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非

　　当代文学因曾与政治高度融合，故其一段历史和“批示”渊源颇深。实际上，“批示”高居这段文学史顶层，犹如一根巨绳，串连和支撑文坛几十年。离开这些批示，这段历史不单是无从解释，或许压根儿还不会那样发生。但说来也怪，这么紧要的线索，迄今亦无人作稍稍系统的整理。鉴此，我们试为一述。

　　

　　如所素知，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极重意识形态，继因视文艺为其有力荷负者，而极重视文艺。他不但常使目光聚焦于文艺，且每借为枢机，来触发全局性的政治问题。1976年6月，距辞世不到三个月，盘点一生他自谓只“干了两件事”，一为反蒋抗日，“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文革”撕开口子，从“两个批示”到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批《海瑞罢官》，完全凭借文艺。在他的时代，文艺都列国家的头等要事。“四人帮”竟有三位从文艺起家，据而可见一斑。毛泽东对文艺的特殊瞩目始于延安，意趣和胸襟亦从那时开始展露，但全面、深度的介入尚有待建国后。他曾于重庆谈判间发表有名词章《沁园春·雪》，笑指“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入居中南海以来，御宇临政，干戈载戢，烂熟旧史的他，对过往“圣王”留心文治、令文教放兴的图景，心向往之，引为己任，将文艺视为犖犖大端，亲自过问，无论巨细，未尝松懈，而突出的方式便是不断作出批示。

　　帷幕初启，因电影《武训传》。该片筹拍于“1949 年秋冬之间”，“1950 年出品”。1951 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开启大规模批判。

　　建国初，已形成严密的电影审查。《武训传》开拍前，先向中央文教委员会（主任为郭沫若）备了案，后又经文教委和中宣部审查过剧本。“事情办得很顺利”，都“没有问题”。拍完，“先送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局审查”，参加审看的，不仅有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宣传部，及上海文教委、文化局诸负责人舒同、冯定、匡亚明、夏衍、于伶、姚溱等，甚至饶漱石也亲自到场。夏衍记之：

　　饶这个人表面上很古板，不苟言笑，更少和文艺界往来，所以这晩上他的“亲临”，使我颇出意外。当然更意外的是影片放完之后，从来面无表情的饶漱石居然满面笑容，站起来和孙瑜、赵丹握手连连说“好，好”，祝贺他们成功。当时，他的政治地位比陈毅还要高，是华东的一号人物，他这一表态，实际上就是一锤定音：《武训传》是一部好影片了。

　　上海之后，北京也有一次审映：

　　参加审映的有周恩来、朱德、胡乔木、沈雁冰、袁牧之，还有当时参加一个会议的一些领导人。放映后没有提什么意见。周扬何时审查《武训传》我不知道，他自己多次说过他审查通过的。编剧、导演孙瑜回忆，地点为中南海一个大厅，“周总理和胡乔木同志很快地出来，让我们坐在大沙发上，吃着福建蜜橘。不一会儿，大约有百多位中央首长们谈笑着走进了大厅”，放映“长达三小时。我注意到，大厅里反应良好，映完获得不少的掌声”。孙瑜特别提到，“朱德同志微笑着从老远的坐间走过来和我握手，说了一句：‘很有教育意义。 ’”

　　对于电影审查制度，以我们平素所知，有的影片是在筹拍阶段不能通过审查而拿不到拍摄许可，有的是在拍竣后未通过审查而不能发行放映。《武训传》并不属于上述情形中任何一种。它拍前拍后，已过各关，在所有审查中被认可。从地方到中央，党政领导及宣传部门要人亲看，并未发现“原则性”问题，而普遍给予良评。简而言之，它走完各种程序，是手续齐备的合法作品。

　　影片公映后，毛泽东突然调看此片，提出指责。孙瑜说：“后来，据中影华北管理处的同志告诉我说，是几天后又调了《武训传》去看的。”但他如何注意起这部影片，一直缺乏公开的材料。逮1967年初，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方有所透露：

　　这部反动电影一出来，立刻被毛泽东同志发现了。当时，中央有的同志通知周扬，《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电影，必须批判，还没有说到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就被周扬顶了回来。周扬趾高气扬地摆出一副十足的贵族老爷架子，十分轻蔑地说：“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了不起嘛！”此处“中央有的同志”隐其姓名，实即江青。姚文发表稍后不久，由造反派组织编写的电影大事记，在姚文基础上，直截了当写作：“2月，《武训传》上映后，被毛主席立刻发现。江青同志通知周扬……”至是，《武训传》事件缘起，稍稍白于天下。

　　姚文所以隐掉江青姓名，是因文中使用了“中央有的同志”的表述，而彼时江青并不是“中央同志”。据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1951年前后江青的身份，其实是“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以文化部所属某委员会的一位委员，而“通知”其上司（周扬时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如何如何，这情形看上去不太“自然”。想是为此，姚文不得不隐去姓名，曲笔写为“中央有的同志”。

　　在《武训传》达于天聪之前，1950年，江青还曾举报另一部影片《清宫秘史》。这不光是她“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身份所致。她原本影人出身，与电影界的渊源非寻常人可比。夏衍就江青插手《武训传》，曾如此分析：

　　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30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江青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自由主义者，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的秘密，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老伙伴的一个机会。

　　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内里往往意想不到地掖着私密的个人史，《武训传》问题或亦如此。不过，那并非主要。主要的，应如江青自己所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说这番话时已是1967年。她随后加重了语气，用总结式口吻说：“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 ”

　　讲得再细些，这位“哨兵”也经过一些变化。原来并不“流动”，有固定岗位即“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连续侦伺到《清宫秘史》、《武训传》和红学研究三个“敌情”之后，“有几年我害病”、“就辞职了”，“哨兵” 暂时息影。约自1962年，“哨兵”重新活动。林默涵忆称“1963年以后，我同江青的接触多了”，并获悉 “她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她来管文艺”。这次，没有固定岗位而转为“流动的哨兵”，势焰较前益炽，大有在文艺界“代天子巡方”的况味，如此直至“文革”爆发。

　　回到《武训传》事件，“哨兵”携归讯息之第一现场，因近年李家骥回忆录面世，已能落实到细节。李家骥，山西需县人氏，1948-1961年间担任毛泽东卫士。他于《领袖身边十三年》中讲述：

　　2月末3月初的一天晚上，主席吃饭时，江青对主席说：“有个电影叫《武训传》主席看过吗？”

　　“这个片子怎么样？”

　　江青把影片情况作了一个简单介绍：这是昆仑影业公司制片，孙瑜编剧兼导演、赵丹主演，公映后各地报刊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主席可以看看。”毛遂于“两三天后”的“一个星期六”，“在含和堂看了这个电影”。“又过了两三天”，田家英送来一些登有《武训传》评论文章的杂志，李家骥如往常那样置于毛的办公桌。此时江青回来，见到杂志，说她要“先看看”。“我把杂志送给她。江青一本一本地翻了个遍。”看后，江青命李家骥转告田家英“也给我找几本这些杂志”。翌日，李以此告田，而田又分派李做一件事：“你把最近报纸涉及《武训传》电影的文章剪下来给主席。”从4月末到5月初，李家骥将有关《武训传》的文章“给主席剪了一大本”。江青表扬了李的工作，要求他再剪一套，原话是：“家骥，最近你给主席剪的报纸很有用，为我们分担了困难。这些文章主席要挤时间看，有时我先看。为了方便你能不能剪两套，我和主席各一套。”

　　这样我们便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所谓“这部反动电影一出来，立刻被毛泽东同志发现了”，并不确实。不是毛泽东“发现”了它，而是江青“发现”后报告给毛泽东。且江青作用不止于“发现”，整个过程中，她都扮演重要角色。那些《武训传》材料由她当第一读者。“有时我先看”的意思，应是毛泽东没有时间将材料亲自一一看过，或经她筛选挑拣后选出部分供其阅览，或由她根据所读向毛泽东汇报。这与《为人民立新功》对“流动的哨兵”工作方式的描述，分毫不爽：

　　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

　　《武训传》被“发现”后，“毛泽东先是通过胡乔木组织一点对电影《武训传》持批评意见的文章”，遂有《文艺报》1951 年第 4 卷第 1期发表的贾霁《不足为训的武训》和署名江华（陈企霞笔名）的《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贾霁标题中的“不足为训”四字为毛泽东原话，黎之说：“别人告诉我，他就是根据毛泽东‘不足为训’的意思写的。”于是，对《武训传》的公开批判，1951年4月启于《文艺报》。但贾霁文章让人失望，未捅着“痛处”，尤其文中对过去陶行知弘扬武训，以为在“国民党万恶统治”条件下，提武训精神，不失“积极的作用”。这样写，原是为了顾及“政策”——当时，陶行知仍被看作兴教育于民间的典范，他曾极力推重武训精神——有此一句，以示陶、武区别，避免批判武训伤及陶行知。然而在毛泽东看来，这实属画蛇添足。紧接着新一期《文艺报》便出现了署名杨耳的文章《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专驳贾霁，称“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也不应当表扬”。 杨耳即许立群，时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杨耳文章及时阻止了对武训批判失诸表浅的可能。虽然它后面的背景至今未能确知，但所受重视说明其立场甚得要领——5月16日《人民日报》将其转载并加编者按，赞扬此文见解“比较深刻”。编者按写道：

　　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拥护者武训而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电影《武训传》的放映，曾经引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报纸的广泛评论。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最早发表的评论（其中包括不少共产党员所写的评论）全部是赞扬这部影片或者是赞扬武训本人的。辞气之盛，不是一般手笔。时在《解放日报》总编室工作的袁鹰先生，对编者按留下 “措词很厉害，上海话就是‘很结棍’”的印象。黎之则径称其感受：“从行文上看是经毛泽东修改的”。值得一提的还有《人民日报》转载时的处理；《文艺报》原文标题有“试谈”字样，犹取商榷姿态，转载时去掉，用质问驳难口吻改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

　　又四日，《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发表。这篇社论系胡乔木起草，但发表出来时，两者关系只剩下寥寥几句话和整理出来附于文内的一份前期《武训传》若干评论文章目录。毛泽东完全改写了它。过了整整十六年，196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又出现题目一模一样都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文章，而属名已变成“毛泽东”，附注曰：“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的摘录”。截至这篇社论，《武训传》事件迎来高潮。

　　存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涉及《武训传》事件的文献，计四件。继上述社论的改写部分之后，有标作“1951年6月”的《在审阅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稿时加写的几段文字》。这是杨耳在《武训传》事件中第二篇重头文章，前面那篇，我们曾说“背景未能确知”，这一篇则白纸黑字、昭然目前。文章发表在6月16日出版的《学习》第四卷第五期，从而推知批改大致发生在6月中旬头几天。批改很细，且非字句而已，有大段的添加，如：“你看，武训装得很像，他懂得封建社会的尊卑秩序。他越装得像，就越能获得些举人进士的欢心，他就越有名声。他已经很富了，还是要行乞。他越行乞，就越有名声，也就越富。武训是一个富有机智和狠心的人，因此他成了‘千古奇丐’，只有那些天真得透顶的人们才被他骗过。”实际上，毛泽东对此文的关怀并不止于批改；据黎之，“为写此文毛泽东找许立群谈了两次”。

　　次为《武训历史调查记》的修改。

　　调查团系毛泽东亲自派出。《武训历史调查记》“前言”载有调查团成员名单：“这个调查团是由下列十三个人组成的：袁水拍（《人民日报》社）、钟惦棐、李进（中央文化部）……”其中“中央文化部”李进，就是江青。然而《〈武训传〉批判纪事》作者袁晞考证：“据我多方了解，除袁水拍、钟惦棐和江青三位执笔者外的调查团其他成员都是这份‘调查记’见报时，才第一次看到”，总共十三人，除三人为真，另十人竟俱系捏入。但调查团之为毛泽东亲遣仍然不假，黎之闻于袁水拍：“毛泽东对这次调查非常重视，临行前找调查组谈了话，临行时亲自送江青上车。 ”

　　所形成的 《调查记》，几近五万言，7月23日至28日连发于《人民日报》，总算登完。庞大篇幅，与它努力摆出“学术化”架势有关。文章对各种史料（方志、野史、碑刻、契约、账册）征引极博，并制表六份（毛泽东审稿中还专门批示胡乔木“其中几个表，特别注意校正勿误”），写作体例很有如今 “田野调查”、“口述实录”的风范，读来甚显详实客观。不过，戴着学术化面具的《调查记》，仍然充斥了捏构。当初几位仅曾提供过材料、并未参加“调查团”却被列入其间的山东人士，“文革”后“写文章说《调查记》不真实，给武训戴的‘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三顶帽子，根据不足。”顺此线索，笔者查阅相关文章，读到1981年第1期《齐鲁学刊》冯毅之《要从〈武训历史调查记〉的调查中吸取教训》一文。1951年，冯任山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省委安排他为调查“做些协助与联络的工作”，得以目击其过程。冯证实：“因为在调查前，目的要求和结论已定，所以在调查中，就光喜欢听说武训的坏话和否定的话，不喜欢听说他的好话，更不喜欢听赞扬他的话。”“开始时被调查的人并不了解我们的意图，所以一说起武训，就大加赞扬。这使我们很做难。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堂邑的县委书记已知道了我们的意图，但县长不知道，就召开了会。在会上，县长还是老观点，一再讲武训的好话，急的县委书记直拉他的衣襟。以后地方党组织向群众做了工作，人们的谈话才慢慢转变了。 ”看来，“田野调查”、“口述实录”亦不可尽信，采用这种形式而通过引导、控制受访者，照样可以造假。

　　《调查记》毛泽东又作了极繁复修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所收《对〈武训历史调查记〉的修改和给胡乔木的信》粗计，亲笔改动的部分计十五段落、约可三千字。有成段成段的添写，也有逐字逐句的更易。如这一段：

　　“崇贤义塾”在一八九五年，即在该塾经班开办之后第八年，亦即武训死的前一年，才设立蒙班，四年以后，即一八九八年以后，这种蒙班就废止了。武训及和他合作的地主们对于设立这种程度较低的蒙班是不感兴趣的。武训及其合作者杨树坊之所以在这四年内开办了蒙班，是因为柳林镇上的商人们表示不满，他们的子弟不能上学，武训和杨树坊才勉强办了个蒙班，敷衍他们一下。在学生的成份方面，经过我们调查，不但经班学生中一个贫苦农民的子弟也没有，就是蒙班学生中贫苦农民的子弟也很少。其宋体字部分，即毛泽东所批改。明嘉靖间某官，记其在首辅徐阶处所见御批云：“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庙谕札及改定旨草……见其所拟，帝一一省览窜定，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亦必更易数字示明断。”读《人民日报》社论、《学习》杂志杨耳文章和《武训历史调查记》，感觉“一一省览窜定，有不留数字者”诸语也很贴切。

　　四件文献中又一个，为1951年7月7日对中共华北局宣传部报告的批示。报告说，河北省委对如何处理现有与武训有关的事物向华北局请示，华北局宣传部意见是：凡以武训命名的私立学校，“在对武训及电影 《武训传》讨论渐趋成熟时，由他们自己提出更名和改组”，“凡公立的武训学校 （如平原武训师范），在教职员学生思想澄清后，更改校名”；凡因纪念武训留下的碑刻、建筑等，“教育群众认清武训后，由群众自觉地拆除。石刻、塑像、柱、碑要拔除，画像要涂抹，武训纪念林要改名”。一般以为，因意识形态毁夷旧文物乃“文革”时期现象，现在来看，实际建国初已有此风。对此，毛泽东批示：

　　可予同意。但应着重教育解释，其余可以从容处理。

　　批准了这些处理。“从容”二字，是告以勿操之过急。大概建国初“群众”思想觉悟还不能跟十几年后比，故嘱咐先做好“教育解释”工作，然后行之。

　　在毛泽东对文艺的领导和权威史上，《武训传》事件是一个时间窗。过去，他对文艺指明方向，给以思想指导，但尚未将个人裁决加诸特定的一物一事。《武训传》事件首次针对一个作品，发动批判、整肃，颁示禁令。这既开了以个人决断处置文艺问题的先例，也是领袖个人批语等同文艺政策的先例。其过程显示，《武训传》作为手续齐备、并获充分肯定的合法作品，处境急转直下，尽出毛泽东手中之笔，它源源不断流出各种批写，一举扭转所有事态。这是全新的案例。如果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思想上树立了毛泽东的文艺权威，《武训传》事件则意在明确对于文艺问题毛泽东还拥有最高的行政权威。

　　之前，这一点本来并不明确。就此须提到稍早的另一部影片《清宫秘史》。“文革”中，戚本禹“爆料”：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当时“革命导师”的话印黑体字，此处毛的两句话因以往尚未正式公布，便以不加引号而印黑体字来处理。“胡××”即胡乔木。这里显示，毛泽东对类似单个文艺作品等具体文艺事务的干预，始于《清宫秘史》，然而未获成功。戚本禹将毛的声音被置若罔闻，归之宣传和文艺部门负责人“公然对抗”、“拒绝”。实际上，无论陆定一、周扬或胡乔木，都不可能有“公然对抗”、“拒绝”之心。他们未将毛泽东表态当作行政命令执行，应是那并不属于正常的“工作程序”。《武训传》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通过持续、不断加码的亲笔批写，不单使《武训传》作为合法合规作品的地位根本改写和推翻，更重要的是，施加强大压力，迫使相关系统认识到，来自他对文艺任何表态都不能视为个人好恶，应该奉为行政指令乃至文艺政策。

　　因此，我们对批示掌控文艺的历史，溯之于《武训传》事件。

　　作为榛莽之创，《武训传》事件相较以后难免有其不典型，或者说未臻“佳境”。重写《人民日报》社论、约谈批判文章作者、亲自修改批判文章和调查报告，前后耗费数几千字，付出了繁重劳动。这与后来一个批示多则二三百字、少则只言片语，不可同日而语。不过，万事开头难，事情都有一个过程。不光《武训传》事件，随后的《红楼梦》、胡风等问题也同属规则开拓阶段，等到人们业已敬悉其事，自然能够化繁为简。建国初文坛几桩大案，以往通常作为单独事件来看，如果换个角度，从毛泽东建立自己对文艺的最高行政权威角度看，其实是连锁事件。它们客观上既有相因相生的联系，从方向来看，也是不断递进的过程。

　　《武训传》事件刚刚平息，毛泽东在中宣部有关文艺整风的报告上作了批示。这份报告，正是《武训传》事件的产物。

　　1951年11月，中宣部召集“党内主要文艺干部”十余人开文艺工作会议，内容是检讨“两年来”亦即建国后的文艺工作，认为“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存在 “忽视思想工作、脱离政治”、“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使文艺战线发生混乱”，乃至上升到 “进入城市后”“对毛泽东文艺方针发生动摇，在某些方面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篡夺了领导”这样严重的程度。会后形成的报告，提出准备采取的“改善文艺工作”的办法，主要有五条：纠正文艺脱离党的领导的状态，重要情况和问题经常向中央报告请示；整顿文联各协会工作，使之成为组织作家参加斗争、学习、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的中心；整顿文艺刊物，加强它们的战斗性；对文艺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展开“有系统的”斗争；“改善对电影工作的领导”作为单独一条专门列出。

　　“文艺脱离党的领导”的提法，就事实来说原无根据。文艺一直都在党的领导之下，从来没有任何别的“领导”因素出现。因此这句话实际的意思，只能是“脱离了毛泽东的领导”。相应地，“重要情况和问题经常向党中央报告请示”的承诺，实质也是“经常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就此而言，这次规模不大、历来似未引起太多注意的文艺工作会议，对当代文艺史有特殊意义。它确认了《武训传》事件的影响和结果，即文艺工作具体领导程序的终端在毛泽东那里。会议决定开展文艺整风，主要目的就是借一场广泛运动，将新认识、新精神传布到每位文艺工作者。

　　毛泽东对此给予充分肯定。批示满意地写道：“这一报告是正确的。”他强调：“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自己和当地从事人就事文学艺术工作的负责同志都注意这个研究报告”，并进一步提出要求：“依照北京的办法在当地文学艺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的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 ”

　　1951年12月开始的全国文艺整风，与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为上下篇关系。后者曾在“根据地”、“解放区”范围完成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整合，眼下，将从全国范围补上这一课。然而这尚属较为浅显的方面。从更深层角度看，以《武训传》事件为开端（如果当初对《清宫秘史》的批判启动，时间还应提前到1950年），到1951年底批示文艺整风，再到翌年通过整风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进而1952年、1953年初步引出批胡风，1954年批红学、批胡适和正式吹响清算胡风的号角，最后在1955年将胡风问题以“反革命集团案”定谳，环环相扣，有如构思缜密的大棋。倘若《武训传》事件可称棋局的开枰，文艺整风便进入了它序盘阶段，后续的弈手源源而来。

　　先看文艺整风如何引出胡风问题。这问题由来颇久，抗战后期在重庆及四十年代末在香港，都有表现，眼下因了文艺整风，时隔数载重新浮出水面。1952年5月25日，《长江日报》刊登舒芜《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由题目可知，它是以文艺整风为背景的一篇学习体会，作者结合往事现身说法，对运动来说自然是富于成效的收获。有关方面及时抓住这个素材。6月8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了原文，从而标志着胡风问题再度提出。9月25日，《文艺报》又发表舒芜《致路翎的公开信》，雪团开始滚动。之后，中宣部先后召集四次座谈会，全面批评胡风文艺思想。到1953年初，事态升级，中宣部决定将批评从内部转为公开，“指定”何其芳、林默涵担纲各写一篇批判文章。“为了使文艺界不感到突然”，又安排公开批判前由林默涵向北京文艺界通气，“介绍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经过情形”，此即1953年1月29日晚上于文化部举行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 （后改名中国作家协会）座谈会。第二天，林默涵的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身《文艺报》。过了半个月，何其芳文章《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在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也在 《文艺报》登出。林文发表后，《人民日报》于次日（1953 年1月31日）加编者按转载；何文本应同此处理，因篇幅太长作罢。

　　至此，事情紧锣密鼓，眼看掀起高潮。不料出现一个小插曲。1月29日晚为即将公开批评胡风造势的“文协座谈会”，名之“座谈会”，实际已经定了调子，不给不同意见以空间，致座中有不满者，从而发生匿名信。某个与会者以“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名义，投书中央，反映会上感受，称“不理解”对胡风的批评，“感到压抑、苦恼”。事后，时任中宣部副秘书长的熊复向毛泽东写报告检讨说：“这本来是一个报告会，因觉得用座谈会的名义比较随便些，故文协在会议的通知上说是座谈会，由于会议名义与内容不符，就使那位写信者得到不让大家发言的印象。这确实是一个缺点。”

　　匿名信到了毛泽东那里。3月4日，毛泽东就其批示熊复：“此事请你调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当时，中宣部对批评胡风如何拿捏尺度为宜，说来也是心中没底。一边批判，一边顾虑方式是否过火。作为单向度批判话语却又采用“座谈”名义，就反映了这种心态。4月8日，熊复呈交就毛泽东批示专门写的报告，傍偟之意，继续显露。他似乎以为毛泽东“以其情形告我”，是一种问责口吻，故而有不少引咎之辞。除了如上所述承认文协会议存在缺点，还说了其他模棱两可的话。比如，既说“文艺界一般反映这个批评（指林、何文章）是正确的、中肯的”，又说“近两年来，在一般的文艺批评中，的确存在许多缺点，如简单化，断章取义，缺乏艺术分析，指摘多于鼓励等……最近这种过‘左’的倾向已有改变，但又呈现了文艺批评不够活跃的现象”。犹豫神情，跃然纸上。

　　更让人忐忑的是，熊复报告送上后，毛泽东未置可否，无有下文。结果，就像报告中所作的自我批评那样，之后数月，文艺界两年来的紧张空气一度缓和。其明显表征是，先前承受高压的胡风派，日子不那么难过，甚至1954年初，路翎小说接连获 《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刊用，还备受称赞。反之，曾经登过《致路翎的公开信》、林默涵、何其芳批判文章的《文艺报》，改弦易辙，居然发表了巴人的正面评论，对短篇小说《初雪》“予以高度评价，并认为‘生活的实践已经带领了我们的作家正在走上正确的道路’”，这种情况 “是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凡此，我们品味和体会熊复报告中的不安，可能是宣传部门担心先前做法存在 “过‘左’的倾向”，鉴于毛泽东未置可否，小心翼翼地主动纠偏。

　　其实，顾虑是多余的。放眼一观，可知毛泽东未置可否，是因当时中央出了大事。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写道：“高岗向党发难，进行了一系列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时间主要集中在1953年下半年。”这场斗争，以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指控高岗搞“独立王国”落幕。恰好在高岗事件发生的这段时间，文坛迎来短暂缓和，应非巧合。

　　而高岗事件尘埃甫落，关注便重回文坛，且瞬间达到高密度、高强度，1953年下半年以来的相对缓和，为之一扫。不过，这种回归并非直接接续先前的热点，而是凭借新的事件另外发力。

　　1954年9月，山东大学《文史哲》刚刚发表李希凡、蓝翎论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艺报》当月即予转载。事情幕后，又现江青身影：

　　江青把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读后，让江青转告《人民日报》转载。她当即在人民日报社召集胡乔木、邓拓、林默涵、林淡秋等人开会（主管文艺的周扬未参加），建议转载李、蓝的文章。会上胡乔木等人提出党报不是自由讨论的场所（这是学《真理报》。斯大林时期《真理报》只作结论，不许讨论）。会上大家一致意见交《文艺报》转载。

　　看来，宣传部门主管者虽努力提高了认识，对《武训传》事件内涵的领会却仍不深入。“党报不是自由讨论的场所”，必有所据，但江青出面代表毛泽东而来，事情又岂能以“讨论”视之？ 他们的“书生气”，以及死抠规程的习性，恐须再历数事，才能销磨。

　　《人民日报》换成《文艺报》，已属忤命；而况《文艺报》的事情办得又欠火候。尽管《文艺报》迅速转载并加编者按以示重视，规格其实很高，但编者按中的两句话很是添堵：

　　在转载时，曾由作者改正了一些错字和由编者改动了一二字句，但完全保存作者原来的意见。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编者按出自冯雪峰，主要意思却不是他的，而是人民日报社磋商会对李、蓝文章所持要“讨论”的意见。不过，“改正了一些错字”和“一二字句”，可能是冯雪峰编辑过程中的动作，而他随口提到了它。从有心人角度看，这难免表达了对文章水平的不屑。该编者按为冯雪峰不喜于毛泽东，埋下根因。同时，这个编者按事先未送毛泽东审定，又是严重“疏忽”。刊物出版后，毛大为不满，对编者按边读边批。不足三百字的原文，批语达五条之多，如“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等讽斥之语，以及与“不够周密”、“不够全面”针锋相对的赞扬：“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

　　不妨回顾一下，较之《清宫秘史》问题时对毛的声音听而未闻，及在《武训传》事件上的懈怠、麻木与迟钝，这次就《红楼梦》研究问题，宣传和文艺战线姿态其实有相当的改进，算得上积极主动。继《文艺报》以惊人高效转载李、蓝文章之后，当时颇有执古典文学研究之牛耳意味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又以全然破格的对待，神速组织李、蓝专稿《评〈红楼梦研究〉》，使之10月10日见报，且配编者按。然而和《文艺报》一样，编者按也出了差池。编者按说：

　　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试图”、“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和“供参考”三个提法，使毛泽东皱起眉头，他又批道：

　　不过是试作？

　　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

　　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这不能不让他再次感到对舆论工作的失望，需要亲自敲打。六天后，发出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很独特，信封上列出的收信人，从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等直至袁水拍、何其芳总计二十八位，并注明阅后“退毛泽东”。显然，它并非普通或真实意义上的“信”，而是以“信”的形式作出的一个批示。

　　起始写道：“各同志：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付上，请一阅。”两文即《文艺报》、《光明日报》所登李、蓝文章。经这一“付上”，它们身份地位完全不同，明显脱离了“讨论”对象的意义，转而与亲笔信一道获得一种“文件”意味。那正是毛泽东所要着重生发的：

　　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这些话需要很好地细读。第一，根据前述，“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中的“有人”，便是江青，她实际代表毛泽东而来，但“结果成立妥协”——代表毛泽东出面却被迫“妥协”，可知“妥协”二字透露了如何严重的不悦。第二，关于“种种理由”后面所列的“小人物”和“自由辩论”，以我们看到的材料，“自由辩论”确实是人民日报社会商时所提到，“小人物”却并非出自“某些人”之口，它是毛泽东阅读《文艺报》编者按，就“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云云加以引申，自己在批语中使用的字眼。当时有关方面诸负责人的原意，推之于逻辑，只是欲将事情以类似学术讨论方式处理，所说的“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重心应在可以“进一步讨论”，未见得含有对“两个青年”的轻蔑和歧视。第三，“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将事情性质说得严重，这是对“讨论”提法和思路的彻底否定。欲以“讨论”处理此事的人，应惊觉于“俘虏”二字的严厉。第四，最具深意的，是《清宫秘史》“至今没有被批判”和《武训传》虽然批判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之语。意思并不是补上或重新批判，而是一种追溯、提醒，让有关方面将自那时到眼下为止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作通体的思考，领悟其中“教训”究竟何在。具体讲，从《清宫秘史》“没有批判”，到《武训传》虽然批判却未“引出教训”，再到红学问题提出后被“以种种理由”“给以反对，不能实现”，诸公实际是在同一处跌倒，即都不把来自他本人的表态，毫不耽搁、不打折扣地照办、执行、落实，反而形成阻力。

　　事不过三。一而《清宫秘史》，再而《武训传》，三而《红楼梦》，毛泽东已连续亲自抓了文艺领域三件具体的事。细想想，三件事究竟触动了什么原则性问题呢？好像也没有。否则，整个党的文艺领导系统，那么多富于经验的负责人士，不至于都走了眼。但毛泽东却做了很大的文章。他在改写批判《武训传》的《人民日报》社论中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共产党员”丧失“批判能力”、向反动思想“投降”；在关于《红楼梦》的信中又说“某些人”或“大人物”“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批评重心皆在宣传、文艺部门有职有权者。换言之，文章是做与他们读的，“教训”也要由他们“引出”。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眼下，红学问题就是第三次考验。

　　第三次，果然引入了新的内容。10月27日，他在陆定一就红学批判所提交报告上批示：

　　刘、周、陈、朱、邓阅，退陆定一照办。

　　寥寥数语，然意义重大。之前《武训传》批判，毛泽东亲历亲为，写社论、批改文章、批复华北局宣传部就处理武训相关物的请示等，但类似这样的批语则未出现。这道批示，面向整个中央最高领导层，有咸与周知的政令意味。事情本止关乎一部古典小说，被郑重引至这个层面，是破天荒的。它与其说凸现了事情本身如何重要，不如说从别的方面起一种展示、宣谕作用。其例既生，后续随至。12月3日，又于周扬就批判胡适的请示上批示：“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 ”体例规格相同，一种新的文艺及思想事务处置程序，悄然成规。而更奇特的是，12月31日，有《关于阅看冯雪峰的诗和寓言的批语》一件。文曰：

　　此件送刘、周、朱、陈、邓、彭真、彭德怀、陈毅、陆定一各同志阅。退毛。

　　冯雪峰的诗及寓言数首，可一阅。如无时间，看第一篇《火狱》即可。以某作家几首诗及寓言作品，遍示诸人，布置大家百忙中读看，或有两重意思。一是指验批冯未为无理 （冯雪峰毕竟是老资格文艺领导人），二是加强中央高层对他重视并亲自抓文艺、思想工作的印象。

　　其余琐细批答尚有：10月27日审阅、修改了即将发表于《人民日报》的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并写批语。之后，又于11月10 日、11 月 14 日，接连就黎之《〈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和冯雪峰的登报公开自我检讨作批注。后者特别尖锐，对冯的检讨逐一批驳。检讨说“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注意”；批注：“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检讨说“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锐敏的感觉”；批注：“一点没有失去，敏感的很。”检讨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批注：“不是 ‘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批注更指冯雪峰“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并在检讨中“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字样旁划线，要求“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

　　因为“旧红学”高峰是胡适，故由《红楼梦》研究批判，又引出胡适批判。12月2日，周扬写好批胡计划，报告毛泽东。计划包括，批判胡适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学思想、历史观点、考据学，从著作方面提出《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为单独批判重点。一语蔽之，将胡适的学问来个兜底的否定。毛泽东批示“照办”，不过他对批胡适似不特别专注，至少不像对《武训传》、《红楼梦》二事，亲自付出诸多笔墨。从经过看，批胡适更多是一种过渡，热潮很快转移到另一位胡姓人物。

　　距批胡适的批示仅五天，毛泽东写给周扬另一批语，内言：“均已看过，决议可用。”“你的讲稿是好的，在几处地方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决议指《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是为红学事件之收束。拟改组《文艺报》，同时责成《人民文学》及文联其他各刊进行工作检查。至于“你的讲稿”，正是后来极有名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它将由周扬在12月8日全国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宣读，内容一共三个部分：一、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二、《文艺报》的错误；三、胡风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这时，已是1954年年底。随着新年到来，接连数载文案迭现局面，推到极致，献演压轴一幕。一度似显消歇的胡风批判，重装上阵，且从思想批判遽然升格为百年间首屈一指的文坛冤狱。事情经过，晚近三十余年来叙说可谓汗牛充栋，我们姑且从略，单将毛泽东前前后后有关批示盘点一番。

　　第一件写于1955年1月12日，是对中国作协准备公开印发经过摘编的胡风《三十万言书》的批语：“刘、周、邓即阅，退陆定一同志，照办。”即阅二字，凸显一种紧迫和催促的感觉。另一句“作了一点文字的增改”，指的是对中国作协“印发说明”的亲笔修改。

　　1月15日，再作批示。胡风听到《三十万言书》即将公布，情知不妙，遂于1月14日晚面见周扬，请求勿予发表，或即予发表亦望允其作些修改、印上自己写好的承认犯有小资产阶级错误的声明。周扬为此请示，毛泽东严厉写道：

　　刘、周、小平阅，退周扬同志：

　　（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揪住”的意志异常坚定，胡风已经罪无可逭。

　　下一批示，出现在5、6月间。就“胡风问题材料”亦即胡风通信的编辑与发表，连下五条，周详布置，至为细密。如指示“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以至于说“如不同意，可偕陆定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拟召对周扬、陆定一，具体面议，重视程度无以复加。他不但改写了按语，对“材料”注文也亲自加工，并告宣传方面诸负责人 “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对于清样打出后应送人员，亲列名单，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董必武、张闻天、康生等政治局委员以上者，对未列入名单的朱德、林伯渠、陈云，也细心地注上“朱、林、陈云同志不在家”，之后说“并请他们提出意见”，要他们表明同意与否。另一批示，则着重对批胡的行文和语言加以指点：“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也是逻辑问题）。 ”

　　5月，与胡风相关还有三条简短批语，分别就《人民日报》一组批判胡风文章，开除胡风作协会籍、撤销其职务的文联作协决议，中宣部批胡运动及工作报告作出。

　　6月1日的批示，比较重要。毛泽东将北京市委查处胡风分子的报告，批给陆定一，命他“用中央名义将此件通报”所有党组织，在本单位 “调查和研究有无胡风分子”，“应指定几个可靠同志（例如五人）组织胡风问题小组，专门注意处理此事”。这标志了胡风案的扩大化。

　　又二日，修改、批发了《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指出各级党组织“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止在于肃清胡风分子，且要“借着这一斗争”“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扩大化态势益发明朗。又于对指示稿修改时，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在全体人员中是绝对少数”后面，加括号写下“占百分之几，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亲自规定名额比例。经这个文件，事情逾出反胡风之上，升级为肃反运动。

　　众多批语外，毛泽东还亲自为三批“材料”写过编者按（或做加改处理）、序言、逐段点评式的按语和注文，添写过6月10日 《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部分文字。它们之总和，笔者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逐行计算两遍，居然超过十万字，而都写于5月和6月，工作量实在惊人，可见为了胡风事件毛泽东确至于旰食宵衣。

　　而后，有如雨过云收，突然变得寥廓。自1951年起对文艺施压，持续、频密、一浪高过一浪，至此天高云淡。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第六册对比，所得印象极其鲜明。它们所收文献分别为1955年与1956、1957年。前者针对文艺的批示比比皆是，分量也极重；后者则不单稀疏，偶有所见亦颇简约。

　　整个1956年，堪可提起的文艺批语仅两条，一为6月8日《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的批语》，一为9月21日《对周扬在中共八大发言稿的批语》。一说：“此件很好，可以发表。在第九页上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一说：“此件看过，可用。只是引证我的话觉得多了一点，减少一些为好。”态度、措辞均显平和，乃至谦抑。

　　固然，1956年是难得春风拂面的年份，文艺空气较以往松弛，可以理解。然而风云突变的1957年，竟然也差不太多。如果想当然，抑或从笼统印象出发，我们多半“以为”这段时间少不了对文艺有分量十足的言论，实际却几乎没有。从5月15日起草反右通知《事情正在起变化》开始，毛泽东就意识形态讲有不少调门很高的话，却似乎唯独忘记了文艺。相对紧要的仅一条，11月24日《对周扬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讲话的批语》。说它紧要，是因所批示的对象本身算一枚重磅炸弹。周扬这篇讲话，后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发表，是文艺界反右运动的名文。可是毛泽东的有关批示，反而没有通常那种遒劲力道，只作了事务性叮嘱：“印发给小平为首的会议各同志，作一二次认真的讨论（事前细看周文），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后发表。”随后又补一句：“我现在不看，待小平会议讨论再加修改后，我再看。”态度竟似颇为放手和超脱。

　　1958年，对文艺批示仍极少，严格说全年仅三条。1月19日，就《文艺报》“再批判”特辑编者按作修改并写批语，该特辑为批判丁玲而设，将延安时期《讲话》前王实味《野百合花》、丁玲《三八节有感》、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文编成册，作为罪状示众。批曰：“看了一点，没看完，你们就发表吧。 ”与前面“我现在不看”相仿，意色疏阔，较诸《武训传》、旧红学、胡风问题时的迫究、苛细，有如冰炭。连批语的内容也似乎无关“宏旨”：“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来说，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只就编者按文字欠佳指点一番。2月24日，就前所吩咐“小平会议讨论并加修改后，我再看”的业已定稿的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作批语，语亦无多，称赞“此文写得很好”。批语和文章未即下发，多存放了三天，27日又添一句：“有一点修改，请酌定。”倒是所作修改比批语本身有味道，如：“因为他们力争鸣放，发了狂了，恨不得一口气吃掉共产党。他们完全不讲道理了。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的宪法，背叛了自己的诺言。 ”又如：“想把客观存在的毒草泥封土掩，不许露头，或者一露头就用简单办法一下子压死，是一种不懂阶级斗争策略的蠢笨作法”、“党是懂得如何对付阶级敌人的”等。《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以上段落字句，过去不大作为毛泽东的反右言论来注意。除上述两条，还有3月15日《对〈上海新闻出版和文学艺术部门党内负责干部的一些意见〉的批语》。“意见”登于中宣部内刊《宣教动态》，汇述了年初陆定一在上海与当地宣传文艺部门党内负责干部座谈会的情况。收集到的反映有：谨小慎微， 不敢说话，“左派不愿替报纸写稿”，“中中和中右，不敢沾报纸的边”，“儿童文学书籍无人写稿，愈是低年级学生读的书愈是无人写”，反右以来“大家缩手缩脚”，“创作上很少发言”……毛泽东批示，将该情况反映印作“成都会议”文件，加以讨论：“此件可一看，然后谈一下。为什么知识分子不敢讲、不敢写呢？我们人民的自由已被压死了吗？”意思虽然是否认的，但批语这两句话本身，却很可载入史册。

　　1959、1960、1961年亦属意兴阑珊。偶然有话，多就古代诗文而发，如关于《三国演义》、枚乘《七发》等，针对当前文艺问题的颇乏其例。这当然不表示文艺的重要性突然下降。从1956年以后若干批示来看，第一，对宣传文艺战线的工作态度，感到比较满意，“至今不能引出教训”的情形，很少遇到了；因此也比较放心，不必时时敲打，每每耳提面命或亲历亲为。第二，在毛泽东那里，文艺问题的实质是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的紧与松，关键看政治。1951至1955年，连出重拳，收效颇著，文艺反映出来的思想意识形态马首是瞻问题，不存含糊，政治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运动的顺利推进，验证了这种形势。作为政治的晴雨表，文艺的重要性不变，然而效用、效应是有区别的。有时急，有时不急；有时雷霆万钧，有时却不一定风驰电掣。

　　总之，胡风案以后，对文艺问题兴趣暂时转淡，不是那么密迩、事必躬亲。这期间只掀起了一个热潮。1958年3月22日成都会议讲话，谈得兴起，说：“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周扬等赶紧落实，于是有全民写诗和《红旗歌谣》。但仅一年，就被他自己否了，因为质量太差：“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如何写呢？叫每人写一篇诗，这违反辩证法。专业体育、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苏联才有三个卫星呢。”除了此事，未闻其他较大动静。

　　这样，直至著名的“两个批示”。

　　“两个批示”，一是1963年12月12日《关于文艺工作的批语》，一是1964年6月27日《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前者提出“‘死人’统治论”，说社会主义改造在文艺领域 “至今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艺，不热心社会主义文艺。后者指责加码，悍怒空前，说文艺十五年来“基本”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两个批示”来得并不突然。1962年夏天起，有许多相关的表现。8月10，有批语称“中央对国内很多情况不清楚。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实行独立王国。”8 月 12 日又批道：“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同日，专门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对形势的看法几乎一片黑暗”。9月8日就湖北三县情况批语：“即在灾区也不是一片黑暗。”9 月 15 日，将《文汇报》一篇谈希腊伦理思想的文章，批给刘少奇，要他阅看，说：“统治阶级以为善者，被统治阶级必以为恶，反之亦然。就在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末句有深意。9月29日，就搞右派甄别试点之事，批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质问：“此事是谁布置的？”斥“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12 月 22 日，在批转“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斗争的一批材料”时，未作任何解释地手抄旧诗一首（清人严遂成《三垂冈》，咏后唐李克用、李存勖故事）给柯庆施。诗云：“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且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12 月 26 日，他生日那天，命秘书林克将自己诗作一首“印成50份”，诗中有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1963年1月3日批语：“《项羽本纪》，送各同志阅。 ”“各同志”有谁，未详。 他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中，曾以“难免有一天要别姬”为告诫，发阅《项羽本纪》，是此话题接续。1月9日，以近作《满江红·和郭沫若》“书赠恩来同志”，词云：“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又一次描写苍蝇的意象。

　　背后的形势路线图，往前追溯，依次为1962年7月至8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1962年1月至2月的七千人大会、1959夏庐山会议及这年早些时候开始显现的全国性严重饥荒、1958年大跃进运动、1957年反右。这些基本节点，或者互为因果，或具有应激的作用，从而逐渐累积起来一种情怀。篇幅所限，这里不能一一串说，有兴趣者可自行研究，溯其由来。

　　1962年秋八届十中全会，这种情怀得以宣泄。毛泽东在大会讲话里说出这样一句话：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之前，对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亲笔修改，发出重要讯息：鉴于有人“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这都是预言或预告。四年后，果然“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也确乎是“先做”起来。“春江水暖鸭先知”，文艺再次用为政治的先导。对文艺批示重新活跃、频繁，“两个批示”仅为其中名声特著者，实际上还有很多，单是1964年便不下七、八条。如6月4日《对林彪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谈话的批语》，重要性不在“两个批示”之下：

　　江青阅。并于六月五日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说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

　　这是江青、林彪两个名字建立直接联系的最早迹象，后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伏笔在此。对文艺历来少有言论的林彪，机敏地注意到“许多共产党人”“不热心社会主义文艺”的批语，借第三届全军文艺汇演高调谈话，要求“部队文艺工作必须密切结合部队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他读懂了毛泽东；反之，毛亦极为之欣慰，“很及时”三个字于此意溢乎言表。6月26日，就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讲话批示：“讲得好。”7月7日，推崇姚文元批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论”的文章，说明姚氏其人愈益走近视野，而《海瑞罢官》事件端倪已现。7月23日，就彭真京剧现代戏观察演出大会讲话写批语，这个讲话悉秉 “两个批示”，“重点要演活人，演工农兵，演英雄人物，少演死人，少演帝王将相”，毛称“讲得很好。”这也是再次就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作批示，该演出大会标志着江青取得“文艺旗手”地位。8月18日，批准中宣部组织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批语写道：“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批判对象因而扩展到《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革命家庭》、《兵临城下》、《红日》等大批作品。11月26日，读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红色娘子军》大受港人欢迎的汇报材料，批了两句话：“送刘、周、邓、彭阅”、“人们要革命”。

　　等到1965年11月10日，人们发现上述一切都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前奏。再过半年，人们又发现，姚氏这篇“文艺评论”，也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关于它的来历，江青本人说：“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四位正副部长”之一林默涵回忆，谈话内容已含批判 《海瑞罢官》：“江青曾对我说过，她认为《海瑞罢官》这个剧本很坏，主张分田，同单干风有联系。当时还没有提出罢官问题。”的确，“要害是罢官”的认识，由毛泽东在1965年12月21、22日与人谈话中点破。而据薄一波，此高见的真正发明人为康生：“……康生却从政治方面‘发现’问题，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 ”

　　可见，“文革”史无前例，酝酿方式则并非没有前例。文艺领域、江青、批示，三种元素的交织与活跃，与1951年左右如出一辙。“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 ”话说在明处，只是“注意”的人不多。从“两个批示”到林彪出事，这七、八年光景对当代文艺史是同一个单元，其间发生的事情，除了“样板戏”和各种“批判”，余无可表。“文革”之初，毛泽东就文艺也写过不少批语，如有关《海瑞罢官》问题七个材料的批语、对江青《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批语、对1966年11月28日江青“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讲话的批语、对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批语、对中央文革小组纪念《讲话》二十五周年宣传工作意见的批语等，然向度如一，姑不单独论列。1969年后，又出现有规则性的变化，文艺批示再度减少，极其零落，1971、1972两年，甚至全年没有一条，不论直接和间接。

　　林彪事件后，渐而有变。苗头初现于1973年底。11月25日，对一封署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批示。信中认为江青把文艺强调得过分，“一切为样板戏让路”、江青是文化大革命英雄旗手等提法，是不恰当的。批云：“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很不寻常的值得注意的表示。1974年2月至11月，有八件批语、便笺与江青，显示他们对一些事情看法不一。如3月27日：“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10 月 20 日，重复讲了“务望谨慎小心”。4月17日，同一天回复江青两信，两次都语重心长告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江青来信情绪消沉，毛覆示“打退堂鼓，不妥”，“悲观不好，不要动摇”，“风物长宜（放）眼量”。惜江青原信无由睹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编者亦未于注释中引用；依当时形势推想，当是林彪事件后某些政治迹象令江青灰心或不理解。毛泽东4月17日嘱江青 “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10月20日又批示她“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11月20 日命其“读李固给黄琼书”，即东汉李固《遣黄琼书》，内有“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等语，是人勿过于高洁、高洁难于生存的意思。那时，毛泽东非常突出地强调“团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

　　诸般迹象表明，林彪事件让毛泽东修正了政治策略。从文艺向来是政治表征这过往的经验可知，文艺政策必定发生变化。果然，1975年出现了毛泽东的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对文艺批示的密集期。

　　1975年7月2日，就林默涵来信批语：“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林是“文艺黑线”“黑干将”，本年5月底解除监禁。出狱后，林默函修书一封，向毛泽东致感铭之情。在毛泽东而言，将林默涵解除监禁显非孤立一招，而是放出风筝，传递“文艺政策要调整”的消息。林信承蒙批示也说明这一点，正好借此主动提到“周扬一案”有从宽的可能。

　　紧跟着，对文艺现状提出如下批评：“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沉寂已久的“百花齐放”，忽又提及。这些批评，谈于听取邓小平工作汇报时。讲给谁听，让谁来办，都是讲究，里面种种滋味值得体会。

　　7月9日，邓小平召集胡乔木、邓力群、吴冷西、胡绳、于光远等开会，“传达了7月初毛泽东同他谈话时对文艺工作的意见。要求政研室作此调查研究，收集一些文化、科学、教育、出版方面不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因为政治局将讨论这个问题。”一干人等随即展开工作，并获惊人发现：报刊引毛泽东文艺方针，通通不见“百花齐放”四个字，“篇篇如此，无一例外”。例如“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本是一句完整题辞，然而从1969年11月到1975年6月，所有御用写作班子文章，一律只引“推陈出新”而将“百花齐放”丢弃。

　　7月14日，又就文艺谈话一次，明确说文艺政策 “应该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反杜林论》，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为什么撤职？”“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这次谈话的记录稿，经他本人审阅、修改后，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请讨论一次。”

　　随之而来，还有一系列批示。

　　7月25日，就电影《创业》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创业》是石油工业题材故事片，以“铁人”王进喜为原型，1975年春节上映后受指责，称其“美化刘少奇”、“写真人真事”等。在胡乔木安排下，贺龙之女贺捷生联络编剧张天民等数人，向毛泽东、邓小平写材料，得到这条批示。

　　又有对电影《海霞》的批示。影片1975年初完成，送审文化部被提几十条意见，较重罪名有违反“三突出”、存在“严重的路线问题”。剧组谢铁骊、钱江给邓小平写信诉苦。7月29日，毛泽东就此信作批示，仅一语：“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盖先前影片一直受阻于文化部，现在，批语让政治局来审，也就含有文化部的处理可能不妥的意思，不过又没明说。翌日晚，邓小平、李先念等八位政治局委员审片，江青则称病未至；看后讨论决定，影片按已经修改过的版本发行上映。

　　《创业》批示向下面传达后，引出了音乐教师李春光的大字报，大字报矛头指向文化部门当权者。有人告诉了邓力群，邓让人抄来一份，再附上简要情况，经胡乔木交邓小平，邓又呈送毛泽东，毛批：“此件有用，暂存你处。 ”

　　10月3日，就冼星海夫人钱韵玲要求恢复纪念聂耳、冼星海的信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各同志。”“文革”以来，即便是聂、冼的作品，也从社会上消失。笔者还记得，1975年冬，电台突然播放经过重新制作的 《大路歌》等老歌，与“文革”风味迥异，但当时作为一个中学生，既不知道这是毛泽东批示所致，更不懂得事情后面还有很深奥的文章。

　　10月28日，鲁迅子周海婴投书毛泽东，表白出版鲁迅书信集是母亲许广平 “多年的愿望”，而她去世“至今七年多了”，“仍然毫无消息”。毛泽东受到触动，于11月1日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10月19日，长篇小说《李自成》作者姚雪垠写信，请求解决该书第二卷起的后续出版问题，毛泽东也给予批示：“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

　　作为毛泽东一生文艺批示的最后高潮，1975年的情形，为探索和总结这一现象，提供了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

　　首先，文艺事业的整个领导权，完完全全集中在他自己手里了。回顾所来：1942年，他建起对于文艺的绝对思想权威，自那时起，文艺上一切思想观点都要以《讲话》为准，“非马克思主义”自不必说，即便“马克思主义”范围以内，与《讲话》所不合的认识或理解也无存身之地，对胡风派的禁绝就很典型，胡风谈文艺都是本乎马列，句句有出处，《三十万言书》到处引经据典，纵是如此，也被封杀出局；而这种思想权威，1951年至1955年间，又延展为绝对的行政权威，亦即文艺上的每一具体事务，他的裁决才有终极意味，而不论其是否违法违规，也不论党内其他领导干部、文艺主管部门及一般社会舆论评价如何；经过“文化大革命”，上述的思想权威和行政权威又有惊人深化，我们看到，一部影片能否发行、一首乐曲能否演播，乃至一本书是否出版、一部小说有无续作可能，各种琐碎微屑之事，都报至他处，由他亲自发落。

　　其次，上述权威从制度或器物上体现，便是“批示”这打上了鲜明个人特色的决策方式。此权力样式也是在发展中趋于成熟和定型，从早期细密冗繁的批写，到中期化繁为简，再到晚期只言片语，形式感越来越强，越来越纯粹。这外观上的变化，与内在权威的提升、升华，具有同步的关系。它日益达到“自由王国”的境界，从开始的穿越了固有程序直接构成政策，以至于后来甚至也穿越了政策本身，使之因时、因地制宜，随时、随意加以变化，出内入外，造化无羁。1975年诸批示，将藩篱尽拆之自如，表现得淋漓尽致。它们有两个共同而突出的特点，一是简短，一是含蓄。长的三十来字，最短仅二字。回想五十年代动辄千百字，相去何远？这当中，有年事已高、目力不济的因素，却又不可以此尽释。《老子》中所讲“行不言之教”，“多言数穷”，“希言自然”，“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知（智）者不言”等，非只是语言境界，也含着对事物佳妙状态的哲理追求。言不在多，语无须密，点到而已，“此处无声胜有声”。例如“此件有用，暂存你处”、“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字面吝惜，以至不落言筌，然而分明含有一定意味。 尤其仅以“同意”二字允《诗刊》复刊，简直不动声色，但值得人人用心体会。

　　复次，完整回看毛泽东的文艺批示史，我们还有更深入的领悟。一般而言，毛泽东对文艺的着眼点在于意识形态，以彰显革命义理、原则为所寓志，我们先前《斗争》一篇所谈颇多。这是他文艺观的特色，然硁执于此，也未必不带来误读。1975年他鼓励、倡导文艺政策调整，抱怨“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不赞成把“周扬这些人”关起来，说“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告诫“不要求全责备”……对此，稍加考量不能不感到困惑，因为他所抱怨的无一不是沿着“两个批示”一路而来。说得更具体些，御用写作班子置“百花齐放”于不提，真的是他们自己胆大包天、矫旨妄为？“文革”将古今中外文化悉数摒排，只让样板戏等“文革”果实一枝独秀，真的是江青、康生、张春桥几位一意孤行？历史的由来清清楚楚，那些事和做法，一直以“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畅行，毛泽东曾明确鲜明之致表示赞赏。但1975年他却啧有烦言，说不喜欢这样的文艺局面。何欤？唯有放到现实当中来看。那时，出了林彪事件、托周恩来收拾残局、请出邓小平辅周、谈论“安定团结”、四届人大重提“现代化”……文艺政策的调整，跟这些现实相跟随、相伍佐。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1975年非1962年，更不是1966年，文艺上一连串回心转意，乃是因时制宜之举。而这种“政策”急转，实非初次，1955年高压突然转向1956年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和双百方针，即为先例。而我们于这种同类型、反复呈现的变奏曲，可从中寻求有益启示——毛泽东对于文艺（进而整个意识形态），不但讲“原则”，也讲“进退”。他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宽严参差，刚柔并济。过宽则以严相绳，过严则以宽相舒。这当中的实质，是一个“用”字。他一生最卑视“教条主义”，最赏悦“活学活用”。能“用”、不拘泥，才是他的绝学精髓。言此，想起胡乔木所说一事：

　　座谈会讲话正式发表不久，毛主席跟我讲，郭沫若和茅盾发表意见了，郭说“凡事有经有权”。这话是毛主席直接跟我讲的，他对“有经有权”的说法很欣赏，觉得得到了知音。郭沫若的意思是说文艺本身“有经有权”，当然可以引申一下，说讲话本身也是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的。

　　“经常的道理”即“原则”，“权宜之计”无非是“用”。泓水之战，宋襄公自居仁义之师，不肯借楚军渡河之机攻其不备，毛泽东笑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要害便是知“经”不知“权”，能“经”不能“权”。 他又曾讲，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和“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器者，用也；仍然是“用”的意识。何时用于“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何时用于“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他心中自有一本账。以“文革”来论，初期文艺功用集中于“打击”与“消灭”，“九·一三”后，考量的重点则渐渐移诸“团结”和“教育”。

　　这个“有经有权”，旁人往往欠通，他也常惊讶于大家的“片面”和不懂辩证法，包括江青。江青对政策调整想不通，他批评道：“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不要主观片观（面）”。“片面”分两种，过度硁执于“经”，是从“左”的方面干扰；忘记“经”或眼中没“经”，是从“右”的方面干扰。文艺政策调整搞了没多久，他又警惕“黑线”回潮，从评《水浒》批示开始，发出“对冲”信息，将对没有“百花齐放”的抱怨，变成“反击右倾翻案风”。

　　注释：

　　(1)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1949-1999）》，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第456页。

　　(2)毛泽东 《沁园春·雪》，《新民报晚刊》1945年11月14日。

　　(3)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懒寻旧梦录（增订本）》，三联书店，2006，第 443 页。

　　(4)同上，第444-445页。

　　(5)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503页。

　　(6)孙瑜《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中国电影时报》，1986年11月29日、12月6日、13日连载。

　　(7)同上。

　　(8)姚文元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红旗》1967年第1期。

　　(9)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503页。

　　(10)戚本禹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红旗》1967年第5期。

　　(11)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懒寻旧梦录（增订本）》，三联书店，2006，第 449 页。

　　(12)江青《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第29页。

　　(13)同上。

　　(14)同上，第37页。

　　(15)林默涵 《“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第261-262页。

　　(16)李家骥口述、杨庆旺执笔《领袖身边十三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第504-505页。

　　(17)江青《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第29页。

　　(18)袁晞《〈武训传〉批判纪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第89页。

　　(19)同上，第504页。

　　(20)贾霁《不足为训的武训》，《文艺报》，第四卷第一期。

　　(21)杨耳《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文艺报》第四卷第二期。

　　(22)《编者按》，《人民日报》，1951 年 5月16日。

　　(23)袁鹰《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第73页。

　　(24)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 505 页。

　　(25)袁晞《〈武训传〉批判纪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第95页。

　　(26)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1967年5月26日。

　　(27)毛泽东《在审阅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稿时加写的几段文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第375页。

　　(28)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 507 页。

　　(29)武训历史调查团 《武训历史调查记》，《人民日报》，1951年7月23日。

　　(30)袁晞《〈武训传〉批判纪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第171页。

　　(31)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 507 页。

　　(32)毛泽东《对〈武训历史调查记〉的修改和给胡乔木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第403页。

　　(33)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 507 页。

　　(34)冯毅之《要从〈武训历史调查记〉的调查中吸取教训》，《齐鲁学刊》1981年第1期。

　　(35)毛泽东《对〈武训历史调查记〉的修改和给胡乔木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第399-400页。

　　(36)谈迁《国榷》卷六十四世宗嘉靖四十五年，中华书局，第4037页。

　　(37)毛泽东《关于纪念武训的学校、碑文和建筑等处理办法的批语》，注释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第388页。

　　(38)毛泽东《关于纪念武训的学校、碑文和建筑等处理办法的批语》，同上。

　　(39)戚本禹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红旗》1967年第5期。

　　(40)毛泽东《中央转发中宣部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的批语》注释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第522页。

　　(41)毛泽东《中央转发中宣部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的批语》，同上，第521页。

　　(42)中宣部批胡风部署及文协座谈会、林默涵何其芳文章出笼经过，均据熊复1953年4月8日向毛泽东提交的报告，见《在一封不同意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来信上的批语》注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第83-84页。

　　(43)《在一封不同意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来信上的批语》注③，同上，第83页。

　　(44)《在一封不同意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来信上的批语》注④，同上，第84页。

　　(45)毛泽东《在一封不同意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来信上的批语》，同上，第83页。

　　(46)《在一封不同意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来信上的批语》注④，同上，第84页。

　　(47)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第131页。

　　(4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311页。

　　(49)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 7 页。

　　(50)毛泽东曾以 “书生办报”斥邓拓：“1957年春天猝遭厄运。毛泽东主席忽然大发雷霆，以‘按兵不动、不积极贯彻中央精神’为名，当众斥责他‘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同中央唱反调’等等，忽而揶揄他是汉元帝，忽而辱骂他‘占着茅坑不拉屎’，忽而又鼓动部下造他的反。”（袁鹰《风云侧记》，第112页）

　　(51)《编者按》，《文艺报》1954 年第 18期。

　　(52)毛泽东《对〈文艺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所加编者按的批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第 569 页。

　　(53)《编者按》，《光明日报》1954 年 10月10日。

　　(54)毛泽东《对〈光明日报〉刊载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的批注》，同上，第571页。

　　(55)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同上，第574-575页。

　　(56)毛泽东《对陆定一关于展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的报告的批语》，同上，第587页。

　　(57)毛泽东《对周扬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组织计划的请示的批语》，同上，第620页。

　　(58)毛泽东《关于阅看冯雪峰的诗和寓言的批语》，同上，第644页。

　　(5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将此批注时间标为“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兹据黎之文章发表于1954年11月10《人民日报》而推其日期。

　　(6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将此批注时间标为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而其注释①称“毛泽东对这篇检讨所作的批注，写在十一月十四日《南方日报》转载的这篇检讨上”，据以推其日期。

　　(61)毛泽东《对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的批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第602-603页。

　　(62)毛泽东《对全国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决议等的批语》，同上，第625页。

　　(63)毛泽东《对中国作协关于公开印发胡风给中央报告的部分内容的说明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5页。

　　(64)毛泽东《在周扬关于同胡风谈话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同上，第9页。

　　(65)毛泽东《关于编辑、发表胡风问题材料的批语》，同上，第108页。

　　(66)同上，第108-109页。

　　(67)同上，第109页。

　　(68)同上。

　　(69)毛泽东《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查处胡风分子的报告的批语》，同上，第144页。

　　(70)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同上，第148页。

　　(71)《对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注②，同上，第149页。

　　(72)毛泽东《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120页。

　　(73)毛泽东《对周扬在中共八大发言稿的批语》，同上，第210页。

　　(74)毛泽东《对周扬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讲话的批语》，同上，第656页。

　　(75)毛泽东《对〈文艺报〉“再批判”特辑编者按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19页。

　　(76)同上。

　　(77)毛泽东《对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的批语和修改》，同上，第92页。

　　(78)同上，第93页。

　　(79)同上，第93-94页。

　　(80)引者识：1957年初，陈其通等四人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指责双百方针以来有人以为工农兵方向可以不提、文艺可以不为政治服务。此论被毛泽东目为“教条主义”、从左的方面反对双百方针。他们的支持者、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1958年被打成右派。

　　(81)《对〈上海新闻出版和文学艺术部门党内负责干部的一些意见〉的批语》注①，同上，第133页。

　　(82)毛泽东《对〈上海新闻出版和文学艺术部门党内负责干部的一些意见〉的批语》，同上。

　　(83)毛泽东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四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1960.12）》，“文革”群众组织出版物，“武汉钢二司”1968年翻印，第41页。

　　(84)毛泽东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五）》，同上，第 216 页。

　　(85)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436-437页。

　　(86)毛泽东《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91页。

　　(87)毛泽东《关于领导机关应加强请示报告工作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135页。

　　(88)毛泽东《在中央组织部七月份综合报告上的批语》，同上，第136页。

　　(89)毛泽东《对邓子恢关于农村工作政策意见的批评》，同上，第137页。

　　(90)毛泽东《在谷城、光化、襄阳三县旱灾情况报告的批语》，同上，第173页。

　　(91)毛泽东《对〈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一文的批语》，同上，第186页。

　　(92)毛泽东《关于检查右派分子甄别试点问题的批语》，同上，第200页。

　　(93)毛泽东《对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斗争的一批材料的批语》，同上，第224-225页。

　　(94)毛泽东《〈冬云〉诗一首和给林克的信》，同上，第227页。

　　(95)毛泽东《关于送阅〈史记·项羽本纪〉的批语》，同上，第238页。

　　(96)毛泽东《书赠周恩来〈满江红〉词一首》，同上，第243页。

　　(97)毛泽东《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同上，第194页。

　　(98)毛泽东《对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同上，第197-198页。

　　(99)《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1967年1月1日。

　　(100)毛泽东《对林彪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谈话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81页。

　　(101)毛泽东《对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同上，第89页。

　　(102)毛泽东《为登载两篇文艺理论文章写的编者按》，同上，第99页。

　　(103)毛泽东《对彭真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的批语》，同上，第113页。

　　(104)毛泽东《对公开放映并组织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的批语》，同上，第135页。

　　(105)毛泽东《在反映香港观众赞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材料上的批语》，同上，第239页。

　　(106)江青《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第38页。

　　(107)林默涵《“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第262页。

　　(10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1232页。

　　(109)《毛主席语录》，《人民日报》1968年11月25日。

　　(110)毛泽东《对批评江青的一封信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367页。

　　(111)毛泽东 《给江青的信和批语》，同上，第373页。

　　(112)同上，第374页。

　　(113)同上，第 373、374 页。

　　(114)同上。

　　(115)同上，第374页。

　　(116)毛泽东《以安定团结为好》，同上，第402页。

　　(117)毛泽东 《对林默涵来信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41页。

　　(118)毛泽东《对“四人帮”文艺政策的批评》，同上，第443页。

　　(119)夏杏珍《1975年文坛风暴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第26-35页。

　　(120)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谈话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46-447页。

　　(121)同上。

　　(122)毛泽东 《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组批语》，同上，第450页。

　　(123)夏杏珍《1975年文坛风暴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第38-47页。

　　(124)同上，第53页。

　　(125)毛泽东 《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50页。

　　(126)夏杏珍《1975年文坛风暴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第61-62页。

　　(127)毛泽东 《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51页。

　　(128)同上。

　　(129)毛泽东 《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组批语》注⑦，同上，第454页。

　　(130)毛泽东 《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组批语》，同上，第451页。

　　(131)同上，第452页。

　　(132)《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王弼注、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2012，第 6、14、57、87、147页。

　　(133)毛泽东 《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51页。

　　(134)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0页。

　　(135)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492页。

　　(13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48页。

　　(137)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和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 372 页。

　　(138)同上，第373页。

　　(139)毛泽东《对姚文元关于开展对〈水浒〉评论的报告等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