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仁发

　　接到《红岩》的约稿信，就一直犹豫，真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能回到二十多年前的那个现场。印在刊物上的铅字，尽管看上去纸张发黄、粗陋不堪、模糊不清，但毕竟还是可确证的东西。而能保存下来的记忆是十分可疑的，我不大敢依赖它。还有可靠点的踪迹那就是当年的书信了。于是，写这篇文字之前先是翻箱倒柜、翻遍犄角旮旯查找那些信件。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足足耗去我三天的时间，总算找到了一些白纸黑字。

　　那些年我在《关东文学》主事，这个刊物是吉林省最小的一个省辖市—辽源市文联主办的。说到这个城市之小，有不少人搞不清它属于东北的哪个省。连格非写给我的信，信封上都是写的辽宁省辽源市。我是1985年在《关东文学》这个刊物就要夭折时，把一个要啥没啥的杂志接到手的。起初的三个月连工资都没有发，更不用说其他了。主事的当务之急是解决钱的问题。那年月小报盛行，我们就以刊物增页的形式做成文摘小报，一卖就火得一塌糊涂。杂志社的窗户都被来批发小报的商贩给挤破了，原来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的小贩立马就改行，变成卖小报的了。接下来就把《关东文学》的刊期由季刊改为双月刊、月刊，然后编成一期通俗，一期纯文学，当时被称为“阴阳脸”。我们自己的说法是“以文养文”、“以刊养刊”。通俗的每期发行量不断上升，由开始的二三十万册，逐渐达到最高峰的七十万册。朱大可1987年10月7日来信肯定：“《关东文学》能以现在的方式生存，在俗文学与先锋文学之间跳宕，大概是极聪明的。”八十年代是文人缺钱的年代，当年，欧阳江河为几个诗友办一个地下刊物想弄两千块钱都没办法，给我写信说：“这年头弄钱对文人来说太困难，所以有个弄钱机会就不能放过。”为忽悠我帮忙弄点银子，老兄说：“你在东北挺有办法，最好能设法为诗坛办些大事。我预感你今后的作用会与晓渡不相上下。”张小波在1986年11月写信来要样刊时直言不讳地说：“我穷困潦倒，开稿酬的话，走点后门吧。一笑。”

　　钱是不缺了，就开始琢磨在纯文学上做点事吧。怎么让一个偏处东北一隅的小刊物弄出点响动呢？看来走平常路肯定是不成的。也许真的是年轻，有股敢想敢干的冲劲，于是在1986年第4期，《关东文学》就策划编发了一个探索文学专号，其实是个先锋文学的专号，担心直接叫出来惹来麻烦。这一期专号上有李劼、鬼子（当时叫廖润柏）、洪峰、董立勃、郑万隆的小说，有顾城的诗。顾城来信说：“遵约寄上我和夫人谢晔的稿子，请赐教。祝专号成功。”或许是因为挑剔，这一期上只发了顾城的《没有注满的桶》等五首诗，谢晔的诗居然没给发。当然，这一期最显眼是主推的一个栏目—“第三代诗会”，其中的第三代诗歌有李亚伟的《硬汉们》、马松的《我们，流浪汉》、万夏的《波尔卡》、胡冬的《朋友们》和郭力家的《特种兵》、邵春光的《等在你往回走的路上》。在这一期刊物的卷头语中说：“本期的第三代诗会，可视为正在成长之中的南方、北方第三代诗人的一次检阅，他们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亚伟在1986年9月20日的来信中评价这个举动说：“外出方归不久，才看到《关东文学》，谅！第三代人首次在国家刊物上露面，使朋友们极其兴奋。现闹第三代诗的很多，但总是散的。《关东》给散沙们聚了一下，大家很提神。”这算是《关东文学》与第三代诗人之间渊源的开始。到了1986年第6期的《关东文学》，在第三代诗会栏目中，张小波的组诗《白洞》、朱凌波的《苦夏的鳞片》、宋强的《长生镇》、宋瑜的《壁虎》等一起登台亮相。转过年来，《关东文学》的第三代诗会栏目继续招兵买马，1987年第2期上，又增加了二毛的《灰色猫》、宋渠宋炜的《镜子世界》，还有我自己以笔名示人写的组诗《灰色屏幕》。1987年第4期有李亚伟的《酒之路》、《夜酌》、《回家》、《古代朋友》等都与酒有关的诗。在亚伟给我的信件中，有好几封都谈到喝酒的话题。一次说：“有机会见面，非大喝一场不可。”后来我要去四川了，亚伟给我开了一张喝酒的路线图，告诉我：“你来会很好玩。我还不知你是否已出发。在成都定去杨黎（成都新二村一幢五门四号）、胡冬、万夏（成都物资局宿舍）几哥们处。这是咱们的亲兄弟。”可我到了成都，由于时间紧张也没能按这个路条行事，重庆那边也没去上。我和亚伟的第一面直到多年后在北京的惠侨饭店才见上。那次倒是真的大喝了一场。编了几期第三代诗会栏目，觉得不怎么过瘾，于是在1987年第6期就搞了一个第三代诗专辑。在这个专辑中有张小波的《大音》、陈东东的《非洲的饥饿》、二毛的组诗《黑花圈》、李亚伟的组诗《南方的日子》、何小竹的四首《静坐》《旅行》《暗藏煤油》《最后的梦境》、马松的《杀进夏天》、宋渠宋炜的《有月亮和水和女儿的诗》、尚仲敏的《月儿弯弯照高楼》、翟永明的《生命》和《噩梦》、孟浪的《宗教》《小品》《生活》、唐亚平的《我如此孤寂才如此独立》《和你唠唠》、梁乐的《擂台》、杨黎的《开始》等。除了诗歌作品外，这个专辑上还发了李亚伟的莽汉诗歌回顾文章《莽汉手段》、朱凌波的《第三代诗概观》，算是个理论上的配合。亚伟在寄来《莽汉手段》时说：“老实说，这算什么文章呀！挺糟，但咱们这种人能静下来‘回顾’一下，也算难得了。莽汉们写文章挺困难，且难为情。就这样。‘第三代人’尤其需要理论建设，可那些能写的家伙不知都干什么去了。”其实在这个专辑之前，《关东文学》就请唐晓渡写了一篇关于郭力家的诗论《第一滴血：冒充的英雄和本真的自我》，同时刊发了王晓华的《现代主义诗歌概论》，理论上的自觉意识还可以说有那么一点。在1987年第6期第三代诗专辑中，编发了韩东的四首诗《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你的小屋》《逝去年代里的诗人》，我曾误以为《有关大雁塔》这首诗最早是在这发表的，后来知道《中国》在1986年7月号已发表了一次，不过是我没有看到。我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87年诗选》收选的是《关东文学》发的《有关大雁塔》，就以为这首诗不会是重复发表的了。

　　1987年《关东文学》举办了一次评奖活动，第三代诗人中有郭力家的《特种兵》获得优秀奖，李亚伟的《硬汉们》、张小波的《白洞》获得佳作奖。在当时的背景下，能把奖给这些人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亚伟自己都不大敢相信，他1987年12月31日来信问我：“听什么人说我在贵刊获了奖什么的，可是真的？”《关东文学》1987年12期的封二上刊登了一张我在颁奖会上宣布获奖名单的照片，万夏看到后给《关东文学》的编辑张旭东写信说：“见了封二宗仁发的样子，我们都吃一惊。不过也就彻底放心了。”或许那时的我留着长长的头发和一脸胡子，和他们想象中的我对不上号。

　　1988年第2期的《关东文学》第三代诗会栏目中出现了宋琳、陆忆敏、王寅、大仙、刘涛的作品，使第三代的阵容又壮大了许多。第三代诗在《关东文学》的高潮应是1988年4期的“中国第三代诗专号”。这个专号的策划应该说和李亚伟也有关系，1987年10月2日他在海南岛给我写信就提出了这个想法：“到现在，《关东文学》无疑已和第三代人诗歌运动不可分割了。《关东》的影响挺大了，第三代人诗歌也和她一起，影响得到了迅速的扩散。但最近有种不过瘾的预感。第三代人乃是一团乱麻，假的东西也渗入得太多，而且越来越多的第二代人、第二代本人以及其他阳痿患者假装成新家伙，但他们不能勃起，这种良莠莫分的局面严重影响了新诗的正常发展，有如朦胧诗后期，一种好的发展趋势被迅速软化，搞得苍白无力。大家都希望第三代人能再次突破，创作和理论达到一种新水平。我和杨黎商量了很久，打算把第三代人中，从前期到现在的最有影响（主要是已经很有影响但至今未见天日）的作品、理论找到一起寄给你，看能否集中出现（或特号或专栏）以刺激更优秀的诗人和作品出现。请参考。这不过是个想法而已。”一个多月后，到处流浪的李亚伟找到了一个他自己认为是“适合自己的工作”—酉阳新民街OK火锅店。不知若干年后，亚伟在成都宽巷子开“香积厨·1999”是否由此埋下的种子。这期间李亚伟写来一封信询问我的态度：“我和杨黎在泸州（此处可能有误，看前信应是在海南岛写的）喝大曲时给你写过一封信。那建议不知怎样。滥酒已经不时髦，流浪也不时髦了。想来想去，干脆躲起来写一段时间再说，今年我提笔少。难受。”李亚伟、杨黎的建议对《关东文学》1988年4月的专号的诞生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实际上1987年初，亚伟就差不多可以算是《关东文学》的编外编辑了，他义务帮刊物组稿兼代办发行。他在信中这样说：“寄来梁乐、马松二位近作，看能否给贵刊‘第三代诗会’增些拳路。贵刊影响日渐增大，成都一些家伙常打听如何买到。多寄刊物（十或二十份）给每个发诗（小说）的作者，从稿费中扣除。这办法不知怎样？”一个天天喝大酒的亚伟能想得这么细，今天读到这个地方，我仍是感动不已。不光是亚伟把《关东文学》当作自己的刊物，杨黎也献计献策说：“我想提个建议，贵刊搞流派介绍，第三代诗人群的又一个特点，就是自觉的流浪意识。朦胧诗就没有流浪。现在，可以被介绍的流派少说有非非、他们、海上、城市诗派、体验诗派、整体主义等等。”还有郭力家，在1987年12月的《关东文学》上他的名字印在刊物上，名分就是特约编辑，当然是不拿分文的。说到这期专号，好玩的是组稿时竟是给每个作者拍的电报，我早就忘记了这个细节，是从好几个人的信中看出的确如此的。万夏在信中说：“拍来电报的时候，我正在远离成都的沐川山中（渠炜家），电报是家里人再拍来的。而我的稿子全在家中，只得临时在宋氏这里找了这组诗。照片也是加急在相馆照的，很差，本人比此照可以得多。”这期专号的封二、封三上发的都是本期专号作者的照片，那时刊物是铅印，照片是烂锌板的方式做的，效果和现在的印刷没法比。不过万夏的那张照片印得还算清晰的。那年月的第三代诗人不是有点自恋就是害羞，宋强在回应这期专号组稿时说：“电报收到，谢谢！按照电文上的要求写了一段话，不知妥否。连同照片一起寄出，照的不好，羞见人哩。”亚伟似乎有种大无畏精神，他说：“进像馆恐来不及了，随便寄一张。又无心于媳妇。管它呢。”二毛接到电报寄来稿子时信中写道：“外出方归，电文昨晚才看到，很激动。迄今为止《关东文学》是我们第三代人和真理和铅字一起成长的唯一一家刊物。为此我们佩服你们；为此我们充满欲望。”二毛是个有前瞻爱好的诗人，早在《关东文学》第一次开设第三代诗会专栏时，他就给予这样的评价：“第三代诗人将与铅字在《关东文学》上一起成长，‘第三代诗会’将推出中国诗坛又一次高峰，就像你们在86年4期卷头语所说，时间会证明一切！”宋琳在1987年底时对《关东文学》是这样赞誉的：“我也常读《关东文学》，的确很喜欢，这是《中国》之后真正的现代主义阵地。”何小竹1987年9月6日信中说：“诗歌正处于一个诗歌史上从未有过的关键时刻，贵刊能够在这个关键时刻起到非凡的作用，将为人们所永远记得！”八十年代的文人们不怎么吝啬赞美，同时都愿意慷慨相助。1987年10月6日《中国》停刊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王中忱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关东文学》一帜独起，在京中已经引起许多文艺界朋友注目和议论了，因此想到给贵刊推荐一篇稿件。《北岛诗歌的世界》，作者、译者都是我的朋友。作者是永骏，日本年轻的汉学家，《北岛诗选》日文版的译者，对中国新诗潮极关注，贵刊有关第三代诗会的资料，我都曾介绍给他。如他的文章能在贵刊发表，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在此信的后面中忱先生又补充说：“贵刊如想有系统地介绍国外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评论，我亦可以帮助做些工作。”后永骏的《北岛诗歌的世界》发表在《关东文学》1988年2月号上。

　　大家期盼的《关东文学》1988年4月的“中国第三代诗专号”终于如期而出，专号上开篇的是李亚伟的《酒之路》的第一首：岛，第二首：陆地，然后有杨黎的《怪客》《后怪客》《十二个时刻和一声轻轻的尖叫》，有宋琳的《城市之二：疯狂的病兆》（外五首），有陈东东的长诗《红鸟》，万夏的就是在宋渠宋炜那里临时找的《给S氏姐妹的抒情诗六首》，有尚仲敏的《现状》（外三首），刘涛的组诗《手写体》，开愚的《诗九首》，宋强的《微音》（外二首），二毛的《再莽汉诗选》，杨小滨的组诗《险境》，马松的《在冬天》。还有车前子、一村、周亚平的三人交换诗选。每个人的作品前面都配有一个创作谈。今天回头看来，这一期《关东文学》仍可谓是中国第三代诗的一大独特景观。

　　做完这期专号不久，我就调到《作家》杂志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