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者

　　谈到“红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一块红色的石头,引申一下人们会想到那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石头。后来,出版了长篇小说《红岩》,人们会认为你说的是《红岩》小说,还会给你讲小说里的故事。说有个江姐,现在看来那可是美女,她面对酷刑不怕毁容,坚贞不屈,简直是酷毙了。这样谈《红岩》小说中的人物会让你大跌眼镜吧?《红岩》小说让“红岩”更红,红遍大江南北,不仅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还影响了80后和90后,只不过他们谈起《红岩》小说中的人物时,完全是一个新的视角了。我相信小说《红岩》的发行量是现在任何畅销书都无法比拟的,畅销书再火也红火不过它。

　　可是,当你不谈小说《红岩》,也不谈用革命鲜血染红的那块石头时,连健谈的80后都失语了,不知道和你说什么了。当我说起一本叫《红岩》的文学杂志时,很多人就会摇头,连采访我的记者都会说没看过。《红岩》杂志可是一本历史悠久的文学杂志,它的前身是《西南文艺》,在1951年创刊,1956年更名为《红岩》文学月刊,刊名还是郭沫若题的,1959年《红岩》文学月刊停办,1979年复刊至今。

　　难怪很多人不知道《红岩》杂志,因为它头上顶着太多的含义,就像一个人戴着太扎眼的帽子,人们往往忽略了戴帽子的人。说到这里,我不由为《红岩》杂志叫屈,这本杂志的发行量曾经高达三十万份呀, 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双绣花鞋》,《重庆谈判》都是在这本杂志上首发的;就是现在著名作家贾平凹、莫言、张抗抗等也在《红岩》杂志上发表作品。可惜,这样一本文学杂志和全国的其他文学杂志一样都面临着困难。如何让文学杂志扩大发行,使文学杂志走出困境成了同仁们的共同课题。

　　让人欣喜的是《红岩》一直都在走自己的路,那就是善待读者,善待作家,特别是善待青年作家。《红岩》成了文学爱好者走向文学道路的铺路石,“红岩”的硬度能让你放心立足,就此起步,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学爱好者可以通过它而起步。

　　我对《红岩》杂志当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的第一首诗是在《红岩》杂志上发表的,当时我还在西南师大读书,那是八十年代,每一个学生都是校园诗人,可是要发表一首诗那可是千难万难的。由于在《红岩》杂志上发表了一首诗,我被同学们另眼相看,当时就被同学们选为“五月诗社”的秘书长。那首诗坚定了我的写作信心,至今我在心中还感谢着发表那首诗的杨山老师。

　　在《红岩》杂志上我发表了第一部小说,那部中篇小说可以是我的处女作。从杨山老师发表的那首诗到发表中篇小说,这中间整整隔了十年。这部小说是黄兴邦老师的责任编辑,我认为黄兴邦老师是最耐心的责任编辑,一部小说在送审之前他让我改了多遍,每次去他家我们都谈稿子,谈完稿子还在他家蹭饭吃。这样善待一个文学青年的编辑,真的会让人记一辈子。

　　我在《红岩》杂志发表的中篇小说第一次获得了文学奖。那个由成渝两地的文学刊物联合设立的文学奖叫“沃野文学奖”,那个奖对我现在来说也许算不得什么,可是那个奖对我的鼓励简直是太大了,我至今珍视着。

　　从1994年到1995年短短的一年里,《红岩》杂志先后发表了我5部中篇小说,其中3个是头条。当时《红岩》的主编是张胜泽老师,在这么短的时间段这么密集地发表一个年轻作者的作品,这在当时不但要有眼力,还要有魄力。要知道当时《红岩》杂志的来稿那也是堆积如山的,不但本土作者的稿子很多,全国各地知名作家的稿子也很多。当时的《红岩》编辑周火岛先生看了我的稿子曾经提出异议,说一个青年作者怎么可能这么快的一部接一部的向编辑部投稿,而且每一部都很成熟?当我听到这些异议时,我笑了,这些异议反而增加了我的信心。我知道周火岛先生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的,他是著名作家莫言和阎连科的校友,他对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以及眼光肯定是有水平的。因此,我才认为他的异议其实是对我作品的肯定。

　　我至今还记得,我的每一篇稿子都要“三堂会审”,所谓三堂会审其实就是为我召开的编辑改稿会。改稿会在张胜泽老师家里开,参加的人有赵晓铃老师,她当时是副主编;有黄兴邦老师,有周火岛先生。在改稿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可以说对我的稿子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讨论。现在看来,这种改稿会对一个文学爱好者来说真是有点奢侈。

　　在《红岩》杂志上接连不断的推出我的小说,终于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中篇小说选刊》开始选载,其他刊物开始约稿。从中篇到长篇,我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读者。

　　《红岩》杂志是我的文学摇篮,它是我走向文学道路的铺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