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微笑
○唐 风/译
我和爸爸都喜欢玩棒球,不喜欢睡懒觉。记得我9岁时,那个仲夏的大清早,我们带着棒球、手套和棒球帽,开车去了离家不远的一座公园。“清晨玩棒球更有趣,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爸爸告诉我,“早上的风带着球在天上飞,那个情景你从没见过。”
爸爸说得对。在晨风中,我们的球比平时飞得更快,落地更轻。红彤彤的太阳从闪烁着晶莹露珠的大地上缓缓升了起来,我们的击球声在公园里轻轻回荡。
早上的两个多小时,这座公园成了我们的地盘。过了一会儿,一位女士推着婴儿车朝我们走了过来。她走近之后,爸爸礼貌地弯下腰,朝婴儿车里的小宝贝挥了挥手,并且给了小宝贝一个他能露出来的最好看的微笑。那位女士朝爸爸甜甜一笑,然后就赶紧走远了。
爸爸用一只手捂着嘴,走向了他的汽车。“咱们走吧,儿子,”他说,“我有些不舒服。”
此前一个月,爸爸患上了面瘫,右半边脸瘫痪了。他变得口齿含糊,耷拉着眼皮,每次喝水都会洒到衬衫上。就连微笑于他都成了天大的难事,以前每当提起歌星米克·贾格尔、影星伍迪·艾伦,或者他钟爱的扬基棒球队,他就会露出微笑,现在,他的微笑消失了。
我扎进车里,心里开始怀疑,爸爸这么早来公园打棒球不是想让我欣赏日出,而是怕见到别人异样2的目光。回家的路上,我们都沉默不语。
从那以后,爸爸更多时间都闭门不出。买东西、开车、带我去看少年棒球赛,这些事都交给了妈妈。作为自由编辑的他把我们的餐厅改成了他的办公室,每天从早到晚看稿件。他也不再喜欢和我打棒球。
去诊所做理疗的时候,医生嘱咐他:“现在尽可能使劲笑,用手推高你的右脸,试试吹口哨。”爸爸仅仅吹出了一口无声的空气。我最早的记忆就是爸爸跟着弗兰克·辛纳屈的歌声吹口哨,也教会了我吹口哨。
美国每年大约有4万人患上面瘫,多数在几个星期内就痊愈了,另外一些人至多几个月也就痊愈了。但给爸爸治疗了9个星期后,医生承认,她对爸爸无能为力。“我从没见到过这样顽固难治的病人。”最后一个疗程结束后,医生这样告诉爸爸。然后,她开出了收费单。
爸爸则乐观地看待这一切,他偶尔会拿出一支可擦画笔,在脸上画出一道宽大的笑容。有时还会模仿一下猫王,他打趣说,噘起的嘴唇让他能够完美地演绎猫王的歌曲《疯狗》。
那年9月,我开始上四年级,爸爸那时候可以眨几下右眼,也能清晰说话了,但他的微笑还是没能回来。于是我暗下决心:我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笑,这样爸爸就不会孤独了。
这样做对于一个四年级的孩子来说不是那么容易,同学们都到了会用刻薄言语损人的年纪,他们说我是“噘嘴侏儒”(我的身高当时只有3英尺10英寸)。老师们经常把我叫到走廊,问我出了什么事。
我想放弃“不能笑”这个誓言,但是我不想只让爸爸一个人脸上没有笑容。
有一次,我们全班同学玩威浮球时,我质问体育教练:“笑有那么好吗?”他把我叫出来,罚我做俯卧撑。然后,他给爸爸打了电话。我不知道他和爸爸都说了些什么,不过那天下午放学,我走出校车时,看到爸爸正等着我,手里拿着手套和棒球。在几个月时间里,我们第一次坐着家里的车,去公园里打球。“我们好久没打过球了。”他说。
公园里有五六个孩子和他们的爸爸,站成一排,伸出戴着手套的手向我们招手。爸爸无法向他们报以微笑,但是他向他们点头致意,我也跟着他那样做。没过多久,太阳下山了。公园球场上的灯光亮了起来,别人都走了。但是爸爸和我在夜色中继续打着棒球,从弧线球到直线球,玩得酣畅淋漓。
我们要把失去的这几个月宝贵时间夺回来。爸爸失去了微笑,但好在重拾了面对生活微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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