半是住在县城，城里的条件毕竟好一些，好歹能洗个澡，吃饭也方便。偶尔也会在某个乡镇住一晚，就住那些镇政府和乡政府的小招待所、小旅店，这种情况并不多。

　　这些年，我还从来没在屯子里过过夜，一是觉得那样很麻烦，屯里是没有旅店的，要住屯里就必需找宿，自己麻烦也就算了，关键是要给别人添麻烦。再者，我也害怕出点儿啥问题，我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相机了，手机了，害怕一旦被人瞄上，弄不好再搞出点儿图财害命的事儿，那就糟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是不是？

　　不过，这次出去，我倒是在一个屯子住了一夜。

　　现在想想，那完全是机缘巧合。

　　那几天我在扶余一带活动，晚上都回扶余住宿，已经连续住了两天。第三天吃过早饭，大约九点多钟吧，我又开车出去了。按我原来的打算，再在这儿转悠一天，之后就离开这里，到其他地方去。

　　那天中午，我是在一个乡镇吃的午饭，乡镇的名字想不起来了，附近有一条河，好像叫三岔河，当然，已经结冰了。镇子不很大，感觉有点儿土，不光鲜。这种北方的小镇，跟南方的镇子还是没法儿比。听说广东的一些镇子，都建了五星级的酒店了，这里可没有。也没有很高的楼，最高的也就三四层吧，数量也很少，可能只有两三栋，多数还是那种老式的红砖房。不过生活气息还是很浓的，人们身穿厚厚的棉衣，戴着羊剪绒帽子，脚穿大棉鞋，在街上“喀嚓喀嚓”地走来走去，小饭馆里热气腾腾，服装店里响着流行歌曲，一些小商贩，卖冰糖葫芦的，卖瓜子的，卖干果冻梨的，卖冻豆腐粘豆包的，卖画片福字的，一边不停地跺脚，一边吆吆喝喝地招呼着生意，每次一张口，就有一股白气儿被呼出来，就像吸烟的人吐出的烟雾。

　　对了，那天还下了一场新雪，记得中午开始下的，当时我正在吃饭。雪下得很大，是那种鹅毛大雪。—雪花密密麻麻，一片一片，真的是状如鹅毛，又如数以亿万计的蛾子，缓缓地飘落。如果盯着看，看久了，会让人产生飞升的感觉。觉得你的身体正在缓缓地向上升。觉得你的身体忽然变得十分轻盈，轻如鸿毛。觉得你的灵魂已经出了窍。那种感觉非常的奇妙。但若一眨眼睛，这种感觉就会消失，仿佛“哐当”一声，人又一下子落回了地面……

　　因为下雪，天色变得有点儿阴沉……

　　我是下午两点前后离开那个镇子的（吃完饭又在饭馆儿喝了一会儿茶），我打算再到镇子下边去转一转，然后就返回扶余。

　　我当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又是第一次到这边来，对镇子周边也不是很熟悉，离开镇子以后，选了一条路，就开着车往前走。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随便转一转。

　　雪一直在下，雪花好像越来越密了，天色便越来越暗，能见度很低，几十米之外的景物就看不清楚了。

　　这样开车走了一会儿，有将近一个小时吧，大概开出了四、五十里路，我忽然不想往前走了，想掉转车头，原路返回。我想，这大雪泡天的，啥啥也看不清楚，还耽误这个时间干嘛？以后找时间再来好了。

　　可我走的那条路是一条土路，很窄，只有一道车辙印儿，路两边又有排水渠—当时虽然被雪填满了，但我知道一定有—因此不敢贸然行动，担心陷进去，只好继续往前开，打算开到一个相对宽敞的地方再说。

　　这样开着开着，大概开了有十来分钟吧，就来到了一个屯子……

　　全因为当时雪太大，我一直开到离屯口一百多米远的时候，才看见了这个屯子。

　　我把车开进屯口，这儿正好有个小空场，完全可以掉头。就在我准备掉头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车突然熄了火。

　　其实我这车还是挺抗造的，虽说外表有点儿狼狈，却从没出过问题。我车上车下鼓捣了一阵儿，又找不出什么原因，这个就不多说了，反正不管咋弄都没丁点儿反应，不哼不哈，连个屁都不放，就跟休克了一样。后来我想到了一个主意：进屯去找几个人帮忙推一推，可能就行了。

　　我把车门关好，脚底下“咯吱、咯吱”地踩着厚厚的、软软的新雪，走进了屯子。

　　雪还在下。屯子非常安静，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也没有脚印。开始时我还有点儿奇怪，怎么会没有人呢？后来想到在这种下雪天，也许大家都呆在家里睡觉吧，就继续往里走，一边走一边留心街两旁的房屋，希望能从哪一家的门口走出一个人来。

　　我“咯吱、咯吱”地往前走……

　　这会儿，整个屯子都在大雪的笼罩之下，加之阴天，因而朦朦胧胧……

　　我初步判断，这屯子不是很大，也许只有三四十家。咋一看，那些坐落在街两旁的房子，都显得很低矮，基本都是土坯房。而且，房前房后都有不小的空地，我想那是菜园子。这样，房子跟房子之间就有了一定的距离，感觉稀稀拉拉的。当然这倒没什么稀奇，我们东北的屯子，大体都是这样的风格。

　　不过走了一会儿，我就觉出了异样。我渐渐注意到，我目前所看见的房子，多半已经很残破。有的房子，门窗已七扭八歪，房墙也歪斜了，感觉随时都会倒塌。有的干脆连门窗都没有，就留下了一些黑咕隆咚的缺口。有的房子，房顶还出现了破洞。有的，甚至整个房盖都被掀掉了，只剩了几面高高低低的残墙。有的房前，堆放着一堆一堆的杂物，因为被雪覆盖着，看不出是什么，很可能是垃圾。

　　我又往前走了一段。所见与刚才的情景差不多。后来还看到了一两幢砖瓦房。因为砖瓦房相对坚固一些吧，外形变化不是很明显，只是看到窗上的玻璃被打破了。不用说，同样不会有人住的。

　　我心里不由得直划魂儿，暗想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说这是一个没有人住的屯子吗？那么，人又到哪里去了呢？死了？亦或是逃离了？若真是这样，又是什么原故呢？发生了什么灾祸吗？地震了？传染病？遭到洗劫了？或者是整体搬迁，“移民”了？

　　恰在这时，又有一个什么动物的黑影，“哧溜”一下从一个敞开的院门里蹿出来，看上去很像一只猫，也许不是猫，而是一只兔子或者狐狸。速度非常之快，快到我连它的颜色都没看清楚，它就穿街而过，消失在街对面的一个院子里面了……

　　我吓得一下子停住了脚步……

　　一时间，我感到特别恐怖，心怦怦乱跳，头皮一阵阵发麻，感觉汗毛都竖起来了。不过恐怖又带来好奇，带来了弄个究竟的欲望。我要看看这个屯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原地停了一瞬，定了定神，又继续往前走。人，是不是都这样呢？

　　我是从屯西头进的屯子，现在是朝屯东头走，一直走到屯子中间，还没发现一间有人住的房子，也没听见一点点人的声音，大人的吆喝呀，小孩子的欢笑呀，根本就没有。一路所见，都是黑洞洞的空屋，以及铺天盖地的积雪，感受到的是荒凉甚至破败的气息。

　　天渐渐黑了……你们知道，冬天天都黑得比较早，特别是冬至那几天，在我们这儿，三点多钟就没太阳了。

　　不过谢天谢地，在我快走到屯东头的时候，突然看见了一片亮光。

　　我甚至吃了一惊……

　　亮光是从一扇窗子里透露出来的，并不是很明亮，调子是橘黄色的，带有一点点红。亮光还照亮了窗台上的一些杂物：几个瓶瓶罐罐、一把破扫帚、一双旧棉鞋。还有那些雪花儿，也仿佛全都拥到亮光里来了，一时格外的密集，而且亮晶晶的。

　　我来不及细想，马上走进院子，很快来到房门口，一边拍着门一边大声说：“屋里有人吗？屋里有人吗？”

　　屋里并没有马上回应。我一时有点儿担心，屋里的人也许不会搭理我。不过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有人说：“等会儿，等会儿……”随即听见了脚步声，踏啦踏啦的。我这才放心了。

　　一忽儿，门开了，一个老男人—后来我知道，他叫曲庆祥—站在门里，费劲地打量着我，片刻说：“你是打哪儿来的呀……”这老曲六十来岁，披着一件半旧的羽绒服，身材不高，偏瘦，头发是剃光了之后又长出来的，短短的一层，眼睛不大，脸色看不清楚，感觉有一些皱纹。

　　我说：“我从长春来的。我的车坏在屯西头儿了……”老曲说：“长春哪……我儿子媳妇也在那儿……进屋吧，进屋说……”我用力跺掉鞋上的雪，又浑身上下拍打一番，从老曲身边走过去，进了屋。

　　进屋后我发现，屋里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老女人，一个小女孩。那老女人是老男人的老婆，小女孩是他们的孙女，名叫曲东霞——这也是我后来知道的。曲东霞八、九岁的样子，正坐在炕桌旁边写作业。见我这个陌生人进来，他们都把目光转向我。小东霞梳着两个小辫子，眼神儿怯生生的，让我心里一动。

　　老曲让我坐。我没坐，说明了来意。老曲说：“你看这老的老，小的小，能行吗？”

　　我也知道不行。问他：“屯里还有没有其他人了？”老曲说：“哪还有？全屯子就剩下我们一家了。”他的话印证了我进屯后的见闻，也勾起了我的疑惑，于是我趁机问：“那这些人……他们，都怎么了？”老曲说：“搬走了都……”我松了一口气，说：“这样啊……都搬哪儿去了呢？”老曲说：“哪儿都有。镇里，县里，长春，大连，哈拉滨（我猜是哈尔滨）……反正全国各地，还有搬深圳去的……还有出国的呢，俄罗斯，加拿大，那啥塔吉克……”

　　我注意到，在我跟老曲说话时，小东霞一直看着我们。这时候，她突然接过老曲的话茬儿，细声细气地说了一句：“还有三亚……我同桌刘晓玲，她们家就住在三亚，离这儿可远了……”

　　我看了小东霞一眼，她一下子脸通红，大概觉得自己多嘴了……

　　这个话题我们没有再说下去。我更担心的是我现在该怎么办。如果他们不能帮我推车，我就走不了。这才是我当下必须考虑的问题。后来我想到，在我中午吃饭的那个镇子或许会有修车的店铺，可我又不认识那里的人。我还想到，我要不要打电话给长春的朋友，问问他们有谁认识这边镇上的人。我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都说：“不认识啊……”最后好歹有个兄弟，说他认识这边的一个人，不过不是在镇上，而是在县里，我说县里也行啊，快跟他联系，不然我就要露宿荒郊了。可倒霉的是，他一会儿给我打来电话，跟我说那个人居然关机了。我要了那个人的手机号，亲自打过去，果然听见对方的手机说：“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连播了几次都是这样。我当然不死心，想来想去灵机一动，寻思老曲会不会认识镇上的什么人呢？于是就问他，他的回答也让我失望：“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平常不怎么上那儿去，一年也就去个一两回，置办点东西啥的，我给他钱，他给我货，用不着认识。”

　　你们瞧……

　　这样我就只能住在这里了。我想，如此也好，咱又不是没在农村住过，是不是？有啥呢！我先征得了老曲的同意，然后又跑到屯西头，要从车上拿一些东西……到车跟前一看，就这么短短的时间，车顶棚，车前车后，都积了挺厚一层雪。还有更糟糕的。这么屁大一会儿的工夫，我那破车的水箱居然给冻裂了，地上洇了一片水，已经冻成冰了。当然这都怪我疏忽，这么冷的天儿！不过也不全是疏忽，是我当初另有想法。问题是我压根儿就没想到，偌大一个屯子，竟然会没有人住……

　　我从车上拿了一些东西，照相机啊，充电器啊，总之是一些比较贵重的，其它的就留在车上了。我把所有的东西统统装进一个背包，再次来到了老曲的家。

　　就这期间，老曲已经给我安排了住处。

　　他家有三间房，东西屋，加上一间外屋地—东北农村的住房基本都是这个格局。我被安顿在西屋。老曲说：“这屋子一冬天都没住人了。我刚往炕洞子填了些柴禾，先把屋子熏一下子。还得等一会儿，炕一热乎就行了……”他还把我带到西屋，让我看了一眼。农民还是实在啊！

　　直到这时，我们才互通了姓名。

　　也知道了这个屯子的屯名儿叫走马川。

　　我还在他家吃了晚饭。

　　这些过场就不细说了……

　　在吃饭的时候，我了解到：老曲的儿子和儿媳，一直都在长春打工，已经十几年。据老曲说，高中一毕业，儿子就出去了，当年考大学没考上，又死活不肯留在家里，说在农村没啥出息。说他儿子去过好几个地方呢，松原市，四平市，青岛市，还在北京呆过一阵儿，都没找到合适的事情做，最后才在长春市落了脚。跟他媳妇——就是东霞的妈妈——也是在长春认识的。后来两人结了婚，又生下了小东霞，可是因为没有条件，不能带在身边，就一直把孩子放在老家……

　　我想到屯子现在的模样儿，当即问老曲：“那孩子上学咋办？咱这走马川，还有学校吗？”老曲说：“早先是有的，后来给撤了。屯里的孩子越来越少。撤了挺多年了都……”这时候，就像我刚进来时那样，小东霞又接过了老曲的话茬儿，同样是细声细气地说：“我们学校在别的屯子……”说完，也像当时一样，一下子又红了脸。老曲说：“那屯子大一点儿。哪旮儿是村政府。这几年，人也越来越少了。照我看，说不上哪一年，也得把学校给撤喽……”我又问：“那个屯子……我是说村政府……离走马川远不远？”老曲说：“反正不近便，五里地是有了……”

　　据老曲讲，这五里“地”，除了刚上学那会儿，他陪着走过一段时间，那以后的每一天，都是小东霞自己走，已经走了快两年。无论春夏秋冬，也无论刮风下雨。其他季节还好说，一到冬天，天就短了，亮得迟，黑的早，要想上学不迟到，一大早就得出门。早上天又冷，身上必穿得鼓鼓囊囊，再背一个大书包，人就显得特笨重。有时候，在小东霞出门后，老曲会悄悄地在后边目送她一段路，看见她那小小的身影，在雪地上孤孤单单，一摇一晃，越走越远……

　　听老曲这样一讲，说实话，我当时很不是滋味，也很替小东霞担心，你们想想看，她这样一个小女孩儿……

　　还有，说到东北的冷，没来过人可能不清楚。最冷的时候是下雪之后。若在寒冬腊月，人只要一离开屋子，你身上的那点儿热乎气儿，立马就叫无边无际的寒冷给吸走了。

　　不过我听老曲说，他们家也不会在走马川再住下去了，儿子已经跟他商量好，春节前他们就要搬家，全家人都搬到长春去。说儿子已经买好了房子，两室一厅的（老曲说，还贷了挺多的款……没办法，慢慢还吧），还把小东霞上学的学校也找好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主要是为小东霞高兴。我真的很担心，她这么小的一个女孩子，一旦在上学的路上发生点儿什么意外怎么办，这种事不是没有，在爸爸妈妈身边，就安全多了。

　　吃过晚饭后，我跟老曲又说了一会儿话儿，东北人叫唠嗑儿，有一搭无一搭的，不知怎么说到了走马川的过去……

　　老曲说，他就是在走马川出生的，在他小时候，这儿还叫“合作社”，全称是：“走马川农业生产合作社”。几年后又改为生产队，归××公社和鸿星大队管辖，全称是：“××人民公社鸿星生产大队第一生产小队”，简称“鸿星一队”或“一小队”。最多的时候，队里共有男女社员两百多号人，一般的人家都有两至三个社员，多的有四、五个。他说他当年还读过初中，不过没读到毕业，就回来当了“社员”。

　　照老曲的说法，走马川的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有了，最早是一片荒草甸子，是女真人的牧马地。当时有人在这里搭了几间草窝棚，供临时休息之用，平常并无人住。那时候人烟稀少啊。到了清朝初年，才有一些兵丁在这里建了房子，仍然放牧马匹。后来有一天，这些人又全部撤走了。正式在此处建屯立户，似在清雍正年间，第一个在这儿开荒种地的人姓唐，叫什么名字我忘了。打那以后，屯里的人口就一天天多了。老曲说，这都是他听老辈人讲的，真假他也说不太准。

　　老曲还说，前些年这屯里还有几户唐姓人家儿，前几年才陆续搬走，有的搬县里去了，有的搬市里去了，有一户搬到上海去了……

　　跟老曲说完话，大家就休息了。老曲把我领到西屋，指着炕上已铺好的被褥说：“呵呵，将就一宿吧……夜里解手，外屋地有尿桶……”我说：“谢谢老哥儿了，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

　　老曲离开后，我就钻进了被窝。折腾了一整天，我还真的有点累了。这时候，炕已经热上来，褥子、被子都热烘烘的，一躺下去，非常舒服，舒服极了。这让我想起了当年插队，在青年点儿，就睡这种火炕。几十年过去，当初的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就在钻进被窝的一瞬间，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我是作家，会写东西，我一定写一篇小说，题目就叫《热炕》。太有意境了，是不是？如果写不成小说，写一篇散文也行啊！

　　这个想法还真叫我激动了一阵子，当时就在那儿想，如果写小说，写什么最好，要不就写写我插队那段生活？写一段当年的爱情？或者写写现在，就写我今天的经历？可想来想去，终究也没拿定主意。

　　后来睡意上来了。我现在还记得，临睡前我最后一个想法是：哦，再过几天，这个屯子就完全没人住了，这里就将变成一个空村，房屋会渐渐倾塌，会长满荒草，最终会怎么样呢？会变成耕地？反正，这个屯子肯定就不复存在了，没有了……接着我就慢慢睡着了。

　　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第二天，我又在老曲家吃了早饭。吃完饭，立刻给朋友的朋友打电话，就是那个住在县里的人。不料这次倒异常顺利，一拨就通了，对方很快接了电话。我讲了一下情况，对方让我等着，他马上安排。快到中午的时候，朋友的朋友来了，带了一辆拖车，把我那破车拖到县城，换了一个水箱，其他地方也检修了一下，花了几千块钱。

　　对了，第二天起床以后，发现雪住了，天也晴了……

　　另外，在离开老曲家的时候，我曾经拿出两百块钱给他，权作宿费和饭费吧。他却死活不要，连说：“这算啥呢？这算啥呢？……”看他这么坚决，我只好悄悄把钱塞到一个瓶子下面，又加多了两百，在屯西头临分手的时候才告诉了他……

　　还有，那天早上我起床以后，小东霞已经上学去了（那会儿还没有放寒假）。后来老曲送我往屯西头走，在积着厚厚的新雪的街上，我果然看见了两行清晰的小脚印，步幅也很小，一看就是小孩子的……一直走出了屯子……

　　老余停下不讲了，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

　　有人问他：“讲完了？”

　　老余笑了一下说：“呵呵，完了完了！……不好意思，今晚整个儿就听我‘白划’啦！”

　　片刻，一位作家说：“我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有人统计，现在我们每年都要消失一些村庄，起码几十个……”

　　一位作曲家接着说：“是啊，这篇文章我也看了……那么会不会……我是说，再过若干年，那会怎么样？”

　　这时，一位诗人忽然从座位上站起来说：“老余讲得太好了……我即兴写了几句诗……想给各位朗读一下，好不好？”

　　没等大家说“好”，诗人已开始朗读了。

　　诗很短，只有7句：

　　一个女孩儿走出了村庄

　　这是最后的村庄吗？

　　小女孩的足迹，似是一首挽歌

　　献给炊烟和屋檐

　　歌词里，有不灭的月亮和灶火

　　不灭的灶火啊

　　燃烧在我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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