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当下的中国文化中，没有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像文学这样英雄气短了：曾经作为社会精神的中心辉煌一时，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波澜壮阔，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回想起来依然令人神往，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文学边缘化或者是文学终结的论调越来越响亮，尽管文学以世纪末盛大的狂欢走向市场，也没有因此赢得人们乐观的看好，反而被认为是文学终结前的回光返照。文学不再作为社会的中心而存在，当代社会的各种实践早已是脱缰的野马，超脱出了文学的掌控，早已跑得不知去向，当下的文学已经是难以望其项背了。这位曾经行走在茫茫大地上的顶天立地的英雄，匆匆中迎来了美人迟暮的沧桑。文学，似乎正在无可奈何中走向边缘化甚至走向了终结。
1、销量和点击率，文学载体的生命线
至少在近代以前，文学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神圣的光环会有黯淡的一天。从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到曹丕喊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的地位就不断攀升。进入科举之后，文学在政治的庇护之下，与官员的仕途扭结在了一起，诗词成为士子应举的中心，从庙堂之上的鸿儒到青楼之下的女子，“出口成诗”使文学一派欣欣向荣。在政治权力的干预之下，文学从来不用担心他的读者，实际上，那个时代的文学也不需要太多的读者。在文学成为晋身的阶梯之后，人们更看重的是什么人在读文学，而不在乎有多少人在读。从某种意义上，文学的边缘化实际上从科举废除，报刊杂志的兴起之后就开始了。科举的废除，传统的读书人失去了晋身之路，诗词不再与政治前途相关，文学家逐渐远离了社会思想的中心，文学头上的神圣光环便在一点一点的褪色。报刊杂志的兴起，让从政治战场上退下来的文学家真正找到了舞文弄墨的场地。在这一块场地里，文学与政治的联系减弱了，在某种宽松的环境之下，政治对文学甚至是放任自流的，文学家由古典时代的入仕者实现了向以卖文为生的商人的华丽转变。这一转变本身就意味着文学的某种溃败，从此以后，文学家面对的不再是政治的前程，而首先是经济的效益。文学的阅读对象不再是某个目的明确的政治对象，而是一个个面目逐渐模糊的无名读者。正是这一个个的无名读者，变成了报刊杂志的生命线，也变成了文学家的生命线。在封建大一统时代，作为官员的文学家，国家的奉养解决了他们的经济后顾之忧，卖文为生以后，报刊杂志的销售量就直接影响到需要直接面对经济生活的文学家，报刊杂志的销量成为了杂志社的头等大事，写作迎合读者的作品就成为了文学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曾几何时，从报刊杂志的兴起开始，多少满怀着政治豪情的人折戟在杂志的销量不好上，因为销量不好而被迫倒闭的报刊杂志成为了常态。
网络写作开启之后，在那片虚拟的空间中，网民的关注度成为了一个文学网站是否能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吸引网民的点击率成为了维系一个网站的生命线。报刊杂志的出现使文学写作的观念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从以作者为中心转向了以读者为中心；网络的出现使文学的写作方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变，网络门槛的降低，白话文的成功推广，诗体的解放，使得只要稍懂文字的人都有了寫作的可能性。在这种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的时代里，人人都有着追求表达的欲望，寻求表达的快感，在信息、符号泛滥的当下，欣赏的敏锐感在大幅下降，文学面临了一种极为尴尬的状态，我们不是缺少文学家，而是缺乏读者。于是，无论是网络写作还是实体写作，文学边缘化的表征都是从读者的胜利大逃亡开始，从全国文学期刊订户、文学出版物销量的大幅度下滑开始。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一般的文学刊物就有十几万的发行量，那时的文学作品，起印数都在万册以上。今天，全国最具权威的文学刊物订户不过十余万，一般纯文学刊物最好三五千份。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许多文学期刊因为销量的原因引起经济难以为继而纷纷改刊或者是倒闭。网络写作同样哀鸿遍野，网络写作表面上一片欣欣向荣，网络作家层出不穷，网络话题推陈出新，从“玄幻”到“清穿”，网络文学引领着一个又一个的写作势头，在这一片向好的势头下面，掩盖不了的是网络文学写作的随意性、情绪化宣泄及其没有底线的恶俗化，网络文学的产出每天都以千篇计算，但被承认成为精品的却极少，甚至到现在为止，在许多评论家那里，网络文学还是一个不被承认的概念。
2、防止被边缘化：观念的较量
从大众媒体兴起以后，文学的边缘化与防止被边缘化就展开了拉锯战。从社会的整体思潮来看，文学显然是逐渐走向了社会的边缘，但对一份文学杂志来说，边缘化就意味着不被读者认可，意味着销量的下降，意味着生存的维艰，于是，从一份杂志诞生开始，它便在自觉的抵抗着被边缘化。文学杂志要防止着被边缘化，就必须要考虑到读者市场，所持有的文学观念与读者的文学观念相一致。文学杂志之间销量的竞争就表现为文学观念是否与读者文学观念贴近的竞争。还记得著名的《小说月报》的改版吗？诞生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小说月报》，其早期撰稿人主要来自于清末的旧式文人，而那时候的读者大都还沉浸于旧有的文学观念中，抱有着“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的观点，处于将小说看作是消遣品不登大雅之堂的阶段，随便翻开已显发黄的《小说月报》，其上一则广告有云：
惟一无二之消夏品：夏日如年，闲无事求，所以愉悦性情，增长闻见，莫如小说，本馆年来新出小说最多，皆情事离奇，趣味浓郁，大足驱遣睡魔，消磨炎暑，兹特大减价，为诸君消夏之助。
在这里小说成为了驱遣睡魔的消夏品，考虑到《小说月报》在当时文学杂志界显赫的地位，《小说月报》持有这样一种文学观念，实际上代表着当时一般文人看待文学的观点。从当时那么多小说作家除了有名的几位，要么是不署名，要么是署别号就可以看出来其实在当时文人的心里，仍然是把小说看作是微不足道的。这样一种文学观念仍然是古典文学时代的文学观念。而这种文学观念恰好与当时读者的文学观念相符合，于是我们发现早期的《小说月报》行销一时，销量不断攀升，高的时候每期过万，在民初的文学杂志中独放异彩。然而，任何一种观念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改变，特别是读者的漫不经心的阅读态度极易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到了“救亡”与“启蒙”相继诞生的“五四”时代，文学成为了一种革命的工具，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出“三大革命”的呼声，胡适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在那个充满激情与青春的激进时代，面临着“救亡”的现实，读者的观念一夜之间从文学消遣人生转变为文学救国救民。在这场观念大转变中，《小说月报》的观念显然落后于时代的观念，于是，在“五四”的大潮中，我们看到发出时代强音的不是老牌的《小说月报》，而是后起的《新青年》。《小说月报》的大量读者纷纷被《新青年》、《新潮》等杂志所抢走，在1920年代初期，《小说月报》的销量一度跌至两千份，面临着被商务印书馆撤销的危险。在面临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面前，商务印书馆对其旗下包括《小说月报》在内的杂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从主编、编辑理念到发行模式进行了全面革新，茅盾主编《小说月报》，对被讥为是“鸳鸯蝴蝶派”大本营的旧式《小说月报》改头换面，将其带回了为人生而艺术的新文学轨道上来，使其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阵地。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改，《小说月报》的销量一度又飙升至每期上万的骄人成绩。在这一场争夺读者的无声的战斗中，背后隐藏的是观念之间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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