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东子

　　（一）

　　可能与中国近代战乱频仍有关，我们喜欢把各省作家按准军事编制划分，比如湘军、陕军等，分别指湖南作家群和陕西作家群，至于有没有把新疆作家称做新军，西藏作家称做藏军的，我不知道。美国人也按地域划分作家群，但他们划分的群落比较广阔，最著名的是南方作家群，所谓南方通常指佐治亚、阿拉巴马、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等州，也即南北战争中失败的一方，南方人情感丰富表现细腻，打仗不太行，但文学艺术比北方发达多了，从小说创作到音乐、舞蹈、绘画，都有佼佼者，北方有个艺术之都纽约，纽约城里的许多潇洒文化人，都是从南方过去的。

　　

　　南方作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福克纳，不过我在这里更想介绍的是南方女作家，她们以其优雅的叙述和细腻的描绘，给世人展示了南方的丰润和华贵，可以说没有南方文学，也就没有近现代的美国文学。南方女作家数韦尔蒂、麦卡勒斯、安·波特、米切尔和哈泼·李等人最出色，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1925—1964)更是其中佼佼者。我第一次看到弗兰纳里·奥康纳这个名字，是在整整三十年前的1981年，那时读到美国文化中心印制的《交流》杂志，上面有她的油画自画像。我没记住她写了什么，彼时她的作品还没有中文本，我只记住了孔雀和红斑狼疮。

　　这是一个有着巨大文学抱负的女人，她的名字里本来还有玛丽二字，叫玛丽·弗兰纳里·奥康纳，但为了文学自己把它去掉了，“谁愿意去买一个爱尔兰洗衣妇写的小说？”她自嘲。如同勃朗特姐妹早期的想法一样，奥康纳去掉玛丽二字，除了想去掉爱尔兰印记，更重要的是不想让读者由作品联想到作家的性别，她也确实做到了，弗兰纳里是一个中性的名字，她收到的第一封退稿信，写的就是“弗兰纳里·奥康纳先生”收。这位“奥康纳先生”收到退稿信后，给代理人回信说：批评意见很含糊，除了表示不喜欢我的作品，什么也没说。我觉得他们提出的反对意见，正是我的作品优越的地方，一想到要根据他们的观点来修改作品，真是很扫兴。这口气听上去有点傲慢，那有什么办法，人都姓奥了，焉能不傲？若干年后有记者请她谈谈对南方文学怎么看，她说南方文学的中心在米利奇维尔，那是她隐居的一个佐治亚州偏僻小镇。

　　她决心按自己的路子继续写。可是正当奥康纳准备放手一搏时，她被诊断患上了红斑狼疮。说起来很不幸，奥康纳父亲那一边的家族有红斑狼疮史，父亲就死于这种疾病。医生诊断她只能活五年，但她不相信医生的鬼话，为自己做了十五年的人生规划，写什么，怎么写，安排去教堂做演讲——她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有时还出门旅行。她还养了一百多只孔雀，仔细观察它们的习性，后来写了一篇长文《鸟王》（The King of the Birds，1961）。 “孔雀本来叫赫拉，是宙斯的太太，可最近下凡了——佛罗里达市场报上的广告说，三岁大的小孔雀，花六十五块钱可以买两只。”她讽刺南方人对待孔雀的态度。

　　我们惯常把孔雀视为美丽的象征，因而看见奥康纳与百只孔雀相伴，会油然产生美好的联想，但在西方文化语境里，孔雀是不吉的。亚里士多德说：“孔雀是嫉妒的动物。”传说赫拉特别嫉妒宙斯的情人艾奥，派百眼巨人阿耳格斯监视她，宙斯把艾奥变成了小母牛，又叫巨神赫尔墨斯将阿耳格斯杀死。百眼巨人死后，赫拉将他的眼睛镶在孔雀的尾巴上，于是孔雀成了嫉妒的象征。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有报纸记载，说有个男人为看孔雀开屏，等了好几个小时，可一旦开屏却被吓坏了，那男人说：“我从没见过那么丑的长腿，估计那丑八怪跑得比公交车还快。”奥康纳对此有自己的见解，她认为如何看待孔雀的羽毛和长腿，反映了一个人对世界的态度。羽毛是用来展现自己魅力的，而长腿是对羽毛的支撑，一个人如果只看见长腿，看不见羽毛，他对世界的看法一定黯淡。

　　善于洞察人心的奥康纳，当然不会忽略孔雀的含义，她看中的正是孔雀的文化意义，甚至觉得尾巴上那些闪亮的图案，恰如自己观察世界的冷眼，因而对孔雀格外喜欢。在短篇小说《背井离乡的人》中，她这样描写神父与孔雀：

　　神父扫视着那些鸟，它们集中在草地中央。公孔雀忽然停下来回过头，扬起尾巴，发出一声昂扬的尖叫，伸展开。一缕细微的阳光浮在它的头顶，形成一圈金绿色。神父呆呆地站着，垮着下巴。麦金太尔太太心想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白痴的老男人。“基督到来时也是这个样子！”他快活地叫道，抹了抹嘴巴，站在那，裂着嘴。

　　麦金太尔太太脸红了，神情有些拘谨。提到基督她觉得尴尬，那感觉就像跟妈妈说起性。“古伊扎克先生去哪了，这不关我的事，”她说，“这世上人那么多，我哪有工夫去关心。”

　　老头似乎没去搭理她，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公孔雀身上，它退后几步，脑袋靠在伸展开的尾巴上。“奇观呀。”他自言自语。

　　她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这里不是古伊扎克先生要来的首选之地。”她说着，狠狠地瞧了他一眼。

　　公孔雀收起了尾巴，开始在草丛里啄食。

　　“这里不是他要来的首选之地。”她又一字一句地重复了一遍。

　　老头心不在焉地笑了笑。“他要来拯救我们。”

　　他温和地捉住她的手摇了摇，说他得走了。（摘译自奥康纳：《背井离乡的人》，文中引文均为笔者所译，下同）

　　奥康纳出生于佐治亚海边城市萨凡纳，萨凡纳是座花园般的城市，一度做过佐治亚州州府，是老南方的象征，市区有许多英国殖民时代留下的古老建筑。她小时候就很顽皮，五岁时训练一只小鸡倒走，一时轰动街坊，被拍成纪录短片到处播放。她曾开玩笑说，我很小的时候就走红了，陪伴我的是一只会倒走的鸡。1945年奥康纳进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作室从事创作，那年她整二十，但长相小巧，自称是“从十三世纪来的十二岁女孩”，该工作室在美国文学圈很有点名气，主持人叫保罗·安格尔，也就是华裔女作家聂华苓的丈夫。工作室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扩展为全球写作计划，因为聂的关系，八十年代起邀请了不少中国大陆作家。

　　不过并非所有去过爱荷华的作家都喜欢爱荷华，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1938—1988）回忆说，呆在那里与其说是写作，不如说是酗酒，他与另一个大作家约翰·契佛(John Cheever,1912—1982)在那里呆过一年，终日与酒为伴，别说文思泉涌，连泡泡都没有。契佛后来进了戒酒所，卡佛则又喝了三年差点喝死，两个佛都成了酒鬼。卡佛回忆说，他后来是在戒酒互助会的帮助下，住了三次院才把酒戒掉的，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要不是戒掉酒瘾，他成不了作家。这戒酒互助会简称AA，是个国际志愿者团体，分支遍布世界各国。当然卡佛也不是一点收获也没有，他写了篇小说《羽毛》，里面有个养孔雀的女人，女人的原型就是奥康纳，他的爱荷华师姐。

　　安格尔本人是位诗人，对一个人的文学禀赋有独到的理解，他有句名言：猎狗闻得到肉骨头，我闻得出才华。他对奥康纳评价很高，尤其推崇她的第一个长篇《慧血》，这是一部讲述信仰与救赎的小说，当时已初具规模，完成了前面几章。奥康纳尊重安格尔，但并不喜欢爱荷华，在后来的小说中，曾描写过爱荷华街道的破败。她在作家工作室里是不合群的，从不参与作品讨论，可能是羞涩，也可能是不屑，那些讨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在她看来对创作是无益的，她崇尚灵魂的精致与敏感，宁可独自去公园看浣熊。好多年后她还怀念爱荷华公园里的那两只浣熊。

　　爱荷华工作室的作家同伴，多半是成年人，性呀爱呀随时挂嘴上，为了表现自己也很成熟，奥康纳曾写过一个有关诱奸的故事，但写完后羞于拿出来示人，别说自己朗读，就是别人拿去读，自己也不好意思听。为了解决这种困窘，她进城去找一个神父，神父说虽然你是作家，但才十五岁，没必要写这种内容。于是她解脱了。实际上她写的内容距离性还远着呢，只是自己实在没这方面的经验，什么还没写，心已经开始怦怦直跳了。奥康纳的作品中很少性描写，最大胆的描述也只是在《强暴的人夺走了它》的结尾，有一个强奸的场面。

　　奥康纳长期身患红斑狼疮，这种病反反复复，一会儿好一会儿糟，弄得她两腿浮肿骨质疏松，要靠金属架支撑才能行走。她喜欢嘲弄厄运，对朋友这样说：“我来自这样一个家庭，惟一可以合适表达的情绪是生气，这种情绪在一些人身上产生喉炎，在另一些人身上产生文学，在我身上则二者兼而有之。”（摘译自奥康纳：《致海斯特》）父亲因红斑狼疮去世，她也自我调侃，说我把父亲的死看做一种神迹，提醒我以后会成为作家。

　　顺带说说，世人都知道奥康纳是小说家，不太留意她的绘画才能，其实在大学念书时，她就经常在校刊上发表漫画，漫画更能显示她的刻薄，比方她画两个女生看风景画，配上的文字是：“我也不喜欢这些老派的图画，但看看无妨，人家还以为我热爱艺术呢。”另一幅画一个牙医，手拿拔牙工具，一屁股坐患者身上，说明文字是：“我这样坐挺舒服的，您不介意吧？”还有一幅也好玩，一个同学抱着一堆比脑袋还高的书，一边走一边问另一个同学：“都有这么多书了，还要老师干吗呢？”文字都是她自己配的，文配图，在校刊上连载三年。奥康纳也试着给《纽约人》等杂志投过漫画稿，但杳无音信，设想她若发表几幅作品，或得到一点鼓励，成为一个女漫画家也未可知。

　　喜欢画漫画的奥康纳，自然也喜欢用文字漫画小说中的人物，通过情节和细节制造漫画效果，比如在《慧血》中，她描写一个白人去博物馆偷耶稣像，为了嫁祸于黑人，他用鞋油把自己的脸和手臂抹黑，这样万一被发现，警卫会以为是个黑人干的。可是很不巧，那晚警卫睡着了，他顺利地偷到了耶稣像，没被任何人发现，脸上的鞋油不但没起到嫁祸于人的作用，反而成为事后被抓的证据。奥康纳长期生活在佐治亚州乡下，通过阅读了解世间万象。她喜欢塞林格，马拉默德，喜欢的多半是男作家。

　　卡波蒂和威廉姆斯让她“想吐”，至于卡夫卡，她根本读不下去，也懒得跟他做比较。对麦卡勒斯，她也没兴趣。她有时会画画，把自己画成一只雄雉，她写道：“我非常喜欢雄雉的样子，它有角，长着一张魔鬼的脸。自画像是……一次发病后画成的，刚注射完可的松，脸孔成了别人说的月亮形，因为烧热头发掉了好多，所以看上去就成了那个样子。后来画画时，我既不看镜子里的我，也不看那只鸟。我知道我俩是什么样。（摘译自乔伊·威廉姆斯：《天堂陌生人》，《纽约时报书评》2009年2月26日。）

　　孤傲的奥康纳也有自己的偶像，那就是霍桑，有一根神秘的线穿越百年，将两人的灵魂连接起来，那就是信仰。霍桑在美国属于文学老前辈，他在《红字》中通过一个通奸故事拷问人类的原罪。一百年后奥康纳也来到这里，这个昙花一现的女人，有一双世上最冷的眼睛，看见谁，谁的内心就会结冰。她恪守自己的信仰，犀利的眼光如手术刀般精确，可以将灵魂中的斑点剔出来分析，所谓见微知著，于细微处洞悉人性的高贵与邪恶，奥康纳把文学对心灵的剖析发挥到极致。此外她也很崇拜纳博科夫，当全社会都在为《洛丽塔》是否色情展开争论时，她挺身进行热烈的辩护，说“所有谴责《洛丽塔》的道德卫士，都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由此可以看出，她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徒，她的灵魂因为文学而获得超越。

　　中国大陆文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注意到奥康纳，但那时译介有限，只能读到她的一些短篇，有限的阅读产生有限的理解，评论界把她理解为一个孤单的南方女作家，认为她笔下人物的那股邪乎劲儿，来源于她的天主教背景。还有的评论家觉得她的小说太琐碎，缺乏宏大的主题，是小女人小说，这种看法正应了奥康纳早年的观点：我觉得他们提出的反对意见，正是我的作品优越的地方。鲁迅在谈到《红楼梦》时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人总是喜欢按自己的愿望去阅读和理解，而出色的小说具有丰富的层次，可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

　　对于后代读者的这种阅读倾向，奥康纳有自己的预见，她说身为天主教徒的一大难处就在于，谁也不相信你拿起笔却不写灵魂得救。近年来，奥康纳有强势回归之势，这种回归也显示出美国文坛的变化趋势，《纽约时报》的一篇文学评论这样写道：

　　称呼一位美国作家为短篇小说大师，至多是一种无力的赞扬，往坏处说则是羞辱，就好比称赞一位雄心勃勃的小说家写的通讯，甚至是评论，说那才是他的最大成就。……一个年轻作家带着一卷短篇小说去找编辑或文学经纪人，通常只会遭遇冷眼，那种东西没市场。雷蒙德·卡佛是个例外，他写的小说没有超过十二页的，从反面印证了这种规矩。卡佛于1988年早早去世，其作品的节制和简约为人称道。他是个伟大的微图画家，作品产生于焦虑促狭的时代，特点定格于家长里短。然而美国文学的思维定式是鸿篇巨制，是大游戏猎人和重量级拳手，这点可以从海明威-梅勒关于男人运动的隐喻中看出来——追求伟大的美国小说。

　　……但是这种多数派的观念可能完全错了，至少要严加修正。那些小说被钉进教学大纲的十九世纪美国作家，操弄起短篇作品同样得心应手。赫尔曼·麦尔维尔的《广场故事》，与《白鲸》一样新鲜而活灵活现；纳撒尼尔·霍桑的短篇和素描比《红字》更为明快有力；亨利·詹姆斯的短篇，管它是不是超自然，除了表现出预料中的大师级内心敏锐，还展示了与生俱来的简捷；至于爱伦·坡，第一位美国小说巨匠，其不朽之处在于，寥寥几页里包含的激情，胜过同代作家苦心经营的一本大部头。

　　许多短篇确实衬托出长篇的啰嗦，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的文学画面上，充满了南方作家、罗马天主教作家和沉迷于哥特小说的作家，但是没有谁能像奥康纳描写怪癖南方人的小说那样，将荒诞、严谨的道德和钢夹般精准的心智融为一体。（摘译自斯考特：《赞赏美国短篇小说》，《纽约时报评论周刊》2009年4月4日）

　　其实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是超越政治超越宗教，也超越文学流派的，文学最终得回归文学。就如同人民包含了无数个人一样，历史也是由许多细节构成的，奥康纳的文学价值不在于其天主教背景，也不在于其南方属性，而在于她用自己的生花妙笔，描写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小人物，摩茨（《慧血》），塔沃特（《强暴的人夺走了它》），老奶奶 （《好人难寻》），寡妇（《绿叶》），流浪汉（《救人如救己》）等等，用这些小人物还原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南方历史，也因为具有这种强大的还原能力，奥康纳是不可替代的。相形之下一些与她同时代的南方女作家，如丽莲·海尔曼、丽莲·史密斯等，喜欢往政治上靠，后来索性不写小说改写政论文了。

　　（二）

　　与那些大红大紫的作家相比，奥康纳是寂寞的。她如早年的“阿默斯特女尼”，十九世纪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一样，长年住乡下农庄，过着宁静的日子，大部分时间写作，不写作的时光看看云，看看树，漫长的岁月都与孔雀为伴。她喜欢戴宽边眼镜，穿素色衣服，看上去像个修女，加上生性内敛，少有知己，整天伏案工作，不是写小说，就是写信。二十九岁那年她碰见一个推销教材的小伙子，叫埃里克·兰格杰尔（Erik Langkjaer），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记者后来采访过兰格杰尔。

　　她在1954年从一个男人那里获得的吻，可能是初吻，也可能是最后的吻。那人叫兰格杰尔，长得年轻而俊朗，专门推销课本。他后来这样描述：“我可能还没爱上她，但已经意识到她是个女人，所以就想跟她接吻。对我的建议，她有些吃惊，但显然愿意接受。我们四唇相触时，我感觉她的嘴没弹性，好像唇上没肉，结果没吻到唇，直接就碰上了牙，给我一种触到死神的不愉快，于是没再吻下去。我感觉吻着的是一具骷髅，那经历够吓人的。”（摘译自乔伊·威廉姆斯：《天堂陌生人》，《纽约时报书评》2009年2月26日）

　　有过这样的经历，你会明白为什么她笔下的人物总是冷冰冰的，要么邪恶，要么自私，从来不会出现可爱的形象，如果你读到一个小甜心，小可爱，那你手里拿着的一定不是奥康纳的小说。奥康纳把这段经历写进了小说《乡下好人》，一个粗鲁的圣经推销员吻了一位独腿女博士，随后扛着她的假肢跑掉了。

　　奥康纳的长篇代表作《慧血》（Wise Blood，1952），在爱荷华逗留期间已具雏形，曾获指导老师安格尔的大力推崇。小说主角叫海泽尔·摩茨（Hazel Motes），这个名字是有讲究的，源于圣经中的一个细节，当时耶稣提醒使徒注意，在擦净自己眼中的薄雾（haze）前，不要指责别人眼里有灰尘（mote），给男主角起这个名字，显然是有用心的。奥康纳擅长给小说暗藏各种神秘寓意，她曾说因为学习宗教教义，她在写作上节省了两千年光阴。宗教告诉她，每个词都是宝贵的，要让它具有活力，充满穿透力，映照各种不同的意象。她的小说总是充满神性的魅力。

　　摩茨退伍回来后发现家园已被拆掉，自己陷入信仰危机，于是像只无头苍蝇般开辆车四处狂奔。身为神父的爷爷告诉他，耶稣是为拯救人类的罪而死的，于是他决意以自虐的方式拯救自己，在鞋子里放碎玻璃，弄瞎双眼，还绑上铁蒺藜，弄得满身是血，以为这样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新耶稣，新的人类救世主，后来在警察的追击下，翻车死在一条沟里。按照奥康纳的说法，摩茨的悲剧在于他是个没有信仰的信徒，他朝拜的是没有耶稣的教堂，完全生活在自己的迷宫里。

　　当然这只是从小说抽取的一点意思，小说本身要丰富得多，尤其是描写南方人生活的种种细节，令读者大为称道。小说刚出版就引起《纽约时报书评》的注意，一则评论说“你不可能随意拿起这本书，拿起后你不可能随意放下，书中人物的命运迫使你往下看”。不过评论把奥康纳的小说归到荒诞小说那一类，对此她嗤之以鼻。她说她不明白为什么评论家把她的小说归为荒诞小说，而把真正荒诞的小说说成现实主义。现实如此荒诞，那些一本正经的小说家却要从中提取神圣的意义。

　　1979年《慧血》由大导演赫斯顿搬上银幕，拍摄地点选在奥康纳生前居住过的佐治亚州鲍德温县，请来大量当地人士做群众演员，赫斯顿本人出演摩茨的爷爷。1983年一支叫“四人帮”的英国后朋克乐队，根据小说谱写了一曲 《一个有好车的人》（A Man with a Good Car），一时间唱遍大江南北。鲍勃·迪伦的《巨浪》（High Water）第二章也出自《慧血》里的情节。

　　在奥康纳的眼里，这是一个充满欲望的世界，她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很少去关注所谓美：艺术美、自然美或女性美，女性不但谈不上什么美，甚至是丑陋的。她描写的女人通常都不太好看，对女人的形容也很刻薄，比如把棕色的长发说成是流泻的肉汁等等，哪怕就是谈论自己心爱的孔雀，遣词造句也是平静的，只把孔雀当做信仰的化身。人世间最重要的不是美，是原罪，是人类为了赎罪做出的诸种艰苦卓绝的努力。

　　奥康纳的魅力来自她的个人信仰，这一点是读懂奥康纳小说的关键，也是中国读者理解奥康纳的难点。评论家们为什么一再强调她的天主教（Catholic）背景呢？因为美国是一个新教徒居多的国家，天主教徒是少数，新教本来就是从天主教革新出来的，两种教派自然有些差异，比如对待离婚、堕胎、自杀等，天主教都持反对态度，教规要显得更严格，或者用天主教徒的话说，更接近神的旨意。我们熟悉的一些历史人物如哥白尼、利玛窦、徐光启、特丽莎修女等都信奉天主教，肯尼迪是美国总统当中惟一的天主教徒，他曾许诺若总统职务与天主教信仰发生冲突，他会选择辞职。奥康纳对肯寄予厚望，不想肯遇刺死在她前面。作为总统的肯尼迪，竞选时曾因自己的天主教背景饱受质疑，那么作为作家的奥康纳，其作品因强烈的天主教情结引起争议也就在所难免了。

　　奥康纳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常常因现实与信仰的背离而苦苦挣扎，如果我们对天主教缺少了解，对那分挣扎的理解也就十分有限，就如同西洋人如果不了解梅花的寓意，自然不能完全明白林黛玉为何要对着一株孤梅哭。虽然南北战争结束已近百年，但南方一直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忧郁，战败的悲伤在血液中代代传承，渐渐变成南方人性格的一部分，为了摆脱这种宿命感，有人选择酗酒，有人选择离开，也有人选择创作，在创作中升华灵魂，奥康纳属于后者，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们习惯于关注结局，似乎有了结局，事情才完整。奥康纳更看重过程，她的小说结局是开放的，人可能成为天使，也可能变成魔鬼，二者的距离并不遥远。她把信仰融入创作中，但使用的语言是浅显的，用上了许多田纳西和佐治亚的民间口语，读起来有浓浓的乡村气息。她向来主张信仰不需要繁复，连耶稣都可以与孩子交流，人写的文字有什么理由让人看不懂？如果说海明威的句子是短促，那么用一个词形容奥康纳的句子，是清新。在给女诗人毕晓普的信中，奥康纳这样评价自己：

　　如今我的小说比我走得远，我还从来没走出过美国，国内的地方去得也不多，有时候我会猜想国外的读者怎么看待我的小说呢，这种遥想拓展了我的视野。我不敢说巴西的生活与南方一样，但会有许多相似之处。这里有不少南美学生，我有一个朋友为他们上专业课，解决英文问题，他发现他们不喜欢阅读他指定的短篇小说，“我们为什么要读这种小说？”一个学生问他，“里面的人物从来不结婚。”这种观点我倒是挺熟悉的。……法文本正在翻译中，不过那是惟一的译本，他们收到了一些意大利文的评论，罗伯特·菲兹杰拉德住在热那亚，给我寄了一份评论的译文，评论的是我和尤多拉·韦尔蒂小姐的小说，作者那样去理解《火圈》，我不敢认同，不过他似乎还是看懂了小说并大加赞扬。他来过一趟萨凡纳，据他的描述，“城里充满了被损毁的十九世纪典雅，黑人的窝棚，令人窒息的酷热，长着西班牙苔藓的萎靡树叶，还有成群的蚊虫。”

　　洛威尔有次给我看了你的照片，你坐在佛罗里达的一处阳台上，留给我的印象是（我不知道多少归功于他，多少出自我的想象）你随不同的季节，沿海岸四处旅游，真是这样的话，要是你途经这儿，我和我妈妈欢迎你小做停留。我和她住在米利奇维尔郊外不远的乡下，这里是一处奶牛场，我可以告诉你，小说中按逻辑导致的那些暴力场面，在这里都见不着——虽说有潜在的可能。我们有户迁来的波兰邻居，也跟一家匈牙利人做点小买卖。有两户有色人，一年前还有些好心的乡下人，他们受不了波兰人，搬走了。我们不时会遇到一些不那么好的乡下人，好在他们整天搬来搬去的，用不着长久为邻。（摘译自奥康纳：《致伊丽莎白·毕晓普》1957年1月13日）

　　除了兰格杰尔，奥康纳还有一段隐秘的故事，那是一个被称为A君的神秘人士。

　　她长期隐居乡间农庄，看似与外界没什么来往，其实许多同时代的作家与她是笔友，当中不乏文坛翘楚，比如诗人罗伯特·洛威尔，伊丽莎白·毕晓普，小说家玛丽·戈登，凯瑟琳·安·波特，尤多拉·韦尔蒂等，有的人还专程前往米利奇维尔登门造访；同时作为一位虔诚的教徒，一位有使命感的作家，奥康纳也喜欢与普通读者通信，几乎逢信必复，在信中解说自己的文学观。她写信跟写小说一样，一丝不苟，打字稿上常常有钢笔修改的痕迹，每封信都洋溢着文学的光辉，因此她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书信体作家，读奥康纳不读她的书信是非常可惜的。

　　多年来人们一直猜测A君是谁，莫非是弗兰纳里的秘密爱人？莫非也是一位名作家？后来大家发现原来是居住在亚特兰大的贝蒂·海斯特，一个羞怯而一本正经的闷骚女人，“一个心怀上帝的不可知论者”，一个梦想当作家的烟鬼，为其守寡的“克里德”姨妈照管着一群猫——知道这一切后，大家不免有些失望。（摘译自乔伊·威廉姆斯：《天堂陌生人》，《纽约时报书评》2009年2月26日）

　　其实海斯特也并非如上面说的那么糟糕，她比奥康纳大两岁，在一家零售信贷公司做职员，每天乘坐公交车横穿亚特兰大市中心，往来于公司和住地，有同性恋倾向，终日喜欢喝酒，也喜欢文学，写过一些小说、诗歌，从未拿出来发表。两人初识于1955年，当时奥康纳正深陷于第二部长篇小说的构思中，对海斯特的来信感到很诧异，于是两人开始了长达九年的通信。

　　见过《时代》周刊那个人后，我终于明白，一个人要想不被贴标签有多难。他要我给自己下定义，这样好有东西可写。你是位南方作家吗？你是位什么样的天主教徒？等等。我反问他世上都有些什么样的天主教徒，他说有自由的或保守的呀。在这采访的一个小时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随后我整晚睡不着，一直在想如何字斟句酌回答他的提问。（摘译自奥康纳：《致海斯特》，1960年2月13日）

　　这种由书信结成的友谊，在互联网时代是很少有了。奥康纳一直与海斯特探讨天主教的信仰，可是有一天海忽然宣称不再信教，说自己是个不可知论者，此事给奥康纳造成巨大伤害。此前海斯特说自己有同性恋倾向，已经伤害过奥康纳一次，不过相比起对信仰的背叛，同性恋实在不算什么。在奥康纳去世三十多年后，海斯特不堪孤独饮弹身亡，不是不堪没有奥康纳的孤独，而是不堪人世间的绝望。她死后A君的身份才被媒体曝光。这个女人因为与弗兰纳里·奥康纳通过信，留在了奥康纳粉丝的记忆里。

　　1958年奥康纳去了一趟法国，去法国南部的鲁迪斯治病，这是她惟一一次离开美国。鲁迪斯有许多温泉，还有设施齐全的温泉疗养院，但奥康纳似乎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在给朋友的信中她说：“我对自己这把骨头不在乎了，更在乎手头的小说。”她指的是《强暴的人夺走了它》（The Violent Bear It Away，1960），这段时间她一直在打磨这个长篇。这部小说的名字看上去有点冗长，其实也是有来头的，引用了《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里一句经文，意指一个人要想进入天国，光有善行是不够的，若能通过烈火考验，则可以捷足先登。奥康纳曾把小说的第一章取名《你不可能比死更穷》，发表在1955年的《新世界写作》杂志上，作品讲述十四岁的塔沃特拒绝继承神学父业的故事，当时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

　　小说的开头就很奇绝，一个老头快死了，叫来自己的侄儿塔沃特，要侄儿按基督徒的方式把自己埋了，坟头竖起十字架，这样审判日到来时，他才可以得到复活。年轻人开始掘坑，可是掘着掘着，脑袋里忽然响起一个声音，要他停下来忘掉这事。他听从内心的呼唤喝酒去了，酒醉回来放一把火，把叔叔的遗体和老宅烧个精光。塔沃特怀着一颗罪孽深重的心，开始在城市里四处漂泊。小说中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描述对象，是塔沃特脑子里的声音，那声音时而隐藏，时而出现，被塔沃特认为是自己最可靠的朋友，而奥康纳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那声音其实是撒旦。

　　1963年秋天，奥康纳前往华盛顿参加乔治城大学建校175周年校庆，就她的小说创作做讲演，讲演稿是一字一句写好的，她照着稿子念了四十五分钟，这是她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说。在被诊断出患红斑狼疮后，奥康纳如自己判断的那样，又活了十几年。她对自己的命运是很坦然的，做过这样的比喻：“龙在路边望着过往的路人，小心提防，它要吃你的；你就要到主那里去了，但你必须从龙的身边经过。”她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现代意识的天主教徒，这是一种最高境界的体验，“人在挣扎苦忍这个世界的同时，也会热爱这个世界。”她就是凭着这种挣扎和热爱，度过了三十九年的短暂一生。

　　因为健康的原因，奥康纳终身未婚，把文学看得比婚姻更重要，宁可从文学中去寻找虚幻的爱情。更重要的是，在创作长篇小说的同时，她完成了两卷短篇小说集，这是她文学创作的精华，她因此被誉为美国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多少作品在时间的河流里沉没了，但优秀的文学不会被遗忘，半个多世纪过去，奥康纳就像她驯养的那只会倒走的鸡，从历史深处向我们走来，陪伴她的除了一大群孔雀，还有一大群她创造的文学人物。

　　2011年5月于桂林