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渔是一个下黑棋的人。但生活和棋盘不同,在生活中,执黑者不仅没有先行的优势,更需要一直承受着贴目的负担。如果你选择了写诗,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写诗而养成了各种不平则鸣的毛病之后,你将只能和朵渔一样从负数出发。
四年过去了,从《追蝴蝶》到《最后的黑暗》,他需要贴出的目数不减反增,但这并不是因为落于后手的追赶无力,而是选择下白棋的对手越来越多,在追蝴蝶的十年里,他对抗着虚无美学、肉体绷带、个体锁链和政治强吻,中年之后,他更加深入“时代的野猪林”,(《最后的黑暗》)也因此面对着更多捕快的戒刀、暗哨的窥伺和猎手的吹箭,物质泥潭、政治铐镣、庸媚俗恶、自我折磨的精神内视,进至壁立于前的大儒先哲,都先后成为他的对手。更甚至,他在和白棋弈争的同时,还需要和大片的普遍的旁观者一同对局。
“前几年我还说自己曾看到过蝴蝶的翅膀,但现在……我要再找找看,应该还有更美的”,(《最后的黑暗·后记》)在当今诗坛上,朵渔既师出名门又早慧成名,早已具有躺上供案享三牲的资格,在与他同期写作的多数人渐消的身形相对照中,他的持守前行虽然并不是这个时代唯一可供我们前视的背影,但我们对守节不移的愚形之美发出赞赏理当胜过对弃子成活的手筋们进行奉迎。当然,把他的这种守持放上道德天平称量对他来说可能反而是一种轻佻,他也许更愿意把自己的行为称作盲人的勇气。他为了获得“更美的”约见,不惜自沉暗黑,把羞耻加诸自身,请出黑暗之神对自己执法,从而得到“前行的曲线再一次被他抻直”,(《列国》)在坚定的内视自省中,他取得的不仅是诗艺上的成熟,更是在诗歌精神上拒绝了低水平对手向自己发出的重复约战。当我自修正取代自我沉迷后,就会发现“有人(或者说是多数人)在修辞上撒谎”,(《说耻》)摒弃了轻浮的修辞之蓝,才会获得向追蝴蝶中况味的虚无之美宣读解约的可能;而“西学是一种偏见,中学就是一种无用”,(《诗无用》)尽信书不如无书,在斗室中再读了一个大学的朵渔,没有捡起旧砖就砸向今人,而是在省视自我的同时对前贤的定势进行反复推敲细审,从而在不断的质疑和发问中接过了大师们唯一的遗物—求真的权杖。
有个朋友曾经把诗人比喻成豪猪,称放弃写诗即是拔去满身的刺,在刺拔去之前,痛的是外界,去刺之后,痛的是自己。性情友善而安静并且愿意信任爱还存在的朵渔,并不适合批上豪猪张扬的暴力,他更像一只防守着的刺猬,在发现危险逼近的时候才举刺自卫,在诗集《最后的黑暗》后记中他自述道:“这几年我就干一件事:写诗……我更愿意自己一个人躲起来,或者把深渊挖得更深一点。”藏匿躲入和挖行潜深,正如同刺猬收紧了自身,却又因为收紧而亮出了更多的刺,扎得现实和历史都是痛点。他写小诗而说大事,听巴赫泪落如雨,举起羞耻捶击肉身,在冬天来了也不忘记说谢谢,和古人对话着今朝;这个把历史的流觞收放在祭奠的酒杯中哭泣的男人,在大雾的清晨感恩着身边普通一切的男人,他挖出的深渊是否真的通向黑暗?我们是否应该向这个用自己的下行逆推着我们,令我们的坠落减速的男人也说出两个字:感谢!
如果说《追蝴蝶》是朵渔在诗歌中布局的十年,那么在《最后的黑暗》中,朵渔无论是从人生体悟还是诗艺展现都已渐入中局,“高者在腹”,中盘之战的万绪千端更体现对局者的棋力深浅,朵渔的诗艺在中年之后更渐趋显成熟的收放自如,视野宽阔的大局观之下是细腻的局部妙手。在古代,有行吟诗人的说法,在朵渔最近些年的写作中,且行且诗也是常见,他的诗步时时出人意料,很少写出按部就班只此一招的陈规,也通常都不局限在就事说事的小局部中围空,兴起而赋,指东打西,喜笑怒骂中信手拈来,以漫谈式的松弛应对叙述时代的拘谨,既口语,也学院,或典故,或俚俗,一首诗常常在不同语境中迂行折冲,穿插交织如无数人跳着同一根橡皮筋,有起有落,有松有紧,甚至还会有皮筋突然断裂时的奇袭。不满足于一鸟在手,宁可寻千鸟于林,这种面对技艺的求精思变态度让他的诗很少拘于一体,时变而常新。当然,他的诗也明显有别于古典的吟诵风度,保留着行者的旅思而拒绝吟咏的拈须雅态,他更愿意“在舌头上寻死,在笔尖上流亡”,(《巢—宅》)拘肉身于斗室,逐精神于旷野,用隔着玻璃的冷静辨析着世俗的花丛和雨水。
朵渔的执黑并非出于对黑本身的迷恋,而是拒绝成为在广场上悠闲欢聚的一员,当所有的和平鸽在散步中收集满落尘,把白色改成灰色之后,他无可选择地只能穿上皂衣,以让更多清洁的雪落在黑色的肩头。在雪的沐洗和擦亮后,他落桌于棋,并且从此执棋无悔,与“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洒然相比,污衣以伺未了的世事,不惜肉身不忌骂名,是更深沉更持久的爱,在朵渔的诗里,爱是人类世界的最后一道城墙,如果说大多数人像沙滩一样热爱,用母爱的平坦和柔软接纳承受着生活的恶浪,那么,朵渔对人世的爱则如严父,用鞭笞筑守着防波堤,因为热爱,所以阻拦。
聚墨成池,坚持落子的人守过寥落的初局后,后手也可以走出领先,孤子也可以成势,先成厚味而后得行棋的自由,人生尚远,棋局漫长,日落一子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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