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恩曼尼

　　妈妈在，他乡也温柔

　　◎赫恩曼尼

　　

　　在旧金山国际机场远远看见老妈时，她正眯着眼在手机上找我的电话。十几个小时的飞行，老妈的失眠症复发，一直没合眼，见了我就兴奋地说起在飞机上的经历：“美国人喝的水怎么都是冰的？我想要热水，想了好半天，才想起来水是Water，热是啥来着？我就比画啊……最后还是要着了！”

　　汽车驶过机场高速公路，路边的棕榈树迎风摇摆，两侧稀疏的白色小楼从山头一直铺到山脚。天边起飞降落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加州的夏天，阳光炽烈，晃得人睁不开眼。

　　两年前，就在这条路上，我坐在一位基督徒的小红车里，只身来到加利福尼亚，兴奋得两眼放光。那年，我23岁。

　　“对啊，我就拿着你给我准备的材料，过海关的时候一直笑，人家就让我过了……”老妈话没说完，就倒在床上睡着了。毕竟是快六十的人了，为了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一个人远渡重洋，第一次走出国门，这是从前她想都不敢想的。

　　两个月前，在我忙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老妈就在电话那头说：一定要去。接着就跑到照相馆拍了签证照片，准备材料，坐火车到沈阳办签证。至于她为什么这么坚持，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老家的生活水平在东北只能算普通，存款说多不多，说少也算够吃够喝。老妈多年的心愿就是能住上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中考当天，妈妈被考点附近的房地产广告吸引。我前脚进了语文考试的考场，她后脚就拍下了一套房。漫长的考试过去，我考上了省里最好的高中，她一直都在心心念念那间“属于自己的房”。每隔几天，就到工地去看房子盖得怎么样了。

　　可惜天不遂人愿，开发商和建筑商的交易迟迟谈不拢，两年下来，房子倒是盖得差不多了，但窗子没来得及安建筑商就跑了。之后的周末，妈妈终于闲了下来。再之后，我高考、到南方读大学、出国。8年间，她每天能做的就是不娴熟地敲着键盘，查一查她那间房的消息。那幢楼里当初的业主，四处奔走、打官司、被驳回、继续打官司、继续被驳回。原本把它当作婚房的新婚小夫妻离婚的离婚、再婚的再婚；儿女为了孝敬父母买的房，房子没等来，父母的年岁熬不住了，阴阳相隔。

　　终于有一天，老妈拿到了那间房的钥匙。她已经从五十知天命到了六十耳顺，当初的兴奋劲儿早就过了。她摆弄着那些钥匙，嘴里叨念着：“你都要去美国了，可惜有点儿迟了啊。”

　　妈妈等房子的那些年，全家人就挤在九十年代买的小房子里。下雨或下雪的晚上，会听见“滴答滴答”的声音，那是雨水透过脆弱的墙体，滴落到地板上的声音。起初是掉落在书页上，窸窸窣窣，像老鼠偷食。后来，那些书被我搬走，就只剩下“滴答滴答”，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脆。

　　19岁那年，我到南方读大学。老家的房子还是没经得住东北冬天的风雪，在开春的当天全面崩盘。妈妈那屋是重灾区，床上放满了接水的脸盆。也正是那一年，我在富庶的南方，感觉到南北方生活开销的巨大差异。

　　想起妈妈的新房和旧房，总觉得花钱本身就是罪恶。大学毕业前夕，因为年少无知无畏，我决定到美国读研究生。大年初三那天接到斯坦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盯着天花板上的水迹，我觉得对我而言，现实和理想之间，差的就是钱。

　　我说：“不去斯坦福了，到公立学校吧，学费能便宜好多呢。”爸妈却一口咬定：“不行。你能有这个本事，我们就能给你这个条件。必须去读！”

　　就这样，我揣着家里几乎全部的存款和贷款换成的美元，来到了美国加州。像是带着一种使命，从此也背上了一屁股债。在美似花园的斯坦福，我总感觉双脚踏不到地，一面是家里厚实如山的期待，一面是自己不知所往的迷茫。一面读着艰涩难懂的理论书，写着用词玄乎的论文，和人家讨论文学、讨论中国，一面想起老家漏水的房子，妈妈正站在街上，为一盒图钉和小贩砍价。而我三个月的学费就足以解决这一切。

　　在美国西岸那个安静祥和的校园里，每个人都在谈论理想，为了某个学术问题而亢奋，完全嗅不到任何和现实相关的气息。就这样，在这个人人都惯于优秀和富足的大氛围里，我渐渐走失，几乎患上抑郁症，经常在噩梦中惊醒，无缘无故难过得想哭。好在两年之后，我如期毕业。家里终于松了口气—再也不用花钱了。

　　妈妈的鼾声响起。她平时不打鼾，只有很累的时候才这样。加州的中午，是国内的深夜，时差催眠了她。我跑到厨房，操刀弄料，做好了午饭。妈妈吃着这些她不知名的菜，笑得合不拢嘴。

　　老妈怕自己走丢，特地让我写了个字条，上面是我公寓的地址和电话，还特地学了句英语：Where is the restroom？当晚，她就用小本子抄下了几句英语：“I am Chinese”“I don’t speak English”“Sorry”，反复练习。

　　在美国，尤其是在公共交通非常不便利的广袤的加州，没有车是寸步难行的。在老妈来看我之前，我跟着一个自称是刘玄德后代的中国教练学车，并通过了驾考。本打算租车带老妈环游北美，但老妈誓死不从，担心得要命，最后只能放弃。

　　没有车，老妈的活动范围从原本在哈尔滨从城东到城西的距离缩短到我公寓楼下的院子。她又偏偏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定要四处走走才好。每天晚饭过后，我们俩就从公寓沿着我每天上学的路，从商学院走到历史系，走到传播系，走到物理系，再从两侧都是棕榈树的图书馆前的大道走回家。

　　妈妈对周围的环境渐渐熟悉了之后，我逐渐开放了禁行。她可以独自到校园里转。一天，她兴冲冲回来说，自己站在教学楼前面做气功打太极被一群外国姑娘围观。她勉强说着那几句英语，和她们聊了半天。

　　还有一次，一个美国大叔过来修灯，我恰巧睡着，老妈就和他聊得兴起。醒来后我问她都聊了啥，妈妈说：“他问我你是不是我女儿，我说是啊。他问是不是来参加毕业典礼的，我说对对对。他还问……”“你能听懂这么多啊！”“猜呗，八九不离十。”

　　偶尔我带她到学校附近的镇子上转，她几乎和每一间民宅都拍了照。那些二层的别墅小楼，每一间都有自己的风格，有的偏欧式，有的偏东方，有的门前挂着花篮，有的院子里种着五颜六色的植物，有的栽满了果树，黄澄澄的柠檬从树枝上垂下来。我们从路边捡了几颗熟透的李子，边走边吃。

　　妈妈抬头看见一扇制作精美的窗户，又想起了自己的房子，嗫嚅着：“可惜还是来得晚了些。你都走了。”我连忙岔开话题，让她看路边一条精瘦的大狗。

　　我毕业典礼的前一天晚上，老妈陪我到学校书店领了硕士服，一件黑色的长袍，三角形的袖口从手腕一直连到后襟。我换上它，戴好四角的学士帽，流苏垂在肩上，站在公寓的镜子前，镜子里是憔悴的老妈兴奋的眼神。

　　典礼当天清晨，老妈穿上精心准备的衬衫和笔直的杏色裤子，化了大半天妆，像极了待嫁的姑娘。我和其他毕业生一同进入体育场踩上绿茵的刹那，被周围欢腾的景象震惊。远道而来的亲友团坐满了整个体育场，欢呼雀跃，呼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这其中必有我的母亲。

　　我的视线从一大片人群中掠过，心急地寻找，就在整个会场即将肃静、毕业生即将落座的刹那，远远看见最后排的妈妈正奋力挥着双手。对！那就是我的老妈！

　　整个毕业典礼，老妈都在狂喜的情绪中度过。她听不懂英语，但在那些烦琐的流程面前，她是个再聪明不过的分析者，她明白哪一段是在唱圣歌、哪一段是在向主祈祷、哪一段是校长讲话。只有在毕业生们起立，朝着身后的人群鼓掌的时候，她懵了。我告诉她，那是校长让我们感谢支持我们的家人和朋友。

　　系里的毕业典礼上，我把妈妈介绍给了我的导师、我的系主任、我的同学。她那么健谈，特别想多说几句话，只是刚要开口才想起人家听不懂中文，只能微笑点头。上台领毕业证书的时候，我一眼看见瘦瘦的她在一群人中间，端着她的手机，眯着眼，给我拍照。

　　我当时特别肯定，妈妈那老花眼根本看不清自己拍下了什么，拍出来的照片也一定是模糊的。但是我为她在台上多停留了十秒,等她按下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