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大爷的杂货铺

　　和姥姥最后一次碰面，是在她离世后的二十分钟左右。我切开了嘈杂与安静两种矛盾气氛混在一起的屏障走到她身边摸了摸她已经变冷的手臂。半小时前，姥爷在电话那头对我妈妈说：“你妈好像要不行了。”

　　其实最后一次碰面，是我从学校返家后的第二天。她安静地躺在土炕上，看样子并不好受，却一口一句“好多了”。说这句话时，还不忘附赠数十年如一日的表情：拧眉的微笑。

　　这种表情我打小就琢磨不透：拧眉代表不开心，微笑代表开心，怎么可能一张脸上，同时挂出这两种表情呢？直到多年以后，为了生计奔波，有个姑娘说，瞧你满头大汗的，快去洗把脸吧。我口口声声说没事，腿却老实地走进洗漱间，抬头就撞见了镜子里那张复杂的脸，霎时间什么都懂了。

　　那次探望，我用攒下的钱买了些橘子给她，弥补许久未登门的内疚，两块一斤的就已蛮好，还是挑了5块的。聊天的过程中，我向她展示了新买的手串，她说好看，问多少钱，我没过脑子地说50块。转而心里一阵翻腾，马上补了一句“买贵了”。她连说不贵。

　　我无从缓解，便忙不迭递上橘子：“姥，给你买了橘子，吃吧。”她的眉头散开，这次是真的开心，又习惯性地问了单价。我再次没过脑子地说5块钱一斤，她的眉毛再次拧成一股：“两块一斤的就很好，你买贵了！”

　　接下来发生的情景，倒全在预料与可控的范围内，第无数次递上了东西，她也是第无数次娴熟地展现着台词功底：“不吃，姥不爱吃。”不知要经过多少回合，才能将橘子送进她嘴里一瓣。再送第二瓣时，敌人已完全熟悉了我方的打法，断然不会再退一步：“你吃吧，姥已经吃了，吃不下去了。”

　　这种如太极般的推手动作早已见怪不怪。它不仅发生在我与姥姥之间，同样存在于父母之间、母子之间、父子之间、祖孙之间、爱人之间。一方善攻，一方死守，彼此心照不宣，却又不会轻易妥协。

　　我爱吃鱼，姥姥就顿顿给我做鱼。其实我对鱼的感情已没有很深，可熟能生巧，姥姥的做鱼水平越来越高。于是，我还是爱吃鱼，姥姥还是顿顿给我做鱼。不能只做鱼，还要加点粉条或豆腐类的配菜，相信发明这种做法的人不仅出于味蕾的调和，也有人性化的考量。

　　于是，任务就明晰起来，我吃鱼，姥姥吃配菜。这种吃法，是相当噎人的，便要无数次大举进攻，穷尽手腕拉她上船一起做贼。她死活是不肯的，说辞仍是经典：“姥不爱吃，姥吃过了，再吃就吃不下了。”

　　久而久之，每当她再一次次地向我碗里放鱼肉，我便会采取“不抵抗”政策，狼吞虎咽起来。姥姥嘴里没吃到鱼，心里倒是满足了。这场仗赢的还是我。也多亏她有生之年尚没戳破我幼稚的把戏，或发明出更高明的玩法，给外孙留了一点尚可宽慰的尊严。

　　那年母亲生病，父亲带她出门求医，姥姥过来带我。每晚放学后，按惯例，要先写完作业再看电视。哪知我混账不可教，不知有多少次，我冲进东屋假模假式地奋笔疾书，不消五分钟，便大摇大摆地走出来，理直气壮地说：“姥，我做完作业了！”她总是欣慰地拧眉微笑，说：“快，过来陪姥姥看电视吧。”

　　“姥，你说这俩谁是坏蛋？”“我外孙说谁是坏蛋，谁就是坏蛋。”爱原来如此不讲对错，也没有原则。

　　姥姥已去世很多年了，留下我还在这里。多年以来，我并不会常想起她，偶尔想到，也不甚悲恸，只觉得心脏的某条肌肉，暖暖地软了一下。

　　她走的那天，我站在她身旁，眼见几个身强力壮的大人，为她套上五颜六色的寿衣，场面盛大又苍白。按照旧礼，我和家人要围着她的棺材，一圈圈地走。我学着身前大人的样子，摸了摸她的头发。那天我不太争气，死活哭不出来。可欠下的账总是要还的，这也导致我分期付款，在日后的漫长岁月里，无数次眼角湿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