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都是打童年走来，但是走着走着，相当一部分的大师却失去了童年。若问：大师的童年哪儿去了？一是遗忘，大师多半上了年纪，陈年旧月的事情他已记不清，说不明；二是故意隐瞒，因为大师的童年，也是光屁股，啜指头，玩泥巴，和普通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大师害怕童年把他矮化，索性闭口不说。是以本文再现的六位同龄大师的童年，只是在遗忘和隐瞒之余幸存的“一鳞半爪”。即便这些“一鳞半爪”，也难免是经过精心筛选，乃至粉饰美化，这都是人性之常，人情之常。不过没关系，我们懂得如何把它复原，因为我们既掌握了时代的脉搏，又掌握了大师成长的轨迹乃至最后下落的姿态。
杨绛：伶俐乖巧，出手无声
杨绛从历史深处的无锡走来。这是一个书香门第，她的曾祖父和祖父，都在西湖边做过小官，恰如白居易吟咏：“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父亲杨荫杭（1878～1945），“荫”是辈分，如杨绛的二姑母、三姑母，分别叫荫枌和荫榆，“杭”八成寓指杭州，有其字“补塘”为证。杨荫杭生于清光绪四年，值清王朝行将土崩瓦解之际，“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这是曹雪芹的喟叹，是借薄命的贾探春自喻的，但是对于叛逆者而言，末世又象征着变化，象征着机遇。杨荫杭是得风气之先的人物，曾先后考入北洋公学、南洋公学，尔后又留学日本、美国。东洋，西洋，南洋，北洋，时人最羡慕的洋墨水都叫他喝了。学而优则仕，杨荫杭在日本和美国学的是法律，归国后，历任民国政府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他生性耿直，颃世颉俗，所以在官场就混不圆。终于在京师高等检察长任上，丢了官。据杨绛回忆，那件事与扣押交通部总长许世英有关：
……许世英受贿被捕，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国务会议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许世英宣告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部总长的职务。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他决不会顺从国务会议的“宣告”，不会承认国务会议有判决权。我不知这个案子是如何了结的，可是我料想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秋，我父亲准是和北京的行政首脑在顶牛。一九一九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职照准。（《回忆我的父亲》）
谁能说，父亲的个性，没有在杨绛的身上留有烙印呢。
杨绛的母亲唐须嫈（1878～1937），与父亲杨荫杭同龄，娘家为无锡富商，曾就读于上海务本女中，与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以及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同学。杨绛印象最深的，不是母亲的知识，而是她和丈夫的关系。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说：“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两人一生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这当然是杨绛成人后，读了法国古典作家拉布吕耶尔的书才产生的联想。拉氏形容朋友间的默契，说：“一起幻想，同他们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同他们聊，想到他们，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只要是同他们呆在一起，这就足够了。”有夫有妻如此，无疑是人生的极佳状态 ，用古话讲，就叫“琴瑟和谐，鸾凤和鸣”。进入二十一世纪，吴学昭曾问杨绛：“您父母这种敞开心扉、互通衷曲、相知默契的关系，对你们姊妹有多大影响？”杨绛回答：“我们姐妹中，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
杨荫杭膝下有八个子女，杨绛排行老四，她上边有三个姐姐，下边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这就是她最早的地位。八个孩子，排头的有排头的优势，属于领导阶层，殿尾的有殿尾的好处，属于“最小偏怜女”，动不动就可以撒娇耍赖，唯有排中间的，像杨绛，不上不下，两头的好处都不沾边。杨绛天资聪慧，善解人意，她上不和姐姐争权，下不和弟妹争宠，与父母相处，伶俐乖巧，温顺体贴。比方说，父亲饭后吃橘子，她主动帮助剥皮，父亲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她主动帮助脱壳去衣，果品不论干鲜，一经她手，管保收拾得干干净净。
父亲午饭后要休息，一帮小孩懂事，自动散去。父亲有一次叫住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杨绛乖觉，她拿了一本书，坐在父亲房里，大气不出，静静地翻，遇到要上厕所，或拿什么东西，也是如小猫行地，寂然无声。父亲一觉醒来，看到小天使般的杨绛默默陪侍在侧，心头一个咯噔，瞬间的温暖，岂是俚俗的一件“小棉袄”所能比拟！从此午休，都要杨绛陪。冬天到了，父亲屋里生着通红通红的炉火，火炉要不时加煤，不然就会熄掉。杨绛即使干这种粗活，笨活，也是屏息敛气，出手无声。杨绛早慧，她小小年纪，就懂得把自己的脚放进父亲的鞋子里，进而从父亲的角度来考虑一切问题，这可是大大的能耐。童年是成年、老年的雏形，我们在日后将会不断看到，这正是杨绛之为杨绛的“独门武功”。
杨绛生在北京，未满百日，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四岁，随父母重返北京。这是中国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杨绛重返北京，起初住在东城，房东是满族，她因此见识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高底鞋的满族妇女。她们的高底不是像上海人那样嵌在鞋后根，而是位于鞋底正中，俗称“高底鞋”，或依其形状称“花盆底”鞋、“马蹄底”鞋。木底一般高5－10厘米，有的高达二十多厘米。走起路来，如风摆杨柳，一摇一晃。父亲有一次问杨绛：“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杨绛认真思索了一会，答：“要！”
杨绛六岁，进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读书。她中午不回家，在学校包饭。一天，小学生们正在用午餐，适逢一批客人进来参观，主陪的不是别个，正是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她当时担任女高师的“学监”。贵客驾临，饭厅一片肃然，小学生们埋头吃饭，鸦雀无声。杨绛背对着门，没有看清形势，她吃得吧嗒吧嗒，面前掉了不少饭粒。三姑母见状，疾步走到她的跟前，附耳说了一句悄悄话，杨绛省悟，赶紧把饭粒捡起放进嘴里。旁边的小朋友看了，也照她的样子办。
钱学森：家世深厚，聪颖过人
钱学森的家世比杨绛深厚。通俗地讲，他有着贵族的背景。中国的贵族，因为频繁的改朝换代，不断的洗牌，“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寿命一般都很短。钱氏家族不然，他们从吴越国王钱镠（852～932）算起，一千多年以来，代有钟鸣鼎食之家，博学鸿识之徒。这要归功于钱镠的家训。据史书记载，钱镠临终留下“心存忠孝，爱兵恤民，勤俭为本，忠厚传家”等十条遗嘱，子孙恪守无违。因此，南宋以降，特别是明清两代，钱氏家族涌现出众多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杰出学者。即以当代而论，钱氏家族同样人才辈出，如钱玄同、钱穆、钱锺书、钱钟韩、钱三强、钱伟长、钱学森、钱正英、钱其琛等等，皆是其中翘楚。最近又有一例：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就是钱学森的侄子。
钱学森的祖父是钱镠的第三十二代子孙，和清末大商人胡雪岩同代，也是在杭州经商，以贩卖丝绸为业，手腕、魄力不及胡氏，家境还算宽裕。父亲钱均夫（1880～1969），早年就读杭州求是书院，毕业后留学东洋，研修教育，归国，在上海成立“劝学堂”，以施展其“兴教救国”的抱负；1911年，也就是钱学森诞生的那一年，出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母亲章兰娟（（188？～1935），为杭城富商之女，幼承教育，记忆力和计算能力超群，具有数学天资。这样的女子，在清末是凤毛麟角。有人说，钱学森惊人的天赋，正是来自他母亲的遗传基因。
钱学森生于杭州，落地不久随父母移居上海。三岁，随父母迁居北京。六岁，进的也是师大附小，与杨绛同年同校。钱学森是独子，生得面如冠玉，目若晨星，外表极像一个公子哥。客观说，钱学森具备公子哥的一切条件。但他家教严格，在母亲的培育下，两三岁，就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并学会用心算加减乘除。唐诗、宋词那玩艺，小孩儿未必懂，只能死记硬背，但她是中华文化的瑰宝，长大了自然能慢慢消化，融会贯通，达于心，达于骨髓。
钱府不是贾府，钱学森不是贾宝玉。他从小就有志气，据说五岁时，能读懂《水浒》。一天，钱学森问父亲：“《水浒》中的一百零八个英雄，原来是天上的一百零八颗星星下凡的。人间的大人物，做大事情的，是不是都是天上的星星变的呀？”父亲觉得这问题挺大，认真想了一下，回答：“《水浒》是人们编写的故事，其实，所有的英雄和大人物，像岳飞呀，诸葛亮呀，还有现在的孙中山呀，都不是天上的星星，他们原本都是普通的人，只是他们从小爱学习，有远大的志向，而且又有决心和毅力，不惧怕困难，所以就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情。”钱学森听罢，大受鼓舞，他说：“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
钱学森聪颖过人，活泼好动。上小学时，男孩子喜欢玩一种飞镖，它是用硬纸片折成，头部尖尖的，有一副向后斜掠的翅膀，掷出去能像燕子一样飞行，有时还能在空中回旋。钱学森是此道高手，他折的飞镖，飞得又稳又远，小伙伴谁也赶不上。有人不服气，拿过他的飞镖检查，看看里边是否搞了什么“鬼”。这事，恰巧被自然课老师撞着了。老师走过来，把钱学森的飞镖复原，让他重掷一次，果然飞得又远又稳。老师把学生召拢来，让钱学森讲解其中的奥秘。钱学森说：“我的飞镖没有什么秘密，我也是经过多次失败，一点儿一点儿改进的。飞镖的头不能太重，重了就会往下扎；也不能太轻，头轻了，尾巴就沉，先是向上飞，然后就往下栽；翅膀太小，飞不平稳，太大，就飞不远，爱兜圈子。”钱学森的话，让小伙伴们大为折服：“鬼”原来不在飞镖，而在钱学森的心里——他就是“鬼点子”多嘛。钱学森的话，更让自然老师大为震惊：小小飞镖，里面有科学，钱学森无师自通，悟出了空气动力学的基本原理，这小同学不能小看，他很可能是一个大科学家的料！是的，自然老师的眼力不错，假如要给童年的钱学森定格，这无疑是最好的镜头，题目就叫：小小飞镖能飞多远。
陈省身：天钟数学，性爱自由
陈省身诞生于浙江嘉兴，这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南邻杭州，北接上海，东临杭州湾，是刘禹锡、陆贽、沈钧儒、王国维、茅盾、徐志摩、金庸等古贤今士的故乡。市区有“轻烟拂渚，微风欲来”的南湖——这是不能不提的——1921年8月，在湖上一艘画舫召开的共产党会议，关系到尔后中国的命运，自然包括陈省身。陈省身出生的时候，王国维已在京师图书馆供职，郁达夫刚刚离开嘉兴一中，而徐志摩仍旧在读。在当日，这几人和陈省身风马牛不相及，如今回过头来，不能不承认是地灵人杰——尽管这是一句老话，在王勃《滕王阁序》之后已堕落为陈词滥调。
没有必要提陈省身的祖父，他老人家去世很早，陈省身压根儿没见过面。陈省身的童年，是在祖母的慈荫下度过的。祖母陈唐氏，名字大概是没有的，颇通文墨，培养一子三女，也都读书认字，这是陈省身最早的文化氛围。父亲陈宝桢（1889～1967），是甲辰年（1904）的秀才，是年十五岁，一个甲子后他回忆此事：“六十年前此甲辰，蓝衫著体倍生春。一时佳话传鸳水，二八韶华席上珍。”此处鸳水，乃南湖的别称。父亲虽然是旧知识分子，难得的是思想活跃，紧跟形势，在陈省身出生之后，以弱冠之年，“幡然改计学申韩”，考入浙江法政学校，是一个勇于进取、追求时尚的人物。母亲韩梅（1887～1945），生于商人之家，识字无多，勤劳朴素，淡泊无华。陈省身的启蒙教育，全仗祖母与小姑姑抓紧。两位旧式女子，新学是不通的，能教他些什么呢？不外就是认认字，读读书，再就是掰着指头识数。这里讲的书，无非《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之类。课程不理想，方法更谈不上科学，要紧的是认了字，给了他了望世界的窗口。儿童求知欲盛，记性强，祖母念经拜佛，陈省身也跟着学，久而久之，他能背出全部的弥陀经。
陈省身的童年时代，清王朝的梦魇已成了过去，民国的大旗并没能覆盖全国，南北军阀混战，神州大地简直无一刻安宁。陈省身静静地呆在嘉兴，似乎跟这一切关系不大，其实大有影响，外界的纷扰通过空气式的传播进入他的内心，参与构建、捏塑他原始的世界观。
让我们撩起历史的帷幔，从陈省身的童年攫取一两个镜头。省身的父亲打法政学校毕业，长年在省城工作，每年只是到了岁尾，才回嘉兴和家人团聚。有一次，父亲返家过春节，给省身带了一套礼物，是当时流行于新式学堂的《笔算数学》，分上、中、下三册，是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和中国学者邹立文合编的。此书初版于1892年，陈宝桢购得的这套，是第18版，可见它在中国风靡的程度。陈宝桢把它送给省身，意在让他接触新学，还家当日，他略略讲了阿拉伯数字和数学算法，觉得儿子还小，待其正式上学后再教不迟。谁知陈省身一听就爱上了，他一个人私下里慢慢啃，越啃越有兴趣，没过多少日子，居然把三册书啃完，并且做出了其中大部分的习题。这简直是奇迹，陈省身无意中闯入了数学的宫殿——那正是他生命的殿堂，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祖母与姑姑更是无从窥探，他的这一天赋，长久被埋没。
儿童的日子过得快，转眼到了1919年，陈省身已经整整八岁，是上小学的时候了。清末嘉兴府辖嘉兴、秀水两县，陈省身的家在秀水，秀水城里最好的学堂，是县立小学，家人把他送了进去。陈省身第一天上学，犹如小鸟出笼，拍打着翅膀，瞧什么都激动，都新鲜。然而，意想不到的一件事发生了：课间休息，他看见老师把几个学生叫到一边，用戒尺狠狠打他们的手心。不用说，这都是课间表现不好的。在1919年前后的中国，这种体罚仍很盛行。季羡林在他的《回忆新育小学》里，就记述过被先生用竹板戒尺责打的情景。陈省身没有进过学前的私塾，少见多怪，大为惊骇，不明白老师何以如此野蛮？学生何以如此可怜？散学后，他把这一幕告诉家人，并且声明，这样的学校，他宁肯不上。小省身的态度十分坚定，笔者不知道用嘉兴话怎么表达，套用北方的俗语，则为：惹不起，躲得起。果然，第二天早晨，陈省身死活不肯去学校。第三天也不去。第四天也不去。这是陈省身对外部世界做出的第一次激烈反应。陈省身如果有什么贯穿终生的信仰，那就是对专制压迫的痛恨，和对自由解放的渴望。西方人爱说“性格即命运”，中国人也有“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说法，看什么呢？当然是看性格。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人的一生的际遇，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性格为原点，一寸一尺地向四外扩展延伸。
这样一件大事，家人一定把它报告给陈省身的父亲。父亲是怎么表态的？现存资料没有显示，姑且忽略不计，但是结论很清楚：陈省身胜利了！作为一代数学宗师，他创造出只念一天初小就罢学的豪举。
黄万里：一是闹，二是傲
黄万里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家世。他祖籍为江苏省川沙县，老家的旧宅，是前清内阁中书、举人沈树镛的内史第。这是一座三进院落的大宅，占地一千五百平方米。黄家之所以能入住于此，是因为黃沈两家是亲戚，黄万里的曾祖父，娶了沈树镛的姐姐。除此之外，根据最新考证，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也在此宅出生成长，胡适也在此宅度过童年。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1878～1965），是前清举人、早期同盟会会员、著名教育家，曾先后创办和主持广明小学与师范讲习所、浦东中学，在爱国学社、城东女学等新教育团体和学堂中任教，并参与发起江苏学务总会。辛亥革命后，担任江苏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而后又出任江苏省教育司长。母亲王纠思（1883～1940），为南汇县周浦镇一位读书人家之女，十七岁嫁入黄家，婚后就读于上海城东女学，学习师范与育蚕，课余哺育婴儿，料理家务。
黄万里生于上海。他母亲总共养有十二个孩子，存活九个，五个男孩，四个女孩。黄万里排行第三。鉴于祖父祖母早逝，父亲又长年在外，母亲独力照顾一个大家庭，实在顾不过来，这就导致孩子的成长，呈散漫的放羊状态。黄万里天性顽皮，愈是没有人管，愈是人来疯。小时候，黄万里的调皮捣蛋是出了名的，他的一个亲戚回忆：“小万里不仅自己闹，想出各种花样在家里闹，还招来一群村野顽童一起闹，爬树钻洞，大呼小叫，奔走追逐，总之是闹。”有一例为证：黄万里有一个姑姑，年长未嫁，一天，姑姑与男朋友关起门来谈话，气氛十分神秘。黄万里预感有好事，事先躲在床底下偷听。当一对情侣敲定终身大事，他突然从床底下钻出来，大喊：“噢，成功了！成功了！”
调皮之外，还加上骄傲。这大概也是儿童的天性，总想当第一，总要争英雄。父亲偶尔回家，考察黄万里的禀赋，看出他的毛病，一是闹，二是傲。对于前者，父亲给予谅解，淘气是儿童的专利。有时黄万里闹急了，父亲便轻轻指着他的脑瓜，笑嘻嘻地点上一句：“你总要闹出个名堂才好！”对于后者，父亲决不姑息，他经常告诫黄万里：“古人云‘虽有周公孔子之德之能而骄者，则其人决不能称贤。戒骄必须从内心出发，仅在形态上不虚伪犹不足道也。”
父亲终归在家时少，母亲又疏于管教，从小学开始，黄万里就被送进了寄宿学校。寒暑假也不让回家，而是托给亲戚照管。这是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好处是随心所欲，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坏处是监管缺席，欲望泛滥，嬉玩过度——要知道，他毕竟还是孩子，纵然是一块良璞，也得有大匠运斤。
十岁以后，大匠出场了。大匠不是别人，乃是浦东中学附属小学校长王则行和班主任王夔钧。此事可作两种解释：一，浦东中学乃黄炎培所创，他们对大老板的孩子当然要另眼相看。二，他们凭多年教学经验，确实看中了黄万里的率直、纯朴、元气淋漓、生龙活虎，深信眼前这位淘气的少年，只要引导得法，就能成为争气的少年。两位师长是怎么引导的？试看黄万里的《自述》，他说：“1921年至1924年，为浦东中学附属小学校长王则行、班主任王夔钧先生看重，严加培养，课学加速进步，小学时以第一名毕业。”又据徐刚记述：“王则行与王夔钧先生在朝夕相处中，看中了这个顽皮学生的可爱之处，聪明、诚挚，有极强的记忆力，便让他多背古文，学写旧体诗，并告诉黄炎培：‘此子可造。”
侯仁之：体弱多病，母爱无涯
侯仁之的家世，鲜为人知。事情过去了那么多年，他自己不说，旁人也就无从知晓。笔者仅知道他父亲名天忱，毕业于协和大学，那是所教会学校，他祖上或他父亲是如何与教会结缘的，不得而知。母亲刘毓兰，没有正式进过学堂，小时候在家送弟弟上学，站在门外偷听过一些书，婚后跟丈夫学会识字和珠算。人是极聪明的，据说，侯家与一所教会医院为邻，那家医院的护士，就常过来请刘毓兰帮她们算账。
侯仁之生于河北省枣强县肖张镇。这不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在山东省恩县庞庄。侯仁之的家族什么时候搬到肖张镇的，无考。资料仅仅提供：侯仁之的父亲大学毕业后，回肖张镇的一所教会学校任教。吾国风习，男主外，女主内。这是父系社会的法则。侯仁之的父亲也与杨绛、钱学森、黄万里的父亲一样，整天在外忙碌，他的童年，大部分是与母亲一起度过。最新科学研究证明，母亲的素养和作为，直接影响孩子的资质。侯仁之幼时身体孱弱，也没大病，就是弱不禁风，碰一碰就倒的样子，难以坚持正常上学，总是读一阵，休学一阵，这对他是很大的打击。尤其复学之后，照例要留一级，对于幼小的心灵，更是雪上加霜。笔者读初中时，同样因为生病，还有贫穷，曾休学一年，那种落后于人的难堪与羞耻，至今想起，仍然刻骨铭心。这个时候，母亲的作用就充分显示出来了。母亲鼓励侯仁之，人生在世，经历这灾那难，是很寻常的，生病不要紧，你年轻，生命力强，经过治疗、休养，很快就会痊愈。又说，人生是一场长跑，一时的快慢无关紧要，关键是后劲。为了使侯仁之病中的心灵得到优质的滋养，母亲为他订阅了多种外埠的画报，这在小小县城，是很奢侈的事。钱学森的启蒙读物是唐诗宋词，陈省身的是《笔算数学》。侯仁之的读物别开生面，是色彩鲜明、形象生动的图画。侯仁之从画报了解人生、世界，他苍白的童年也因之变得五彩斑斓，多姿多态。母亲信教，经常拿《圣经·旧约》中的小故事，启迪侯仁之的心智，务使他在疗养中保持健康向上的精神，坦然微笑地拥抱生活。
母亲生育侯仁之时，已年近四十，这是侯家的第一个孩子，父母喜出望外，给他取名光临，学名仁之。两年后弟弟出生，取名重临，学名硕之。母亲着力培养孩子的自立意识和劳动习惯，兄弟俩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要求他们动手洗一些小件的衣服。母亲还让他们在院子里开出一块菜地，种瓜植豆，两个人各管几畦。院子里有两条甬道，母亲要求他俩各扫一条，看谁扫得又快又干净。母亲把两条甬道命名为“津浦路”、“京汉路”——这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两条铁路，有了这么个象征性的名字，哥儿俩觉得自己像个小火车头，扫得更加带劲。侯仁之的母亲是伟大的，同样是扫地，她只是给甬道一个新的命名，就使枯燥的劳动变成了浪漫的进军，耳旁交织着风声、车轮声、汽笛声，以及发自内心的“加油！”这只是一个细节，一个打时光的指缝偶然漏出的金色细节，一滴水看太阳，借此我们可以充分领略侯母的教育风范。把道路扫干净也是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我甚至觉得，侯仁之后来迷恋历史，继而又迷恋上历史地理，这种兴趣与倾向，早在他与弟弟争扫甬道时就已埋下了种子。
季羡林：穷乡僻壤的野小子
与以上五位相比，季羡林绝对是个异数。他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那是一个穷乡僻壤。据其自述：“当时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也包括北方其他省份)穷。专就山东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我们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就是说，季羡林这一粒种子，不幸是像但丁形容的那样，“掉在了岩石缝里”。
季羡林的祖父，是个土里刨食的农民，生有三个儿子，因为日子艰难，养不起，把最小的老三送了人。季羡林出生的时候，祖父祖母都已去世，短命，想必和穷愁潦倒有关。祖父祖母死后，家里只剩下当时尚未成年的父亲和一个更小的叔叔，孤苦伶仃，相依为命。兄弟俩房无一间，地无一垅，那日子是什么滋味，概可想见。据说，兄弟俩缺衣少食，经常饿得头晕眼花，四肢无力，有次实在捱不过，偷偷溜去村南大户人家的枣林，捡落在地上的烂枣充饥。季羡林的母亲姓赵，俗称季赵氏，终生连个名字也没捞上，更甭说文化什么的了。
季羡林的童年，没有幼儿园，没有书香，没有父爱母教，对于城市、高楼、电灯、娱乐、英雄等等，缺乏起码的想像，唯独对于本能的口腹之欲，情有独钟。晚年季羡林作《我的童年》，他在文章中说：
“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子；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举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欢我。我三四岁的时候，每天一睁眼，抬腿就往村里跑(我们家在村外)，跑到奶奶跟前，只见她把手一蜷，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递给我。我吃起来，仿佛是龙胆凤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这白面馒头是她的两个儿子(每家有几十亩地)特别孝敬她的。她喜欢我这个孙子，每天总省下半个，留给我吃。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
“大概到了四五岁的时候，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每天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拾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勤之余，可以拣到一小篮麦穗或者谷穗。晚上回家，把篮子递给母亲，看样子她是非常欢喜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她把麦粒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吃完了饭以后，我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赶着我要打。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我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
季羡林小时候，基本上是一个野孩子，野地里疯，野地里长。季羡林四五岁时，由父亲做主，跟一位姓马的先生认了一些字，但这仅仅是第一步，接下去怎么办？既然家里穷得连书本也买不起，当然谈不上供他正规学习，小孩儿有一搭没一搭地晃荡个三年五载，很容易就错过开发的季节，撂荒了。这绝非危言耸听，季羡林有两个小伙伴，一个叫杨狗，另一个叫哑巴小，两人的前途可以参照。当年，三个小娃儿见天在一起玩，浮水、打枣、捉知了、摸虾，快活郎当，形影不离。后来怎么样了呢？杨狗终生务农，老实巴交，一字不识。哑巴小呢，落草当了山大王，练得蹿房越脊，如履平地，本领煞是了得，可惜那是一条不归路，最后一个失手，叫官府捉住，砍了头。季羡林的出路，纵然成不了铤而走险的绿林好汉，也必然是像杨狗那样，当一辈子农民，整日价面朝黄土背朝天。
写到这儿，想起一个故事：科学家霍金发育迟，很晚才学会阅读，上学后，在班里的表现十分糟糕，老师觉得他是马尾巴串豆腐——提不起来，同学把他当成讽刺捉弄的对象。霍金十二岁时，班上有两个男孩公然用一袋糖果打赌，说他永远不会有出息。同样的道理，倘若当年有人就季羡林的命运打赌，肯定赌他不会成材。
后记
童年的幸福与否，系于天下的父母。
钱学森的童年近于理想化：渊深的背景，作教育的父亲，有文化的母亲，生地在杭州，幼儿期在上海，童年进北京，入北师大附小……所有这一切，交织成一个令人羡慕的文化氛围。钱学森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知识启蒙和高雅的文化旨趣，如果生在汉末，他会使孔融见绌，如果生在北宋，他会使司马光逊色；都说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钱学森的童年其实比黄金更贵，无价。
父母就是儿童的领导，兄弟姐妹就是儿童的朋友和同事，儿童感受社会，不是用理论，而是用心。杨绛在童年时期就已充分感悟父母的气质，这是长大了读多少本书也抵不上的。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杨绛迅速适应了自己不上不下的地位，她用一颗纤细的心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应对从容，进退自如。
罢学事件，显露出陈省身的气质和人格。“不自由，毋宁死”，《马赛曲》的名句，陈省身未必听过，但这份渴望，却是人人生而具备，在陈省身的身上体现得更为强烈而已。
而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陈省身闭于家门之内，陷于孤独之境，没有年龄相当的玩伴，没有集体游戏，没有音乐美术体育的熏陶滋养，没有宽泛的人际交流，他心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些方面很敏感，如数学，有些方面则很迟钝，如音乐和体育。陈省身晚年自曝：“我一向不迷恋于体育运动，听音乐则发现只是浪费时间。”斯言大谬，陈老先生！这是你童年的闭锁造成的，是不幸，切不可当作经验炫耀鬻卖。
黄万里的童年是锅夹生饭，一方面，有玩耍嬉戏相随，他的天性是狂放的，生气是充盈的，另一方面，由于和家庭疏离，他的灵魂未免显得粗糙。黄万里的母亲在重负之下忽略了他，他也因此无缘很好地认识母亲，这一点，终将在他日后的道路上投下阴影。
侯仁之的童年，一半阴郁，一半阳光，阴郁来自他的疾病，阳光来自他的母亲。《圣经·旧约》有言：“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疾病是侯仁之人生的第一堂课，母亲最终帮他跨越前进的障碍。母亲是儿童的上帝。母亲是帮助儿童驶向生活激流的舵。
季羡林的童年是平凡的，我们左看，右看，横看，竖看，都和大师的潜质相距甚远。但是他后来分明成了大师，响当当的！这说明观察是不到位的。笔者转而想到卡耐基的名言：“人生所能得到的最好财富，就是出生在贫寒之家。”《孟子》亦有言：“生于忧患”。以是观之，季羡林的童年并非一无可取，当他一旦觉悟，昔日的贫穷就会化为奋发的动力，从而受用终生。
[责任编辑 吴佳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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