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期，我上过两所初中学校。
第一次去的是所有近百年史的老校，校园里有一些古老神秘的建筑，又地处荒郊野岭，寂静中煞是有些吓人。比如说，某位老师宿舍里的床巨大无比，且是一个整体，人们想来想去，判定它一定得在修建这幢房子时就得吊进去。
我们的学哥学姐有打着五星红旗迎接过解放的四九级同学，还有举着标语，参加过五四运动游行的一九级同学，甚至后来，我看到了十九世纪末校足球队的合影照片，那些学哥，全梳着长辫呢！
高高的香樟树上挂了一口铜钟，那是当年随重庆开阜来的外国水兵和学校师生比赛足球时送的纪念品，现在用一根绳子连着钟摆，由一位负责收发的老头把握，钟声一响，同学们就得起床，上操。
过去这座学校是英国人开的，大部分房子也是那时代建的，而男学生宿舍则是六十年代师生们通过自己的劳动，用石灰岩石砌起来的三层筒子楼，称为干打垒。轮到我们住校时，干打垒已经有几年了，一年级新生都住在底楼。
班主任老师姓黄，黄老师也是我们的语文教师，讲课很有吸引力，他在课堂上给大家讲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在说到内因和外因的关系时，举了个例子，问一个人在夏天很热的时候是希望来一杯冰镇的水，还是需要冲个痛快的凉水澡。
这个问题引起了同学们的热烈讨论。
在学校安排下，黄老师带着我们学工学农，还学扎针灸，采中草药。一位同学在晒草药时从房子上摔下来，伤势严重，黄老师急得一直把他背到医院，然后悄悄对我说，要弄点钱来。我跑回学校，向认识的老师要钱，大家都给，同学们也捐了，记得那次师生一共凑了二十多斤粮票和二十几块钱。
有天晚上学校放露天电影，同学们都看去了，我和孔祥立呆在屋里没去。整幢宿舍楼没有其它人，我俩把灯关了，躺在床上小声聊天。
说着说着一阵电波声从窗外飘了进来，我先没在意，滴滴滴嘟嘟嘟的声音持续了下去，我说孔祥立你听到没有，他说听到了。我们都毛骨悚然，屏住气，仔细听起来。确实是电影里那种发电报的声音，而当有脚步声从窗前经过时，那声音就停了，等到脚步声消失，就又开始了。
宿舍外面是条斜坡路，路那边是一片解放前留下的低矮的平房，住着教职员工。其中也有我们熟悉的老师和学校的其它人，后来我去那里看过，一套一的开间，许多煤球炉子放在屋檐下。房舍比较杂乱，有几十户人家。
那天晚上同学们看完电影回来，我们什么也没说，第二天一到教室，我们就一起报告给了黄老师。
听了事情经过的黄老师也一脸紧张，带着我们就去见校长，校长是位很沉稳的老同志，老共产党员，解放前就参加过地下斗争，运动中受到冲击，才刚恢复工作不久。他找了张纸，让我们把经过写了下来，然后我们回了教室。
时间一周一周的过去，冬天来了，寒冷的山风剌骨，许多同学的手脚都长了冻疮。宿舍旁有个墓被附近的农民打开了，里面躺了位安详的裹着清代服装的老人，长长的白发，梳成一辫，寿帽上还嵌了颗绿色的宝石。
人很快被抬走，棺木被做了柴烧，墓也平了，后来还种上了蔬菜。
但是那位老人是谁，他的身世让我们议论了好久。同学们曾经看过一张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的学校足球队的老照片，照片上我们的校友全都是长辫子，老人是我们学校的教师，一九七三级的初中生们谈论起来开始有点色变，突然楼里就闹起“鬼”来了。
有同学深夜看见一个浑身白，白发白须似人的东西在楼梯间晃动，这一传不得了，整幢楼都笼罩在白色恐惧中。有的寝室把臭哄哄的尿桶抢进屋里放着用，可以夜不出门，有的干脆在木门上挖个洞，全当机枪眼解决问题。
见事态发展严重了，学校强力出手，派出工宣队员和年轻老师进入男生宿舍进行破除迷信的宣传，组织同学们清理死角卫生，扫除尿渍，并且对学生的物品进行清理。
那天，政工组长进来看见我的床上有本书，便翻了起来。
我想完了，那是本文革前的《中学生》杂志，正好传看到我这里，内容也不算坏，只是那一期正在介绍女孩子的青春期！
看来校领导也不清楚这书对我们这样年纪的孩子有没有坏处，或者也不想深究，校领导认真翻完以后，只忿忿的甩下句：你们还要看这些东西？就离开了。
我舒了口气。从此，宿舍里的气氛也好多了，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不再相信什么鬼，除非是人装的，直到我转学离开老校的同学，也都相安无事。
转学是因为哥哥们下乡，家里无人值守，我不能再上住读了。尽管黄老师对我要去的城里学校很不以为然，但新学校离家不远，在家里呆到还差十分钟时去学校还来得及，也是很不错的。
教室的下面就是滚滚长江，岸边的河滩上有搬运工和驳船，还有长途跋涉来的纤夫。平时，纤夫们在重庆的码头歇下脚来，就开始做饭。下午课还没完时，炊烟袅袅，可以飘进窗来。
不时有些大船通过时发出的汽笛声和掀到岸边来的浪涛声。这些声音和着学校的读书声，伴随我度过了许多时光。当然也能听到有男同学突然打断课堂的宁静，尖叫一声，喂，你们看啰，下面发生什么了！
读下午课的初中生都争先恐后爬到窗户上去了，有慢一点的还抱着前面人的腿直问啥子，啥子。
夏天的江水已经上涨到了学校的堡坎下，十几位纤夫在木船上脱光了洗澡。他们用木桶舀起浑浊的江水打湿了身体，就开始认真的搓，搓了好一阵，再抹一遍肥皂，再搓，而对特殊部位的搓揉就显得更为细心。让人惊奇的是这些在日晒雨淋下黑泥般的人，脱去长衫或腰裤后，居然也是白白晰晰的。
水起水落，年复一年，在江边讨生活的人都这样，自古以来没人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在恶作剧之后，同学们哄堂大笑，女的立即成了被指戮的对象，以至年轻的女语文老师还红着脸赶紧声明：我啥也没看见哈！
其实我知道的那些纤夫，他们从下游来，粗厚的脚板踩过河砂和乱石，经过重庆时又踩过污水和垃圾，他们不和码头上的人说话，只是悄悄的在河湾后面出现，一列队，一应的长啸，嘿……嘿……嘿……。
遇上前面有必须淌水过去的地方，纤夫也会向戏水的孩子打听：
“落得透不，落得透不……。”仔细听，也不知道这是哪里的口音。
纤夫们开始撩身上的长衫，里面自然是空的，卷过大腿，卷过肚脐，在胸上扎紧，在套上纤绳圈，把纤绳圈又扣在连着木船的缆绳，缆绳是用篾竹编的，不会被水泡坏，人趟过去，绳也就过去了。
纤夫里也有旱鸭子，但即使是会水，这些成年的汉子们也随时面临危险，他们长途跋涉，甚至足迹遍及整个川江流域。夏天赤热的阳光晒得人脱层皮，冬天则与寒风作伴，还要跳入江中。水深水浅，水冷水热，暗礁激流，只有自己保重。
邻居男孩谢国庆比我大两级，初中毕业就要下乡了，他爸爸是从青海来的，儿子要被送回老家去。从小在一起玩，国国决定送我一件东西，那是一对锻炼用的铁哑铃。
在给我哑铃的时候，他提了一个条件，要我陪他去横渡长江，他说那是他回去见老乡的本钱。我答应了，其实他不送我哑铃我也会答应。
那天，谢国庆花了一角钱作船费让另一个孩子提着我们的衣服坐轮渡过了江，我们在石板坡的乱石滩下了水，夏天的水位上涨，水流湍急，不知道游了多少次，我们先在珊瑚坝登陆。
这时的珊瑚坝是个没有人迹的孤岛，春天和重庆主城连在一起的时候，有人在这里的沙土中种上些蔬菜，期待会有收获，但是夏天一来江水上涨很快使其荒芜，偶有泅水者上去摘得几个鸡蛋大的南瓜，塞在裤里游回来，就会惹来同伴或家人的满心欢喜，没人会问谁是瓜的主人。
我们赤脚踏过珊瑚坝滚烫的卵石，野鸟从芦苇中惊起又消失，在干涸的水洼里有晒干了的死鱼。当我们发现外河的岸边有条木船时，便开始跑起来，然后跃入水里，国国和我先后抓住了那船尾湿滑的木舵，船在机轮的牵引下已经离开了岸边。
人拖着急流往上游而去，身体像是要飞起来似的。
“放手！”我们同时喊了做了这个动作后，便离开了木船，瞬间就漂流在宽阔的主航道上了。一条黑色的下水拖轮发现了我们，鸣号，匆匆从前面驶了过去，好像是懒得理我们，又在警告我们。
南岸的岩石更像是在压过来。恐惧开始了，我喊下游的国国，斗水，斗水！主航道上的河谷风很大，嗬——，嗬——，连同翻滚的激浪一起涌来。
事先我们也商量过，不能被冲过海棠溪，因为再往下就是龙门浩的礁石，有巨大的旋涡。为了保存体力，我们都不敢用大把，而是用抬头蛙的姿势向南拼命游去，一把一伸，直游得精疲力竭，游得无法再往岸边靠了，才敢试着把腿沉下去，碰着南岸软软的沙底时，心里一阵狂喜，江水已经只齐腰间了。
再往下游看海棠溪的渡船码头，还远得很哪！抱衣服的小孩居然很快过来了，说，我走了好远路，你得再给我五分钱。国国满口答应并当场兑现。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充满喜悦，国国问，咱们吊舵不算违反规则吧，你们上次游的时候也吊过舵吗？
我说不算啥，没有规则，我们横渡了长江。
已经十六岁的国国临走时，她妈妈给他买了件反绒毛的衣服，给儿子说是穿着就不用再洗，永远都不用洗。
我明白，我也会有那么一件衣服。
父母亲都不在家，我哥也下乡了，我和同学厮混的时间越来越多。
天好热，太阳直晒教室所处的三楼顶棚。我的同桌叫李庭金，他说下午下河去不去，我说走嘛。
李庭金的邻桌是个叫任秀芳的女生，任秀芳成绩挺好，李庭金常抄她的作业，也抄我的，但我给任秀芳说话时总觉得有点不自在，因为她还很漂亮，一说话，就露出羞涩的笑。
她把一张登记照悄悄给我看，问这张办学生证行不行？我赶紧说行。有一次我给教室远处的欧阳光同学扔纸团，结果却砸在了任秀芳的脸上，大家又轰的笑了，任秀芳脸红得把头埋进了桌边，我赶紧逃出了教室。
开家长会的时候我见过她的父亲，一个头发全白的补锅老人，后来我在菜市场又遇上老头，他一把拉着我，说他女儿不在了，拜托我们见着就拉她回来。
因为我当了个班干部，老人才给我说这些，同学们说任秀芳认识许多人，还有男朋友。当我知道这些后，任秀芳已经坐回到我们的邻桌了。瞅着她正盯着黑板的飘浮的眼神，我心想她的成绩为什么那么好，她的心思会是什么呢。
下午，李庭金约了七八位同学下河，原来是打算在水里给新来就当干部的我上上课。一群人互相喊着，下呀，下呀，他们想我的水。较量了一番大家没占到便宜就一起游了，李庭金没下水，他不服气地指着外河高喊：喂，你敢不敢游到河中间去嘛。
李庭金是个小儿麻痹症患者，整个右腿只有碗口粗，无力的搭拉在身上。每当有人问起时，他总是轻描淡写的说小时候得了感冒，他拄着根棍子显得毫不碍事的样子。
我说我懒得跟你们游，也懒得和你说。
至此，李庭金一辈子也没再约我下河游泳，却私下给我讲了不少自己的事情。他说他们老汉是旧政府的宪兵，日本人轰炸时主要是维持防空洞的秩序，工作积极惨了，解放后也很努力，还想加入共产党，只是有规定，不得行。
许多人都知道李庭金的父亲，黑黑的皮肤，一匹瓦的头发遮住上额，目光犀利而专注，不停的盯着人们的脚和手上的活，他的下江口音在凯旋路大石梯一带很特别：
擦皮鞋五分，打鞋钉……
有人说他不是什么宪兵，而是旧时政府的市长秘书。在我的的同学家庭中，旧时代的痕迹自然还很重，共青团组织恢复后我们学校发展的第一位学生团员是位上一年级的女生，我们都去列席她的组织讨论会，生长在红旗下，追求着远大的目标，红红而幸福的脸庞下，她开始读自己的履历表，其父，工作积极，解放前曾经参加过袍哥组织……
那一瞬，好像很多人都看见了女孩子脸上掠过的阴影，感受到她或者台下人内心的尴尬和恐惧。
袍哥，袍哥是什么呢，其实她的父亲过去只是个搓澡匠呀。
在我们的街坊中，时不时冒出些事来。文革初期的一天，从火车站那边过来一位说北方话的女人，到肖师傅的铺里理发，她把孩子从怀里放到旁边椅子上，坐下来自己梳了梳，抓起刮胡刀就把脖子抹了。
这事把肖师傅弄得更糟，他过去也是袍哥组织的人，还当过五排管事，称为五哥，属于段上的监管对象，靠剃头谋生。手艺一般，剃的人也不多，别人收孩子头八分钱，他只要五分。我从小就在他手下剃，椅子太高，他就用装工具的箱子放在椅上，我坐在箱上就能够着镜子了。
从此铺子关了，谁也享受不到他笑眯眯的态度了。现在学校开批判大会时，段上常把一些称为几类人的人集中过来受教育，肖师傅也在里面，当了初中生的我偷偷瞟他一眼，他也看我。
让李庭金放心的是人群中没有他的老汉，鞋匠属于积极分子。
终于有一天，我们正在上课，一位发型怪异，叉着腰的女孩出现在教室的前门，任秀芳没等她喊就出去了。过了一阵，学校的保卫老师走进来让大家不要乱，同学们才知道出事了。通过窗户，我们都看到任秀芳的大腿上血淋淋的被背着出了校门，她被人戳了一刀。
以后就再没在学校里看见任秀芳了，七十年代初期的中学校园内偶尔开点批斗会，课继续上，书照常读，校门外的菜市虽然东西少也一样的人来人往。
可能有八年或者十年过去了，我和国国先后从不同的地方回到了重庆，当我们再见面时，都清楚的记得那次横渡长江，那些前前后后的细节，那是我们成长的秘密和内心的激动。只是在这中间，不知道国国穿着那件不用洗的绒毛衣服顶过多少雨和雪，吃了多少苦头。
他依然有些不自信，逢事要征求我的看法。有一次，他兴奋的给我讲，他又谈了个对象，还是你的同学！
他说她叫任秀芳，是你的初中同学。
我不语了，他一定要问，喂，你们不是同学吗，你们在班上怎么样，你跟她关系好吗，你知道她些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不熟。国国见没问到啥，也不说了。过了一段时间，他给我说：吹了。
我问为什么，他说，她那人不说实话。
我问是真的吹了吗，他说是真的吹了。
我心里才长长的舒了口气，如释重负，然后一五一十的把我知道的任秀芳告诉了国国。我觉得告诉国国，一方面够朋友，另一方面也让他觉得吹了不后悔。
国国听完后睁大了眼睛，连连说原来是这样，看得出他很惊呀。
可是不久，国国和任秀芳结婚了。
许多年以后，有时我还会去老学校看看房子，那些西式房子变得越来越有价值，被重新维修并挂上一些牌子以示保护，干打垒早被拆得无影无踪，香樟树上的钟不见了。黄老师已经调回了老家，一生从教，桃李满天下，而我和孔祥立、李庭金好多同学失去了联系。
2008年，我上第一所初中的九十岁老校长出了一本新书，那是一本关于人生和健康的书，我正在翻读它的时候，旁边一位女的赞许的话突然传进耳里。
他呀，当校长的时候还破获了一个台湾国民党特务的电台呢！
[责任编辑 吴佳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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