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雅芳

　　怀念我的父亲

　　■韩雅芳

　　二○一六年十月十二日下午三点二十分，父亲安详地走了，永远离开了我们。

　　这一年来，父亲的身影一直萦绕在我的眼前，甚至照镜子时看到的也是他的脸庞。最近一段时间，夜里常常梦见父母，梦醒后泪水止不住打湿了枕巾……我想，是不是父亲和母亲惦念着我而托梦了。

　　去年四月，父亲被查出膀胱癌复发。五月四日从酒泉到北京治疗，先是住在北京医院，后又住到广安门中医院。连医生都劝我们早点回去，等于宣告治疗已无回天之力了。五月的最后一天，我们怀着难以言喻的心情，把父亲送上了火车。

　　面对这一切，父亲显得异常平静坦然。临上车前他劝我们说，我的病也治疗过了，你们尽心了。我比你妈多活了六年，你们几个孩子和孙辈都很好，我也很放心了。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说，但当时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于是，在父亲回去不久，我们也就匆匆赶回酒泉。

　　自古忠孝难两全，过去在工作岗位时，都忙着自己的事业。母亲病逝时我们都不在身边，终成无法弥补的遗憾。现在退休了，我陪伴了父亲半年，也算是尽了一点女儿的孝心，尽管情绪压抑，但和父亲在一起，心里总是充满阳光，暖暖的。

　　父亲韩邦彦，五十年代初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铁道部第一设计院，因此我从小就生活在兰州。父亲学的是工程预算专业，预算工程师，他是设计院的青年业务骨干之一，一名共产党员。中央决定发展“两弹一星”，父亲一九五八年穿上军装，走进“马兰基地”，后来又辗转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母亲和我们只知道父亲去了一个保密的地方工作，平时用邮政代号给家中写信，每年只能回一趟家。那八年里，母亲在兰州铁路局供应段工作，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兰州生活，到了一九六二年又添了个弟弟，取名铁军。这个既写实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名字，想起来就让人感到充满力量。

　　一九六五年底，父亲所在部队的大规模基建工程结束了，转业分配到甘肃省物资局洒泉物资供应站。那一年我十三岁，随父亲举家从兰州搬到河西走廊最西端的酒泉。这是一个边陲小城，市区只有四、五万人口。在铁路上工作，职工住的是简陋公房，使用的简单家具也是公家的，所以搬家就是几件包裹着被褥的行李和几个木箱纸箱。记得那年冬天雪特别大，天气非常冷。我们一家五口人先是住在南街酒泉饭店后面停车大院里，一间平房，十分拥挤，好在没有什么东西，凑合着住了一个月。后来物资供应站在民意街二十三号院给我们找到了住房。那是在城关镇政府对面的二进四合院，建筑风貌是典型的古色占香西北民居。我们家住的是三间上房，进深三丈余，人字屋脊，感觉高大空旷。屋檐一丈多宽，由几根圆木柱子撑着，柱子下面有柱顶石。又宽又大的格子窗户，从里面贴上纸，屋里很敞亮。木制房子宽大并有雕花，门槛也很高，四岁的小弟弟进门总先爬在门槛上，再把两条腿放上去才能进到屋里。房空屋冷，得烧两个煤炉子才行。院子很大，住的人家少，每天晚上父母去开会学习就把我们三个孩子锁在家里，外面一片漆黑，我们很害怕。

　　酒泉城不大，以钟鼓楼为中心，不长的东南西北四条大街，又派生出若干个井字形的街道，所以有人戏称酒泉是“小北京”。夜晚街上行人很少，路灯挤在高大的白杨树中间，迷蒙昏暗。只有钟鼓楼四周和祁连剧院、七一剧院、和平电影院门口有零星的小贩推车上点着星星点点的灯火，叫卖着西瓜子、白瓜子、沙枣子等零食，显得抢眼。

　　刚到酒泉，对当地语言不熟，所以不大和外面的孩子一起玩耍。父母说这里干果、零食便宜，就常给我们买一些带回来，哄我们安心，有零食相伴，便赶走了孤独和寂寞的时光。

　　时间过得很慢，父母有加不完的班。他们不知疲倦，十分乐观，安安稳稳地扎下根来。后来我参加工作了，有同事问起我来，你们不是酒泉人，母亲又在兰州工作，为什么一下子全家搬这里来了呢?我也清楚按政策我父亲转业是应该在兰州安排的，说是分到省物资局，但实际上是在下属的酒泉物资供应站。父亲一生老实厚道，一切服从组织安排，他二话没说，打起背包一家就上了西去的火车，这就是我父亲的品格。

　　不久，单位给我联系到酒泉师范附属小学读书，这是县里最好的小学，也是组织对父亲的关心照顾。教师是酒泉一流的，在这里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父亲因此很欣慰。每到星期天父亲都在家洗一大盆衣服，还给我这个长辫子姑娘洗头，我感到特别温馨幸福。

　　三月，刚开学时天还很冷，附小的教室还要生一段煤炉子，都是同学轮流值日，常常弄得乌烟瘴气，睁不开眼睛。不少同学衣服单薄，很破旧，课间就围着火炉取暖。我座位前有位同学，两个脸蛋冻得通红，兰州人戏称是“红二团”，他有时回过头来和我说话，还故意呲出满口黄牙，我嫌弃他是“小脏脏”。七十年代他招工到兰州工作，成了一名药剂师，人很出息，穿戴打扮也很讲究。再后来我才知他的父亲王振亚是酒泉一代名师，是市一中的创建者之一，也是我公公几十年的老同事、老朋友。

　　春去秋来，我考入酒泉市一中。当时，酒泉地区成立物资局，办公地点定在嘉峪关。我父亲接受了修建办公楼工程预算任务。一九六七年冬，父亲担心我们的安全，就带着我和小弟弟去嘉峪关。基建办设在嘉峪关绿化车站附近，四周是茫茫戈壁，十分荒凉。在这里，父亲依然很忙，我和小弟弟每天都北望远处高山白雪间巍峨耸立的嘉峪关雄关，南眺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但那混乱艰苦的环境使人无暇顾及那些美景。整整一个冬天我们父女三人一起，母亲和大弟在酒泉，虽然相隔只有二十多公里，每月也只能有一两次团聚。基建工地管理人员少，我们也在食堂吃饭，宿舍很冷，玻璃窗上的冰花终日不化。尤其是戈壁上的寒风，从早晨刮到天黑，冰冷刺骨。父亲无怨无悔，每天默默地工作着，同时照看我们姐弟二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酒泉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时要筹建地区糖厂和啤酒厂，父亲先是抽调到基建处负责计划科工作，带人到外地考察调研，经常忙碌在火热的建筑工地上。后来地委决定把他调到地区工业交通处，担任计划科长和生产科长，五十五岁调到新组建的地区计量所（现在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前身）任书记。几十年里，他一直埋头工作，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由于他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和交际，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五十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参加过兰新铁路、包兰铁路的设计工作，每月八十元左右的工程师工资，在当时不算低了。在近三十年的科级岗位上他没有提过工资，没有晋升过职务。在酒泉工作近三十年快退休了才是个处级干部。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调资提职都没有你的份儿。他总是笑着对我说，你爸我工资高，提别人的薪是应该的。是的，父亲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得失伤过心，生过气，发过火。

　　父亲从不打骂孩子，但对子女要求很严。他要求我们诚实做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人为善。他不仅手把手教我们学习，还以自己榜样的力量影响着我们的成长。

　　二○一○年第一次手术后，他住在我呼和浩特市的家中化疗。父亲工作之余没什么爱好，读书、看报和抽烟是多年的嗜好。我知道他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为了解除他的痛苦和寂寞，我建议每天除了看报之外，写一篇小楷。他写得非常认真，还标标上日期以便对比和检。我看他的字一天比一天好，就鼓励他坚持下去。他去世后，每每看到他娟秀工整的小楷，整整齐齐地件放在桌上，我总是禁不住泪流满面。

　　父亲离世后，按当地习俗，三日后出殡。凌晨六点，我们就在市人民医院的太平间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告别仪式。太阳没出之前，棺木入土了。这叫“入土为安”。父亲和母亲合葬在祁连锦园墓地，这是两位老人生前共同的愿望。他们相濡以沫近六十年，从没有红过脸，没吵过一次架。分别六年之后，又走到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